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25日 星期日
蒋介石和权力有太多感情
蒋介石从1927年开始,蒋介石掌握权力20多年,到台湾他也不愿意放手,一直到最后,等于有50多年。就好像你跟谁结婚,对他刚开始也许没有太多的感情,你跟他过了40多年难道还会没有感情吗?他和权力大概也是这种关系,就是没法放手
前不久,著名学者陈铁健与黄道炫师生二人合著的《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从蒋介石传统思想的形成,儒法兼济和致用之学的吸收,力行哲学的渊源和提出,政治、文化、社会等统治资源的清理以及信仰和爱欲的分析,展现了蒋介石的精神世界。在研究过程中,黄道炫曾仔细研读台湾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档案”(大溪档案),并利用了普林斯顿大学胡佛图书馆公布的蒋介石日记等一手资料。就蒋介石思想资源的形成和清理等问题,记者采访了黄道炫。
政治强人的自我修为
法治周末:你说蒋介石是一个触及你灵魂的人物,他对你的触动主要在哪些地方?
黄道炫:我是1988年开始接触蒋介石的思想的。我当时对思想史有兴趣,硕士论文想做王国维。陈铁健老师当时要写蒋介石传,他就说你写蒋介石吧。当时我很不情愿,觉得他是那种地痞、下三滥角色,研究他太丢脸了,但是没办法。我到图书馆去看蒋的全集40本,看完以后(我觉得这种训练恐怕现在也不会有了,因为现在资料太多了),我觉得就能够进入他的内心,能够体会到,面对一个事情他为什么这样去想,为什么这样去做。
我这代人从小受到的教育,很推崇斗争哲学。在1980年代,我们是反传统的。蒋对我个人的影响就是中国传统。从他那里,我知道了修身养性、礼义廉耻、四维八德。读了他的东西以后,我就开始去读中国传统思想,这些传统在我的思想里面扎根了。到现在为止我也不认为,中国的传统思想在现代中国还需要承担太多的责任,它只需要去停留在我们的精神层面,去做我们精神的寄托就行了。
总之,我只是从他讲的那些东西里面去了解传统,通过他去了解传统,然后,传统开始慢慢进入我的内心——但只是内心而已。
法治周末:蒋介石日记公布后,有人认为,他记录的是他真实的想法,也有人怀疑他是写给别人看的。你认为,他的记录和他的真实想法一致吗?
黄道炫:有一致的成分。很多人与别人产生利益冲突,产生分歧后会放在心里。我们现在经常会说蒋介石爱骂人,但是,蒋会把他的意见写出来。他明知道自己的日记会被后世作为评判他的证据,但他还是把他的真实想法说出来,这其实就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地方。
我年轻的时候也写过日记,当时也知道我这个日记不可能有人看,但是在写一些我内心比较肮脏的想法的时候,就会想我要不要写,写出来万一别人看见怎么办,那么最后我就会选择不写。但是蒋的日记里面,你会看到大量的对他不是很好的记载。如果我们每个人反省一下,你做事情,你的日记会怎么写,再和蒋去做个对照,你能不能做到像他那样?起码我做不到,我想90%的中国人都不一定能做到。
其实,他骂的最多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每隔一段时间他就骂自己,他不断地反省,不断地批评自己,他批评自己比批评谁都狠。
法治周末:蒋介石长期注重自身修身养性,国民党内部的人是否因为他的这些作为,看到他确实进步了,精神面貌确实改变了而支持他,而使他成了这种自修的一个受益者?在军事和政治上崛起的过程中,他的这种修身养性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黄道炫:这是治思想史的一个难题,因为你很难说清楚。在军事和政治上崛起,他自身修为有怎样的作用,关键在于实力。当年的国民党将领,当然都说自己是忠于三民主义的,但是内心中有多少三民主义的东西很难说。但是蒋对三民主义的忠心,在后面可以看得到。
当年的国民党里面,没有太多优秀的军事将领,所以,寻找一个优秀的军事将领,是孙中山很迫切的一个愿望。蒋在当年的国民党将领里面,比较早表现出对战略的理解。他在1917年给孙中山呈递过一个报告,可以看出来他有全国性的战略眼光,所以,孙中山很看重他。孙中山是一定要抓全国性的政权的,这一点在当年的国民党将领里面,没有几个能像蒋这样表现出来。
这两个因素,应该是孙重用蒋的重要原因,而后来恰好有了这样一个机会,恰好有一个黄埔军校,恰好建立了党军。很多事其实是机缘巧合,蒋当年何曾想到他1924年做黄埔军校的校长,1926年就可以北伐,然后就可以统一全国?这是历史的表象,至于他的自我修为起到了多大的作用,这很难说。
蒋介石自我修为对他成为军事和政治强人会有帮助。我最近看张发奎的回忆,他在评价一个领袖的时候,他就会很强调这个人人品很好,他可以用革命的那样一个精神去影响我们。他能够成为革命领袖,在革命阵营里面,奠定他的威望,在中国的评价标准里面,人品确实还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君师合一”
法治周末:从你在书中的梳理来看,应该说蒋介石是孙中山思想的忠实继承者。但是很多人认为,蒋介石背叛了革命,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种说法是准确的吗?
