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下）

——兼论冷战格局形成的概念界定


　　三、召开情报会议的初衷和苏共构想的变化

　　最新研究成果表明，苏联真正实施建立共产党国际协商组织的步骤开始于1947年6月4日，也就是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援助欧洲演说的前一天。6月2日波兰工人党领导人哥穆尔卡抵达莫斯科，目的是休假和治病。6月4日深夜，斯大林会见了哥穆尔卡。[1]据哥穆尔卡后来回忆，斯大林建议他以波兰工人党中央的名义发出为组建共产党国际出版机构召开一次会议的倡议。这是在一年后重提建立一个国际组织的思想，但这次斯大林要求立即实施。哥穆尔卡通过信件向波兰党中央报告了这一情况，6月8日波兰工人党政治局召开会议，宣读了哥穆尔卡的来信，最后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并委托公安部长拉德凯维奇选择会址。7月2日回国前几小时，哥穆尔卡再次见到斯大林，并通报了有关未来会议的安排情况。[2]从时间上看，无论斯大林这次提议的真实目的如何--是仅仅召开一次协商会议，建立出版机构，还是表面上以此为由召集各国共产党开会，实际目的则是像3个月后确实发生的那样建立一个国际组织，有一点却是很清楚的：它不是对马歇尔计划的反应，而是另有原因。那么，在莫斯科外长会议结束（4月24日）和马歇尔计划提出（6月5日）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斯大林必须重提建立国际组织的问题呢？

　　事情发生在西欧两个影响最大的共产党身上。法国共产党因其在战后大选中得票率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而声名卓著，舆论甚至认为只有共产党参加的内阁才能治理法国。但法共在与拉马迪埃政府合作时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相继在印度支那战争、马达加斯加叛乱和冻结工资等问题上向政府发难并摊牌，导致法国总统于5月4日免去了5名共产党部长的内阁职务，共产党被赶出政府。意大利共产党是在人数上仅次于苏共而超过任何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大党，在欧洲历史上颇具影响。在1947年2月组成的加斯贝利第四届政府中，共产党与南尼领导的社会党人结成联盟，经常制造难题，导致加斯贝利5月13日辞职。而5月31日重新组建的天主教民主党和无党派联合政府则完全排斥了共产党。大体同时，比利时政府中的共产党阁员辞职，卢森堡新政府也没有再吸收共产党人参加。[3]这种状况对苏联战后奉行的共产党参加联合政府的政策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更为严重的是，这些西欧共产党采取的步骤根本没有同苏共商议，甚至没有进行通报，莫斯科事前对此一无所知。作为各国共产党的领头人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克里姆林宫竟然失去了与西欧大党的联系，并因此处于被动和尴尬的地位。这一连串事件使斯大林颇为恼火。于是，通过建立某种机构和加强协商以避免各国共产党摆脱莫斯科控制的问题，便刻不容缓地提上了斯大林的议事日程。

　　6月2日，日丹诺夫按照斯大林的命令给多列士发出一封加急信，信中说，苏联领导人不能理解"在法国发生了什么"以及"是什么动机引导了共产党"；"对联共（布）中央来说，法国国内形势和力量对比朝着不利于共产党人的方向发展是完全没有意料到的"；"许多人认为，法国共产党人是在同联共（布）中央协商后采取行动的。你们自己知道，这是不正确的，对于联共（布）中央来说，你们所采取的行动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4]两天后，斯大林便接见了哥穆尔卡并提出要召开几国共产党会议。6月6日，莫洛托夫将给法共加急信的副本寄给了苏联驻美大使。6月底莫洛托夫在巴黎和会期间与南共领导人吉拉斯会谈时讨论了下述问题：由于"西欧和东欧各共产党之间缺少协调"，所以"必须出版一份有统一编辑部和统一观点的理论杂志"。7月7日（哥穆尔卡汇报了会议的准备情况后），这封加急信的副本又寄到了苏联驻保、匈、罗、捷、南的大使馆，其内容被转告给各国共产党领导人。[5]由此可以判断：第一，莫斯科要召集的共产党会议绝不简单地是为了创办一个杂志或出版社，而是想通过某种方式协调和统一各国共产党的行动；第二，建立新的国际组织的设想首先不是针对西方国家的压力和紧逼，而是源于共产党队伍内部的分散和独立倾向。不过，这一结论丝毫没有贬低马歇尔计划及苏联的反应在冷战起源中的地位，历史的进一步发展表明，马歇尔计划固然不是建立共产党国际组织的最初源泉，但苏联对马歇尔计划的估计和反应却无疑坚定了斯大林建立共产党情报局这类机构的决心，特别是明确了情报局的行动方针和目标。

