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打虎”——蒋经国对百姓的一场祸害

 　　导语：1948年，蒋经国奉命到上海控制通涨，虽有“只打老虎、不拍苍蝇”之豪言壮语，仍不免铩羽而归。后世多以宋美龄的干涉作为这场失败的主要解释，对蒋经国则颇多同情和惋惜。事实果真如此么？

　　蒋经国1948年去上海的真实目的是为了推行金圆券改革

　　金圆券改革的本意，是为抑制通胀，但设计上却有抢夺民间财富的嫌疑

　　鉴于国统区经济衰退越来越严重，为抑制通胀、控制物价，1948年8月，国民政府决定进行货币改革，以金圆券代替已失去信用的“法币”。但金圆券改革的设计方案，从一开始即透露者搜刮民间财富的嫌疑。据该方案：第一步，要让老百姓交出真金白银。规定仅金圆券可作为货币流通，金、银、外币等硬通货都要“收归国有，由政府规定价格，以金圆券限期收购，逾期发现，一律没收”。第二步，冻结职工薪水。如“私人企业职工薪水……非经政府核准不得加薪”；“公私员工不得再按生活指数调整薪水”。第三步，严格限制物价，使物价短期内不再增长，“都市日用品价格未经许可，不得超过金圆券发行前一日（即8月19日）之价格”，以赢得民众对新货币的信任。第四步，为保证对物价的限制，须查验、控制货物，防止商人囤积居奇。“金圆券发行前若干日，同时将沪津穗汉四市之公私仓栈封锁检查，登记存货，禁止货单买卖，并限制提货数量。”这四步改革方案，步步为营，不能说当政者没有用心；但逼交白银、冻结薪水、登记存货等措施，无不存在着搜刮百姓财富的操作空间。

　　该改革方案出台过程中的一个细节，颇能证实其“搜刮百姓财富的操作空间”有多大。为使大户豪门无法隐匿黄金、外币，方案设计者王云五本来决定“金圆券发行前若干日，将沪津穗汉四市之商业银行行库及各银行出租保管箱一律暂行封锁”，如此，不管是普通百姓，还是豪门大户，只要是存入银行的金银外币，都将被“收归国有”。但在政府讨论的过程中，最终却删去了这一条。这条被废止，致使金圆券改革实施后怨言四起，诚如王云五所言：“（民间）说此次售给政府的黄金外币，大多出自老百姓和小商人，而真正的大户豪门仍然漏网，甚至后来竟利用为扰乱市场之工具者。”其实不光这一条，原设计草案中，可能影响豪门大户利益之处，大都被软化或删除。

　　如此，国民政府最终公布的金圆券改革方案规定：（1）、自8月19日起发行新币金圆券，以300万法币兑换1元金圆券，限期在10月20日前兑换完毕。（2）、公布金银及外国币券国有政策，人民持有之金银外币必须于1948年9月30日以前向当地中央银行兑换金圆券，黄金1两兑换‘金圆券’200元，白银1两兑金圆券3元，银币1元兑金圆券2元，美金1元换金圆券4元。以后禁止任何人持有。凡持有金、银、美钞而不拿去银行兑换‘金圆券’者，枪毙。（3）、限令人民在国外存放款项必需向政府登记，违者予以严惩。（4）、限定全国物品及劳务价格不得超过1948年8月19日标准，废除公教人员与职工按生活指数调查薪资的办法，禁止罢工、怠工和企业关闭。店铺、厂家存货超过两个月者，轻者严惩，重者枪毙。

　　为了树立民众对金圆券的信任，政府派蒋经国前往上海“管制经济”

　　为获取民众信任，使其愿意将手中的真金白银等硬通货自愿地兑换成金圆券，政府需要保证金圆券的购买力。故而，国民政府行政院当时曾分别派出各路大员，分赴重要城市管制经济。天津是张厉生，王抚洲协同；广州是宋子文，霍宝树协同；最重要的经济重镇上海，则由“太子”蒋经国坐镇。

