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浩茫的历史，每个民族的觉醒和崛起都离不开思想启蒙。在中国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理论刊物起到了先导作用，《青年论坛》杂志便是其中的翘楚，它由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的一群青年学者创办于1984年，以其敢于触及敏感政治问题的战斗风貌、清新活泼的爽利文风在理论界刮起一阵旋风，风靡全国，与《世界经济导报》齐名，但是它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政治压力，终于在1987年初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迫停刊了。笔者与该杂志的创办者们是同事和朋友，在采访了大量当事人的基础上，于1989年初撰写完成了一篇十万字的报告文学，描述了《青年论坛》从创办到夭折的全过程，国内一家大型杂志原拟发表，后因“六.四”事件的发生而告搁浅，我旋即去国赴澳大利亚留学，因种种原因，发表拙稿的事就一直拖了下来。事情虽已过去了好些年，笔者却始终未曾忘怀。现将拙稿摘要如下，以飨读者。
《青年论坛》双月刊共出版了14期。
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支持创办《青年论坛》
1984年，中国大陆在取得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成功后，面临着全方位改革的艰巨任务，迫切需要理论的指导，而理论界“左”的痼疾仍旧劣根难除，许多理论工作者不敢触及比较敏感的现实问题，而一些青年人研究现实问题的有思想有见地的文章却无处发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的一群青年科研人员便酝酿创办一份青年理论刊物，他们首先到武汉地区的一些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徵求对办刊的意见，得到了广泛支持。他们又向全国几个大城市的青年学人发出徵求意见信，同样是反响热烈。他们深切感受到激荡在全国的思想潮流正在寻找喷发的闸门，于是向中共湖北社科院党组递交了一份关于自负赢亏办刊的初步设想，党组对他们的想法表示了支持，他们又给当时的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写信寻求支持，关很快作了批复：“看来改革之风已经吹进社科大院……改革者的呼声对我们太重要了。”这群年轻人遂组成了《青年论坛》筹备组，向上级正式递交了申请办刊的报告。报告中阐明的办刊宗旨是：(1)探讨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化问题，探讨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2)回答当前青年中带普遍性的重大理论问题；(3)研究改革中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4)开展学术争鸣，反映青年理论工作者的最新学术成果。
在递上报告的同一天，筹备组成员李明华和王一鸣在省委宣传部组织的一个会议上意外地碰到了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他当时是中央整党委员会驻湖北联络组副组长。李、王递了一张纸条给胡，介绍自己的身份和办刊设想，希望得到他的支持。胡德平两天后约他们到他下榻的东湖滨馆会谈。他说：“你们的设想很好! 刊物要成为党联系青年的纽带，要多发些研究现实问题的文章……我对你们办刊是很感兴趣的。办刊号我可以帮点忙。”后来他对湖北省委副书记钱运录说：“希望省委多支持《青年论坛》。”此后的批办手续果然很顺利：7月19日省委宣传部发出文件同意创办《青年论坛》双月刊(以下简称《青》)，在全国公开发行；省财政厅一次性拨给了五万元开办费，指明以后由杂志社自负赢亏，后来在筹办过程中五万元根本不够用，杂志社又请胡德平向省委开口，追加了五万元；胡德平还亲自为杂志社写了两篇文章，其中的《为自由鸣炮》一文发表在创刊号上，全国许多报刊包括《人民日报》、《新华文摘》都转载了该文，影响很大。杂志社曾托胡德平约请胡耀邦给杂志题词，胡耀邦说：“儿子支持的刊物，老子题词，不太好吧。”没有题。胡德平对《青》起到了把它扶起来的作用，后来便没有提供多少实际帮助。但是他与《青》的这层并不算太深的关系给《青》罩上了神秘的色彩，使人们产生丰富的联想，社会上便有种种对《青》政治背景的过分夸大的揣测和谣传，甚至说它是胡耀邦授意办的。这层所谓“政治背景”既给《青》带来一些好处，使某些部门支持它、某些对它不满的权势人物不敢对它轻举妄动，也给它带来灾难，使它成为党内派系斗争的牺牲品。
一鸣惊人，洛阳纸贵
《青》筹备组成员到全国一些大城市进行宣传和组织稿件，受到广大青年学者和学生的热情支持，徵集到不少好稿件，并在一些城市建立了记者站，作为拓展稿源和发行的渠道。他们还到共青团中央寻求支持，希望团中央列名为编委并合编栏目。团中央宣传部长江洪批示：“对此刊应予以支持和关注。”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李源潮批示：“建议(湖北)省团委了解一下情况，团中央可原则上鼓励，但不参加编委，不合办栏目。”