　　对于马歇尔含糊其辞的演说，莫洛托夫和他的专家们进行了仔细研究[6]，他们似乎都把这个计划的动机看成是主要出于经济的需要，尽管怀疑这个计划是针对苏联而提出的，但仍认为如果处理得当，它可能会转过来对苏联有利--从美国获得一些急需的重建贷款。因此，当英、法发出召开三国外长会议讨论马歇尔计划的虚情假意的邀请[7]时，苏联不仅欣然接受，而且派出了一百多人的庞大代表团[8]。不过，莫斯科还是非常谨慎的。6月2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并批准了对英、法政府照会的肯定性答复[9]。6月25日经斯大林批准的给出席巴黎会议的苏联代表团的指示表明，莫斯科的担心主要在两个方面：其一，接受美国援助可能会在欧洲形成一个反苏联盟，特别是造成东欧国家从苏联势力范围中分离出去，所以指示苏联代表团呼吁制定单一国家的经济复兴计划，而不是一项全欧洲的计划，其理由是"这会阻碍东欧工业的发展并会增强欧洲各国之间战前的那种经济关系"。其二，援助计划可能会导致德国的复兴--其结果无疑将再次构成对苏联的威胁，因此要求苏联代表团采取不妥协的立场反对讨论向德国提供经济援助的问题，反对一切利用德国资源的企图，其对策是德国问题必须限制在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苏联在这个委员会中拥有否决权）之内。[10]

　　在6月27日至7月4日的巴黎会议上，英、法与苏联之间的讨论恰恰在这两个问题上陷入了僵局[11]。莫洛托夫在7月1日对会议的结果失去了信心，他致电斯大林说："我们的观点与英法的观点有本质的不同，我们不指望在有争议的实质性问题上达成任何协议。"[12]这时，莫斯科没有考虑到东欧国家对美国援助的迫切需要，更没有想到会有人对苏联的立场持抵制态度。

　　有研究表明，接受美国的贷款，在战后东欧国家的政治纲领中已成为广泛共识，并得到普遍支持。不同派别的政治家，从自由党、民主党到社会党和共产党，都把自己的活动纲领同获得美援联系在一起。在相当一部分居民中流传着关于美国的生活水平和民主标准的说法。在经历了法西斯占领和军事独裁之后的东欧地区，这种说法显然是对美国有利的政治心理因素。而由于历史和政治等方面的原因，对苏联的不信任和反感情绪在东欧地区，特别是在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13]此时马歇尔计划的出现，自然会对东欧国家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尤其是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出于经济上的原因表现得更为热心[14]。还在巴黎会议之前，波兰驻美大使维涅维奇就告诉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说，他的政府对马歇尔计划抱有"极大兴趣"。贝文对此的估计是：鉴于"促使欧洲复兴这一实际性援助的诱惑，苏联是控制不住其卫星国的"。[15]

　　苏联领导人最初的想法的确有些简单。7月4日，英法邀请22个欧洲国家参加定于7月12日召开的第二轮会议，以尽快制定出一项欧洲复兴计划。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立即决定接受邀请[16]，季米特洛夫在与苏联大使基尔萨诺夫谈话时也认为东欧国家应该参加巴黎会议，以借此宣扬苏联关于重建欧洲的观点。季米特洛夫还特意指出，"像保加利亚这些国家拒绝参加会议将使别人有理由指责他们缺乏政治上的独立"。[17]或许是考虑到这种状况，莫斯科第二天给所有驻东欧国家的使馆发出了两封电报。第一封电报指示他们对苏联在巴黎会议上的立场做出解释，第二封电报是转给各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建议东欧各国应当接受英法的邀请，出席第二轮会议，目的是"在会议上阐明英法的计划是不可接受的，使该计划不能获得一致通过。然后同尽可能多的国家代表团一起退出会议"。[18]7月6日莫洛托夫又转告贝鲁特和铁托，希望他们派使节来莫斯科进行非正式访问，"以求商量关于巴黎会议的协调性意见，以免在会议期间出现不必要的困难"。[19]