　　蒋经国初到上海，即以抑制物价为首要任务，且一开始即认准“资本家和大商人”是罪魁祸首。据其日记8月22日记载：“自新经济方案公布之后，一般人民对于币制的改革以及经济的管制，多抱怀疑的态度。两天来日用品的价格涨得很厉害。捣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严惩，就应从“坏头”开始。”所谓上海“打虎”，就此拉开帷幕。

　　铁腕之下，上海金圆券改革成效最好，祸民也最甚

　　推行金圆券，蒋经国非常上心，其铁腕手段也使得其在短时间内成效显著；但不应忽略的是：这种所谓成效，是以祸害百姓为代价的。

　　一方面，上海收兑成效全国最好，占全国兑换总数的64%

　　蒋经国初到上海，便开始采以铁腕手段大力推行币制改革，特别是从上到下，动员上海各阶层积极将黄金、白银和外币兑换成金圆券。若真有人敢敷衍或者藏匿，即严惩不贷。迫于威严，市民大多“主动”排队将手中的黄金、美钞换成金圆券，据《大公报》1948年8月25日报道：“今日外滩中央银行目前，清晨六时即有人守候排队，兑换黄金银币和美钞港币的，分别排列，内以黄金和银元兑换的人最多。有许多人早晨六七时排队，到下午一二时还没有兑到。……问他们兑换的原因，说是：‘要出钱呀，放在那里犯法，又不会涨，就早些卖掉吧！’”但民间的黄金和外汇毕竟有限，大多数掌握在大企业家和商业银行手中，欲从这些人手中拿走真金白银，就没那么容易了。譬如，蒋经国曾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日夜轮番接见企业家，一一奉劝他们把硬通货拿出来；苦口婆心之下也稍有成效，如宁波帮大佬刘鸿生就曾被“劝”出800根金条和250万美元。

　　但豪门大户真能如上交金银外汇者终究是少数，故而蒋经国最终拿到手的金银，基本上来自上海普通民众。诚如当日中经新闻社的新闻所说：“工商界某权威者对收兑黄金美钞事，向记者发表观感称：自‘八一九’新经济玫策实行迄今，每日均有大量黄金美钞，由市民手中流入国行，该项兑换成绩极佳，足证国民对政府发行新市制金圆券之信任拥护。但未闻豪门与官僚大资本家出兑其所藏之黄金美钞，显系该项人等有特殊地位，不必出兑，否则即系此种人物不信任金圆券之流通，故意欺骗老百姓。对于此点务盼主管当局以大刀阔斧，严令孔宋辈倾兑其所有之金条与美钞，以为民众之楷模。倘仍不问不闻，恐将引起国民大众怀疑，对新经济政策之推行有重大影响云云。”可见，无论口号喊的多响，要动“真老虎”总是不那么容易的。

　　蒋经国在上海一共收兑了多少黄金白银？据蒋经国自己讲：到1948年10月6日，上海市民向国家兑换上海共收兑黄金114万两、美钞3452万元、港币1100万元、银子96万两，合计价值2亿美元，占全国兑换总数的64%。在整个币制改革过程中，上海是收兑成效最好的地区，这样的“政绩”，其实都是搜括自升斗小民。

　　另一方面，当局只管收兑、限价，不管后续物资供应，造成上海日常消费品紧缺

　　如前述改革方案所设计的那般，金圆券改革的收兑，只对政府有益；要保障民众的利益，收兑之外，还需限制物价；而限制物价的根本，则在于保障物资的充分供给。上海收兑成绩全国第一；对于限价，蒋经国执行得不折不扣，直到9月底，上海物价基本没有超过政府规定的8月19日的底线。但这种限价成绩，却给上海民众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究其原因，具体有三。一者，小商贩都在赔本做买卖。据当时《大公报》记者暗访察知：活鸡卖八角钱一斤，摊贩说这两天全凭良心卖。卖鸡蛋的说，按限价卖是没有赚头的，他们一早卖的是新鲜鸡蛋，照市场价卖。到九点钟检查的人来了，就把新鲜蛋收起来，拿些陈鸡蛋按限价卖，摆摆样子。记者看到一位老婆婆循规蹈知地按限价卖菜，问她这样要不要赔本。老婆婆说：我已经折了三天本了，可是我六十岁了，在这里摆了几十年摊，再让警察捉去太难为情。（《大公报》1948年8月28日）

