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24日 星期六

王汉斌:我派傅冬菊策反她的父亲傅作义


   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同志,新中国成立前曾担任北平地下党学委委员、大学委员会书记,直接参与和领导了傅冬菊、李炳泉等人争取傅作义与共产党合作、和平解放北平的工作。为进一步挖掘北平和平解放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保存珍贵史料,我们访问了王汉斌同志。王老带着我们穿过历史的长河,一起回顾了那段往事……

  派傅冬菊做其父的工作

  记者: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召开高级军官会议,宣布接受和平改编。31日,傅作义部25万人全部开出北平城,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开进北平城内担任卫戍任务,古城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这看似简单顺利的历史背后一定有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傅作义下决心接受和平解放北平,他女儿傅冬菊起的作用肯定是无可替代的。听说您和傅冬菊是同学,您能介绍一下傅冬菊参加革命的情况吗?

  王汉斌:傅冬菊是傅作义和元配夫人张金强的大女儿。抗战初期,傅冬菊在重庆南开中学上学,经常和进步同学一起在节假日到重庆新华日报社,与中共南方局青年组负责人刘光、朱语今联系,接受革命教育,参加进步的读书会。傅冬菊高中毕业后,考入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在联大傅冬菊与我是同班同学,我和她相识是由她在南开中学的进步同学介绍的。1945年一二一运动时,我介绍她加入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西南联大毕业后,傅冬菊到天津《大公报》担任记者。她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通过“华北剿总”在天津黄家花园设立的办事处,掩护一批进步同学到解放区,我也在黄家花园住过。1948年,我提出并由天津南系地下党发展傅冬菊入党。同时,天津南系地下党安排介绍傅冬菊的爱人《平明日报》记者周毅之入党,并由我为其举行了入党宣誓。

  记者:您作为北平和平解放的亲历者,能否讲讲当年共产党是怎么开展争取傅作义的工作的?

  王汉斌:1948年5月前后,就已经提出要争取傅作义。当时华北局城工部派曾平到天津《大公报》找傅冬菊,要她做傅作义的工作。傅冬菊向我们汇报了这个情况,我们对曾平毫无所知,觉得如此重大的事情应该通过组织系统来安排,就决定让傅冬菊不必答复曾平。到1948年11月初,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沈阳,东北野战军即将入关解放平津。城工部的刘仁同志专门派撤退到城工部的南系地下党党员回来传达指示,说北平很快就要解放,为配合解放,党中央决定找傅冬菊做争取傅作义的工作;平津南北地下党立即合并。根据刘仁同志的指示,南系地下党学委立即把傅冬菊从天津《大公报》调来北平全力做争取傅作义的工作,同时又布置职业青年支部书记李炳泉通过他的堂兄“华北剿总”联络处长李腾九做傅作义的工作,并调来周毅之做傅冬菊的联络员,以便随时同傅冬菊联系。

  记者:现在一些影视作品对傅冬菊如何做她父亲的工作,有不少描述。您作为知情者,能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细节吗?

  王汉斌:傅冬菊根据我的布置,劝说傅作义同共产党谈判。她对傅作义说:您现在是仗打不下去了,如果逃到南方去,从以往的历史经验来看,在蒋介石那里,您没有军队,也是吃不开的。还是同共产党谈判,能争取较好的前途。当时李炳泉找他堂兄李腾九做傅作义的工作,傅作义对李腾九说,我对共产党的政策不了解,能不能找点资料看看。我们研究以后,给了他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傅作义看后说,联合政府我还是赞成的。这就让我们有了活动的余地。当时,傅冬菊每天都到傅作义的办公室观察情况。我每天同傅冬菊会面一次,她向我汇报傅作义的情况。然后,我将傅作义的情况报告给城工部。那时傅作义思想矛盾激烈,有时唉声叹气,脾气暴躁,有时接连咬断火柴棍。这些情况,我们都详细地随时报告城工部。傅冬菊在与父亲傅作义谈的时候,一再劝傅作义要跟共产党谈判,不然没有出路。当时,傅作义提出:“共产党里面我就相信两个人,一个是王若飞,一个是南汉宸。”我们琢磨他的意思是想让南汉宸来跟他谈判。我们认为这个情况很重要,就发了电报报告了城工部。