　　不过，苏联领导人重新考虑了自己所处的地位后，很快就意识到东欧国家参加7月12日会议，即使只是出于破坏的目的，也是十分危险的。7月6日夜间莫斯科通知东欧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在7月10日以前不要对英、法做出任何回答"。[20]仅隔一天，又明确通知各国，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撤消了7月5日的函电，并建议拒绝参加巴黎会议。[21]

　　但麻烦已经出现。7月7日，捷政府宣布正式接受英法的邀请，并任命驻法大使诺塞克为会议代表。[22]在布拉格的美国大使向国内报告说，捷克斯洛伐克似乎"急于要加入马歇尔计划"。同一天，波兰外长莫泽莱夫斯基也告诉美国新任大使格里菲斯，尽管"还未做出最后决定"，但他认为"波兰政府一定会接受英、法邀请并出席巴黎会议"。[23]当苏联驻布拉格临时代办彼得罗夫于7月8日拜见哥特瓦尔德，并转交莫斯科的电报时，哥特瓦尔德说，现在已经不可能改变参加巴黎会议的决定了，因为"政府不会支持我们(共产党)"。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秘书克莱门季斯（共产党员）也告诉彼得罗夫，"现在什么也不能改变了，因为他们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措施，英、法已经得知他们的决定，况且新闻界也已公布了。在巴黎的诺塞克已经得到了指示，大意是受权他出席这次会议"。[24]这不啻给了莫斯科当头一棒--对东欧失去控制的迹象已经出现，斯大林要求捷共领导人立即赶到莫斯科来。在受到斯大林的严厉斥责和耐心说服后，哥特瓦尔德屈服了。[25]可资利用的证据表明，波兰政府也同样是在莫斯科的压力下拒绝了马歇尔计划。因为7月9日上午美国大使格里菲斯在与贝鲁特总统谈话时得到的答复是波兰政府还未最后决定是否去巴黎，而晚饭后波兰外交部就当面通知他，波兰不参加巴黎会议了，其理由与斯大林会见捷共代表团时讲的如出一辙。[26]斯大林对问题严重性的提法--如果你们出席巴黎会议，就是加入了孤立苏联的活动--说明，苏联拒绝马歇尔计划的核心是担心东欧国家的分离，而能够防止出现这种后果的措施就是必须加强和扩大与各国共产党的组织联系。

　　看来，与其说苏联对马歇尔计划的消极反应是共产党情报局建立的直接原因，还不如更进一步地指出，对于欧洲各国共产党摆脱苏联控制及东欧国家摆脱苏联势力范围的防范心理，使莫斯科感到必须建立一个具有制约功能的共产党国际机构。在苏联为马歇尔计划奔忙的同时所发生的另一个事件，更使莫斯科感受到这种必要性。南斯拉夫一直倾向于组建一个巴尔干联邦，首先是同保加利亚的联邦，这一设想几经周折，终于在1947年夏天有了初步结果。[27]根据档案文献，7月初，季米特洛夫和铁托在互通信件中认为，实现联邦计划的一个最重要的措施--签订南保同盟条约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分别向莫斯科做了报告。斯大林担心英国出来反对，于7月5日答复，同盟条约的签订应等到对保加利亚和平条约批准后实施。但保、南领导人没有完全听从莫斯科的指示，在他们看来，对保和约已于2月签订，得到批准只是时间和程序问题。7月底铁托和季米特洛夫举行了会谈，并于8月1日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已就同盟条约进行协商（实际上已经草签），并将在对保和约生效后签署。[28]8月2日，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的代表还在布莱德缔结了一项协定，保证"提供炮兵、空军和步兵来组织希腊民主军的后方防御"，会议成立了一个旨在组织支援希腊游击队的"巴尔干联合参谋部"。[29]消息传到莫斯科，斯大林震怒。在8月12日给铁托和季米特洛夫的同一信件里，斯大林强烈谴责他们的"草率行事"给"英美反动分子提供了多余的借口"，使其得以"加强对希腊和土耳其事务的军事干涉"。他还特别强调，南共和保共这样做"没有同苏联政府商量"。[30]

