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和权力有太多感情

　　蒋介石从1927年开始，蒋介石掌握权力20多年，到台湾他也不愿意放手，一直到最后，等于有50多年。就好像你跟谁结婚，对他刚开始也许没有太多的感情，你跟他过了40多年难道还会没有感情吗？他和权力大概也是这种关系，就是没法放手


　　前不久，著名学者陈铁健与黄道炫师生二人合著的《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从蒋介石传统思想的形成，儒法兼济和致用之学的吸收，力行哲学的渊源和提出，政治、文化、社会等统治资源的清理以及信仰和爱欲的分析，展现了蒋介石的精神世界。在研究过程中，黄道炫曾仔细研读台湾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档案”(大溪档案)，并利用了普林斯顿大学胡佛图书馆公布的蒋介石日记等一手资料。就蒋介石思想资源的形成和清理等问题，记者采访了黄道炫。


　　政治强人的自我修为

　　法治周末：你说蒋介石是一个触及你灵魂的人物，他对你的触动主要在哪些地方？


　　黄道炫：我是1988年开始接触蒋介石的思想的。我当时对思想史有兴趣，硕士论文想做王国维。陈铁健老师当时要写蒋介石传，他就说你写蒋介石吧。当时我很不情愿，觉得他是那种地痞、下三滥角色，研究他太丢脸了，但是没办法。我到图书馆去看蒋的全集40本，看完以后(我觉得这种训练恐怕现在也不会有了，因为现在资料太多了)，我觉得就能够进入他的内心，能够体会到，面对一个事情他为什么这样去想，为什么这样去做。


　　我这代人从小受到的教育，很推崇斗争哲学。在1980年代，我们是反传统的。蒋对我个人的影响就是中国传统。从他那里，我知道了修身养性、礼义廉耻、四维八德。读了他的东西以后，我就开始去读中国传统思想，这些传统在我的思想里面扎根了。到现在为止我也不认为，中国的传统思想在现代中国还需要承担太多的责任，它只需要去停留在我们的精神层面，去做我们精神的寄托就行了。


　　总之，我只是从他讲的那些东西里面去了解传统，通过他去了解传统，然后，传统开始慢慢进入我的内心——但只是内心而已。


　　法治周末：蒋介石日记公布后，有人认为，他记录的是他真实的想法，也有人怀疑他是写给别人看的。你认为，他的记录和他的真实想法一致吗？


　　黄道炫：有一致的成分。很多人与别人产生利益冲突，产生分歧后会放在心里。我们现在经常会说蒋介石爱骂人，但是，蒋会把他的意见写出来。他明知道自己的日记会被后世作为评判他的证据，但他还是把他的真实想法说出来，这其实就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地方。


　　我年轻的时候也写过日记，当时也知道我这个日记不可能有人看，但是在写一些我内心比较肮脏的想法的时候，就会想我要不要写，写出来万一别人看见怎么办，那么最后我就会选择不写。但是蒋的日记里面，你会看到大量的对他不是很好的记载。如果我们每个人反省一下，你做事情，你的日记会怎么写，再和蒋去做个对照，你能不能做到像他那样？起码我做不到，我想90%的中国人都不一定能做到。


　　其实，他骂的最多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每隔一段时间他就骂自己，他不断地反省，不断地批评自己，他批评自己比批评谁都狠。


　　法治周末：蒋介石长期注重自身修身养性，国民党内部的人是否因为他的这些作为，看到他确实进步了，精神面貌确实改变了而支持他，而使他成了这种自修的一个受益者？在军事和政治上崛起的过程中，他的这种修身养性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黄道炫：这是治思想史的一个难题，因为你很难说清楚。在军事和政治上崛起，他自身修为有怎样的作用，关键在于实力。当年的国民党将领，当然都说自己是忠于三民主义的，但是内心中有多少三民主义的东西很难说。但是蒋对三民主义的忠心，在后面可以看得到。


　　当年的国民党里面，没有太多优秀的军事将领，所以，寻找一个优秀的军事将领，是孙中山很迫切的一个愿望。蒋在当年的国民党将领里面，比较早表现出对战略的理解。他在1917年给孙中山呈递过一个报告，可以看出来他有全国性的战略眼光，所以，孙中山很看重他。孙中山是一定要抓全国性的政权的，这一点在当年的国民党将领里面，没有几个能像蒋这样表现出来。


