2013年9月19日 星期四

萧克将军口述澄清党史军史若干疑点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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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克将军

       2008年10月24日,开国上将萧克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听到中央电视台播发的讣告,我立刻想起27年前随同他视察闽西时的情景,以及他对有关历史问题的口述记录。1981年11月27日至12月3日,萧克为协助中央有关部门了解有关历史问题,在福州军区副政委王直、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卢叨陪同下到龙岩地区视察。他当时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部副部长兼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龙岩地委对此十分重视。当时我正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经过龙岩,龙岩地区副专员、地委宣传部部长蓝天和地区文化局局长张惟邀我随同,协助应答和采访有关历史问题。

  萧克在龙岩地区先后参观了龙岩、古田、上杭、才溪、长汀等纪念馆,召开了一些座谈会,回顾和阐述了有关历史问题。当时正值拨乱反正,许多重要的历史问题需要重新研究,作出客观科学的结论。萧克将军是著名的军事家和军事教育家,一贯坚持"求真存实",强调"历史事实是最大的权威",倡导"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他在闽西沿途睹物思情,对有关历史事件与人物的回顾评价有其独特的见解,十分珍贵。萧克将军离开闽西以后第三天,我把他的谈话记录整理成文。27年来,这份原始记录稿一直保存在我的资料夹里。现在将这份珍贵的口述历史记录重新整理,留作后人研究,并以此寄托对这位曾经在闽西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学者型将军的纪念。

  一、关于参加革命前后和南昌起义军在闽西

  在一些座谈会上,我们请萧克将军谈谈他参加革命前后的情况。

  萧克说:

  我在家里的名字叫萧克忠,后来入家乡湖南嘉禾县立甲种讲习师范读书时,我因在家祠里属"武"字辈,就改名为肖武毅,参加湘南起义时又改为萧克这个名字。那时的师范学校有三种,甲种读两年,乙种读一年,完全师范读五年。毛主席读的长沙第一师范就是完全师范,粟裕是在第二师范,第三师范就多了,黄克诚、蒋先云都是。

  我们嘉禾县原属桂阳州,桂阳州管4个县。我在师范照例读两年毕业,实际上读了两年半,因为校长为我们增加了一些课程,读心理学课程时,校长弄到一本南京高级师范教授廖世承翻译的美国斐各兰·多尔文写的一本很厚的《心理学》,结果延长了课程。校长看我接受能力好,又给了我一本严复翻译的英国《耶方师名学浅说》。这本书是用古文翻译的,很难读,说是伦理学的书,但《名说》又不完全是属于伦理学的。我虽也读完了这本书,也不一定就是读懂了。读完了师范,我于1926年1月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第四期,因路上耽搁,误了考期,就考入军事委员会宪兵教练所,这个教练所是士官训练。那时黄埔军校已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山舰事件后,我们学校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宪兵教练所。

  我是2月份入学的,过了一个多月,到4月份才正式开学。开学典礼时,邓演达还来讲了话,他是黄埔军校的教育长。我们在7月份就毕业了,因为是军士,宪兵团的军士过多,分配不了。学校对我们说,你们愿意到别的部队去也可以,毕业文凭照发。毕业以后,我和几个同学先回到湖南家乡,住了十多天就去长沙。这时北伐军已占领了武汉,我就在长沙进了补充第五团当兵器员,团长是蒋先云。副团长傅维钰,他后来在上海淞沪战争时牺牲了。我们从长沙出发,经醴陵、高山,到了南昌,再向东去,经上饶、贵溪、义乌到金华。

  这时,我接到我堂兄弟从武汉来信,叫我去武汉,他在北伐军第四军政治部工作。我接信后就请了假去武汉第四军政治部,先在上饶坐信江的船到南昌,再坐火车到九江,在九江坐长江的船到武汉。到了武汉,我兄弟才告诉我,蒋介石是坏东西,你不要再回去了,去南京那边不好。不久,武汉方面就搞反蒋了,那时大约是1927年二三月份。3月份,我就转到了叶挺部队。那时第四军分编为两个军,即陈铭枢的十一军和李济琛的第四军。张发奎是第四军副军长,叶挺是第十一军三十五师副师长,我在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那时每个师辖三个团,二十五师辖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团。

  我1927年3月入部队时当连指导员,那时的连长军衔一般要比指导员高一级。我还不是党员,我们连长是党员,我们的工作配合得很好。连长看我要求进步,就介绍我看《向导》、《共产主义ABC》。他知道我想加入共产党,就对我说,帮我去找党,但他没有告诉我他就是共产党。不久,他就介绍我入了党。