　　在这样的背景下，苏共领导人感到召集共产党会议的事情不能再耽搁，而且为了实现会议的真正目的，也绝不能仅仅依靠波兰党进行筹备工作。在波兰工人党中央7月16日的通知中，只说打算在会上就欧洲各兄弟党所面临的问题交换看法和情况；为成立研究"各国工人运动问题"的新杂志做准备。[31]波兰党在7月底发出的正式邀请信中又特意指出，"我们不追求建立某种国际工人运动机关的目的，不想创办仅阐明某些国家工人运动问题的杂志"。[32]这显然已经不能满足莫斯科的要求了。

　　四、情报局的建立和苏联冷战政策的形成

　　就在哥穆尔卡发出邀请信的时候，日丹诺夫在给斯大林关于苏联方面组织会议的具体行动的报告中提出，联共(布)代表团在会议上应直接建议把邀请信完全没提到的两个问题--国际形势问题和各国共产党行动协调问题列入会议日程。报告规定，第一个问题由联共（布）派人作报告，研究和讨论国际形势的重点是提出各国共产党当前的主要任务；第二个问题由波兰人作报告，而苏联将在会议上提出成立一个"与会各党协调中心"的建议。报告强调，一方面，实行这种协调"只能依照各党自愿协商的办法"，但另一方面，"在涉及到联共(布)利益的所有问题上，有关党必须同联共(布)协商"，"在涉及到其他党的问题上，它也必须同其他党协商"。[33]这就是说，各国共产党行动的基本方针要由联共（布）提出，而且在具体问题上也必须同莫斯科"协商"。

　　显然，波兰党是不能胜任这项工作的，除了负责提出各党行动协调的问题--这不便由联共（布）直接提出--外，其他一切只能靠苏联人自己了。为此，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副主任巴拉诺夫在8月15日向日丹诺夫提交的报告中建议："联共（布）的代表应当拥有关于会议日程所有主要问题的详细材料，这些材料必须由联共（布）中央认真准备并经其批准"；在各党代表互相交换信息和听取国际形势报告后，可以就下述一些非常迫切的问题交换意见，即关于马歇尔计划、德国的国家制度和经济制度、各国共产党对苏联和联共（布）的态度、共产党行动的协调和相互提供情报的形式等问题；在上述讨论的总结阶段，联共（布）代表"可以支持成立协调委员会的想法"，当然，这个建议最好"是由其他党的代表提出的"；联共（布）代表对关于成立出版情报刊物的机构也应持这样的立场；"会议应当秘密进行"，只在结束后发表一个简短的公报。[34]在对这个报告进行修改和补充的基础上，8月27日，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提交给斯大林一份新的报告。在会议需要讨论的问题中，报告删去了德国问题--可能是考虑到德国问题属苏联的专利，无需其他党过问，而加入了新的内容："批评一些党所犯的错误，首先是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所犯的错误"[35]，以及"加强斗争，反对新的战争威胁，号召团结一切民主力量和反法西斯力量以对抗美帝国主义从政治和经济上奴役欧洲的计划"。"对苏联态度"和"对联共（布）态度"的提法改为"作为各国劳动群众在争取和平、社会主义和真正民主的斗争中最强大力量和可靠支柱的苏联的决定性意义"。关于"协调委员会"，报告进一步明确：在出席会议的各党代表"自愿同意"的条件下，以"总部设在华沙的情报局"的形式建立之。[36]