　　这两个因素，应该是孙重用蒋的重要原因，而后来恰好有了这样一个机会，恰好有一个黄埔军校，恰好建立了党军。很多事其实是机缘巧合，蒋当年何曾想到他1924年做黄埔军校的校长，1926年就可以北伐，然后就可以统一全国？这是历史的表象，至于他的自我修为起到了多大的作用，这很难说。


　　蒋介石自我修为对他成为军事和政治强人会有帮助。我最近看张发奎的回忆，他在评价一个领袖的时候，他就会很强调这个人人品很好，他可以用革命的那样一个精神去影响我们。他能够成为革命领袖，在革命阵营里面，奠定他的威望，在中国的评价标准里面，人品确实还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君师合一”


　　法治周末：从你在书中的梳理来看，应该说蒋介石是孙中山思想的忠实继承者。但是很多人认为，蒋介石背叛了革命，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种说法是准确的吗？


　　黄道炫：蒋对孙中山本人的忠诚度没有问题，他确确实实是对孙很敬仰，期望孙中山的思想能够在中国结出果实。至于他的政治举动里面，可能会有很多的权衡、谋略，甚至由于他本人对权位的恋栈，可能对孙的想法做一些改变和调整，这都是有的。不过可能我们以前把他的调整过于放大了。


　　法治周末：民国时候有些人写政治评论，说国民党训政一训几十年，这应该说是一种情绪的发泄，或者政治需要的成分更多一些，实际上跟事实还是有距离。


　　黄道炫：确实是有距离，国民党三大后有一个训政到宪政的时间表，尽管没有完全实现，但大体还是遵循了这一路径。之前我们基本上都没有这个说法，大家很少谈这个问题。


　　法治周末：在中国古代社会，君就是君，没有充当师的角色。但是很明显的一点是，革命兴起之后，不管是孙中山、蒋介石还是毛泽东，都有“君师合一”的趋势。你觉得，这主要是什么原因所造成的？


　　黄道炫：在传统社会，也有这样一个建构，皇帝可能不一定去直接承担“师”的角色，从汉朝以后，他会和孔子、儒家的一个连通去作为一个象征。应该说，曾经有过一些皇帝试图去做直接的解释者，但是这确实不是一个主流的现象，但是，通过和孔子的连接去充当这样一个角色的还是有的。


　　对于孙中山，我想革命党兴盛以后，应该是有一个变化，主要还是企图重新去构造一个思想体系。因为孙中山有三民主义这样一个构造，他一方面承接中国传统思想，即孔孟之道；另一方面，他其实和西方思想融合是很明显的。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蒋和毛的区别就比较明显了。蒋没有很明确提出一套完整思想体系，但他也是通过尝试，去做三民主义与孔孟之道之间的连接者、尝试者和执行者，他和传统的君主是一样的——他要那么刻苦地去修，他完全要靠个人的人格教化和自身修为去影响全国。而毛泽东试图告诉老百姓的是，我提出了新的体系，毛泽东思想是他一个最有力的工具。


　　法治周末：国共两党的三个领袖都致力于“君师合一”的志业，是否与世界格局的变化、革命的输入及其内在理念有直接关联？


　　黄道炫：中国传统的君主，没有几个是开国的君主，这么多代也就那么几个人。比如我们看溥仪，他的老师去教化他，如果成为太子以后，你将来应该怎么去做，这样做才会成为老百姓的榜样，这是中国传统的，就是治人者就一定是一个全国的榜样，这应该是从孔子开始就有的一个中国的伦理传统。


　　蒋介石的悲剧在于，他要去充当一个中国传统维护者的角色。其实他这种维护也有很大的正当性。但是问题在于，近代中国是一个对自身有那么强大的怀疑情绪的时代，去做这样的工作，确实是吃力不讨好。其实蒋也很清楚这一点，但是他觉得自己必须去做——蒋就是这么一个人。


　　思想上的民族主义者


　　法治周末：从你对蒋介石思想资源的梳理，我感觉他有特别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这和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一直失败有直接关系吗？


　　黄道炫：对，这种情绪非常明显。我们现在回头看的话，不太会理解这一点。我们对近代史的构建，就是中国百年来受屈辱，蒋明显是接受了这样一个说法。在当年的中国，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大概对这样一个构建都没有疑问，所以蒋毫无疑问是相当具有民族情怀的人。因为蒋的思想资源虽然是三民主义，虽然有西方的构架，但是蒋本人是以传统为中心。


　　所以，他对孙中山西方化的那些东西，并不是很感冒、很接纳的。毛泽东本质上也是这样的，但他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马恩列斯，这个资源直接就是从西方过来的。所以，这就使得他没有办法不和传统区分开。所以，他可以是个民族主义者，但是他又可以面对世界。这先天就造成了他们的不一样——可能也和两人出生的环境等各方面有关，这很复杂。