　　二者，蒋经国限价执行虽力，但却没有能够解决物资紧缺问题。《观察》杂志曾刊文说：“上海是工业中心，但是许多原料来自物价管制无法实施的乡村。产地价格高涨，则势将影响制造品的原料问题。月余来，因原料价格上涨，致原料缺乏，而使若干产业有被迫停顿之虞4月4日上海全市各工业同业公会代表在社会局谈话，对蒋经国提出原料来源的困难者，计有钢铁业、毛纺织业、纺线业、印刷业等。”具体到一家公司，据时任上海新新百货公司董事兼总经理的李承基回忆：“新新公司的生意，表面上似乎很稳定，货物出售了，收到的是金圆券，但有个苦恼的隐忧，货物出售后，补不进来，因为许多厂商由于没有原料，无法继续生产，以致停工待料。根据经济原则，货物总是流向价高的地方，如果无利可图，又何必辛辛苦苦地运来上海，而费时费事？……当局只知管制物价，完全忽略对游资的疏导，对物资的调节和鼓励生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全盘计划。”

　　三者，很多企业为避开限价区域，想方设法将货物拉到不限价地区高价卖出，进一步加深了上海的物资短缺。据《观察》杂志的一篇文章介绍：“货物的逃避或隐匿。……上海的小菜荒，成都的粮荒肉荒，以及各地的香烟荒，这些都是例子。上海在仓库封存以后，每晚卡车来往、顿告热闹。均系运往郊区、恍如战时逃警报。这是物资逃避的一幅写照。”据当时在上海开五金杂货店的曹仲植说：“我们仓库内，都不敢存货，连夜将所有货物都卖往天津，因为那里不打老虎。但也因为这样，上海老百姓反而买不到货。”上述三点原因，乃市场因应之必然，均不是仅凭当局之高压政策所能解决的。此中不难看出，所谓金圆券改革，从设计上即存在重大缺陷，其不可能成功是必然的。

　　蒋经国用特别刑事法庭“打老虎”，但所打者并非都是“奸商”，存在乱捕乱判乱杀

　　当局一方面不能保障充足的物资供给，一方面又必须严厉执行收兑、限价政策；如此，其最后手段，无疑只能诉诸暴力高压。蒋经国为为此专门设立了一个特别刑事法庭，专门惩处触犯其收兑、限价政策的“大老虎”。米商万墨林、纸商詹沛霖、申新纱厂老板荣鸿元、中国水泥公司常务理事胡国良、美丰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祥等人，都曾因违反币制改革的规定被捕入狱，上海滩大亨杜月笙之子杜维屏，也因囤积物资被判八个月徒刑。但被蒋经国的特别刑事法庭所惩办的“大老虎”们，真的都是所谓的“奸商”么？真的都违法了么？

　　实则并不尽然。曾任上海市市长的吴国桢，在其回忆录中就曾谈到：“当改革走向崩溃时，蒋经国试图以最严厉的措施力挽狂澜，到处抓人送到特刑庭，按照它的判决有6个人被处决。最大的纺织公司老板荣鸿元，他被捕不是因为隐瞒外汇，而是因他用外汇从埃及购买棉花。在这件事上，我不是向蒋经国，而是向蒋介石大胆直言了，我说他由于无法继续从中国内地弄到棉花，所以不得不用外汇从国外购买原材料，因此这不是犯罪而是一种必要。尽管如此，荣却被判了7年监禁，他一直到政府最后承认金圆券改革失败，并取消以前的规定，才被释放。”还有当时的银行家李铭，他也差点被冤枉和逮捕，据吴国桢说：“我突然听说要逮捕李铭，指控他未将银行里的全部外汇交给改府，据说他隐藏了约3千万美元的外汇。我到南京去见蒋介石，问他要逮捕李铭的消息是否属实，他说是真的，因为经国杳出具体证据，他拒交3千万美元。我告诉蒋，他最好亲自过问此事，李的银行资本只有约500万美元，即使李将他每一分钱，加上存款都变成美元，总数也绝达不到3千万，蒋感到吃惊。于是李铭未被逮捕只是受到了警告。”还有些“涉嫌违反金圆券改革规章的人，由于局势越来越表明改革将会失败，措施也越来越具有镇压性，有几个违犯者被枪决了，尽管证据不足。”

