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文革”中的“早请示，晚汇报”

“早请示晚汇报”是文革初期全国奉行的一种仪式，在所有集体活动之前举行。比如我们学生。进得校门，迎面就是一尊毛泽东塑像，每天第一次经过者，要自动站在下面按规定的格式行礼如仪，然后才能往教室走。这是“早请示”之热身。

上课前的一套才是正式“早请示”－－（大致情形）：

全体人员手持“小红书”《毛主席语录》；某够资格的人站在前面发出号令带领：全体起立！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时称“四个伟大”）、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

全体人员挥动手里的《语录》、以四分之二拍的节奏高声和道：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带领人：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

全体人员挥动手里的《语录》、以四分之二拍的节奏高声和道：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带领人：唱《东方红》！（领唱）

全体齐唱……

（曾经还要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等三支歌，后来有所简化）

据说，各个单位部门和领导，还有各出奇招的：有对着毛主席画像汇报今天要做哪些工作的；按当天需要选学相应毛主席语录的；有表忠心、表决心的等等，淋漓尽致地发挥。

晚汇报，则是放学、下班之前的必修课。不免再次挥动《语录》向毛、林两位敬祝一番，再由领导简单小结一下今天“学习和战斗”的情况，“总结成绩、找到差距、已利再战”云云。

最后是大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这个仪式虽然明显属于被批判的“形式主义”。只因文革那样颠覆一切的大运动，非“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不能推行，所以煞有介事地实行了若干年，乃至殃及来华洋人。

各地各行业最终取消这个仪式，大概是到林彪出事之后了吧？

尴尬的祝祷

前文说到“早请示晚汇报”的最终取消，约因“林彪事件”。但又依稀记得，有过一个只“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拿掉“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缩略版。看似，林彪出事，是对人们向革命领袖表达敬佩与忠心的兜头一瓢冷水，很快停办那套仪式顺理成章。其实，即便仪式热潮期间，也有许多令人尴尬的风险，威胁着所有的人，让人兴味索然。

例如：老师、学生陆续到校。进门第一波的那次“敬祝”没人组织，只能各自为战。一群陌生人，在毛主席像前站得不伍不列，祝辞的起点各不相同，音色、音量、节奏都不统一，结果是呢呢喃喃、嘈杂一片，“很不严肃”。

中午，以我们学校为例：许多人到食堂买饭，卖饭窗口对面墙上贴着巨幅毛主席画像，此乃饭前“敬祝”点。谁要是想趁着来往纷乱之际，擅自简化敬祝仪式，早点排上队、吃上饭，八成是要后悔的。当某莘莘学子若无其事地排到窗口、刚把饭盒往前一伸，早已守在一旁的“值班人员”（多为驻校“工人宣传队”的师傅）或冷语一句或大吼一声“出来，你还没‘敬祝’呢！”，自作聪明立刻化作当众出丑。那可是个一切都有政治意义的时代哦。

别说，当众抓典型的教育方式还真好使，只一两次抓了现行，再也见不到什么人显得那么饥肠辘辘了。

恨地无缝 欺软怕硬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云云，毕竟具有表演色彩，不宜单独作秀。但是，如果上课迟到，可就惨了。老师会让全班同学停下手里的事情，让你“补课”。原理是“没做早请示，怎么开始一天的学习啊？”即便大家“敬祝”之时你就到了，也得等在一旁，集体的仪式完了，你来。

这时，只见那个同学，独自一人站在教室进门处，对着墙上的毛主席画像、挥动手中的《毛主席语录》，连说带唱，全班师生鸦雀无声，众目睽睽。那可是一个集体主义盛行、个性泯灭的时代。不比现在，孩子们可以借机搞怪，以炫个人的妙想奇思。那时，独脚戏对于一个初中年纪的学生，这是多么大的训练与考验。若是男生，无论平时多么大大咧咧，此时也语乱声颤；本来羞怯的女孩子，就更加难启樱唇了。终于熬过“恨地无缝”的几分钟，再也没人会迟到了。

“敬祝仪式”还是对校内“牛鬼蛇神”的额外惩罚。那时，革命师生到食堂买饭，按规距比划完一通就行了。群众专政中的各种阶级敌人可没那么容易就吃得上饭。他们会排列成行，在红卫兵的押解下，鱼贯进入食堂院内，站好，依次报名，自我简介罪行罪名，并向毛主席像礼拜如仪。此时，腹中已饱、找乐消食的革命师生会聚拢围观，看谁口齿不够流利或哪里不太顺眼，只消一句“不行，重来！”，那位老兄就得打起精神，再来一遍。如是者无人幸免、重至再三。直到食堂工作人员急着下班了，才会出面圆场让他们打扫残汤剩饭。