  1927年8月1日,萧克参加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以后,起义部队南下,从赣南瑞金转入闽西,9月上旬到中旬经长汀、上杭,然后继续南下粤东潮汕地区。我们请萧克将军谈一谈南昌起义部队在闽西时的情况。

  萧克说:

  南昌起义以后,我在抚州叶挺部第二十四师七十一团二营当四连连长,陶铸当六连连长。到了汀州改编部队,陶铸又调到二营去当副官。

  我那时只是个连长,每天行军走路。一路上还搞宣传,张贴标语、口号。政治保卫处在这一带路上打过土豪,那是李立三搞的,他是处长。我们经过一些村庄时,可以看到政治保卫处在村口插的牌子,上面写着本村某某是土豪,部队可以去挑谷子。但是由于弄到了谷子还要去砻成米,不方便,所以还是买米的多。战士们大多是农民出身,看到政治保卫处写的挑土豪的谷子不要钱,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大家都很兴奋。李立三在汀州时给我们做了个报告,会议是由阳翰笙主持,讲的内容是土地革命问题。在南昌起义时说过,对拥有200亩以上土地的地主,没收其土地。李立三在汀州的会上说,广东来的农民讲,他们那里20亩以上的土地就要没收。他的报告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谭平山也讲了一次,讲的是具体政策,我们不懂,他在瑞金讲还是在汀州讲的,记不起了。

  我们在这一带经过时,南昌起义军的旗帜是土地革命,政治保卫处号召要打土豪,李立三在汀州亲自处决了4个大土豪。开审判会时,我们连派了代表去参加,代表们回来说,李处长在审判会上把桌子一拍,说把土豪拉出去枪毙。后来李立三有错误,但他在历史上还是有好处的,南昌起义时他是有功劳的,起义前他与张国焘作了斗争,也是有功劳的。张国焘主张暂时不要起义,要等待联合了张发奎再一起搞,李立三他们反对张国焘的主张。

  二、关于红四军首次入闽和有关历史人物事件

  1929年1月,红四军从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3月11日经瑞金首次入闽,3月14日击溃国民党军郭凤鸣旅,占领长汀。萧克将军参加了这次军事行动,我们请他谈谈相关情况。

  萧克说:

  过去我们在闽西打过游击战争,我对闽西很有感情。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有两个原因。第一,闽西有好的干部,有好的群众基础。张鼎丞、邓子恢、傅柏翠等就是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傅柏翠应当给他一个历史地位,他在历史上是做了好事的。第二,朱毛红军到闽西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一支很能作战的部队,能够坚决执行中央的方针。当时毛泽东思想还没有形成,我们主要是执行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但现在反映的这段历史的材料中,很少见到这种介绍。在朱毛红军的初期,应当注意多反映党的六大精神所起的作用。

  那时我们称红四军为朱毛红军,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如果没有朱毛在井冈山会师,红军的影响不会那么大,朱德的队伍是很能打仗的。为什么湘南起义可以那么快搞起来呢?就是因为有湘南特委,有地方武装,再加上朱德的部队,所以把许克祥的一个师打垮了。秋收起义部队的战斗力不行,其中主要是原武昌警卫团能打。如果没有这两支队伍的会师,井冈山不会有那么好的形势,因此提朱毛红军完全合乎事实。

  朱毛红军在1929年1月向赣南闽西进军,3月打开汀州,这是中国革命由处于低潮开始回升的一个标志。当时正是蒋桂战争爆发,如果没有蒋桂战争,全国形势还不可能有大的发展,闽西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发展。

  我们第一次入闽时,敌人在背后追击。我们又不敢走大路,从瑞金与古城附近的虎头嘴往南面插。到了长汀四都,闽西的敌人郭凤鸣派出部队来打我们,我们以前没有与郭凤鸣打过,不知道他的实力。第二天他的部队与我们一接触,一下子就把他打垮了,抓了十几个俘虏。我们一审问俘虏,才知道他们的战斗力不行。当天晚上前委召开会议,研究了郭凤鸣的情况,决定打。3月14日,我们一下子把汀州打开了。到了汀州,我们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知道了蒋桂战争打起来了。红军打下汀州和蒋桂战争的爆发,标志着革命形势开始回升。打汀州先后打了两仗。第一仗是在四都,把敌人冲垮了。打死他们几十个,俘虏十多人,他们的战斗力不强。第二仗打长岭寨,郭凤鸣也亲自出马了。这一仗最多大约消灭了敌人千把人。那时候打掉他千把人算是了不起了,是很大的胜仗了。郭凤鸣的部队是被我们打垮了,击溃了。我们陪同萧克将军参观了几个纪念馆,在参观过程中,他对陈列版面上有些人物和事件的文字表述提出了很重要的意见。以下是11月29日他在参观龙岩县纪念馆(现龙岩博物馆)时的谈话。