黄道炫:蒋对孙中山本人的忠诚度没有问题,他确确实实是对孙很敬仰,期望孙中山的思想能够在中国结出果实。至于他的政治举动里面,可能会有很多的权衡、谋略,甚至由于他本人对权位的恋栈,可能对孙的想法做一些改变和调整,这都是有的。不过可能我们以前把他的调整过于放大了。
法治周末:民国时候有些人写政治评论,说国民党训政一训几十年,这应该说是一种情绪的发泄,或者政治需要的成分更多一些,实际上跟事实还是有距离。
黄道炫:确实是有距离,国民党三大后有一个训政到宪政的时间表,尽管没有完全实现,但大体还是遵循了这一路径。之前我们基本上都没有这个说法,大家很少谈这个问题。
法治周末:在中国古代社会,君就是君,没有充当师的角色。但是很明显的一点是,革命兴起之后,不管是孙中山、蒋介石还是毛泽东,都有“君师合一”的趋势。你觉得,这主要是什么原因所造成的?
黄道炫:在传统社会,也有这样一个建构,皇帝可能不一定去直接承担“师”的角色,从汉朝以后,他会和孔子、儒家的一个连通去作为一个象征。应该说,曾经有过一些皇帝试图去做直接的解释者,但是这确实不是一个主流的现象,但是,通过和孔子的连接去充当这样一个角色的还是有的。
对于孙中山,我想革命党兴盛以后,应该是有一个变化,主要还是企图重新去构造一个思想体系。因为孙中山有三民主义这样一个构造,他一方面承接中国传统思想,即孔孟之道;另一方面,他其实和西方思想融合是很明显的。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蒋和毛的区别就比较明显了。蒋没有很明确提出一套完整思想体系,但他也是通过尝试,去做三民主义与孔孟之道之间的连接者、尝试者和执行者,他和传统的君主是一样的——他要那么刻苦地去修,他完全要靠个人的人格教化和自身修为去影响全国。而毛泽东试图告诉老百姓的是,我提出了新的体系,毛泽东思想是他一个最有力的工具。
法治周末:国共两党的三个领袖都致力于“君师合一”的志业,是否与世界格局的变化、革命的输入及其内在理念有直接关联?
黄道炫:中国传统的君主,没有几个是开国的君主,这么多代也就那么几个人。比如我们看溥仪,他的老师去教化他,如果成为太子以后,你将来应该怎么去做,这样做才会成为老百姓的榜样,这是中国传统的,就是治人者就一定是一个全国的榜样,这应该是从孔子开始就有的一个中国的伦理传统。
蒋介石的悲剧在于,他要去充当一个中国传统维护者的角色。其实他这种维护也有很大的正当性。但是问题在于,近代中国是一个对自身有那么强大的怀疑情绪的时代,去做这样的工作,确实是吃力不讨好。其实蒋也很清楚这一点,但是他觉得自己必须去做——蒋就是这么一个人。
思想上的民族主义者
法治周末:从你对蒋介石思想资源的梳理,我感觉他有特别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这和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一直失败有直接关系吗?
黄道炫:对,这种情绪非常明显。我们现在回头看的话,不太会理解这一点。我们对近代史的构建,就是中国百年来受屈辱,蒋明显是接受了这样一个说法。在当年的中国,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大概对这样一个构建都没有疑问,所以蒋毫无疑问是相当具有民族情怀的人。因为蒋的思想资源虽然是三民主义,虽然有西方的构架,但是蒋本人是以传统为中心。
所以,他对孙中山西方化的那些东西,并不是很感冒、很接纳的。毛泽东本质上也是这样的,但他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马恩列斯,这个资源直接就是从西方过来的。所以,这就使得他没有办法不和传统区分开。所以,他可以是个民族主义者,但是他又可以面对世界。这先天就造成了他们的不一样——可能也和两人出生的环境等各方面有关,这很复杂。
法治周末:你刚才说到蒋的思想,他对三民主义有他自己的阐释。总体我觉得,蒋固守的传统价值过多,圆通性不足,如果从这种思想的传递来看,你觉得蒋从孙中山那里吸收了哪些,摒弃了哪些?
