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运动中的诉苦运动（上）

　　内容提要：抗美援朝运动中的诉苦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启发群众的自觉和自动”的动员原则在实践中的体现。对它的梳理与分析，不仅可以一窥这种动员机制对以后历史的影响，而且可以加深我们对于中国式动员模式的理解。在运作模式上，抗美援朝运动中的诉苦主要体现为回忆对比式诉苦、直接式控诉及自我控诉，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展示着抗美援朝运动中诉苦的运作思路。在一种“泛式归因”的运作机制下，不仅诉苦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动员效能大大增强，而且扩展了诉苦本身的内涵；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诉苦不仅影响到普通民众各种政治观念的重构，也扩展了这种政治观念重构的内涵。


　　引 言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开始。随之，一场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在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中，诉苦作为一种动员方式得到广泛的运用。何谓“诉苦”？按照方慧容的划分，“诉苦”所指可以极为宽泛，也可以极为狭窄。最狭隘意义上的“诉苦”，就是最标准的“诉苦”，“即叙述一个苦难的受三座大山压迫的故事，结尾处总是农民觉悟了，并起来反抗”。最宽泛意义上的“诉苦”，则基本上就可以按此词的字面意义来理解，即人们讲他们的苦处，他们往往并不像标准型“诉苦”那样传导什么历史意义，而只是要说明他们有多么的苦。①本文所要研究的诉苦自然是属于前一类。何谓“诉苦运动”？诉苦运动最早开始于解放战争时期的新式整军运动中，是作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广泛运用的一种阶级教育形式”而存在的②。由于它一开始就与土改运动的进行紧相联系，并在土改运动中得到大规模的运用，因此，不少学者又把它视为土改运动的产物。郭金华把诉苦运动定义为“是土改过程中在中共的指导之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农民对自身苦难生活经历进行讲述的一种运动”③；方慧容则在把诉苦视为一种动员方式的基础上，把诉苦定义为“在土改运动中发明的动员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一种权力作用方式”④。在土改运动中，是发动农民控诉地主，诉“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苦。那么，当诉苦作为一种动员方式被运用于抗美援朝运动中时，它是如何运作的？具体来说，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诉”什么“苦”？抗美援朝运动中的“苦”怎么“诉”？诉苦运动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是如何发挥其动员作用的？基于以上这些问题，本文尝试对抗美援朝运动中的诉苦运动进行梳理与分析，一方面，是从历史的角度展示抗美援朝运动中诉苦运动的全貌，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我们了解这种动员机制对此后历史的影响，从而在已有基础上加深对中国式动员模式的理解。

　　一、诉苦：一种动员方式展开的背景

　　诉苦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被置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当时《工人日报》的一篇社论指出：“普及与深入抗美援朝时事教育的方式、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控诉、回忆与对比的方法，其他的方式方法如：报纸、广播、戏剧、漫画、标语、口号、快板、相声等，都要围绕着控诉、回忆与对比这几种主要方法去进行，并为这几种主要方法服务。”⑤还有的地方提出：“根据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其亲身经验，通过回忆诉苦，采用各种具体事实使广大人民认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并和当前各项实际斗争密切结合起来，激发其仇美爱国思想。这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思想基础。”⑥由此，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诉苦运动已经被置于动员的中心的、基础的位置，具有不可替代的动员功效。那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要运用诉苦这种动员方式呢？

　　(一)中国共产党“启发群众的自觉和自动”的动员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实践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领导人民自己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⑦刘少奇也曾经强调：“我们的一切，都依靠于、决定于人民群众的自觉与自动，不依靠于群众的自觉与自动，我们将一事无成，费力不讨好。只要我们依靠于群众的自觉与自动，只要群众有了真正的自觉与真正的发动，又有我们党的正确领导，我们党的一切伟大事业，都一定要获得最后的胜利与成功。因此我们共产党人——人民群众的先锋队，不论去进行任何工作，当着群众还没有自觉时，我们的责任，就是用一切有益的适当的方法去启发群众的自觉，不论如何艰苦，需要如何长久的时间，这首先的第一步的工作，是必须做好的。”⑧中国共产党在执掌全国政权以前的动员实践证明，“领导人民自己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启发群众的自觉和自动”，确实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动员方式。伯恩施坦曾经把中国的动员方式称为“参与式动员”，与苏联的“命令式动员”不同，这种动员模式注重通过对民众进行宣传和说服教育，形成民众的阶级意识，提高其政治觉悟，从而形成民众参与的自觉性，达到使民众自己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的目的。而在这一过程中，所谓“诉苦”、“访贫问苦”、“忆苦思甜”等都是不可或缺的动员手段。⑨也正因如此，“作为中共在农村革命时期的重要动员手段，诉苦在革命史中被赋予了重要位置”⑩。由此可见，“诉苦”作为一种动员方式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运用，正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的动员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又一次实践。按照1950年10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时事宣传的指示》，抗美援朝运动的目标，是为了使民众对抗美援朝的合理性有明确的认识，是为了使全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有一致之认识和立场”，为了“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11)。要达到抗美援朝运动的这一目标，按照中国共产党动员的基本原则，“启发群众的自觉和自动”是“首先的第一步的工作”。由此，“仅仅自上而下地展开宣传，是十分不够的，必须发动群众用自己的经验教育自己”(12)。如何发动群众用自己的经验教育自己？那就是“诉苦”、“控诉”。