　　法治周末：你刚才说到蒋的思想，他对三民主义有他自己的阐释。总体我觉得，蒋固守的传统价值过多，圆通性不足，如果从这种思想的传递来看，你觉得蒋从孙中山那里吸收了哪些，摒弃了哪些？


　　黄道炫：孙中山是不断的变化。他早年的三民主义，是非常的西方化的一个体系。后来，在中国的现实政治环境下，他发现有很多不得不面对的实际问题。但是最后，孙中山的思想应该还是一个西方化为主旨的体系，这个核心没有太大的变化。

　　所以，孙中山那一代的国民党人，很多人后来和蒋有距离，很大程度上还是秉持了孙中山的那一套自由和民权观念。即使后来有一些权宜之计，包括跟共产党合作以后有一些调整，但是这种调整不足以改变孙中山思想的内涵。蒋介石也没有彻底放弃孙中山的这些思想内涵，只不过，他会做更多的调整，这个调整有很多原因。因为一个军政党上台以后，无论是对自己权力的维护，还是对当时中国的现状，它可能都会倾向于实施一些控制性的手段。


　　1929年，国民党三大召开以后，定了一个很仓促的6年时间表，当时都没统一。但是无论如何，他们到1935年开始起草宪法，预计本来是1937年或1938年召开国民会议，后来因为抗战爆发而延误。但是，抗战结束以后，他马上就行宪，当然，我们现在可以说，这个行宪有很多的问题。假设没有解放战争的话，我想蒋也会通过各种手段在宪政框架下维护自己的权力。


　　其实，蒋介石到了台湾以后，他一方面开始社会控制，强调组织的重要性，包括对共产党地下力量的清洗，比在大陆的时候要残忍得多。但是他同时也在民权方面做了很多的开放，起码在县级以下，开始去逐步推广直选——蒋在1950年代就开始这样做了。一方面，他意识到了在党内强调组织的作用，强调紧密控制的重要性，但是另一方面，他也会顾及民权。


　　法治周末：蒋介石力行哲学的提出，有他的现实需要，但是你也强调，他是用中国传统思想来对抗西方思想，为什么？


　　黄道炫：作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在当年那样一个被长期灌输中国落后的时代，他觉得我们中国的思想已经被西方所熔化。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他需要去做那样一些工作，从他的角度来说，也确实是有可以理解的地方。而且在当年的中国，对西方思想的理解，也非常的复杂。当时，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有德、意代表的法西斯主义，是并行的。


　　蒋在那样一个时代，作为以维护中国传统自命的一个角色出现，有他比较悲壮的地方。当然，近代以后文化的融合恐怕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作为一个统治者，他本来应该可以做得更好一点。但是，蒋内心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中心思想，就是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


　　但是，他在实际的运用中很注意融通。蒋并不是那种抱残守缺的人，否则他怎么可能成为一个最高统治者？他对于近代思想在现实当中的使用是很注意的。只要对这个社会和国家有利，他不会强行地去抵制。


　　法治周末：蒋曾经对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很有兴趣，也曾去苏联考察过，苏联是共产主义。吊诡的是，蒋介石在中国就没有严格实施过这两者，你觉得核心因素在哪里？


　　黄道炫：这确实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对于国民党的认知，恐怕需要做很大的调整。这其实就牵扯到我们刚才说的话题，就是国民党是个什么党，这很重要。本质上，孙中山创立的国民党，是一个强调民主自由的政党。作为一个三民主义者，国民党人，他会认为这是他们的核心基础，在这个核心基础上，你可以去嫁接东西，但是它的土壤，不一定适合去做过度的解读。


　　这就和共产党不太一样，因为共产党强调阶级斗争，需要有一个理论，需要有一个系统，需要严密的组织体系，需要用一个社会的架构来完整。在苏维埃时期，中共就开始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和社会架构，这个社会架构只在共产党的系统里面才可以成立——这是根据其理论而来的。


　　而在国民党里面，最核心的理念本身就和苏联的那些东西冲突。然后，你的社会组织、社会架构，你的人都是那样一个系统，怎么可能完全实施苏联那一套？在当年的中国，国民党可能对苏联制度做了一些移植，但是这种移植经常不伦不类。蒋介石的很多问题其实更多或许还是专制政治的产物，这又是三民主义不彻底的地方。