1984年10月12日，筹备组经过选举，推出王一鸣任社长兼副主编，李明华任主编兼副社长，蔡崇国任第一副社长，喻承祥任副社长。名单报到湖北社科院政治处，政治处只承认李明华是经院部正式任命的干部，其余的概不承认。杂志社同仁则认为该杂志社是自负赢亏的独立单位，应有较大自主权，于是照样我行我素。
1984年11月，《青年论坛》创刊号面世，32开本，160页，栏目有“前辈寄语”、“改革前线的报告”、“改革研究”、“中西文化比较”、“史坛新论”、“反弹琵琶”、“响箭林”、“他山石”、“嘤鸣园”、“院校专页”等。所发表的文章或着眼于寻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或着眼于人的思想观念的改造和更新或从历史经验教训中开辟新航道，或从现实的生活进程中预示大趋势，文风一改八股腔，活泼犀利、清新酣畅。创刊号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些全国性的重要报刊包括《人民日报》都对《青年论坛》的文章予以转载或介绍，读者表示赞扬的来信雪片般飞往编辑部，当时任电子工业部长的李铁映也来信说：“……青年要敢于创新，敢于探索，克服自悲(卑)感。青年是未来，是希望。民族的希望看青年一代的精神风貌。”
接着，《青》1985年第1期、第2期陆续发出，质量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比如登载的沉扬的文章《论一九五七年》，《人民日报》和《团结报》都转载了，许多当年的“右派”读了此文，奔走相告，激动泪流。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后来在《破天下达尊》一文中指出，这篇文章提出了“至今学术界似乎还没有或没有人敢碰的问题”，“文章的好些观点是有相当深度的”。
《青》为湖北社科院赢得了声誉，该院领导和省委领导都更加重视这份杂志和办杂志的这帮年轻人。1985年3月湖北省社会科学界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省委副书记钱运录特意指示让《青年论坛》杂志社的代表坐上主席台，给予格外礼遇。省委书记关广富在会上作报告时说：社会科学院支持创办《青年论坛》，是做得好的，要坚持下去。
随着杂志的发行，读者面越来越广，发行量达到将近五万份，这对于一个理论刊物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连一些老干部、老知识分子也成了热心读者。华中师范大学校长、著名史学家章开沅教授在会见美国朋友时说：“你们要想了解中国的青年们在想什么，可以读读《青年论坛》。”全国有五十多家报刊先后介绍和宣传了《青》。《书刊导报》称《青》“走在改革的最前列”。《深圳青年报》记者文章说《青》“在全国五千多家报刊丛林中获得一个号角、旗帜的形象”。《天津青年报》说“它成为各种年龄层次的理论工作者及各级领导案头的必备书”。据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的调查，在青年中最受欢迎的不是通俗杂志、武侠传奇，而是《青》。许多读者写信到编辑部，对《青》备极称赞，称它为“新时期的《新青年》”、“中国青年的思想库”。有些读者出于对《青》的钟爱，主动要求义务地当推销员或校对员。《青》的影响还远播到海外，新华社对海外发了介绍《青》的电讯稿，海外一些报刊也对《青》作了评介。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柯尔纳 .亚诺什、法国国家政治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克洛德.高达乐和程映湘先生都对《青》有很好的评价。《青》的作者队伍也逐步壮大，征集到的好稿子越来越多，不少青年学者以能在《青》发表文章为荣。著名青年学者胡平、远志明、陈子明、黎鸣、梁治平、房西苑、黄克剑等都是《青》的重要作者。《青》并且成了联络自由派青年学者的据点，杂志社组织过几次全国性的理论讨论会和讲习班，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者聚集一堂共商国是，并为讲习班的学员们讲课，在全国播下了思想火种。
邓力群严厉批评；团中央出尔反尔
1985年11月下旬，全国企业思想教育工作座谈会在湖北十堰市第二汽车制造厂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邓力群出席了会议，他对一些与会者说：有的刊物发表了很多谈自由的文章。谈自由应该有前提，前提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嘛，没有前提，谈什么自由! 他特别点到了《青年论坛》上发表的两篇文章，指出：《论一九五七年》把反右说成完全错了，一大批老干部都不能适应现代化，是不是要把老干部都推翻呀？《重诉历史唯物主义》也有严重问题，是要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嘛。中宣部的一位副部长也于同月在成都召开的全国理论工作座谈会期间，找到与会的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德华，要他向《青》杂志社转达他对这两篇文章的批评意见。