　　(二)民众恐美、崇美与亲美心理的存在

　　在抗美援朝运动展开之前，中国普通民众中存在着恐美、崇美和亲美的心理。其中最为普遍的是恐美心理，它在多数民众的心理中“或多或少都有些存在”。据李维汉回忆，当时在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中，一部分人主张以武力抵抗美国的侵略。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中不少人也暴露了恐美的思想，把美国的力量估计过高，认为它不是纸老虎，怕打仗，怕“引火烧身”，担心美国把战争扩大到中国来，希望能够出现适可而止的局面，尤其怕原子弹，幻想“关门建设”。极少数人则主张“隔岸观火”，主张“在忍耐退让中求生存”等等。(13)当时不少人对抗美援朝有无取胜的把握“心存疑虑”，“对战争的前景忧心忡忡”(14)；认为“美国力量很大，抗战时期中国打日本还要美国帮忙，今天要打比日本还厉害的美国，我们有什么把握”(15)；“我们不应该干涉朝鲜战争，原子弹下来我们吃不消”等等。(16)

　　崇美和亲美心理主要是在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知识分子和部分学生中比较普遍。据当时的调查，“在一部分教授、资本家、教徒和教会学校中仍存在着浓厚的亲美思想，需要用极大的努力来肃清”(17)；不少人认为“美国的科学和物质文明是‘世界第一’，我们不如人家，苏联也不成”；有的认为“美国是天堂，一切都好”，“美国创造许多物质文明，给全世界享受”；有的人认为美国很和善，不会侵略中国，甚至认为美军在中国的暴行不过是“个别事件”；有的认为美国在中国办学校是“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友谊”，“培养了好多革命干部”(18)；一些学生说：“美国的东西就是好，这点我们不应否认”，“如果美国不好，为什么他们工业那么发达，生产的东西那么好？”(19)如此等等。

　　从客观的角度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民众以上各种消极性心理的存在，是非常正常的，当时对所谓“恐美”、“崇美”、“亲美”的界定也存在偏颇之处，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一部分民众“恐美”、“崇美”、“亲美”思想的顽固性。如何克服民众的“恐美”、“崇美”、“亲美”心理？通过诉苦运动，使民众认清“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形成“仇视美国”、“鄙视美国”、“蔑视美国”的态度，就成为抗美援朝运动的一项重要的也是基础性的工作。

　　二、诉苦：一种动员方式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运用(20)