　　特别刑事法庭乱捕乱判乱杀人之外，蒋经国所任用的执行铁腕政策的公务人员，也趁机谋私。据吴国桢讲：“三青团和特务，至少其中某些人从这次改革中发了财，这是人所共知的。例如一个表店陈列着许多表，由于价格冻结，做特务的人会走进去说要买全部存货，当可怜的主人拒绝时，特务就会出示身价证，并威胁要立即逮捕他，因为他拒绝按限定价格售货。于是店主只得全部出卖存货，得到的都是金圆券，而店主与特务都知道，它们很快就会一文不值。”

　　“打虎”失败，蒋经国以悲情英雄形象安全着陆

　　政府放水背信，金圆券崩溃改革全线崩溃，蒋经国所谓“打虎”已丧失意义

　　尽管蒋经国在上海雷厉风行，但金圆券改革本身并无成功之可能。1948年10月，迫于现实，国民政府不得不自食其言，放弃金圆券改革中的限价规定，宣布涨价——政府决定对卷烟、洋牌酒、国产酒类、烟叶等7种货品增加税额71倍，并准许将此加入售价之中，这些商品的价格随之上涨。这一“合法涨价”，实际上已经宣告金圆券改革的失败。上海市民担心此7种商品之外，其他商品也会随之涨价，因而掀起抢购狂潮，最初是抢购白米和燃料，后来波及货品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至11月1日南京政府正式宣布取消限价，国统区经济迅速陷入混乱。

　　金圆券改革之不可行，政府之出尔反尔，尚不止此。11月初，政府又重新允许市民持有黄金、白银和外币，同时，却明确将汇兑比例从收兑时的金圆券4元比1美元改为20元比1美元。如此一来一去，仅仅三个月，老百姓的财富就缩水到了原来的五分之一。这种赤裸裸的明抢豪夺，使民众再无可能相信什么金圆券改革。随之而来的，便是物价飞涨。

　　最严重的是，政府还毫无节制地滥发金圆券，给了民众对金圆券的信心最后的致命一击。《大公报》10月7日的社评说：“据币制改革当时王财长云五的谈话，所有法币的数量，只须两亿金圆券便可全部收回，现在法币尚有流通、而金圆券已发行近十亿元。偌大货币数量的增加，当然给物价增加了重压。金圆券怎么在短期内发行如此之多？尽人皆知这是人民储藏的金银外币兑换出来的。币改以来，人民怀刑畏威，踊跃兑换金钞，换得金圆券，便用尽心思把它花掉。由此一点，就可见到我国这次币改方案的欠妥。”

　　可以说，政府当日在金圆券改革问题上的这种近乎疯狂的背信弃义，几乎伤害了所有阶层的民众，诚如吴国桢所言：“关于金圆券，所有的问题归结起来只有一点，就是它激怒了中国民众的各个方面、各个阶层，以致他们群起而攻击国民党政府。毫无疑问，知识分子知道金圆券起不了什么作用，他们认为这纯粹是愚蠢无知。而像李铭这样的银行家和商人也对政府怀着怨恨和仇视。中产阶级几乎完全破产，因为他们被迫交出唯一的一点储蓄。店铺老板以金圆券平价出售了他们的货物，结果弄得倾家荡产，至于穷人就更不必提了，你知道中国的穷人总有些装饰品，诸如金戒指之类，但他们也不得不交出这些东西，最后得到的却是一钱不值的纸币。由此，你可以看到金圆券的致命一击了。”金圆券改革既已沦为祸民闹剧，因金圆券改革而衍生的蒋经国的“上海打虎”，自然也丧失了意义——其执行愈坚决，其祸民亦更不遗余力。

