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也上“文革”课

　　在2013年7月4日《南方周末》“读者来信”上，北京市安监局公务员李怀冰先生提出“谁来讲‘文革’课”的诘问。这是个老问题，也有新涵义。素来，有所谓“文革”发生在中国、研究却在国外的说法。一方面，我们对此并不完全认同；另一方面，国内学者们始终在有成效地做着自己的努力。

　　我在国外听过“文革”课，那是在哈佛大学。1997年春季学期开始，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原主任麦克法夸尔教授的“文化大革命”课，在哈佛最大的教室桑德斯剧场揭开帷幕。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文革”课吸引了众多学生，以至校方几次调整教室，最后安排在了桑德斯剧场。据说，那个学期选修“文化大革命”课的学生共370人。他们被分为27个班。校方为这门课专门聘请了10名助教。在标榜文化多元、学术自由和分散管理的哈佛，有这样规模的“大课”，很不多见。

　　麦教授把“文革”课设计为一个概论又二十三讲。他从“近代中国革命的起源”讲起，以中共执政的前17年为政治背景，然后再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文革”中的主要事件，诸如“批斗‘三家村’”、“炮打司令部”、红卫兵兴衰、“一月革命”、“二月逆流”、“争取接班人的斗争”、“四人帮”兴起、邓小平复出、周恩来逝世与天安门事件、毛泽东去世与清洗“四人帮”，几乎都讲到了。

　　麦教授通过对“文革”的讲述，向学生交待出下面几个观点：首先，十年“文化大革命”，表现为两个层面的发展。一方面，毛泽东首先打倒彭、罗、陆、杨，继之废黜了刘、邓，这是以上层政治斗争的形式来实现的。另一方面，以红卫兵为主的群众运动被发动起来，用以摧毁党的基层组织和结构。其次，“文化大革命”在世界政治历史上是一种特殊事件。它以无约束的行为来破坏国家结构，在共产党国家中尚无先例。在苏联，斯大林只是用国家机器的一个部分来攻击和削弱另一部分。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则是引发整个社会的动乱和斗争。这种斗争的长时期结果，使党在国家中的权威遭到破坏。

　　作为一名中国学者，我在偌大的课堂上认真旁听，感受很不一般。我看出，这几百位出生于西方的年轻大学生，是如此聚精会神地听着发生在遥远中国的一段往事。他们随着运动的狂热发展而面露惊讶、好奇和兴奋。特别是，当麦教授和助教们在台上戴上红卫兵袖章，举起小红书，和着纪录影片中红卫兵海啸般“毛主席万岁”一起呼口号时，我真的很不自在。因为，那毕竟是我们民族历史上一段不堪回首的年代。

　　就我所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哈佛“文革”课自1988年开设），国内学府以“文革”为题的专题课，不是很多。当然，这并不代表学者们放弃了对“文革”的研究。恰恰相反，中国学者在那个时代和以后，曾经编写过很多有价值的“文革”历史。只是，这些研究多半不是通过“文革”课的形式普及开来。

　　再往前追溯，中共中央在1981年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的性质和责任，做了非常严肃的结论。《决议》的公布，对“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起到极为重大的作用。但亦应看到，《决议》毕竟是政治性结论。它不可能也做不到详尽叙述这延续10年、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活生生的历史。而历史的社会功能，恰恰是通过已经过往的事实细节，来给人们提供社会借鉴，塑造道德良心，增长理性智慧，鞭挞恶行丑类。

　　因此，对于我们自己历史上发生的错误与曲折，最好还是由我们自己深刻地认识。恩格斯说过：“我们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但我们认为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是人的启示。”作为当代中国人最重大的历史启示之一，“文革”不应当远离我们的视野。当然，我们也不必非到外国人那里寻找界说。我们要做的，是记住“文革”，分析“文革”，汲取“文革”。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这话的意思是，对于“文革”，回避和淡忘都不成，它已经成了我们走过的路的一部分。如果回避或淡忘它，就会丢掉“纠错”的记忆。这里的关键，是如何分析这段曲折的路，总结其教训。而如果“文革”终竟成为“我们引以为荣的错误，而决不设法改正”（一位西哲语）的情景，那再讲“文革”史，则将晚矣。

　　（作者为党史学者）

　　李向前，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