　　诉苦对于抗美援朝运动动员的重要性，在抗美援朝运动开展的初期即受到重视，而诉苦作为一种动员方式的运用，也是与抗美援朝运动的兴起与发展紧相伴随的。最为明显的一个例证就是，作为全国性抗美援朝运动兴起标志的《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刊登于《人民日报》1950年11月5日第1版，而第一篇比较典型的抗美援朝诉苦报道，就刊登在同期《人民日报》的第6版上。(21)作为“党的喉舌”的《人民日报》，在抗美援朝运动期间刊载了许多关于诉苦运动的报道。从1950年11月5日到12月6日约一个月的时间里，所刊载的有关“控诉美帝国主义暴行”的报道竟多达39篇，形成《人民日报》有关诉苦报道的高潮期。这些报道具有多重性质，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各地或各界人民诉苦运动的报道，作为一种新闻报道形式，它们直接发挥着通过媒介的宣传教育进行动员的功能；第二类是报道某地或某个界别的民众诉苦或控诉进行的情况，它们为诉苦运动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了模式与经验；第三类报道本身是通过新闻媒介直接对控诉对象进行控诉、批判与揭露。但作为诉苦的具体运用，它们基本上都体现了“宣泄型诉苦”的主要特点，即通过对各种“血海深仇”的控诉，不仅唤起读者对控诉者的同情，更主要的是激发起读者对敌人的“无比的仇恨”。《人民日报》对诉苦运动的集中报道，有力推动了全国诉苦运动的开展；与此同时，作为全国新闻媒介的旗手，《人民日报》的这一做法成为全国各地各种报纸、刊物等大众传播媒介的样板，全国各地的报纸、刊物等紧随《人民日报》，纷纷投入了对诉苦的宣传报道，从而推动着诉苦运动在轰轰烈烈的开展中充分发挥了社会动员的功能。随着抗美援朝运动的展开，诉苦作为一种动员方式也随之在全国各地各界民众中逐渐运用，并初步显示出其动员效能，这一点又作为对全国各地抗美援朝运动动员经验的总结而日益受到重视。当时的《人民日报》在抗美援朝运动全面开展一个月之后总结道：“关于如何有效地展开抗美援朝的宣传，各地已有不少好的经验。例如发动群众根据他们自己的切身经验举行控诉会，以控诉美国侵略者的罪恶，就是一个已经被证明为很有效的方法之一。……这种控诉，已经被证明是提高群众的民族觉悟的极好的方法。”(22)

　　就诉苦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实践而言，最具有代表性的是1950年底在南京抗美援朝运动中发生，并在全国各地进一步展开，从而形成轰轰烈烈局面的学生反美帝控诉运动。当时的《人民日报》曾经发表社论指出：“南京64个大、中学校的学生，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为前导，开展了深入的反侮辱、反诽谤运动，控诉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罪恶，批判亲美、崇美、恐美的错误思想，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它与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运动一起，汇成了“反帝爱国斗争的怒潮”，“这次中国学生的正义的爱国行动，规模的宏大，步伐的整齐，尤其是思想内容的丰富和深刻，是学生运动史上所空前的。”(23)由于反美帝控诉运动极大发挥了社会动员的功能，有力推动了各地抗美援朝运动的深入与发展，因此，中共南京市委于1950年12月7日向华东局并中央作了《关于南京学生反美帝控诉运动情况的报告》后，毛泽东即于9日批示全党：“南京市反美帝控诉运动的经验很好，各大城市均可参照进行，请加研究运用为盼。”(24)中共中央在1950年12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指示》中也提出：“在过去一个时期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中，有两种方法证明是很成功的”，一种是集会游行，另一种便是控诉会，即“在工厂、学校、机关、团体、街道、里弄举行集会，控诉美帝国主义的罪恶，批判亲美、崇美、恐美的错误思想”，指示并提出“其他地方都可视运动的发展情形分别采用。”(25)随后，毛泽东在1951年1月24日《关于编印学校反美帝斗争文件给彭真的信》中，又要求将南京市委《关于南京学生反美帝控诉运动情况的报告》编入文件，“印一本，发各民主人士及党内高级干部”(26)。这说明诉苦作为一种动员方式，由于其在社会动员方面的高效能，已经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高度关注。

　　诉苦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开展的高潮时期，应该说是在1951年抗美援朝运动进入普及与深入阶段之后。1951年3月14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发出《为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决议并在全国普及深入抗美援朝运动的通告》，通告提出“我全国同胞必须继续坚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斗争，努力普及和深入抗美援朝的实际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务使全国每一处每一人都受到这个爱国教育，都能积极参加这个爱国行动”，如何达到这一目标？那就是，“全国城乡人民尽可能普遍召集小型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控诉日美侵略的罪行以及日美走狗蒋匪特务迫害人民的罪行。”(27)在此之后，以1951年“五一”节全国规模的游行示威为中心，诉苦在抗美援朝运动的全国性高潮中得到大规模的运用。据无锡市统计，大小控诉会议举行了近千个。参加控诉会的群众有13万人。(28)当时的辽西省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暴行的大小控诉会的参加人数达334万人，占全省740万人口总数的45％强。(29)“为了以血泪的控诉，声讨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滔天罪行，彻底揭露美帝国主义的残暴本性”，直接受到美军飞机轰炸的东北地区还组织了“东北人民控诉美帝侵略暴行代表团”，1951年5月6日参加了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控诉大会，以便“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揭发和控诉美帝侵华暴行”(30)。诉苦成为抗美援朝运动在经过高潮转入普及与深入阶段后一个至为重要的动员手段。（未完待续）