落井下石，乃人之常情；欺软怕硬也是人的本能。当时，排队来食堂吃饭的还有“流氓学习班”。是学生中的小偷流氓。饭前他们也得完成自报家门、万寿无疆那一套。但是，围观者有之，但“不行，重来！”则从未与闻。却原来，小偷流氓是“人民内部矛盾”，“学习班”又是“走读”，他们有可能躲在胡同拐角打闷棒、报复人哦，等闲之人谁敢招惹？

后来，饭前“敬祝”先免了，据说因有外国人见了说：这不是成了基督教、天主教了嘛。此话传到周恩来耳朵里，不好意思了，传令叫停。对着毛主席像挥动语录、念念有词，则晚到1971年“9.13”林彪出事，仪式减半、办不下去了，才在广大群众或乐此不疲或意兴阑珊中正式取消。

毛主席著作大小本

文革伊始，先是“停课闹革命”，待到“复课闹革命”，就有新规矩了。如：校门口站着几个人，检查每个学生有没有带齐三样东西：《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是红卫兵的还要把袖章戴在左臂。没带齐的：回家去取，毫无商量余地。

《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又称“红宝书”，早在文革前就被雷锋奉为“粮食、武器、方向盘”了。据自称有所研究的人说，《毛泽东选集》一书，在全球范围内、发行量仅次于《圣经》。若考虑到《毛选》印行之时间集中，那么同期，《圣经》的需要量恐怕还曾稍逊一筹呢。

《毛泽东选集》初版大概面世于晋察冀边区时代，及至文革，已经有过几个版本了。我们所见到的，先是四卷分开的四大本；后来出现了合订本，而且是字典纸的，都是32开本，一本的厚度也比四卷本薄。不久，又推出了用字典纸印的64开本，对视力的要求颇高。《毛主席语录》则一出来就是64开；再出更缩小了一倍。

少不经事的孩子于是开始了攀比，看谁的《毛选》、《语录》开本小，以至扛着四卷本、装满半书包的同学，都羞于拿出来。当年，报纸上说每逢发售《毛泽东选集》，广大工农兵群众欢欣鼓舞，漏夜在新华书店门外排队购买云云。我们认为那不可信：《毛选》、《语录》都是发的，取得的途径有很多。比如，单位里发，各种各样会议、活动上发；各式比赛的奖品是它；同学、战友分别纪念也是它；要是结婚，还会来个《毛选》、《语录》大丰收……。

老师批评说：大本小本里面都是同样的“毛泽东思想”，要比应该比谁学得深、领会得透、做得好。而不是多大的开本、白报纸还是字典纸。他们哪里知道，学生间的攀比另有深意：因为“毛著”的主要来源是父母单位，而发放之先后以按机关层级高低为序：中央机关、军队、省、直辖市、地级市、市县等等。谁的书包先轻了、掏出来的是缩印本了，说明了其出身、背景。

中国固有的“版本学”，于本文无涉，我们哪里知道，不同版次的毛主席著作，内容依时代需要有所改动。老师也没想到，比版本根本就不是什么“形式主义”，而是我们无师自通、自动继承了被批判得一塌糊涂了的等级观念，及其连带的零零碎碎。

混搭旧军装

等级观念之所以那么容易被孩子们接受，多半与那个时代尚武的气氛有关。军队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系统。令行禁止，威严而又震慑，小孩子望而生畏又跃跃欲试。那时，毛主席号召“全国学人民解放军”。既然学，当然先捡容易上手的－－标志，就是现在的所说的“包装”。或曰：先求形似，再说“神似”的事吧。

其实，刚解放的时候，京津卫戍区部曾经下令不准市民穿军服。但是，那时的人太穷，能省则省，所以没管住。文革前，小孩子穿军装，多因家长是军人，有“省下买衣服的布票和钱”的途径。一学解放军，穿军装的意义立即提升：体现着家庭出身、政治立场乃至理想和抱负。有了这些铺垫，当人们看见毛泽东穿着军装上天安门了，能不追捧疯狂？