　　法治周末：在蒋介石加入基督教之前和之后，有没有一个比较大的分野？


　　黄道炫：没有看到太大的变化。这恐怕还是因为蒋对灵性的追求。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对精神世界的追求是那么强烈，我不知道在世界上有多少政治人物会像蒋这样。蒋介石早年对佛教很有兴趣，由于佛教在中国的世俗化，可能还不能够满足蒋对灵性、对精神的探求，所以最终选择了基督教。如果我们从他对灵性对精神的角度来说，他接受基督教，必须有因缘，而和宋美龄的婚姻，又有了这样的媒介。我觉得，蒋介石信仰基督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他对基督教，是真心信仰。现在读过他日记的人，我想基本上都可以达成这样一个共识。这个共识的缘由，就是可以看到他内心有这样一种追求。


　　权力欲的自我暗示


　　法治周末：陈铁健先生在这本书的后记里面写到，蒋介石每在胜券在握，一击必得之际，往往谨小慎微，三心二意，优柔寡断，为什么他会这样？


　　黄道炫：这个我想还是他性格决定的。就像他跟陈洁如关系很好的时候，写信、写日记的时候也是这么说，一方面不满，一方面又不能断。他去判断一个事情的时候，经常会处于很犹豫的状态。


　　另外，就是蒋做事，总是会有多种选择，他总是会做多个预案，面对事情的流变，根据事态发展顺水推舟。他不固执一端，而是随机应变，但是，在关键时候，这种随机应变，就有可能会变成缺乏决断。所以，一个人的优点，经常也是一个人的缺点，这在蒋介石身上非常明显。如果他失败，就是优柔寡断，如果他成功了，可能就是明智。


　　法治周末：那么，这是否文化心理的因素在起作用？


　　黄道炫：也有社会的因素，就是他需要这么去做，他没有一统江山的实力，所以，他需要去团结各种各样的人，需要去平衡各种各样的力量，需要在关键的时候去做妥协。在政治上，蒋很多事情，都不是一开始就决定的。出现事情，第一反应，往往是怎么能够想办法用政治手段去摆平。这个做不了，然后再想军事，福建事变是例外，福建事件发生后，他一开始就下决心镇压。其他的事件，无论是两广桂系的反抗，还是冯玉祥的反抗，包括中原大战，他开始都是在做不战的努力，战争是他的最后选择。

　　法治周末：蒋介石一生都没有放弃权力，但是又很努力地自我修为，这种“背反”原因是什么？

　　黄道炫：作为一个政治领袖，他肯定是不合格的，但是如果是作为一个人，那也很正常。权力是衡量政治人行动的第一准则。有一些研究者认为，蒋介石1949年下野是他真想放弃了，我就不以为然。他在日记里面，经常会表现出那样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国家怎么就没有第二个人能把这个国家治好，就非得我来干，这句话他真讲过。

　　某种程度上，这也未必不是他的心理暗示，就是这个国家真的就没有人，你看看何应钦他们办事办成什么样子，我对陈诚赋予那么大的期望，关键时刻撂挑子。只有我了，没有办法，为了国家就要奔波操劳，死而后已。所以，他会把对权力的追求和这种使命感结合起来，想多了以后，最后就可能变成真的了——我就是为这个国家去牺牲了。

　　从1927年开始，蒋介石掌握权力20多年，到台湾他也不愿意放手，一直到最后，等于有50多年。就好像你跟谁结婚，对他刚开始也许没有太多的感情，你跟他过了40多年难道还会没有感情吗？他和权力大概也是这种关系，就是没法放手。


　　法治周末：蒋介石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信心十足，退居台湾之后，其信心是否受挫？

　　黄道炫：要说蒋介石对中国传统文化看法的分野，我想最大的转折点还是1949年。1949年以前，蒋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对自己也没有什么信心的动摇。

　　1949年以后，战争失败对他的打击太惨重了，我想他内心其实会对自己所坚持的那样一种精神产生怀疑，但他不会说出来。而且，这种怀疑最后也没有导致他彻底改变，但是他确实妥协了很多。我引用了一个蒋纬国跟他的讨论，蒋纬国说用治术，蒋介石坚持德行。

　　另外，蒋介石用伦理、民主、科学去界定三民主义，其实反映了他思路的变化——他对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对那样一种治理方式都有变化，强调组织的作用。他觉得共产党的成功就是靠组织的力量。这一点，他在台湾比他1949年前在大陆做得更强。这种反思，现在我们回头看也未必那么准确，但是他当年就是这么想的。

　　法治周末特约撰稿 牟尼，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