　　至此，即到8月27日，莫斯科最后明确了建立新的国际机构--情报局的构想，其使命是重建共产国际时存在的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利益必须绝对服从联共(布)利益的那种隶属关系。但这次的重点是在欧洲，特别是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各国共产党身上。9月初，对外政策部遵照日丹诺夫的指示，作为苏共代表在会议上发言的素材，准备了一份长达8页的分析材料《关于联共(布)的国际联系》，其主要内容是强调建立国际共产主义机构的必要性。文件讲述了共产国际解散后各国共产党之间联系的状况，认为这有力地促进了"各兄弟党"争取民主和工人运动团结的斗争，巩固了苏联的国际影响，"帮助解决了苏联对外政策的任务"。但是各共产党之间现有的联系是不充分的，因为它不是正规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关系的困难在于"没有一个交换情报及对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主要问题统一观点所必需的中心"。没有统一的中心，"还妨碍各民主组织的协调行动，妨碍在同反动派和新的世界大战的战争贩子的斗争中制定统一的策略"。文件最后指出，"建立国际协调中心，或至少建立情报出版机构"是"完全现实的任务"；"这一机构在争取和平和发展民主的斗争中，在制定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组织共同路线和策略方面，将扮演积极角色"；在今天"国际生活中的任何一个问题，无论大小，没有苏联参与是解决不了的"。[37]

　　以上论述可以归纳为两点：成立情报局的主要目的就是对欧洲共产党内部进行整肃[38]，以协调行动，制定共同的路线和策略；在莫斯科的统一号令下，开展反对以美国为首的战争贩子和奴役欧洲计划的斗争。众所周知，日丹诺夫在会议上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表述了苏联领导人确定的基本纲领，而这一纲领的的中心命题就是两个对抗阵营的形成[39]。值得注意的是，从档案材料可以看出，这样提出问题是克里姆林宫在开会前几天才决定的。在头几份反复修改的报告草案里，都没有出现关于两个阵营或类似的命题，只是在最后定稿前的一份报告文本上，日丹诺夫做了批注："新的阵营"和"新的民主"。于是，全文都作了相应的变动，其中关于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立场和作用这一提法，在多数情况下都改成了"苏联和民主国家"，"民主国家阵营"，"反帝国主义阵营国家"。报告第二部分的标题"苏联--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支柱"，随着内容的变化也换成了一个反映两个阵营形成的标题："战后政治力量的新格局--以帝国主义的反民主阵营为一方和以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为一方的两个阵营的建立"。这种变动，很可能不是由于日丹诺夫本人思想转变主动提出的，而是斯大林在看了准备好的报告后做出的决定。总之，直到9月19日，即在会议召开的前3天，政治局才正式决定委托日丹诺夫做这个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40]这说明，共产党情报局最后确定的纲领是仓促的、应急的，而且是对马歇尔计划重新认识后的被动反应[41]。

　　就这样，在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的直接操纵和斯大林的幕后指挥下，9月22日华沙会议正式开幕。然而，除苏联外，包括倡议人波兰党和最激进的南共在内的所有与会代表，都不清楚会议的真实目的和具体日程。[42]因此，当马林科夫在其发言的结论部分提出必须采取"明确的措施"，"加强各国共产党之间联系和建立经常接触"，"以便相互理解和协调行动"[43]的时候，波兰党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9月24日，哥穆尔卡和明兹请求会晤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并阐述了以下观点：波兰不希望在华沙建立任何一种情报局的机构，如果一定需要这样的机构，最好选择贝尔格莱德或布拉格。在波兰建立情报局将会被看作是共产国际的复活，而这会给波兰在对外关系领域造成不良影响。尽管与苏联人约定，在关于协调的问题明朗化以后再行讨论，但半个小时后哥穆尔卡又再次强调，波兰人原则上反对建立情报局，并认为应该像他们通知中所说，仅限于出版一本杂志，同时可以赋予杂志编辑部以必要的协调权力。鉴于波兰人的这种立场，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认为，在波兰代表做报告之前，必须同其他各国代表团私下谈话，让他们表明立场，并坚持认为：必须建立情报局，其驻地就设在华沙。[44]得此消息后，在25日的电话中，莫洛托夫指示：一定要让会议通过建立情报局的决议，即使没有协调的职能。但随后斯大林表示了更强硬的态度：必须赋予情报局以协调职能，新的机构应该能够控制每个欧洲的，尤其是东欧的共产党。[45]