1966年，军衔制取消不久，陆军换上了颇嫌鲜艳的“国防绿”；空军军服上绿下蓝，了无新意；海军那一身，则被讥为“耗子灰”。新旧军装同时上街。只见早至苏式斜襟的女军装，五十年代咖啡色的柞（音zuo）蚕丝军服、斜纹布的黄军装、“人字呢” 黄军装、深黄色呢子军装和的卡布的“国防绿”等，争相斗艳。

在青年中间，新军服一时不敌退役的旧军装，原因之一是：质地。它昭示着级别。经查，刘仰东所著《红底金字－－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中道：“孩子穿的，都是家长的四季常服。冬装为呢子。当年的规矩是，校官着粗且厚实的黄呢子，将官是较薄的马裤呢；大衣的区别在领子，校官为栽绒领子，将官为真皮领子。春秋夏装的料子为哔叽、咔叽布、柞蚕丝。”“人饰衣服、马饰鞍”，懂行的人一眼就能由表及里地看出这个孩子来自什么样的家庭。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通行标准代不相同。着装讲究的是“搭配”。黄军装（时称“屎黄”，因颜色相近而得名，并无不恭之意）搭配红袖章和红色主调的毛主席像章，比柞蚕丝和国防绿都协调，从而成为“老兵”（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早期红卫兵的统称）的标准着装。乃至天冷了，把咖啡色的将校呢套在里面，外层还是“屎黄”。切记，风纪扣和第一个扣子不能扣，让人们看见：里面穿着将校呢呐！

然而，若是一身“屎黄”也不好看，不是适合上下颜色都浅的颜色，犯了美学某忌（浅灰色的海军军服终文革全程都没“受过待见”就是一例）。裤子的颜色要比上衣深。这时，“国绿”可以容忍了，空军的“藏蓝”军裤差强人意。当然，若是你下穿将校呢军裤，就最“够派”了。

那是个普遍贫穷的时代，既使高级干部和将领，也没有几个活钱。“名店新款”从未与闻，自己设计更不可能。孩子只能翻箱底就地取材、因陋就简，把有限的资源“混搭”得富有含义。虽然来自部队大院，幸好不在编制。于是，军装在孩子们身上的穿法，恕不沿习部队陈规，另搞了那么一套。

正其如此，家有呢制军装者当然不屑于“国防绿”（俗称“国绿”）了－－呢军服的尊称是“将校呢”哦。“国绿”则只有四兜与两兜的干部、战士之分，模糊了身份标志。裁剪缝制上，军衔制下的军装，号码多些，也不像“国绿”一律松垮肥大。

只此寥寥所及，已经可以看出“衣帽取人”有其实际涵义了吧？毕竟，出身将帅者少，向往纨绔者多，在穿戴上做文章，炫耀门楣的、东拼西凑的、甚至“山寨”，纷纷出笼、为市容增光。攀附之风起自部队大院，延至部委宿舍。至于大家都以“国防绿”为时尚，则是“平民意识”占上风以后的事了。
　
老兵、新兵、片汤兵

先来个“提要”：这里的“老兵”、“新兵”，不是入伍先后的老兵、新兵，而是文革初期两个阶段的红卫兵。“兵”带“儿化音”，读如“兵儿”： “老兵儿”、“新兵儿”。“片汤兵”一语，则“儿化音”在“片”不在“兵”－－“片儿汤兵”。不按北京土话读，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

加入红卫兵、戴上红袖章，看似为当年的孩子人人向往。其实未必。众所周知，某人某事的社会地位与群众口碑，往往很不一致。红卫兵也者，朝野追捧不过文革之初的两三年，恐怕还要短些。随着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俗称“老兵”）犯错误，（什么错误？一言难尽，不赘），红卫兵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各学校虽然还有这个组织、“两报一刊”也在正面报道，但其所指，已经是市民子弟为主的“新兵”了。时间约在1968年。

“新兵”为“老兵”所不齿，佩饰也为他们所不屑，如红卫兵袖章。“老兵”因居“原创”地位，代表正宗、正统。最初的红袖章：一块红布，简单地印着从毛泽东手书里摘出的三个字“红卫兵”。如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戴上的那种，视为正宗。所有后来衍生出来的附有“零碎”的什么“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乃至“清华井冈山”、“北大……”，都算拾人牙慧。

