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读梁启超？

　一

　　术业以外，读书有兴趣与志趣之分。出于兴趣的读书，要紧在一个“兴”字上，我是反对某某、某某来列书单，来指点必须要读这个、那个书的。既为“兴”，便是乘兴而来，乘兴而去，首是多翻翻，次是翻见兴致处，就读它下去，若是没有兴致，就搁到一边。出于志趣的读书，要紧在一个“志”字上，跟出于兴趣的阅读虽然都讲究一个“趣”字，但毕竟有所不同，要讲究选择，讲究效率，不利于志者少读，乃至不读，利于志者不仅要读，更且要“啃“。

　　出于志趣的选择，最难是读当代书。最近有位中学历史教师困惑于出版的新书太多，不知如何选择才好，便问了我这样问题。我建议她：选择之法，有从出版社、丛书、作者着手三法，当代中国出版社无性格，丛书多陷阱，故已经不是好办法，最好办法要从作者着手。不妨信一个作者，他具备两个特点，一是要有学问，二是要够认真，能有这两点者便大致不错。比如余秋雨，学问倒是有点，于认真上则大有问题，颠来倒去编印贪利的新书弄不清到底有多少，虽然有一两本颇可读，但信了他，有他名字的书就拿来读，大可能倒胃口。信了余世存就稳妥，凡有他名字的书拿来读不会冤枉，同样姓余，写书、出书的态度大不同。信了一个作者，便可以从他的书里生发开去，假如读余世存，余世存在书里说余秋雨有本叫《文化苦旅》的书还不错，再去买来读，一定不会上当。按这方法读当代书，最是件合算的事。



　　有位书画理论家曾问我：近现代乃至古代的中国书，最好办法是从哪里开始入手读？我答：最好是从梁启超读起。



　　所谓读书之入手，也就是读书之切入，从一个点切入，这个切入有利于通达到其它，便捷于从读此书到读那书，就是一个好点。这个切入点可以是一本书，也可以是一个人。纵观三千年，试图找出一本十分恰当的书来切入十分之难，毋若找出一个人来，这个人莫若梁启超最佳。



　　自古以致近现代，以一人言论而独领一时代者，唯有梁启超一人而已。1943年时候梁漱溟说：“就在近五十年之始，便是他工作开始之时。在距近四十年前，在思想界已造成了整个是他的天下。在距今三十五年前后的中国政治全为立宪运动所支配，而这运动即以他为主。“”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象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康氏原为任公之师，任公原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但是不数年间，任公的声光远处康氏之上，而掩盖他。“（梁漱溟《纪念梁任公先生》）大致来说，梁漱溟这说法是客观的，只是重于梁启超政治影响力则有偏颇。



　　就政治影响力而言，自戊戌变法至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梁启超作为中国最重要政治家的影响力前后占据二十年左右。梁启超曾设想用一百个人的传记“包括中国全部文化的历史“，而政治家一类在清朝民初他以为应是曾国藩、胡林翼合传，李鸿章、孙文、蔡锷分别专传，又遗憾地认为“蔡锷做时代中心的时间太短，不十分够”。（参见梁启超《中国文化史·专传的做法》）其实，从清末到民初的转型间，他自己才是比蔡锷更有资格跟孙文一起做专传的人物。但梁启超的意义又并非局限于政治层面，在思想、学术的层面也许更为重要，是孙文所远不能比拟的，加以梁启超又是伟大的文章家，所以，他是一个时代最完整的浓缩和最完美的载体。



　　用现在世俗的话语来说，梁启超是一个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大学术家、大文章家兼于一身的人物，可谓古今一人而已。读书如果要选择一人入手，所能获取的营养，还能有谁的著述能比梁启超更良好的呢？



　　二



　　读一个人的书，便是读他这个人。世界之复杂，毋若在人，故而人与人之区别极大，书与书区别自然亦大。从志趣选择读一个人，读他的书，要紧是“真、繁、知”三字。在“真、繁、知”三字上，在数千年之间，梁启超可谓是最为完备，所以从梁启超读起，实在是最好的事情。



　　所谓真，是作者作文之真诚、真心，简而言之就是率真而已。真并非等于正确，跟人的立场无关，读者可以赞成，可以反对。真相对的是伪，伪是虚假，有谁愿意去读充满虚假的书呢？作者无论说的话正确与否，定要是出于真心写出，令读者即使读他明显荒诞的错话，也能有尊重的微笑。即使无论如何都是正确的话，倘若是作者从伪的心里发出，不过只是故弄玄虚，读者虽然谈不上吞了苍蝇，总也属于吞了甲虫。但世界之人，又哪有总不虚假的呢？所以，人们所求，唯有率真。率真是种品格，也是性格。率真之人也许偶尔会有虚伪，却虚伪得也可爱。所以作者之真对于读者，是读书最基本的前提，是读书乐趣所在的基础。梁启超的特点便是一个真，所以读他，至少在这最基础的层面不会有错。



　　知的问题我暂且不谈，专谈一个“繁”字。



　　何为繁？我说的繁并非复杂，而是繁杂，书的作者之繁杂，字里行间透出他人生的繁杂。读简单人生之作者未尝不可，但既然是出于志趣的读书，难道作者有繁杂的人生经历，不是更好吗？即使他并没有从他的人生中领悟出多少道理，但所拥有的故事至少丰富。有故事的作者很多，故事的精义在于历史，有历史的作者不多。有历史的作者虽然不多，但也可说是不少，在历史伟大转折期的作者则很少。在历史伟大转折期的作者虽然很少，但终究有一些，然而以一人而领一个伟大时代的，则几可说数千年仅只梁启超一人而已。