　　令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感到欣慰的是，在与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交谈时，二者都认为必须建立这样的具有协调职能的机构。卡德尔声明，情报局可以设在贝尔格莱德，这一点无须同铁托商量了。斯兰斯基表示布拉格也可以作为情报局的驻地，但须回国与哥特瓦尔德商议。[46]经过苏联代表的努力，其他各代表团都表示接受具有协调职能的情报局，波兰代表回国商议后也撤销了原来的意见。[47]屈服了的哥穆尔卡在9月27日的简短报告中，以个人名义建议成立情报局，其职能不仅是交换经验，"在必要的时候"，还应"按照自愿的原则"协调各共产党的活动。[48]9月28日，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出席会议的各国共产党交流经验和协调行动"的决议，决议规定成立具有协调职能的共产党情报局，由各国共产党的代表（每党两名）组成，其驻地设在贝尔格莱德。同时，情报局将创办自己的机关刊物[49]。

　　波兰会议终于完成了莫斯科匆忙设定的任务--通过建立情报局这一机构恢复对欧洲各主要共产党的直接控制和指挥；在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的旗帜下开始实施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集团对抗[50]的战略。至此，美苏双方不仅发表了冷战宣言，而且确定了冷战政策，冷战格局终于在欧洲形成。不过，这里还有必要指出，就其职能而言，作为苏联对外政策的附属物，尽管情报局在组织形式上有别于以往的三个"国际"，仍可被看作是共产国际的替代品，但就其目标而言，二者之间的差别是十分明显的。如果说共产国际的纲领是推动世界革命，领导各国共产党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制度，那么情报局则只是要求放弃与美国的合作，在欧洲的范围内组织共产党抵制和防御西方的进攻（至少在莫斯科看来，马歇尔计划是美国进攻战略的开端），而且只能按照苏联认可的时间和地点采取行动。对于拉科西提出的分别召开多瑙河流域和北欧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建议，被斯大林以"不合时宜"为由而否定，铁托关于邀请希腊共产党出席波兰会议的提议遭到斯大林婉言拒绝，[51]甚至对于方兴未艾的希腊革命和中国革命，日丹诺夫在洋洋万言的报告中也只是顺便提到，而对于这两个革命的影响和意义则只字未提。[52]这些都体现了莫斯科的目标和行为的界限。

　　因此，日丹诺夫的报告可以被认为是莫斯科的冷战宣言，但其所反映的苏联冷战政策的实质是对抗和抵制，斯大林只是想通过采取强硬的路线，迫使西方承认苏联已经取得的势力范围，保证苏联的安全和利益，而并非要对资本主义世界发动全面进攻--这与美国的"遏制"理论确有异曲同工之处。对于莫斯科的目标，不仅"自由世界"的政客们当时做出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就是在共产党内部也产生了种种误解。铁托正是因为擅自采取了一系列激进的措施，而成为共产党情报局的第一个牺牲品。[53]

    第三、四节注释：

　　[1] 参加会见的还有莫洛托夫以下十几位苏联领导人，可见此次谈话之重要。见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6，№5-6，л.14。

　　[2] Долгий путь，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лл.ⅩⅩⅩⅨ-ⅩＬⅠ；Проблем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лл.114-115.

　　[3] 以上参见卡尔沃科雷西编著/徐先麟等译：《国际事务概览(1947-1948)》，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中文版，第130-131、156-157、499-501页；AbrahamBoxhorn, The Cold War and the Rift in the Governments of NationalUnity: Belgium, France and Italy in the Spring of 1947, AComparison. Amsterdam, 1993, pp. 248-49。

　　[4] РЦХИДНИ,ф.77,оп.3,д.89,лл.1-13。参见Сталин и Торез，л.25；Мурашко和Носкова前引文91-92页。

　　[5] Бьяджо前引文23页。

　　[6] 莫洛托夫对演说文本所做的圈点和批注见АВПРФ,ф.06,оп.9,п.18,д.209；诺维科夫6月9日和24日致莫洛托夫电见АВПРФ,ф.059,оп.18,п.39,д.250；瓦尔加关于"马歇尔计划与美国经济形势"的备忘录（6月24日）见АВПРФ,ф.06,оп.9,п.18,д.213。参见Parrish前引文13-15页；M.