李德华回到武汉后即刻把李明华找去，转达了中央领导的批评。李明华作了一番解释。李德华提醒他不要发表涉及太敏感问题的文章。在这种形势下，《青》杂志社不得不把触及言论出版自由、政治体制改革等敏感问题的文章暂时放一放。
没过多久，又有人向中央书记处告了《青》一状。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在新疆视察时对随行的青年报刊负责人说：现在有些小报小刊办得庸俗低级下流，湖北有家《青年论坛》，虽不属庸俗低级下流，但属于政治方向性问题。
这些反映很快传到共青团中央负责人耳里，他们唯恐牵连进去。12月，团中央办公厅给《青》杂志社寄来公函，大意是：《青》创刊号上称得到了团中央所属的四个单位的大力支持，据查，这四个单位都未给予支持，请你们作出说明，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事情。杂志社同仁悲愤难忍。那四个单位确给予过杂志社支持，团中央几位主要负责人也都批示过“原则支持”，团中央组织振兴中华读书活动，还曾来信希望杂志社作为发起单位之一。杂志社同仁对团中央这种出尔反尔的作法感到很寒心。
在这种压抑的气氛下，杂志社迎来了创办周年纪念日。同仁们故意搞了个热热闹闹的庆祝活动。不少专家学者和青年学生赶来捧场，而上级党政部门的代表却一个也没有应邀前来。
事实上那时省委领导私下里对《青》还是予以保护的，1986年3月27日省委副书记钱运录和省委秘书长吕乃强同李明华、周晓佑(杂志社副社长)交谈了刊物情况，钱说：办《青年论坛》是好事，现在国内外都有了影响，要继续办下去。要注意掌握好方向。有几篇文章，有人不同意，不要紧。有的领导同志几次点这几篇文章，这有什么必要？一个人说了九十九句正确的话，人们都不作声，说了一句错误话，批评就来了。把握好方向，就要尽量不出问题。出了问题，上面领导同志批评，就会批我们省委，谁支持的呀？当然是省委，省委不支持，你们办得起来吗？困难是不少的，你们不要灰心，大胆搞！
朱厚泽亲往武汉看望《青年论坛》员工
到了1986年4月，形势突然大变，胡启立在上海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谈话，谈到了经济改革需要政治、文化方面改革的配套，谈到了不能把自由、民主、人道主义、人权等等口号的使用权都让给资本主义国家。他说：“不要一听到议论特别是尖锐的话，动不动就要查，就要立案、追究、打击、压制，这种恶劣的做法不能再搞了。”4月25日，《人民日报》以显著篇幅发表了新任中宣部长朱厚泽在中国音协四届二次常务理事扩大会上的谈话，总的调子是提倡双百方针和宽松和谐的气氛，鼓励艺术家解放思想、大胆创作。
理论界、文艺界、新闻界欢欣鼓舞，奔走相告。《青年论坛》象是在狂风巨浪中颠簸的小船，昨天还被抛在浪谷，今天又被举到波峰。社长王一鸣出差途经北京时在中宣部听取了中宣部副部长王惠德和理论局副局长贾春峰及其他领导人对《青》的意见：(1)对《青》给予了基本肯定；(2)《青》还是要坚持大胆探索；(3)要注意倾向性，不要在原则问题上做文章，在这一点上《青》的同志们在过去是把了关的；(4)《青》在国内外都有影响，要更加慎重；(5)以后去湖北看望《青》的同志们。不久，朱厚泽果然带着中宣部一行人到武汉，委托《青》杂志社组织武汉地区部分中青年理论工作者与他们座谈。贾春峰还前往杂志社去看望了全体工作人员。
朱厚泽一行对《青》的特别关注和礼遇，使它一下子从弃儿变成了宠儿，过去对它避之唯恐不远的某些领导人又纷纷来对它表示关怀支持。在这有利形势下，《青》先后发表了《论言论自由》(胡平)、《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再认识座谈会发言摘登》、《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发展(笔谈)》、《政治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本刊评论员)、《毛泽东晚年与“文化大革命”》(沉扬)、《出版自由与马克思》(闵琪)、《首都各界人士座谈<论言论自由>》、《“跨世纪的中国”学术讨论会发言摘要》等重头文章，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特别是《论言论自由》一文简直在中国的思想理论界刮起了一场飓风，被理论界誉为“现代中国的人权宣言”、“当代政治思想的经典之作”。杂志社又趁热打铁地邀请全国各地的一些著名中青年学者召开了“跨世纪的中国学术讨论会”，到会者中包括后来闻名于世的异议人士胡平、陈子明、戴晴、远志明(《河殇》撰稿人之一)。会议研讨了中国未来的走势及对策，也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停刊始末
