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文革反思二：毛泽东争取群众的策略手段

　　[影响力中国网编者按]：中国的社会转型绕不开文革话题，退回到文革时代的危险也曾降临。在不同的人群中，有着不同的文革面相。如何理性地看待文革，成为一个重要话题。本网将陆续刊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先生反思文革的系列文章，与影响力中国网的读者们共同探讨，欢迎评论。

　　重庆事件提醒人们，文化大革命并非一场早已被忘却的噩梦，而是近在眼前的现实危险，不是板上钉钉被宣判的一场浩劫，而是被相当多的人当成“人民的盛大节日”，实现社会公正的政治手段。文化大革命并不像官方描绘的那样，是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的错误施展阴谋而展开；也不像一些简单地反对文革的人以为的那样，单纯是人们上当受骗。我们必须正视这一事实：文革得到亿万人拥护，他们真心诚意、狂热地参加到这场政治运动中。要理解当前为什么许多人呼唤文革，就需要理解当初是什么原因使得人们投身于文革。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文革持续多年，亿万人积极投入，必定其社会基础、舆论基础、群众心理基础，简单地说，搞文化大革命有以下基本条件。

　　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和绝对权力。这使得他能够将个人意志强加于全党和全国，强行发动文革；这使得他的话成为“最高指示”，代替了宪法和法律，他说哪一个人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那个人就罪该万死，他说哪个组织、哪个人是“反动的”，他们就永世不得翻身。这种地位，和他所领导的党的性质有关，和林彪大搞个人崇拜有关。

　　政治挂帅、革命第一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既是教育灌输的内容，又是评价个人表现的标准，据此，不积极投入政治运动是自甘落后、自毁前程。按照惯例，在一场运动结束时要对每个人做政治鉴定，人们的积极性和表现要记录入档案，在以后的命运前途的关键时刻发挥作用。所以，日后的总书记胡锦涛文革中是“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414总部”文工团（当时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成员，而总理温家宝是“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战团”的普通一兵。

　　阶级斗争的理论和“防修（正主义）反修”的宣传。这使得人们以为中国社会存在许多阶级敌人，妄图变中国为外国的殖民地，使中国人民受欺压、受奴役，而阶级敌人已经在各级政权中找到了代理人，这些窃据领导职位的家伙妄图使中国的发展道路从社会主义变为资本主义。

　　需要指出，单纯用政治运动传统和意识形态氛围还不足以充分解释亿万群众紧跟毛泽东投身于文化大革命，解释他们的激情理想和决心斗志。人们的斗争必定与某种切身利益相关，这里的秘密是：文革前的中国社会是不公正、不平等的，而毛泽东以极高明的手法让人们相信，他是群众利益的代表，他发动文革就是要追求公正和平等；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大布迷局，使得他的政敌与群众发生尖锐冲突（尽管那些党官僚完全是按照惯例行事），他以受压制群众的解放者的身份出现，文革中“造反”群众的冲天干劲和誓死决心不仅来源于他们在“主义”上对毛泽东的服膺，更来源于他们认为毛泽东代表了正义、平等，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从而代表了自己的利益。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由于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惨遭失败，毛泽东被迫把管理日常党务的权力交给刘少奇，他逐渐感到大权旁落，下决心打倒刘，他以猛烈批评现存制度的方式攻击刘，大谈现实中的弊病，在1965初甚至说出这样尖锐的话：“官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二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教育是毛批评的重点之一，他说：“现在课程就是多，害死人”，“现在的考试方法是对敌人的方法，而不是对人民的方法，是突然袭击，出偏题，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可以想见，文革刚发动时毛的这些话广泛流传，是多么大快人心，劳动人民和学生们是多么有理由欢呼“毛主席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其实，像毛这样极高明的统治者（以及像薄熙来这样的野心家）是多么善于说出群众的心里话啊。

　　不难理解，毛的这种为民请命的姿态会得到很多人的拥戴（怪不得“乌有之乡”网站能聚集如此众多的毛粉丝），但对于了解历史真相的人来说，事情却不是这么简单。这里不能仔细辨析，仅指出两点就够了。

　　第一，如果说存在严重弊病，那么始作俑者是毛，他是大权在握的最高领导，不能把责任全部推给刘少奇。早在1953年，他就严厉指示：“凡用这样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需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大家都知道，中国最大的社会不公正是划分城镇居民和农民的户籍制度，对农民的最大盘剥是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这些政策是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制定的，而发动导致3千多万人饿死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其罪魁祸首正是毛泽东本人。

　　第二，毛泽东指出的教育方面的弊端，固然有部分属实，但他的解决办法却是荒唐可笑的。在关于教育的同一讲话中，毛说：“考试可以交头接耳，冒名顶替，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正是根据这种精神，文革中出现白卷先生张铁生强行上大学、管大学和改造大学的“模范事例”，成了中国教育史上永远的笑话。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施展策略手段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

　　发动文革，出于毛的个人意志，但他把第一线工作交给刘少奇，让他引火烧身。1966年6月初，刘少奇、邓小平两人专程飞到毛休养的地方杭州，向他汇报情况，并请他回京主持工作。毛表示暂不回京，委托刘、邓相机处理运动中的问题。刘、邓主持中央会议，决定向文革烈火已经烧起来的大、中学派工作组。按照中共“集体领导”原则，毛并无权力否定这个决定。此外，派工作组是中共领导政治运动的一贯方法，土改和四清运动也派工作组。而且，前不久毛还批准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会后，刘将决定电告仍在杭州的毛，他也没有表不赞成。

　　毛通过密报知道工作组在学校里和少数造反学生尖锐对立，他7月18日回北京后，马上就指责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说“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到了8月5日，他亲自出马攻击刘少奇，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指责刘“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完全可以设想，如果刘不派工作组，毛就会指责他“放弃党的领导”，“听任牛鬼蛇神翻天”。

　　毛作出了一系列姿态以争取群众，他把路线分歧的焦点说成是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把自己和刘少奇的区别说成是保护还是镇压群众。这种扮演解放者的努力在10月初毛派下达的一个中央文件中达到了高峰，文件宣布：“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整人者向被整者赔礼道歉，整人的利器——档案材料被销毁或交还本人。难怪得到“解放”的群众会含着热泪发誓，要死心塌地跟随毛主席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只是到了毛泽东达到目的之后把追随他的学生赶下政治舞台，只是当毛派到学校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比以前的工作组更厉害地镇压学生时，人们才看清楚毛在文革初期实行的“群众路线”不过是争取人心的表演而已。

　　正如西蒙勒斯在其《主席的新衣：毛与文化革命》一书中所说：“毛动员和利用红卫兵的方式和慈禧操纵义和团的方式极其相似，他把群众普遍的不满用于针对他的敌人，而这不满是因他自己的统治产生的，这种不满本可以是针对他自己的……毛本人建立起来的官僚制度长期以来一直是青年不满和感到沮丧的原因，他们随时都要爆发。毛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指控他的私敌为造成这制度的根源（而实际上他才是始作俑者），然后把广泛的愤慨引向他们，把他们搞掉……红卫兵最后意识到上了当，但这已为时太晚。”（未完待续）

　　徐友渔，影响力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