　　M.Narinsky，The Sovet Union and the Marshall Plan，WorkingPaper，CWIHP，№9，1994，p.43。

　　[7] 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和法国外长皮杜尔表面上宣称欢迎苏联参与马歇尔计划的实施，暗地里却分别向美国驻巴黎大使卡弗里保证，"他们希望苏联拒绝合作，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准备'全力以赴，即使遭到苏联的拒绝'"。见卡弗里致国务卿，1947年6月18日，Foreign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1947，Vol.3，pp.343-344。

　　[8] 1947年7月4日道格拉斯给马歇尔的信提到了莫洛托夫代表团的人数，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States，1947，Vol.3，p.310。

　　[9] АПРФ,ф.03,оп.63,,д.270,л.12。Narinsky前引文42页。

　　[10] АВПРФ,ф.06,оп.9,п.18,д.214,лл.1-13。参见Parrish前引文22-24页；Narinsky前引文44-46页。

　　[11] 依据新的档案对会议情况所做的描述，见Parrish前引文24-25页；Geoffrey Roberts，Moscow andthe Marshall Plan: Politics, Ideology and the Onset of the ColdWar,1947，Europe-Asia

　　Studies，1994，V.46，№8，pp.1375-1376；Narinsky前引文46页；Zubok和Pleshakov前引书105页。

　　[12] АПРФ,ф.03,оп.63,д.270,лл.70-71。转引自Narinsky前引文46页。

　　[13] Мурашко和Носкова前引文71-72页。

　　[14] 在1945年波兰的外贸中，苏联占出口额的93%，进口额的91%，1946年则分别降为50%和70%。在捷克斯洛伐克，从1946年第三季度到1947年第一季度，从苏联的进口额减少一半，对苏出口额下跌了三分之一，而同期从美国的进口额增加了两倍，对美国的出口额增加了50%。克劳丁前引书，第二卷，178-179页。

　　[15] 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1947，Vol.3，pp.261、268。

　　[16] Parrish前引文27页；克劳丁前引书，第二卷，178-179页。

　　[17] 基尔萨诺夫致莫斯科电，1947年7月6日，АПРФ,ф.03,оп.63,,д.270,л.118。转引自Narinsky前引文48页。

　　[18] 莫洛托夫致彼得罗夫转哥特瓦尔德电，1947年7月5日，АВПРФ,ф.059,оп.18,п.22,д.151,л.87；莫洛托夫致苏联驻华沙大使电，1947年7月5日，АПРФ,ф.03,оп.63,,д.270,лл.93-94。莫洛托夫致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电，1947年7月5日，АПРФ,ф.03,оп.63,,д.270,л.96。参见Roberts前引文1377页；Parrish前引文26页；Narinsky前引文48页。

　　[19] 莫洛托夫致列别杰夫电，1947年7月6日，АПРФ,ф.03,оп.63,д.270,л.135。转引自Narinsky前引文48-49页。

　　[20] 莫洛托夫致列别杰夫电，1947年7月6日，АПРФ,ф.03,оп.63,д.270,л.135。转引自Narinsky前引文48-49页。

　　[21] 莫洛托夫致列别杰夫电，1947年7月8日，АПРФ,ф.03,оп.63,д.270,л.158。转引自Narinsky前引文49-50页。

　　[22] Parrish前引文26页。苏联驻法国大使博戈莫洛夫认为：诺塞克在国内政策上以保守、在对外政策上以倡导亲西方而著称。博戈莫洛夫致莫斯科电，1947年7月10日，АПРФ,ф.03,оп.63,д.270,л.201。转引自Narinsky前引文50页。

　　[23] 斯坦哈特致国务卿，1947年7月7日，基思致国务卿，1947年7月7日，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States，1947，Vol.3，pp. 13-14、313。

　　[24] 彼得罗夫致莫洛托夫电，1947年7月9日，АПРФ,ф.03,оп.63,,д.270,лл.183-184。转引自Narinsky前引文50页。

　　[25] 斯大林与哥特瓦尔德谈话记录，1947年7月9日。АПРФ,ф.45,оп.1,д.393,лл.101-105。更为详细的情况可参见Parrish前引文27-31页；Narinsky前引文50页。

　　[26] 格里菲斯致国务卿，1947年7月10日，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States，1947，Vol.3，pp.320-322。尽管有当事人回忆说，波兰不是被强迫拒绝马歇尔计划的（SheldonAnderson，Poland and the Marshall Plan, 1947-1949，DiplomaticHistory，1990，V.15，№4，p.476），但目前尚无相关的波兰档案文献可以证实。