不久后的1986年底，几个大城市里发生了学潮。风云突变，广播里、报刊上，“宽松和谐”的字眼立刻被“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字眼取代了，方励之、王若望、刘滨雁因言获罪，被开除了党籍。湖北社科院院长夏振坤在审阅1987年第1期的《青》时，发现其中有很多偏于肯定西方文化的言论，而当时《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已经把提倡“全盘西化”提升到就是全盘否定社会主义的高度，他怕这些文字扩散开来会受到省委和中央的追究，于是指示分管《青》工作的副院长张思平主动向省委宣传部作了汇报，宣传部遂下令停止发行这期刊物，已经发出的迅速追回，尤其不准流入北京。1987年1月16日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因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形势进一步严重。湖北省委1月22日、27日两次召开常委会，决定对《青》杂志社进行清理整顿。社科院遂组织了一个“清理协助小组”查找《青》每期刊物上有哪些“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这很滑稽，刊物停刊了，再来找应该停刊的理由。3月，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力群来到湖北代表所在的会议小组，问湖北省委宣传部长王重农：“你们那里的《青年论坛》处理了没有？”王答：“正在清理整顿。”邓挥了挥手：“《青年论坛》不是什么整顿不整顿的问题，这种刊物没有起什么好作用。《青年论坛》不就是个政治背景问题吗？现在背景问题已经解决了，它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小组会一散，王重农立即神色紧张地与同去开会的理论处处长商量，决定把准备好的关于《青》处理情况的汇报材料交上去。据说带这份材料进京并非打算主动上报，而是预备万一中央问到《青》时才上交。现在邓力群定下了要停刊的调子，理论处长只好赶紧在材料的“整顿”二字前加了“停刊”二字，然后交了上去。邓力群一句话，就把湖北省委集体形成的决议给更改了，彻底宣判了《青》的死刑，复刊的一线希望顿成泡影。后来省社科院递上要求复刊的报告，省里便始终不予答复。
邓力群的这番话后来传到胡德平耳里，胡气愤地说：“总说加强党的领导，青年人找到党来领导，我们能够推开不管吗？”原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李锐说：“什么背景! 胡耀邦还是政治局委员，是背景也是党的领导嘛。”
风流云散，各奔前程
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清理整顿后，《青》杂志社为了争取复刊，托国家体制改革研究所的人送一份初步清理报告和社会各方面对《青》的好评材料给中共新任总书记赵紫阳，希望赵发话能解决问题，后来始终无下文，也不知报告是否送到赵手中。
杂志社一停刊，断了收入来源；为查封刊物，直接损失三万多元，还欠着邮局一万六千元无力偿付；过去为增加收入而参与了一桩失败的买卖活动，惹上了经济官司，被法院初审判决赔偿原告四十五万元，这些一齐压在杂志社员工们头上，谁有了病都没有钱看医生。他们只好向省委宣传部打报告，要求对因停刊造成的经济损失给予补贴。宣传部的批示是：“《青年论坛》是自负赢亏刊物，损失由他们自己处理。主编李明华忿忿地说：“让我们办下去，我们当然能自负赢亏。停刊破坏了我们实?自负赢亏的条件，怎麽还能要求我们自负赢亏呢？”曾经有外国组织要给《青》非常可观的经济援助，杂志社为了维护祖国的体面，也是为了避免授人以柄，谢绝了外援，可是他们的赤子之心换来的是什么呢？眼看复刊无望，杂志社只好靠变卖固定资产来支付员工工资，最后每人自寻门路找接收单位，各奔前程。为办这份杂志，这些年轻人个人损失了很多，有的放弃了晋升职务的机会，有的牺牲了深造的机会，有的?置了做自己的学问，有的放弃了铁饭碗，有的舍弃了优厚的物质待遇，他们有委屈?牢骚，但是他们无悔。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87年10月至11月，中共十三大召开，邓力群等几位反“自由化”最起劲的左将纷纷落马，连中央委员都没当上，看上去“宽松和谐”的政治环境似乎又复苏了。湖北社会科学院院长夏振坤借出席全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会议的机会，向胡启立拍胸脯担保《青》只是偏激，而不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湖北社科院再次向省委宣传部递交了要求《青》复刊的报告。《青》的编者们也自动聚集起来为争取复刊而奔走呼号。省委常委们个别表态都支持复刊，却又始终不在常委会上做出一个集体决议。
1988年湖北社科院哲学所所长李步楼在兰州参加一个会议时，趁便向中宣部秘书长李传华询问为什么不发话让《青》复刊，李说：“这件事大家都清楚。当时力群同志管中宣部，说是就是为了耀邦同志的关系。现在是启立同志主管中宣部，你们省里不必给启立同志出难题，省里自己决定复刊就行了。”这番话道出了奥秘所在。中宣部无非是不愿承担直接责任，省里复了刊，他们是不会干涉的。而在湖北省委方面，各位头头大约是认为停刊是中央领导发了话的，现在复刊也应该由中央出来说话，担担子，免得省里作主复刊了，今后有风险。复刊之事就在这互相推诿之中不了了之。
1989年，《青年论坛》虽然已不复存在，但它播下的思想火种却在燃烧着。
[澳大利亚] 张劲帆，香港《争鸣》杂志1996年10月号（总第1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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