我住的机关宿舍院里，有一个北京市内中学红卫兵的发起人（红卫兵组织发祥于郊区“清华附中”，被人“引进”到城里），是一位颇有声望的“老兵”。虽“犯错误”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其一干人等暂时还未散伙，不时在我们院子里聚会。可能是缅怀昔日的辉煌吧，经常上演的一幕是，他们手里拿着各种质地的袖章比较、议论。我等在家“停课闹革命”的小学生混在人群里看热闹。

因不明究里，依稀记得，他们只认“三字箍”（袖章上只有“红卫兵”三个字）；袖章都是红色织物，但有“黄字箍”和“黑字箍”之别；个中含义今已不考；袖章用料也不相同，有布面、有绸料、甚至还有天鹅绒的，其中等级昭然若揭。袖章的规格也不划一，约有“五寸箍”、“八寸箍”和“一尺箍”等等。而“新兵”的“化纤箍”，是不能进入这个圈子的。

“化纤箍”，是“新兵”统一、标准的袖章，上面还有一说明性小字“首都红卫兵中学红代会”，以别于犯了错误的红卫兵。不料，“新兵”里面，有许多“老兵”的弟弟妹妹或仰慕者，革命之为何物？理解极为有限，他们的兴趣多半围绕那些表面现象和恩恩怨怨。落实到“戴袖章”：为了表示勉强，走到学校门口才掏出来、一出校门马上摘掉；校内，则把袖章套在小臂甚至袖口上。这些举动没少被喜欢“个色”、标榜“异类”的孩子们效仿。

至于传说中的“红小兵”，前身是小学生里的“少先队”，受红卫兵影响改名而来。一度不戴红领巾，胸前或左臂挂一个塑料片，上面印着“红小兵”，形式也不统一。后来规范为左臂种牛痘位置、横向棱形软塑料臂章。“红小兵”三之子，好像也是毛泽东手书里辑出来的。因其形状像北方面食“片汤”，而被中学生等揶揄为“片汤兵”。再后，不挂“片汤”了，还系红领巾，但是名称没改，仍旧叫了几年“红小兵”。

罗贵波的帽子

罗贵波（1908～1995）外交部副部长、“八大”中央委员。文革初期的外交部位于东交民巷原“六国饭店”。一个冬日，副部长先生携夫人李涵珍离开外交部、安步当车下班回家。突然后脑遭受一击，瞬间头顶发凉。原来，戴着的皮帽子被一骑着自行车急速掠过的青年一把抓去了。北京市公安局也在这条街上，离事发地点仅一箭之遥。于是，老罗不免就近报案、警察不免深感丢脸、市局不免限期破案、案子不免茫无头绪云云。

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是文革中“飞帽子”现象最精彩的一幕。那时，按一定规格装备自己的青少年自称“顽主”，以别于市民出身的流氓。其上下行头都是军服。唯冬装中的帽子引进民品。实因军装棉帽无论布面还是呢面都是“栽绒”，非外面一种叫做“羊剪绒”的帽子可比。这种帽子硬壳皮面、外覆光滑厚实的羊剪绒，形状规整。王府井建华皮货商店有售，价格分17和23元两种。贫穷落后的年代，这是一笔巨款。

一身将校呢、国防绿、海军蓝者，头上“绝配”非“羊剪绒”不做它想。而“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不止是那时各行各业的豪言壮语，也是顽主们的行动纲领。在那个暴力、尚武的时代，不言而喻的解决办法就是抢。但顽主是有身份的，所作所为都是浪漫，所以，那不叫“抢”，叫“飞”。因其方式为骑车与戴帽者擦肩时一掠而去得名。春秋季，他们也“飞”单军帽。持续多年。

罗大人的故事是这样收尾的：据说，“飞”他帽子的青年不久要下乡去当知青，为了置办行装，便到“委托商店”（今称“当铺”）去卖那顶帽子。因为“飞”到手里定睛一看，此帽并非“羊剪绒”，与戴剪绒的同伙站在一起，顽主身份会被怀疑。然而，委托行的师傅是识货的，一望而知那是水獭皮，与区区“羊剪绒”远隔档次。遂知此物来路不正、报警处理云云。