　　[27] 有关巴尔干联盟的最新研究见Н.Д.Смирнова，Сталин　и　Балканы　в　1948г.Проблемы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ССР，И.В.Гайдук, Н.И.Егорова,А.О.Чубарьн，Сталинское　десятилетие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факты　и　гипотезы，Москва，1999，лл.36-44；R.C. Nation，A Balkan Union? Southeastern Europein Soviet Security Policy, 1944-8，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Cold War,，pp.125-143。

　　[28] Проблем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лл.106-107；Гибианский，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1947-1948гг. По архивным документам，Новая иновейшая истрия，1996，№1，л.168。

　　[29] 克利索德前引书109-110页。

　　[30] ДНЕВНИК，556；Проблем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лл.106-107；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л.168。

　　[31] Как готовилось，лл.4-5； Бьяджо前引文23页。

　　[32] Проблем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л.115。

　　[33] РЦХИДНИ,ф.77,оп.3,д.90,

　　лл.10-11；Проблем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лл.115-117.；Как　возник　Коминформ，лл.141-142。

　　[34] РЦХИДНИ,ф.575,оп.1,д.3,лл.1-13.

　　[35] 报告初稿的写法是："对于某些共产党(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以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所犯的错误进行批评，其中包括各党之间缺乏相互联系以及行动协调一致方面的错误"。РЦХИДНИ,ф.77,оп.3,д.90,л.10。

　　[36] РЦХИДНИ,ф.77,оп.3,д.90,лл.1-15。转引自Бьяджо前引文，第27-28页；Какготовилось，лл.9-10。

　　[37] РЦХИДНИ,ф.575,оп.1,д.3,лл.17-24。转引自Какготовилось，л.10-12；Бьяджо前引文29页。

　　[38] 在此期间，对外政策部准备了有关欧洲主要共产党的详细材料，并对所有这些党（包括南共）提出了批评意见（РЦХИДНИ,ф.575,оп.1,д.3）。详见Коминформв действии，лл.167-168；Бьяджо前引文，第30-33页。

　　[39] 报告全文见РЦХИДНИ,ф.77,оп.3,д.94,лл.1-49。

　　[40] Проблем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лл.118-119；Бьяджо前引文38页。

　　[41] 帕里什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见Parrish前引文36-37页。

　　[42] Бьяджо前引文39-41页。

　　[43] РЦХИДНИ,ф.575,оп.1,д.1,л.54-55；又见СовещанияКоминформа，лл.155-156。

　　[44] 谢尔盖耶夫（日丹诺夫）、鲍里索夫（马林科夫）致菲利波夫（斯大林）电，1947年9月24日。РЦХИДНИ,ф.77,оп.4,д.57,лл.37-38.

　　[45] Zubok和Pleshakov前引书133页；Проблем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лл.120-121。

　　[46] 谢尔盖耶夫、鲍里索夫致菲利波夫电，1947年9月25日。РЦХИДНИ,ф.77,оп.3,д.92,л.54。

　　[47] 谢尔盖耶夫、鲍里索夫致菲利波夫电，1947年9月27日。РЦХИДНИ,ф.77,оп.3,д.96,л.2。

　　[48] РЦХИДНИ,ф.575,оп.1,д.1,лл.276-279。这个"自愿原则"，在定稿时被日丹诺夫换成了一种模糊的提法--"按照相互协商的原则"。РЦХИДНИ,ф.77,оп.3,д.96,л.14;ф.575,оп.1,д.1,л.304。转引自Проблем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лл.122-123。

　　[49] 谢尔盖耶夫、鲍里索夫致菲利波夫电，1947年9月28日。РЦХИДНИ,ф.77,оп.3,д.96,лл.10-11。

　　[50] 笔者提出"集团对抗"的概念（沈志华、张盛发：《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论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的转变》，载《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6期），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1947年开始的斗争仅局限于以美苏为首并有部分欧洲国家参加的两个集团之间，直到1950年中苏同盟条约签订，尤其是朝鲜战争的进展，才真正形成了世界性的"社会主义阵营"。

　　[51] Как готовилось，лл.5-6、3。

　　[52] 见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лл.152-170。

　　[53] 详见拙文：《对1948年苏南冲突起因的历史考察》，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

　　沈志华，《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