  看完了“红四军三打龙岩的背景”部分以后,萧克说:“如果把广州农讲所也作为一个背景来讲,就应当反映一下彭湃,他是农讲所的首创者,前后六期,他至少担任了两届所长。他是中国农民运动的先驱,是第一名,毛主席是第二名。他1922年开始搞农民运动,毛主席是1925年开始。东江的农民运动是最早的。”

  在毛泽东1931年摄的照片前,萧克说:“现在许多人画毛主席在红军时的形象都不戴帽子,其实那时都穿军装,记得我们在砻市会师时,就看到毛主席穿着军装,戴着军帽。”

  在红四军四言体布告前,萧克说:“红军在开始时叫做中国工农革命军,到了井冈山以后就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红四军的四言体布告,我们在当时都要背下来,而且常常把其中的字句拆开来定为每天的口令。比如问令是——平买.,回令是——平卖。”

  看了长岭寨战斗的说明文字,萧克说:还应当写上十一日打四都。打了四都一仗,才敢在十四日打长岭寨这一仗,所以应当讲打四都。你们说消灭他们2000多人是过多了一点,他一共才3000多人,在长汀的实际兵力才两个团。我们是把他击溃了,打散了。

  在看”一打龙岩”的陈列室时,萧克说:“一打龙岩记得是两个纵队参加了,一打下来就转到坎市了;三纵在后面,没有打,他们到了龙门以后也转往坎市了。我们是打下龙岩的当天下午去的,到了坎市还打了一仗。打龙岩时全军的兵力大约是3000另几十人,本来从井冈山下山时有3500多人,到了东固把伤病员留下来,就只有这么多了,一路上也没有什么扩大。那次行军从瑞金出发以后,一天要走90多华里,大概走了3天就到了小池。朱老总在小池主持开了会议,是在一个房子里开的,不是在野外吧。朱云卿也参加了,并且讲了话,他说地方党的秘密情报,与我们派出的侦察员的报告是一致的,敌情是很准确的。”

  在看了《罗瑞卿同志任红五十九团参谋长》的文字说明以后,萧克将军说:“罗瑞卿当时不是参谋长,是参谋,刚刚才从上海派来的。不要搞历史为政治服务,不要一打倒就什么都坏,一恢复就又样样都好。他当时就是参谋嘛!谁都知道傅柏翠是团长,四纵队是傅柏翠领导的。我在中央党史研究委员会上就说,搞历史不要唯上,唯权威,唯定论,搞历史是不能这样干的。我们当时都知道,邓子恢、张鼎丞、傅柏翠三个人是平列的。”在《白沙战斗示意图》前,萧克说:“对,这个仗打得好!第三次打龙岩时,毛主席没有到,他在后面。作战会议是朱老总主持的,由朱云卿具体部署。实际上,毛主席当时已有很多时间去搞地方工作了,打白沙就是由朱德指挥的。毛主席在指挥作战方面没有那么多经验,在井冈山时很多大仗都是朱老总指挥的。你们不知道这些,是因为后来只宣传毛主席一个人。这不准确,可以慢慢改正过来。”

  在说到红四军三打龙岩召开了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时,萧克说:“我记得在七大召开前林彪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但这封信现在找不到了。信的内容我大概还记得一些。当时有些同志主张建立军委,林彪的信上说朱德怎么不好。毛主席同意林彪这封信。我支队的党代表高静山对我说,林彪这封信不好。高静山是好同志,他比我站得高,看得远。林彪的信上还说朱德是搞阴谋。同志之间有不同意见,怎么能说是搞阴谋呢?”