黄道炫:孙中山是不断的变化。他早年的三民主义,是非常的西方化的一个体系。后来,在中国的现实政治环境下,他发现有很多不得不面对的实际问题。但是最后,孙中山的思想应该还是一个西方化为主旨的体系,这个核心没有太大的变化。
所以,孙中山那一代的国民党人,很多人后来和蒋有距离,很大程度上还是秉持了孙中山的那一套自由和民权观念。即使后来有一些权宜之计,包括跟共产党合作以后有一些调整,但是这种调整不足以改变孙中山思想的内涵。蒋介石也没有彻底放弃孙中山的这些思想内涵,只不过,他会做更多的调整,这个调整有很多原因。因为一个军政党上台以后,无论是对自己权力的维护,还是对当时中国的现状,它可能都会倾向于实施一些控制性的手段。
1929年,国民党三大召开以后,定了一个很仓促的6年时间表,当时都没统一。但是无论如何,他们到1935年开始起草宪法,预计本来是1937年或1938年召开国民会议,后来因为抗战爆发而延误。但是,抗战结束以后,他马上就行宪,当然,我们现在可以说,这个行宪有很多的问题。假设没有解放战争的话,我想蒋也会通过各种手段在宪政框架下维护自己的权力。
其实,蒋介石到了台湾以后,他一方面开始社会控制,强调组织的重要性,包括对共产党地下力量的清洗,比在大陆的时候要残忍得多。但是他同时也在民权方面做了很多的开放,起码在县级以下,开始去逐步推广直选——蒋在1950年代就开始这样做了。一方面,他意识到了在党内强调组织的作用,强调紧密控制的重要性,但是另一方面,他也会顾及民权。
法治周末:蒋介石力行哲学的提出,有他的现实需要,但是你也强调,他是用中国传统思想来对抗西方思想,为什么?
黄道炫:作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在当年那样一个被长期灌输中国落后的时代,他觉得我们中国的思想已经被西方所熔化。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他需要去做那样一些工作,从他的角度来说,也确实是有可以理解的地方。而且在当年的中国,对西方思想的理解,也非常的复杂。当时,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有德、意代表的法西斯主义,是并行的。
蒋在那样一个时代,作为以维护中国传统自命的一个角色出现,有他比较悲壮的地方。当然,近代以后文化的融合恐怕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作为一个统治者,他本来应该可以做得更好一点。但是,蒋内心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中心思想,就是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
但是,他在实际的运用中很注意融通。蒋并不是那种抱残守缺的人,否则他怎么可能成为一个最高统治者?他对于近代思想在现实当中的使用是很注意的。只要对这个社会和国家有利,他不会强行地去抵制。
法治周末:蒋曾经对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很有兴趣,也曾去苏联考察过,苏联是共产主义。吊诡的是,蒋介石在中国就没有严格实施过这两者,你觉得核心因素在哪里?
黄道炫:这确实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对于国民党的认知,恐怕需要做很大的调整。这其实就牵扯到我们刚才说的话题,就是国民党是个什么党,这很重要。本质上,孙中山创立的国民党,是一个强调民主自由的政党。作为一个三民主义者,国民党人,他会认为这是他们的核心基础,在这个核心基础上,你可以去嫁接东西,但是它的土壤,不一定适合去做过度的解读。
这就和共产党不太一样,因为共产党强调阶级斗争,需要有一个理论,需要有一个系统,需要严密的组织体系,需要用一个社会的架构来完整。在苏维埃时期,中共就开始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和社会架构,这个社会架构只在共产党的系统里面才可以成立——这是根据其理论而来的。
而在国民党里面,最核心的理念本身就和苏联的那些东西冲突。然后,你的社会组织、社会架构,你的人都是那样一个系统,怎么可能完全实施苏联那一套?在当年的中国,国民党可能对苏联制度做了一些移植,但是这种移植经常不伦不类。蒋介石的很多问题其实更多或许还是专制政治的产物,这又是三民主义不彻底的地方。
法治周末:在蒋介石加入基督教之前和之后,有没有一个比较大的分野?