  当傅冬菊根据城工部指示跟傅作义摆明,要么投降,要么起义。但是傅作义都不接受,他说:“起义,我就对不起蒋先生;投降,我傅作义的面子太难看了。”

  当傅冬菊向傅作义提出希望他放下武器,与共产党合作,接受和谈,和平解放北平时,傅作义很有政治经验,怕是“军统”、“中统”特务通过他的女儿套他话,于是就追问:“是真共产党还是‘军统’?你可别上当!”傅冬菊肯定地回答:“请爸爸放心,是我们的同学,是真共产党,不是‘军统’。”傅作义告诉傅冬菊:“你每晚从我这里回家是否有人跟踪?一定要当心!”又问:“你是不是参加了共产党?”傅冬菊说:“我还不够格。”在谈判时,傅作义还一再让我们把电台放到中南海他那里,说放到外面不安全,我们没敢答应。

  1948年12月10日左右,解放军攻占丰台。第二天傅冬菊告诉我说,傅作义昨夜两三点从位于万寿路的“剿总”总部跑回中南海,因为事先一点儿情报也没有,解放军就突然出现在丰台了。傅作义对傅冬菊说:“回天津去,你在这儿碍事。”傅冬菊表示铁路都断了,无法回去。傅作义说派飞机送她回去。傅冬菊说:“我是你的大女儿,现在你遇到这么大的困难,我还得陪着你,不能离开。”对这些情况,我们都随时向城工部作了汇报。

  多种途径对傅作义施加影响

  记者:据资料显示,当时北平地下党有几方面的人在做傅作义的工作,听说北平工厂、学校、报社、铁路局、电信局以至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等机关,到处都有中共地下党的同志,是这样吗?

  王汉斌:是的。北平地下党通过多种途径对傅作义施加影响。当时,曾由北平地下党学委秘书长崔月犁,请出傅作义的老师刘厚同劝说傅放下武器。在对傅作义做工作时,针对傅作义的犹豫动摇,刘厚同反复向他谈形势、摆利害,转达我党的政策和对傅作义的希望及要求;明确指出傅作义要顺应人心,当机立断,切不要自我毁灭。傅作义决定接受和平改编后,刘厚同不以功高自居,表示从此隐退,回到天津。邓宝珊当时是国民党“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榆林地区国民党军司令。邓宝珊与崔月犁曾多次接触。他曾提醒崔月犁,“军统”活动很厉害,要崔多加小心。傅作义由犹豫到下定决心,邓宝珊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他曾多次出城与我前线总指挥部商议起义的具体条件和细节问题。

  记者:李炳泉受党委派代表北平地下党参加了敦促傅作义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谈判,作出了贡献,后来有的资料却把李炳泉说成是傅作义的代表,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王汉斌:李炳泉怎么会是傅作义的谈判代表!他也是我们西南联大的同学,很早就入党了。1946年秋,傅作义在北平创办《平明日报》。李炳泉的堂兄李腾九是傅作义“华北剿总”联络处长,他推荐李炳泉去平明日报社担任采访部主任。李炳泉到平明日报社任职后,把地下党员李孟北、王纪刚也安排到报社任记者。同时,李炳泉出主意,让我找傅冬菊推荐,这样我也当了《平明日报》国际版编辑。李炳泉的夫人为了澄清这个事实,给我写过信。我向有关方面专门写信,说明李炳泉不是国民党的代表,是共产党的代表,他当时是南系地下党平津学委职业青年支部书记。

  记者:北平和平解放时,您在做学生工作。实际上,北平学生对北平和平解放也起了很大作用。

  王汉斌:为了统一行动,北平地下党的“学委”(学生工作委员会)、“平委”(平民工作委员会)、“工委”(工人工作委员会)等配合起来,展开了一系列的工作。当时,崔月犁负责利用上层的社会关系做傅作义的工作。我们地下党负责联系广大群众,把国民党一些中下级军官争取过来。还有少数高级军官也被争取,并已经开始准备配合起义,例如九十二军军长侯镜如。总之,傅作义最终能够同意和平解放北平,离不开各方面许多同志的辛勤工作、默默奉献。

  北平和谈详情

  记者:最初双方的谈判顺利吗?具体是如何展开工作的?