  看到版面文字:“伍中豪同志,参加朱德、陈毅同志领导的湘南暴动以后……”萧克说:“伍中豪是参加秋收起义以后上了井冈山的,不是湘南暴动的,你们这个写错了。他是比我们先上井冈山,在分兵活动时碰到了朱德带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他们互相介绍了情况。部队改编时,他任工农革命军三营营长,1928年10月当三十一团团长。三十一团团长原为朱云卿,朱调任军参谋长后由伍中豪接任。”

  看了介绍胡少海曾在黄埔军校学习的文字说明后,萧克说:“胡少海没有到过黄埔。他的家里是大地主,兄弟都是土豪劣绅。他自己有十几条枪,是支绿林队伍,也搞打富济贫,但不是党员。他打仗有点经验,我们与他联系上了。他开始是工农革命军二团团长,后任红四军第三师师长,是一个好同志。他在家里排行老五,在湘南时他的弟弟老六带了四、五百条枪来打我们,胡少海也带着队伍与他们打,两兄弟各带一队对打了一阵。”

  在萧克早年的一张相片前,萧克说:“我这张照片自己也没有了,恐怕还是到了延安后照的。你们如果要把我的名字写上,还应当写上二支队党代表高静山。他革命早,水平比我高。他后来的情况不知道怎么样了?你们知不知道?他在1929年调任二纵队政治部主任时,由粟裕接替他任我们支队的党代表。当时一纵队的序列是:纵队司令林彪,党代表熊寿祺,一支队长王良,党代表粟裕,二支队长萧克,党代表高静山。打下龙岩后,粟裕改任二支队党代表。”

  三、关于1929年红四军若干历史问题

  在陪同参观考察途中,我们就1929年红军在闽西活动的一些较为引人关注的问题请教萧克将军。11月29日下午,他同我们几个陪同人员专门开了个座谈会,对我们提出的问题一一作出解答。

  第一个问题,红四军到达东固以后,如何确定向闽西进军的?

  我们从井冈山出发时,就已经知道了李文林、方志敏在赣南和赣东北的情况,决定到赣南去展开游击战争。后来到了东固,与红二、四团会合。那时只是在赣南游击,东面靠着武夷山,还没有确定要入闽。后来到闽西去是形势造成的。你看我们的行军路线就知道,部队走水南、白沙、招携、广昌、石城,是从东固的北面向南走的。当时我们到了东固以后,发现滇军朱培德的一个旅长张与仁来追我们。我们就向南走,到了瑞金壬田市。这时汀州的郭凤鸣的军队出来了,瑞金也有敌人。我们就从瑞金与古城之间的虎头嘴向南走,到了长汀四都,郭凤鸣来打我们。我们把他打垮了,摸清了他的实力不强,才决定攻打汀州。

  这里有个故事,当我们从石城到达黄柏圩时,发现后边追击的敌人回头走了。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等到打进汀州以后才知道,是蒋桂战争爆发了,张与仁旅才回去了。如果蒋桂战争不打起来,张与仁不回头,我们还不一定去打汀州。张与仁的部队是很能打仗的,他也认识朱老总。所以说我们进军闽西,是由于形势发生变化,军阀重开战,才能打开汀州。以后我们能重回赣南,三次入闽,都比较顺利,也是利用了敌人内部的矛盾。

  第二个问题,中央二月来信对红四军有哪些不良影响?

  当时有个分兵问题。我们到达东固以后,全军分成3个纵队,准备分兵游击。曾计划陈毅带第一纵队,朱德是第二纵队,朱老总还打算改名为刘忠,毛主席去第三纵队。中央对于形势的估计是不正确的,认为军阀混战不一定会打起来。这个思想对红四军也有影响。后来蒋桂战争打起来,中央的这个思想也自然就没有什么影响了,这时也没有人要求分兵了。

  二月来信对红四军、七大也有可能有某些影响。七大上有的人主张朱、毛都去上海,有人说留朱不留毛,有人说留毛不留朱。我看这就是二月来信的影响。对八大有什么影响,就说不上。

  第三个问题,红四军七大的经过,如何评价这次会议?

