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北京用人用完了就像廁紙一樣棄掉”

《名星》孟斌 專稿

1976年“四五運動”後，香港左派活動陷入低潮。但沒過幾年，在中英談判期間和隨後的過渡期，左派又開始大展拳腳。

1970年代末，隨著租約到期臨近，香港主權問題也浮出水面。此時的中國大陸也已走上改革開放之路。經過1979、1980年的外交接觸，1983年，中英兩國開始關於香港前途的外交談判。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兩國政府在北京簽署《中英聯合聲明》，確定香港在1997年主權移交予中國，並實行一國兩制。

中英簽署聯合聲明後，為編訂《基本法》，1985年4月，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立。費彝民、廖瑤珠等左派頭面人物加入了基本法起草委員會。

在“一個中國”的感召和中間左派的帶動下，一些在港英統治時期身處高位的官員，包括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包括前高官，都參加到為香港回歸而出謀獻策的隊伍中來。如行政立法兩局議員鍾士元、范徐麗泰、李鵬飛。這些人與傳統左派一道，對香港的平穩過渡作出了貢獻。整個80年代，中共在港統戰工作基本上擺脫了“一左兩窄”，可謂一片欣欣向榮。

正規的建黨活動從90年代開始。《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後，工商界和專業人士為代表的席胡法光、譚惠珠等人於1991年成立了香港自由民主聯會（自民聯），1991年香港立法局選舉地區直選中慘敗，因為未占社會大多數，而選舉制度採取單議席而非比例代表制，18個議席僅取得一席，其餘皆由民主派獲得。1994年，另一個以工商專業界人士為主的香港協進聯盟成立，成員有劉漢銓、蔡素玉。兩個政黨於1992年7月被併入新成立的民建聯。

建黨後，傳統左派以民建聯和工聯會為核心，加上由工商界人士組成的被視為中間派的自由黨，構成了當前香港政局“親建制派”，被其政治對手泛民主派人士稱為“保皇黨”。

民建聯成立之日，正是末代港督彭定康到任的第二天。彭定康任內，忠實地為英國在香港回歸後的潛在利益作出最後布局，回歸的最後五年裡，彭與親建制派多方交手。

彭定康上任伊始，便擬大幅增加選民基礎的“新九組”方案。此方案遭到了中共的強烈抨擊，左派積極加入到反對的行列中。人大港區代表、著名左派律師廖瑤珠從內容上剖析了“政改方案”與基本法相抵觸之處，並力斥彭定康玩弄假民主。中共宣布“另起爐灶”後，自由黨加入臨時立法會，推翻了不少被認為“對特區政府運作做成障礙”的法例。


現任香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

出任首任民建聯主席的曾鈺成的表態最好不過地闡釋了當時左派對中英對峙和香港回歸的態度。他說：“儘管英方和彭定康破壞了中英磋商和合作的基礎，但絕大多數港人仍然希望英方與中國恢復合作。但如果英方一意孤行的話，中國政府應採取相應措施，盡早做好準備，充分發揮港區代表、委員的作用，在未來四年中與香港同胞一起，為平穩過渡作出努力。”

可以說，這段時間是香港左派最春風得意之時，上通天庭，受到中央的寵幸，下接市民，受到很大部分市民的擁護，為平穩過渡寫下了濃重的一筆。

然而，種桃者非吃桃者。1997年，桃子熟了，“老左”們並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

你愛祖國，祖國愛你嗎？

“土共”、“左佬”、“左仔”，是今天香港人對曾經掀風作浪的香港“老左”的集體稱謂，帶點調侃，帶點蔑視，帶點恐懼，還帶點不瞭解——他們竭力付出，卻並沒有得到什麼。

傳統左派中有很多政治單純的熱血之士。這樣的群體性格，在“北大人”看來，衝鋒陷陣之時可用。但是，面對翻雲覆雨的政治手段和的路線鬥爭，正直的“老左”或仗義執言，或默不作聲，或格格不入，總之是與中共漸行漸遠，自然得不到回報。同時，北京對左派“使用而不重用，階段性使用”的手法在97之前就已露出端倪，最明顯的莫過於左中右都聞之肅然起敬的、與廖承志有親戚關係的廖瑤珠的遭遇。

廖瑤珠在英國接受正規法律訓練，一直在香港與港英政府對著幹。“六四”後，她公開挺身而出，公開譴責北京，並在人大會議上動議為死難者默哀。此後，廖瑤珠律師便遭到冷落和排斥，直接受到來自當時新華社的變相打壓。她陷於憂鬱，相當苦惱，終於在香港“回歸”之前的1997年3月30日，積勞成疾而去世。左派中不少人都哭斷腸。

廖瑤珠曾說了一句發自肺腑的名言：“愛國不分先後，但要分真假”。

與廖瑤珠同樣命運的，還有曾與她同屬左派，但並不咬弦的羅德丞。過渡時期中英鬥爭激烈，羅為中方出謀獻策，立了不少功勞，曾被中方視為可以接受的未來行政長官人選，由於英國人堅決反對等原因，中方轉而選擇董建華。羅棄選後，轉而支持李福善，後者在特首選舉第一輪便出局，羅方驚覺自己完全被遺棄，其所辦刊物《香港之窗》雜誌也在回歸不久後因北京不再提供資金支持而停刊。

羅德丞退隱後曾慨嘆：“有時北京用人，用完了就像用完廁紙一樣棄掉”。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董建華出任特區首任行政長官。“港英治港”從此變為“港人治港”。按常理而論，為回歸立下汗馬功勞的“老左”應論功行賞。可事實並非如此。出身上海大資本家家庭的董建華上台後，並沒有將真正管治權力下放給傳統左派人士。在董建華八年的執政期間，儘管親建制派數次站出來“挺董”，然左派始終無一人晉身三司11局當中。

傳統左派人士不僅無法在香港事務上爭取更大發言權，在許多方面，所受限制甚至遠甚於97之前。
2005年董“腳痛”下台之事，不少平日能“直通天庭”的本地左派領導人，並未能洞悉先機。而新上台的曾蔭權隸屬“港英餘孽”，回歸前與傳統左派更是多次交鋒。這反映了上台不久的胡溫的對港政策新思路——摒棄從前的鬥爭思維和個人渠道，偏重公務員隊伍和專業人士。胡溫上台後的對港新思維，使得傳統左派影響力進一步下降。

“老左”一天天失寵，被中共視為左派中最為忠厚老實的曾鈺成也不得不出來發聲。2006年，以冷靜見稱的曾鈺成，撰文批評政府新任命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劉細良，認為他過去曾對愛國愛港人士作出過好多尖酸刻薄的評價，後再與支持劉細良的鄭經翰展開隔空罵戰。

曾鈺成陳述，香港愛國人士“只有辱，沒有榮”，道出了左派50年來的心聲。（《名星》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