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25日 星期日

萧三匝:为袁世凯一辩


在如今的各种文艺作品中,袁世凯都被塑造成窃国大盗的形象。如果把老袁搬上京剧舞台,他的脸谱一定跟曹操差不多。在我看来,这都是政治正确性在作祟,海峡两岸既然都尊孙中山为国父,都认为自己继承了孙中山的政统,孙当然就必须是完人,而袁世凯也就只能是小人了。

这对袁世凯来说实在太不公平。

袁世凯被人泼污水的地方委实不少,但仔细计较起来,人们不难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我们对历史怀抱温情,我们至少可以说,袁世凯的很多做法是不得已而为之。

人们给袁世凯泼的第一盆污水是:袁世凯出卖了康梁。但站在袁世凯的角度,支持慈禧,反对光绪是自然而然的。康梁的激进变法弄得实在过火,其社会基础实在薄弱。康梁并非掌握实权的人物,维新派中也缺乏封疆重臣,康梁到最后简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以至于在碰到改革阻力的时候居然想出了通过兵变搞死慈禧的昏招。要知道,慈禧和光绪的实力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朝中拥护光绪的实权派毕竟寥寥。退一万步说,即便康梁通过政变搞死了慈禧,改革进程真就能由光绪推动吗?光绪真就能凭借虚无的“君权神授”获得士绅的无条件支持吗?更何况,中国历代帝王都自诩以孝道治天下,光绪真要弑母,其原本就不足的权威势必加速衰减。政治是拿实力说话的,在慈禧光绪母子政见对立已到了针锋相对的时候,作为大臣,他能怎么办?他的任何决定都注定会得罪一方,既然如此,他何不支持实力强的一方?所以袁世凯选择抛弃光绪不存在是否道德的问题。邓小平在林彪死后给老毛写求饶信,请求出来工作,你说道德不道德?

袁世凯不支持光绪和康梁,不表示他不赞成君主立宪。事实上,在康梁变法失败之后,康梁的基本变法主张还是被慈禧采纳了,清末10来年的新政成绩也并不小。在清末新政中,袁世凯是最积极的大臣,而且是立宪派的首领。为了推动立宪,他不惜跟皇族大臣撕破脸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这一点很好理解,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袁世凯从在小站练兵到主掌外务部,他深切认识到了立宪乃大势所趋,要说他力挺立宪有什么阴谋纯粹是诛心之论,没有任何史料能够证明他只是想从立宪中捞好处。

当然,袁之主张立宪,也是出于对慈禧死后光绪重掌朝政会诛杀他的担忧,但不能因此认为袁的出发点仅止于此。

泼向袁世凯的第二盆污水是他窃取了孙中山的大总统之位。对于袁世凯继孙中山当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及第一任总统,人们普遍的说法是孙中山高风亮节,功成身退,“让位”于袁世凯。这简直是个笑话。事实上,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党人能掌控的军队和地方政权十分有限,远不能与袁世凯的北洋六镇相比。袁世凯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后派冯国璋进军汉口、汉阳,眼看冯国璋要完全“收复”武汉三镇,袁世凯才慌忙派段祺瑞接替冯国璋,执行他之养敌自重的战略。试想,如果袁世凯全力用兵,革命党哪里是北洋系的对手?孙中山哪可能当上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

要知道,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互不买账的现象就日趋公开化了,孙中山并不是革命党公认的领袖,更何况武昌起义根本就不是同盟会干将领导的,而是文学社和共进会领导的。起义成功后,在孙中山回国之前,革命党较为一致的意见是南北休战,南北会谈的结果是,大家公推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孙中山回国后,同盟会出于私利,竟拥戴孙在南京出任临时大总统,这与此前南北和谈的基调完全不同。有人将孙中山比为楚汉相争时先入咸阳的刘邦,这种类比简直不伦不类。孙中山在民军中的权威岂是刘邦当时在汉军中的权威可比!孙中山本是强硬人物,要不是实力与袁世凯相差太大,他又岂肯拱手让位?如果说,清帝的退位根本不是让位,孙中山的退位又岂是让位?

孙中山即已退位,又对袁世凯不放心,于是决定让袁到同盟会控制的南京上任,并改孙当大总统时的总统制为内阁制。这就太想当然了。结果是,袁耍了点小手段,就把首都定在了北京,而袁表面答应的内阁制终于不能得到实行。这也为宋教仁的被刺埋下了伏笔。

平心而论,在一个有着三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家,要实行民主化,选择总统制实在优于内阁制。袁世凯是靠实力当上大总统的,革命党居然要让人家甘愿当“虚君”,宋教仁来当有实权的总理,这也过于自恋了。

泼向袁世凯的第三盆污水是说袁世凯是刺宋案的幕后真凶。前面说了,宋教仁书生一个,竟然要与袁世凯抢权,新组建的国民党居然占据了议会大多数席位。就常情而论,袁当然会起灭宋之心。但若说袁是幕后真凶,至今都没有直接证据。已调查出来的证据是,国务总理赵秉钧指使洪述祖派应夔臣找武士英刺杀了宋教仁。宋案发生后,孙中山主张发起二次革命讨袁,黄兴等人则认为应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毕竟当时袁世凯并没有推翻议会政治的意思,宋案可以被定义为一个刑事案件。孙中山历来倡导法治,但关键时候还是抛开了法治,选择了革命。一方面,国民党内对是否发动二次革命意见不一,另一方面,国民党的军事实力实在有限,二次革命的结局就可想而知了。

就如同历史上的众多悬案一样,宋案的真相可能根本无法得知,我们当然也无法断定袁世凯不是真凶。但现代法治的原则是无罪推定,不能根据常情和逻辑得出宋教仁就是袁世凯迫害的结论。如果宋非袁杀,确有可能是赵秉钧自作主张,因为若宋教仁出任总理,赵就只有靠边站了。

泼向袁世凯的污水还有不少,比如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但只要对比日本最初提出的“二十一条”原文和最后签订的合约,说袁是卖国贼就有些牵强了。如果我们能从“弱国无外交”的事实去衡量袁世凯包括此前李鸿章的行为,我们就不应把卖国贼的死盆子扣在老袁头上。

当然,袁世凯的称帝怎么说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注定了会走向失败,这是不需要辩护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民国初年内忧外患,确实需要国家领袖的权威。袁世凯如果止于做终身大总统,即可保障权威,又不止于留下千古骂名,他之选择称帝,虽有种种情由,但确也失之于昏聩了。

无论怎么说,袁世凯都堪称一代枭雄。他本来有机会成为人们期待的中国的华盛顿,但由于他缺乏现代政治素养,惯于权谋而轻于主义,使他错判形势,最终走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如果当时革命党的势力大到足以制衡袁世凯的地步,并对袁有足够的耐心,从世俗理性的角度出发,袁或许不至于过于迷恋黄袍。

萧三匝,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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