  七大上争论的问题在新泉就已经讨论过了,而且还不止一次。关于工作方式方法的问题很多,还有留朱不留毛的问题,留毛不留朱的问题。当时林彪讲了一句话:“没有朱德这个军长我们也可以搞,没有毛泽东这个政治家我们也可以搞”。我们不赞成这句话。七大把毛主席排挤了,这是错误的。林彪那时是拥护毛主席的。

  讨论时什么意见都有,这也没有什么了不得。陈毅是反对毛主席的,后来陈老总检讨也检讨不完。前年我写了篇文章发表在《红旗》杂志上,认为七大的争论不是什么路线斗争,因为双方都拿不出真正是说明路线斗争的问题。我在今年(1981年)8月18日中央党史委员会上也讲了这个问题。我认为研究党史不能唯上,唯权威,唯定论。这种研究方法是过去搞的,在“文化大革命”时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现在也还有。例如说江西富田事变是AB团搞的反革命事变;再如说把红四军“七大”的争论说成是路线斗争。我这篇发言将在明年第一期《近代史研究》上发表,除了有关肃反问题,都将发表。

  罗荣桓、陈毅同志过去也曾经讲过红四军“七大”路线斗争很激烈,那是过去讲的。如果今天还这样讲,那么请问双方的路线性观点是什么?是不是要在过去的十一次路线斗争以外再加一次路线斗争,成为十二次路线斗争?陈老总为了这个问题检讨也检讨不完,甚至连说他“篡军”这样的话也讲出来了。“七大”时选陈毅为前委书记,大家既然是大会的代表,就有权选举,选陈老总有什么不可以呢?陈老总也是好同志么!罗荣桓同志关于红四军“七大”有两次讲话,一次讲是路线斗争,一次就没有讲是路线。我在前年写的文章讲了点意见,我就不认为是路线斗争。当时有的同志主张要军委,有的主张不要军委,由前委直接管。这也谈不到路线斗争吧。当时的路线,是对党的“六大”决议路线赞成不赞成的问题。我们大家对于“六大”路线都是赞成的,“六大”规定的三大政策、十大政钢,大家都遵守的,没有什么争论。把红四军“七大”的争论说成是路线斗争,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说起的,从那时起就把它说成是路线斗争了。

  对于要不要军委的问题,井冈山时期就有了军委,也不见得不好。到闽西后又提出,还是保留军委,由前委主管地方,军委管军队。林彪说这是个阴谋,他在会上发言说,有了前委就行了,还要军委干什么?他当时给前委写了封信,提出了这个观点。

  第四个问题,关于红四军在上杭召开党的“八大”问题。

  红四军“八大”我记不得多少,讲不了。熊寿祺给中央的报告说:“七大”、“八大”争议很厉害。我倒是记得“八大”时他与林彪争得蛮厉害。林彪为此给红四军军委连写了几封信,与熊寿祺的矛盾闹得好厉害。林彪说不干了,把我派到苏联去也可以,去上海也可以。朱德同志专门开了会,调解他们的矛盾。争论什么不记得了,记得是林彪与熊寿祺闹得很厉害。

  “八大”时是提出要毛主席回来,写了信去。毛主席回了信,把陈毅说了一顿,说得好厉害。“打倒陈毅主义”这句话倒不知道,但那封信把陈毅说得很厉害,我们看了都不满意。当时决定要叫他回来,再不回来要给他一个警告处分。我们认为他是不能这样对待陈毅的,陈毅到中央去把红四军的情况如实地汇报了,中央给四军的九月来信也是陈毅代为起草的。以前有人说,曾听陈毅说过,一定要到中央去要求把毛主席调开。但陈毅是对谁说过这个话呢?也说不清楚。

  毛主席后来回来了,是坐着担架回来的,贺子珍也病了。他回来后说:我那封信写得是不好,身体不好,精神情绪不大好,所以写了那样的信。他说我的身体还没有好,要继续休息。他既然认识了,也没有再处分他。

  他的那封回信,我还记得个大概,主要是针对陈毅的。前委收到信讨论过,说要他回来,否则要给他个警告处分。然后前委再给他写信,他就坐着担架回来了。他回来以后就给前委写信,承认那封信写得不对。

  第五个问题,红四军出击闽中和东江的背景,如何评价这两次行动?与红四军“七大”、“八大”有没有关系?