　　民心既已丧尽，蒋经国的补救措施，也就丝毫不起作用了

　　民众对金圆券改革本就缺乏信任，由于担心货币贬值，上海市民总觉得“存钱不如买物”，物资短缺因此加剧。据时任上海区经济检查委员会秘书的汪世溁回忆：“限价以后，市场供应益趋紧张，争相抢购日用货品，到了九月间不少商品，顿呈有价无市的局面。”

　　政府自食其言，宣布7种产品涨价之后，抢购风达到了高潮。为挽救局势，蒋经国一度向市场投放过不少物资，但民心既已丧尽，其补救为时已晚。汪世溁说：“蒋（经国）为了稳定人心，决定抛告生活必需的商品，首先把查封的当令热销商品——毛线，集中在金陵东磅兴盛街各毛线店’内按限价定量供应。挤购的人流，从早到晚，途为之塞”；《申报》10月2日也报道说，“政府每天向市场投放的20万磅绒线，开门不到半小时就被抢购一空。时装店里也是熙熙攘攘，小姐们在抢购时装和衣料。价格昂贵的裘皮大衣，也销售一空。最后连橱窗里的模特都被‘剥光了身子’。一些平时消费不多的药品如鱼肝油、盘尼西林、维生素都成了抢购对象。”10月4日又报道：“自当局实行限价政策后，正式市场交易已趋冷落；而各零售商店，莫不顾客盈门。究其原因，不外银根泛滥，由于数年来重物轻币之观念牢不可破，乃群以八一九限价为空前未有之贱价，争相购存。其中若干物品如药品、绒线、肉类、布匹，或以存货短缺，或以时令之需要，乃更成为黄牛党及单帮集团争购之目标。昨为星期，街头益见热闹。熙攘往来之人，手里莫不大包小包，满载而归。一般绸缎棉布庄，全部紧拉铁门，贴出‘今日售完’之字。烟店则因加税关系。停业已有两日。生意最盛者则推百货及鞋帽两业，店员大汗淋漓，均有应接不暇之势。最可笑者莫如专售一般点心之馆子，一过上午九时，竟连面点亦无法供应。”除抢购之外，因急于把手里的金圆券花出去，上海还掀起了“享乐风”。据《申报》10月8日报道：“上海近期出现了一窝蜂的‘享乐狂’。有钱人家纷纷出游，上海附近各风景区人满为患。饭馆里如果一天不客满，反而成了怪事。舞厅里人头涌动，舞女应接不暇，就是姿色一般，平日没什么生意的，这几天收入也成倍增加，而且都是现钞交易。”

　　所谓宋美龄袒护“大老虎”孔令侃，令蒋经国从一场已经失败的改革中安全着陆

　　今人提及蒋经国上海“打虎”失败，往往会浓墨重彩地提及宋美龄袒护孔令侃。譬如，有文章即如此写道：“扬子公司的董事长是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没有生育，对这个大外甥视如己出，最是宠爱。在过去的几年里，扬子公司一直是倒卖外汇、走私商品的最大官倒企业，自金圆券改革以来，它又是上海最嚣张的囤积大户。10月7日，蒋经国终于对扬子公司动手了，他下令搜查扬子公司上海总部并查封该公司的所有仓库。第二天，国内各大报争相报道‘扬子公司囤积案’，‘清算豪门’之声陡起。公司被查，孔令侃向宋美龄哭诉。宋美龄专程到沪，把两人约到永嘉路孔宅面谈和解，蒋经国不从，姨表兄弟大吵一场，不欢而散。宋美龄只好去搬最后一张王牌。蒋介石当时正在北平前线主持军事会议，被夫人紧急电召，连夜乘飞机赶回处理家事。他将蒋经国痛骂一通，父子交谈不到半个小时，小蒋就垂头丧气地走出办公室。第二天，上海警察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扬子公司所查封的物资均已向社会局登记’。……就这样，轰动天下的“扬子案”以如此荒唐的方式落幕，这也意味着蒋经国上海“打虎”行动的戛然终结。”