黄道炫:没有看到太大的变化。这恐怕还是因为蒋对灵性的追求。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对精神世界的追求是那么强烈,我不知道在世界上有多少政治人物会像蒋这样。蒋介石早年对佛教很有兴趣,由于佛教在中国的世俗化,可能还不能够满足蒋对灵性、对精神的探求,所以最终选择了基督教。如果我们从他对灵性对精神的角度来说,他接受基督教,必须有因缘,而和宋美龄的婚姻,又有了这样的媒介。我觉得,蒋介石信仰基督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他对基督教,是真心信仰。现在读过他日记的人,我想基本上都可以达成这样一个共识。这个共识的缘由,就是可以看到他内心有这样一种追求。
权力欲的自我暗示
法治周末:陈铁健先生在这本书的后记里面写到,蒋介石每在胜券在握,一击必得之际,往往谨小慎微,三心二意,优柔寡断,为什么他会这样?
黄道炫:这个我想还是他性格决定的。就像他跟陈洁如关系很好的时候,写信、写日记的时候也是这么说,一方面不满,一方面又不能断。他去判断一个事情的时候,经常会处于很犹豫的状态。
另外,就是蒋做事,总是会有多种选择,他总是会做多个预案,面对事情的流变,根据事态发展顺水推舟。他不固执一端,而是随机应变,但是,在关键时候,这种随机应变,就有可能会变成缺乏决断。所以,一个人的优点,经常也是一个人的缺点,这在蒋介石身上非常明显。如果他失败,就是优柔寡断,如果他成功了,可能就是明智。
法治周末:那么,这是否文化心理的因素在起作用?
黄道炫:也有社会的因素,就是他需要这么去做,他没有一统江山的实力,所以,他需要去团结各种各样的人,需要去平衡各种各样的力量,需要在关键的时候去做妥协。在政治上,蒋很多事情,都不是一开始就决定的。出现事情,第一反应,往往是怎么能够想办法用政治手段去摆平。这个做不了,然后再想军事,福建事变是例外,福建事件发生后,他一开始就下决心镇压。其他的事件,无论是两广桂系的反抗,还是冯玉祥的反抗,包括中原大战,他开始都是在做不战的努力,战争是他的最后选择。
法治周末:蒋介石一生都没有放弃权力,但是又很努力地自我修为,这种“背反”原因是什么?
黄道炫:作为一个政治领袖,他肯定是不合格的,但是如果是作为一个人,那也很正常。权力是衡量政治人行动的第一准则。有一些研究者认为,蒋介石1949年下野是他真想放弃了,我就不以为然。他在日记里面,经常会表现出那样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国家怎么就没有第二个人能把这个国家治好,就非得我来干,这句话他真讲过。
某种程度上,这也未必不是他的心理暗示,就是这个国家真的就没有人,你看看何应钦他们办事办成什么样子,我对陈诚赋予那么大的期望,关键时刻撂挑子。只有我了,没有办法,为了国家就要奔波操劳,死而后已。所以,他会把对权力的追求和这种使命感结合起来,想多了以后,最后就可能变成真的了——我就是为这个国家去牺牲了。
从1927年开始,蒋介石掌握权力20多年,到台湾他也不愿意放手,一直到最后,等于有50多年。就好像你跟谁结婚,对他刚开始也许没有太多的感情,你跟他过了40多年难道还会没有感情吗?他和权力大概也是这种关系,就是没法放手。
法治周末:蒋介石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信心十足,退居台湾之后,其信心是否受挫?
黄道炫:要说蒋介石对中国传统文化看法的分野,我想最大的转折点还是1949年。1949年以前,蒋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对自己也没有什么信心的动摇。
1949年以后,战争失败对他的打击太惨重了,我想他内心其实会对自己所坚持的那样一种精神产生怀疑,但他不会说出来。而且,这种怀疑最后也没有导致他彻底改变,但是他确实妥协了很多。我引用了一个蒋纬国跟他的讨论,蒋纬国说用治术,蒋介石坚持德行。
另外,蒋介石用伦理、民主、科学去界定三民主义,其实反映了他思路的变化——他对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对那样一种治理方式都有变化,强调组织的作用。他觉得共产党的成功就是靠组织的力量。这一点,他在台湾比他1949年前在大陆做得更强。这种反思,现在我们回头看也未必那么准确,但是他当年就是这么想的。
法治周末特约撰稿 牟尼,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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