  红军出击闽中,要从当时的军事形势来考虑。这就是敌人发动的闽粤赣三省“会剿”。这个“会剿”从军队序列方面来看,福建的张贞师两个旅,即杨逢年旅与张汝劻旅;江西是金汉鼎的一个师;广东蒋光鼐派出了陈维远一个旅。敌人从3个方面向闽西苏区前进,杨逢年占领龙岩,张汝劻从南靖那边过来,陈维远占领了永定、湖雷,金汉鼎占领了长汀、河田。从敌人的这个序列、形势、“会剿”进行的情况,再加上有金汉鼎的统一指挥,已经形成了“会剿”的局面。当时我们还得到了刘和鼎师要开到福建来参加“会剿”的消息。

  前委研究如何打破敌人的“会剿”,是根据当时形势来决定的。那时提出有两种打破敌人“会剿”的方式。那时候是提“打破”,不叫“粉碎”。一种方式是在内线打,让敌人进来再打;另一种是跳到外线去打击敌人。前委研究,决定从外线重点打击张贞部队,因为张贞部队比粤、赣两省的敌人都弱。打的结果是把张汝劻旅打垮了,杨逢年旅不得不退出龙岩,把“会剿”基本打破了。红军打下龙岩后休息了十多天,再打上杭,把上杭打下来,就把“会剿”根本打破了。

  对于这个问题有几种不同的看法,有的人把出击闽中叫做右倾机会主义,或者是说右倾逃跑;也有说是军事冒险主义,叫做冒进闽中。这两种说法都不准确,因为打破了敌人的“会剿”吧!难道一定要在根据地内打才正确,到外面打就不正确?恐怕不能这样说。

  到外线打击敌人的例子过去也有,我们在井冈山会师后,敌人发动了“会剿”。江西的敌人第八十团、八十一团到了永新;湖南敌军吴尚部到了茶陵,也是从两个方面来。我们会师后,朱德带了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从砻市出发,经过茨坪打黄坳,把黄坳敌人一个营打垮,再转向永新,接连打垮了敌人,占领了永新城。我们那时也没有一定要等敌人到了宁冈或龙源口才打吧!敌人第二次来打井冈山,杨池生带了4个团,有两个团到了永新,两个团到了烟江。我们第二十八团先把他们一个团打垮,然后一个急行军攻打永新,打垮了敌人七十九团,一直冲到永新城内。这也是一种打法。难道我们也一定要等到敌人到了宁冈、龙源口才打?第三次,敌人已经上到了新、老七溪岭,我们才回击,我看也可以。1929年1月,敌人对井冈山大围攻,我们感到敌人多,还是去赣南搞游击战好,就打出去了,由彭德怀、滕代远的部队留下来守山。那时我们如果一定要在井冈山,我们红军有5000人,宁冈县才4万人,我们吃什么?

  所以,我认为只要能打破敌人,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朱老总领着二、三纵队打闽中,打破了敌人的“会剿”,结果是好的。难道能说这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吗?象这样的战例,红军本身就不少。

  二、三纵队出击闽中后,我们一纵队留在上杭兰家渡、丰稔市一带。我这个支队改名叫上杭县游击大队,我也可以算是大队长吧。一支队也同样改了名称。目的是隐蔽在根据地内,同敌人斗争。“文化大革命”中说一纵队留下来是林彪为了保卫毛主席。难道闽西几千名游击队员不能保卫毛主席?难道闽西根据地80万群众不能保卫毛主席?这简直是胡说八道!一纵队留在闽西是根据军委的命令,我还看到过这个命令。如果他林彪敢于违抗军委命令而行动,不是向军委闹独立性吗?其实,他那时候也是要执行命令的,也是不敢违背军委命令的,那时候不要说你林彪违背命令我们会反对他,就是毛主席如果要违背,我们也是要对他提出批评的。

  从闽中回来后又打开上杭,士气很高呀!什么闽中山高、路险,卢兴邦又怎样啦,问题是我们打了胜仗,杨逢年也吓跑了,是敌人跑了,不是我们跑了嘛!有位同志对打破敌人三省“会剿”一字不提,说朱德带领红军到梅县去打了败仗,而且加了形容词,是“大败仗”。我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批评意见,我说你为什么不说打破了敌人的三省“会剿”呢?

  红四军出击东江与“七大”、“八大”恐怕没有什么关系。出击东江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粤军陈济堂与桂军徐景唐混战,中央要我们到东江去;二是东江当时已经有相当基础的游击战争,丰顺、马图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从梅县到达马图时已是晚上8点了,部队要过一条河,当地群众在河边上举着火把为我们照明。

  打梅县打得不好,由于通讯联络不好,不知道敌情的变化。打梅县时敌人是个教导团。我印象敌人有炮兵部队,敌人打得很顽强,很会守房子。我们不能解决战斗,打不进去,打到下午四、五点钟就主动撤退了。这次战斗说是打败仗是可以,说大败仗就不符合事实了。如果说这次是打了大败仗,那么1930年二打长沙时打不进去而撤退,是不是也要说是第一、三军团打了个大败仗呢?我们打梅县时伤亡不过300人,最多400人,伤亡主要是参加攻城的第三、第一纵队,我那时代理一纵队参谋长,大体情况是知道的。