　　中国文明的历史在先秦有夏、商、周，可以称为三代。入秦以后绵亘两千一百余年，可以称为皇朝时代。皇朝时代在清末发生两千年未遇之变局，急剧转进，由辛亥革命而进入共和时代。清末转进的正式运动在于戊戌变法，民初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失败，中国经过两次再造，以后无论发生怎样的历史变动，共和都成为了颠扑不破的基本制度。从戊戌变法到两次再造共和，随即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宣示彻底加入世界体系，其中历史运动的参与者诚然很多，但始终居于中心领袖层的人物，仅只梁启超一人而已。所以，梁启超之“繁”，读他一人即几可窥见数千年意义上中国历史大变局之全豹。这是读书至繁而至简之法。

　　梁启超不仅是个活动家，更是一个数量超人的著述家，几乎是凡遇事件即有文字，所以读梁启超不仅是读他个人，而且也是读了整个的时代。梁启超更有一个突出特点，无论其活动还是著述，所跨越的领域都极为深广，所以，读梁启超一人，就如对一个伟大时代从广度到深度作了全景式扫描。



　　仅仅从梁启超自身活动而言，就涉及了教育、新闻、政治、战争、财政、外交、研究、文学、艺术诸领域。如果从他的研究和著述来说，更是涉及经学、子学、佛学、哲学、史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教育学、文学、艺术、新闻学、出版学、语言学等等，几乎无所不涉及，无所不包括。读者可以有不同的评价，但至少从读他而获得的信息之多，并非有读他人可比；倘若是做一个认真的研究家，就更是无法越过梁启超这堵墙而有能称完善者。



　　三



　　从志趣的读书，通常就是求知和研究。从梁启超读，这方面有极大好处。所以，不妨专门谈一下梁启超的“知”。



　　所谓“知”，核心是思想。思想而得演绎者，便是学术；学术可以有标准的不同，但于演绎则是一致。有思想者较多，进行演绎者较少。所谓思想，有平常与创见之分；平常之思想人人而有之，故可谓人人皆为哲人；创见之思想并非人人皆有，故不可谓人人皆为哲人。虽有创见，没有演绎就只是话语，并非学术。所谓孔子之“述而不作”，其实无论是述还是作，只要有演绎，就是学术，述与作的区别在于成文、不成文而已；孔子述而不作，是他的口头学术，他的学生给予记录而成《论语》，是他学生完成了作的功夫。



　　述与作是两种学术形式，在文字的时代作是主流，这是可以读书的基础。作即作文、著述，可以叙述，可以论证，无论叙述还是论证，皆必须演绎。演绎之法，不仅在于逻辑之进步，而且也在于语法与体例，所以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甚至不同学派、不同大学，乃至不同学者，都会存在或可能发生不同区别。凡演绎的规矩越是僵硬、统一，便越是适合庸才，可以使庸才遵循刻板道路而经过努力学习、艰苦研究而成为学术大家；凡天才，则常不愿遵循此种规矩，有突破种种规矩之经常冲动，故而亦多烦恼，亦多流于淘汰。但是总而言之，无论庸才、天才，学术之俗、之风俱有时代特征。特征而流变，便是学术法则之变革。



　　中国之学术，战国为一大变，两汉为一大变，之后虽然有种种变迁，诸种变迁甚至称之为革命亦可，但只有到清末方可以称为又一大变。在这一大变中，梁启超是个关键人物。



　　所谓大变，在基础层面有这样几个方面：一，语言。翻译语、外来语与传统本土语言发生前所未有的大交汇，虽然与梁启超同时不乏人物，比如突出贡献者有严复，但终究还是梁启超更多贡献。另有一点，梁启超还打破了雅言与俗语的界限，“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其实在梁启超已经悄悄打好基础。二，逻辑。中国传统的模糊演绎到梁启超，发生了鲜明的论理学过渡。三，文法。梁启超不仅“笔下常带感情”，打破了传统的僵硬文章风气，而且还有大量摒弃“感情”的条理辨析。总之，自梁启超之后，中国文章、著作风气豁然大变，进入到了焕然一新时代。

　　所谓大变，在学科方面梁启超的贡献几乎是全方位的，主要来说有这样几个方面：一，在梁启超完成了从经学、子学到哲学的转型。梁启超不仅第一次总结了中国以经学、子学为主干的学术史，而且进行了跟西方哲学的对接，奠定了中国思想的哲学化基础。二，梁启超完成了现代政治学、法学的奠基，其中尤以国家学说、阶级学说、宪政学说、自由学说、革命学说最为重要。三，中国史学不仅自梁启超进入到了“新史学”阶段，而且第一次被完整地放到了整个人类史、世界史中进行互动考察。四，中国文学也由梁启超推动向了新文学阶段，相应的还有新音乐的提倡。五，现代民族学在梁启超获得奠基，民族国家思想获得奠定，同时社会学、民俗学也获得了现代意义的进步。六，现代经济学尤其是财政学、货币学由梁启超奠基。七，现代教育学被开创和奠基。八，新闻学不仅在梁启超获得奠基，而且达致至今没有企及的高度。九，佛学成就及其它。

　　以上是梁启超之“知”主要方面极其概略的介绍。既然如此，仅仅从他本人而言，读他便是非常愉悦的人生快事。就阅读效率而言，读了梁启超，再读同时之人如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章炳麟、杨度、孙中山、王国维等就容易，反过来则未必。由梁启超而向前延伸到孔子进行阅读，都会比较容易达到畅通状态。向后比如阅读胡适，几可以一目了然，但反过来从胡适而读梁启超，则可能滞碍难解。故，读梁启超一人，最能得阅读中国书通达之枢纽。

　　*本文三个部分以不同标题连载发表于2013年8-9月《齐鲁晚报》。

　　顾则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