　　历史的真实发生逻辑当然不可能如此“小清新”。事实上，金圆券改革之不可能成功，已注定蒋经国的上海“打虎”最终只能失败——无论他打了多少只“大老虎”，只要控制不住物价，民众对金圆券无法树立信心，其“打虎”之路即永无尽头。换言之，不是宋美龄袒护孔令侃，导致蒋经国“打虎”失败；而是因为蒋经国之“打虎”必然失败，故而必然会衍生出宋美龄袒护孔令侃一类的事故，因为媒体、大众需要一个类似的解释。其实，蒋经国本人，并不认为孔令侃的杨子公司违了法，是“大老虎”。蒋经国在其日记中如此写道：“前天发现的杨子公司仓库里面所囤的货物，都非日用品，而外面则扩大其事，使得此事不易处理，真是头痛”；“××公司的案子，弄得满城风雨。在法律上讲，××公司是站得住的。倘使此案发现在宣布物资总登记以前，那我一定要将其移送特种刑庭。总之，我必秉公处理，问心无愧。但是，四处所造成的空气，确实可怕。”时任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也支持蒋经国的说法：“事实上在实施金圆券以后，孔的公司未进口任何东西，一切都是在这以前干的，有些货在金圆券时期才到达，但该公司有来头，别人得不到外汇，他们能得到。……在我看来这很糟糕，但你无法就此将一个人送上法庭。”可见，对于杨子公司一案，虽然媒体沸沸扬扬，但熟悉内情的蒋经国和吴国桢，与舆论的看法并不一致。至于说宋美龄以及蒋介石干预此案，特别是很多文章引用的对话，多属于夫妻、父子亲密交谈，何以旁人能了解如此详细，想来臆想杜撰的成分必然不少。

　　尽管宋美龄袒护孔令侃一事有诸多可商榷之处，但其对蒋经国“打虎”所造成的阻力确乎不小。据蒋自己在日记中说：“××公司的案子，未能彻底处理，因为限于法令，不能严办，引起外界的误会。同时自从此事发生之后，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的推动了，抵抗的力量亦甚大。”但若将“打虎”失败完全归咎于此，显然就本末倒置了。诚如吴国祯所言：“即使把孔令侃杀了，上海的经济管制也成功不了。”蒋经国自己曾总结“打虎”失败，乃是因为：“烟税的增加，金圆券发行数目之大，造成了十月初的所谓抢购运动。由此而发生市场波动，一天不如一天的坏下去了，自己感觉到用下去的力量，已不十分有效了。在经济方面讲，是因为金圆券发行的数字太大，到处都是钞票，而这许多钞票，都是无路可走，所以造成了市场的混乱。”此乃诚恳之论。但另一方面，蒋经国或许并未意识到：宋美龄袒护孔令侃一事闹到沸沸扬扬举国皆知的程度，实则有意无意地将他从一场注定失败的改革灾难中解脱出来，并使得他得以以一种“悲情英雄”的形象，体面、安全地着陆。
讽刺蒋经国的漫画《也是“武松”?》，1948年，作者：米谷

　  参考资料：《蒋经国自述》；裴斐、韦慕庭访问整理，《吴国祯口述回忆：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郭太风，《王云五：金圆券风潮中的一个关键人物》；董伟康、贺若渊等著，《蒋经国在大陆》；汪世溁，《蒋经国和上海经督处——金圆券的一阵恶旋风》；刘统，《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等。

　　结语：“金圆券改革”，从设计上本就注定必然失败；由此衍生的蒋经国“上海打虎”，自然也不例外。若无所谓宋美龄的“干涉”，蒋经国想从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全身而退”，恐怕会很成问题。

　　于瀚，腾讯历史频道 2013-0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