  后来说打梅县损失了好多好多,实际伤亡约近400人,其中亡的不怎么多。当时伤与亡的比例约四比一到三比一,如果伤亡400人,那么死亡数是100人左右。过去打仗不象现在的机枪子弹,打中就死,那时候的枪弹威力不大,有的中了几枪也死不了。朱云卿参谋长的家是梅县城里的资本家,打下梅县的第二天,他把家里的毛衣都搬到大街上分给战士们,堆得很多,但还没有发完敌人就打来了。当时撤退时是丢掉了一些东西,但也说不上是太大的损失吧。

  部队减员主要是打开上杭后扩大的新兵,这些人逃亡多,主要是吸收进来以后没有做好教育。但不要把这个损失看成是很大的损失,如果为了突出说明这次行动是个路线错误而夸大损失,是不必要的。一纵队由10个连减为7个连,二纵队的情况不清楚,三纵队没有什么损失,最多减少一个连,后来整编时三纵队也没有多少补充。以后有人说三纵队减为一个大队,这说得太严重了吧。如果三纵队只剩下一个大队,那么伍中豪那个纵队司令也没有什么好当了,当个连长去算了。

  第六个问题,1929年红四军在闽西七月分兵时,一纵队在上杭地区的活动情况?

  我那个支队是在蓝家渡、大地、丰稔市那一带地区,由于群众刚刚发动,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做群众工作,帮助他们建立农民协会,建立武装、建立政权,那时搞的政权是叫苏维埃还是革命委员会,已经记不准了。我们在那里搞了一个多月,就开到庐丰去了。当时快要收割稻子了,要搞分田,记得我们在大洋坝时,毛主席到永定去路过那里,他那时已经不是前委书记了,但还是我们的党代表。他在一天晚上对我们说,你们要赶快发动群众,搞分田,要赶快分下去,不要搞得太复杂。你们到村子里去调查二、三天就知道了,把地主的田分了,农民们只要得到一季的谷子,他们的情绪就稳定了。后来,我们在蓝家渡就照毛主席说的那样稿,虽然方法粗糙些,但影响很大,农民们都知道共产党好,是为人民利益办事的。

  我们有时候也同张鼎丞接头,记得有一次在蓝家渡一带开群众大会,张老也讲了话。大洋坝有个共产党员,叫什么名字记不起了,工作搞得很快,他家是地主,但他是个好同志,可以牺牲自己家庭的经济利益起来搞革命。

  把一纵队留在那一带地区,大的作用说不上,对发展巩固闽西根据地是起了点好作用的。敌人到了永定湖雷,但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他们也无所作为了。根据地内还有一些反动民团。有一次邓子恢要我们去打民团,我们到了合溪,把敌人打走了,具体在什么地点记不得了。

  蓝家渡有支地方赤卫队,一百几十人,枪也有,土制的多些。我们在那里组织了贫农团,我们搞群众工作,要建立地方武装、贫农协会、红色政权,还要建党。丰稔市那一带也搞了起来。朱老总率领二、三纵队攻打上杭时,我们还在庐丰那一带。庐丰离上杭只有三四十里路,那天晚上听到响了一夜的枪声,天亮以后枪声停了,不久就听说打开了上杭城。攻打上杭城可以用“出奇制胜”个字来概括,只打了一个晚上就拿下来了。部队是从汀江边上爬上城的。打下上杭以后,我们还在庐丰一带做群众工作,我去过上杭几次。过了一个多月,我们向南开,到了武平象洞一带,然后再开到广东松源去。

  有的同志问我,红四军在“七大”以后的政治工作是不是削弱了?说红军的政治工作削弱,我很难具体说出来。但我觉得我们那时的政治工作做得也蛮积极的。可能在一些具体工作上会有些影响,因为毛泽东、陈毅都已不在了,在具体工作上照顾不周是有可能的,是否要用“削弱”两个字可以考虑。如果说有,是相对的说,我脑子里没有一个具体的东西来衡量。三纵队的政治工作比我们两个纵队要强一点。一纵队的政治工作我们自己都参加了,我感到那时的群众工作是加强了。毛主席虽然离开了,但是他的好的意见我们都听了。

  蒋伯英,《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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