文革结束后，罗贵波出任山西省长，著有《革命回忆录》一部。在历数此生行经的枪林弹雨、险滩暗礁，不知有没有“落平阳猛虎被犬戏，干瞪眼獭帽被人飞”一节？

他们的鞋

前面，衣帽服装一一提及，下来就到鞋了。北京土话里也有：“脚上无鞋穷半截”之说。其意，“无鞋”不是光脚，而是要有一双好鞋，不然，衣服、裤子多么讲究也是枉然。

但是，文革、尤其在早期，人们普遍不讲究，穿鞋就更随便。即便上文中的“顽主”鞋子也颇将就。比如，冬天最“飒”（相当于九十年代之后的“酷”）的装扮：头戴羊剪绒皮帽，一身将校呢军装，脚上最好是一双“将校靴”，才相得益彰。试想，若是足蹬大头靴、老棉窝乃至解放鞋，确实很不般配。

有人说，将靴和校靴是两种军靴；还说，为取鹤立鸡群之效，有把帅靴也穿了出来的。均不知所本。竟有修鞋店接活给人订做“将校靴”倒是确有其事。说明脚底之物，在观瞻效果中所占比例，多么重要－－穿错鞋则头重脚轻、枉费心机。

那时的北京，四季分明。春秋天时，最受“顽主”青睐的是“白回力”。这是一种球鞋，不分运动项目可以通用。那时的“回力”还有蓝颜色的，因被认为与上面的军装不搭，而无人问津。

夏天太热，装宜轻巧，正好市面上有一种“懒汉鞋”，因不用系鞋带而得名。塑料底、黑灯芯绒面，配黄、绿、蓝装都不唐突。男女皆宜。然而，“懒汉鞋”分三种，鞋面都一样，鞋底则因颜色白、红、黑（胶底）叫法不同。白塑料底的，叫“白边懒”，余者类推。“顽主”只穿“白边懒”，是他们的标志。另外两种不在此例。

试想，那鞋黑白分明，黑面之下、薄薄白底陪衬轻盈，红、黑鞋底就没有这个效果。看来，“顽主”一族还有点审美意识。难怪人家说：许多美的服装饰物乃至动作姿态，是从一些不太正经的人那里流传开来的。

手抄本长诗《决裂 – 前进》

前面几节说的是文革时北京“顽主”的服装、派头。他们刻意显示其“大院子弟”出身，期与“胡同串子”划清界线。然而，“形势比人强”。那十年，如官方所说：整个中国社会大分化、大改组、大动荡、大转变。没有哪个阶层和利益团体稳坐钓鱼台。小孩子也是一样，虽然从未跟随过主流，但他们也因“老兵犯错误”、上山下乡、林彪事件等等而见多识广，其做派中的军旅色彩很快消失殆尽，并迅速“堕落”，混同于普通的地痞流氓了。外表，他们“倒追”文革前“老炮”（旧式流氓）的装束。只有口吻还是那么狂妄，姿态还是那么优越。

约在七十年代初期，有人做了一首记述这个过程的长诗，在北京各部队大院、部委宿舍中传抄。诗的题目是《决裂 - 前进》，采取对话体裁，一个走正统革命道路，劝诫那个沦落的“老兵”，抒发各自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终因话不投机而分道扬镳云云。

这首诗的基本情况已不可考。提到它的“文化大革命中地下文学”的研究者也不多。所以，作者是谁？有说名叫王靖、一名彭忆东；全文多长？有人说约七百行，目前能看到的约百行；且错字病句触目皆是。

从断简残篇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作者站在玩世不恭者一边，让他尽情发挥。虽然不是什么好诗，却因直言不讳、恬不知耻，真实记录了一代干部子弟的颓废之态。让后人看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的另外一面：那些根正苗红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其实不仅从来没拿革命当回事、且最早背叛其阶级和父兄。陈寅恪不是主张“以诗证史”吗？这首诗里体现的人性本能、政治无能、革命失败……颇有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意义，而具史料价值。

这里将采集到的、描写他们穿着打扮变化的部分转抄如下，供一哂。

朋友，你曾经那样的英姿飒爽。
黄军装、红袖章
在金水桥头，
在长安街林道上。
可是今天……
今天又怎样？
同样是英姿飒爽！
这头上，是“四联”理发师的精创。
开士米的围巾更使我风流高昂。
告别将校呢、
我换上雪花呢的中式服装。
长街阔步
为市容增光。
这鞋，请你仔细看：
它尖、
它扁、
它亮、
它翘、
它窄！
这五寸裤腿的线条，
正显我妙龄正当。
我把它熨得像刀刃一样。
它使我在人流中穿行，
所向无敌、无人敢挡。
……（未完待续）

启麦，《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