　　注释：

　　①方慧容：《“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回忆》，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85页。

　　②廖盖隆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742页；郭金华：《有差异的诉苦与土改目标的实现——作为一种社会主义运作机制的公共表达》，北京大学2001年硕士学位论文；王琳：《〈苦菜花〉之苦的生产》，中国人民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

　　③郭金华：《有差异的诉苦与土改目标的实现——作为一种社会主义运作机制的公共表达》，北京大学2001年硕士学位论文。

　　④方慧容：《“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回忆》，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第481页。

　　⑤《普及与深入抗美援朝时事教育　开展与巩固爱国主义劳动竞赛》，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编：《怎样在工人中开展抗美援朝运动》，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21页。

　　⑥《山东抗美援朝运动高涨　全省各地工作面貌一新》，《人民日报》1951年3月24日第3版。

　　⑦《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6页。

　　⑧《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1～352页。

　　⑨参见何江穗：《“是”与“非”之间：革命的大众参与——骥村清算斗争的个案研究》，北京大学2001年硕士学位论文。

　　⑩郭金华：《有差异的诉苦与土改目标的实现——作为一种社会主义运作机制的公共表达》，北京大学2001年硕士学位论文。

　　(11)《中共中央关于时事宣传的指示》(1952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9册，1986年印行，第211页。

　　(12)钟苏：《河南许昌专区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经验值得学习》，《人民日报》1951年4月15日第4版。

　　(13)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715～717页。

　　(14)《毛泽东主席谈朝鲜战争》，《团结报》2000年10月26日第3版。

　　(15)《武汉市委关于抗美援朝以来资产阶级动态及统战工作情况的报告》(1950年10月23日)，《城市资料》第3期，中共中央中南局政策研究室1951年编印，第33页。

　　(16)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山东》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3页。

　　(17)《北京市抗美援朝运动报告(一)》(1950年11月5日)，《北京工作》第8期，中共北京市委政研室1950年编印。

　　(18)《北京市学生抗美援朝运动的报告》(1951年1月)，《北京工作》第9期，中共北京市委政研室1951年编印。

　　(19)《北京一部分学生的思想动态》(1951年6月20日)，《宣传通讯》第8期，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处1951年编印，第18页。

　　(20)在抗美援朝运动的诉苦中，出现更多的是“控诉”、“控诉会”。那么，控诉与诉苦是怎样的关系？从字面意义来区别，诉苦着重于倾诉自己作为主体所遭受的苦难，控诉则着重于批判和揭露使自己遭受苦难的客体。实际上，控诉应该是属于诉苦的一种类型，这种诉苦形式“以单纯的叙事和直接的情感宣泄来调动听众的愤怒和仇恨情绪”(郭金华：《有差异的诉苦与土改目标的实现——作为一种社会主义运作机制的公共表达》，北京大学2001年硕士学位论文)，属于那种最常见的“以血海深仇为基础的宣泄型诉苦”(程秀英：《诉苦、认同与社会重构——对“忆苦思甜”的一项心态史研究》，北京大学1999年硕士学位论文)。本文也正是在此基础上理解和使用控诉一词的。

　　(21)《咱们一定要给王恩弟报仇——北京铁路工人对美帝的憎恨》，《人民日报》1950年11月5日第6版。

　　(22)《深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人民日报》1950年12月4日第5版。

　　(23)社论：《进一步开展反美爱国运动》，《人民日报》1950年12月14日第1版。

　　(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718页。

　　(25)《中央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指示》(1950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9册，第227页。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73页。

　　(27)《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为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决议并在全国普及深入抗美援朝运动的通告》(1951年3月14日)，《抗美援朝重要文献言论汇编》，群众出版社1951年版，第46页。

　　(28)《中共苏南区委员会关于目前抗美援朝运动的报告》(1951年4月)，《斗争》第84期，中共中央华东局1951年编印，第8页。

　　(29)张德良：《抗美援朝在辽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支援抗美援朝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页。

　　(30)高操：《血泪的控诉　愤怒的声讨——忆东北人民控诉美帝侵略暴行代表团》；张德良：《抗美援朝在辽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支援抗美援朝纪实》，第20、39页。

　　作者简介：侯松涛，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侯松涛，《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