  王汉斌:经过傅冬菊反复劝说,在解放军攻占新保安、张家口的压力下,傅作义被迫同意派代表同地下党的代表谈判。开始谈判时,我们考虑还要李炳泉通过李腾九做傅作义的工作,决定派《益世报》记者刘时平为地下党的谈判代表,同傅作义的代表李腾九进行谈判。刘时平也是西南联大同学,他是绥远人,同傅作义“华北剿总”的人比较熟悉。在谈判进行中,刘时平因一件涉及民主人士的案件被捕,我们又改派李炳泉为谈判代表。经过双方商定,傅作义派崔载之为代表,由李炳泉带领,于1949年1月13日出发,一同到解放军前线司令部谈判。崔载之是平明日报社社长,深得傅作义信任。傅作义通知其政工处长王克俊挑选可靠人员做好秘密出城的安排。我们通过地下党的电台,把李、崔出城的事报告城工部。根据城工部布置,我们安排李、崔二人坐吉普车从西单出发,经广安门到丰台,由解放军派人将他们送到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后来傅作义又调来周北峰、邓宝珊,帮助做和谈工作。

  在谈判过程中,有些问题同傅作义的意见还有距离,迟迟未能达成协议。在这种僵持的局面下,党中央决定先攻打天津对傅作义施加压力,从1月14日发动进攻,只用29小时就打下了天津。这时傅作义着急了,提出要立即同共产党谈判,表示解放北平可以迅速达成协议,还说天津其实也可以不用打。1月15日,傅作义派出的和谈代表——国民党“华北剿总”副司令邓宝珊和周北峰到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谈判,双方达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基本协议。1月21日,傅作义在北平召开高级军官会议宣布接受和平改编。1月31日,“华北剿总”、正规部队、特种部队及非正规军部队总计25万人,全部开出北平城,听候改编;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开进北平城内,接手全城防务。至此,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北平以和平方式回到人民的怀抱。

  记者:听说有一个小插曲,一封给傅作义的信差一点使北平和谈成果受影响?

  王汉斌:不错,是林彪给傅作义的信。那封信比较尖锐地指责了傅作义,周北峰带回来后不敢交给傅作义,就让傅冬菊交给他。傅冬菊感到这封“最后通牒”措辞严厉,担心父亲在部队出城改编时被激怒,就放在父亲的文件堆下面。结果新华社在和平协议签订后发表了这封信。傅作义很不高兴。最后,只好向他解释,那封信是因为当初在傅部占领张家口时,他的气焰非常嚣张,说要毛泽东下台,自己也下台。所以,解放区人民对他很不满意。信是为了向解放区人民有个交代,对他没有什么影响。虽然傅作义不高兴,但事已至此,也就让它过去了。

  记者:“北平方式”成为后来解放湖南、新疆、云南等的范例;它使驰名世界的文化古城免于战火,完整地保存下来,为新中国定都北平创造了便利条件。

  王汉斌:对!“北平方式”是毛泽东主席讲的,它对以后解放湖南、新疆等地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北平和平解放,使北平这个城市保留了文化古迹。为了避免打到文化古迹,那时每天都试炮,我们每天要报告试炮的炮弹都落在哪儿。我当时住在东厂胡同北大文科研究所,离我住房几十米的地方就落下过一枚炮弹。

  记者:资料记载,1949年2月22日傅作义到西柏坡见了毛泽东,说:“我有罪。”毛泽东则说:“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王汉斌:北平和平解放后,毛泽东主席曾几次接见傅作义,同他亲切交谈,称赞:“和平解放北平,宜生(傅作义字宜生——编者注)功劳很大!”尔后,又安排他担任全国政协第一、二、三届常委,全国政协第四届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水利部部长,水电部部长。195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他一级解放勋章。1974年傅作义病重,周恩来总理抱病到病房探望,转达毛主席的问候:“毛主席叫我看你来啦,说你对人民立了很大的功!”傅作义逝世后,周总理亲自主持追悼会,叶剑英同志致悼词,代表党和政府给予傅作义极高的评价。他的女儿傅冬菊在北平和平解放后,由组织上分配到人民日报社工作,为我国新闻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汉斌,《百年潮》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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