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鲁等：父亲陈毅评文革

　　遥远

　　儿时我对父亲的感觉是那样的遥远，只是一个朦朦胧胧的轮廓。

　　一九四三年九月，我出生在淮南赊贻县黄花塘新四军军部医院。父亲匆匆赶到医院看望母亲，安慰了母亲几句，就匆匆而去，这可引起了奥地利医生罗生特的不满，他生气地说：“一个丈夫，一个父亲怎么可以这样没有责任感。”

　　母亲只好苦笑地安慰罗生特医生：“现在是打仗，一个军长怎么可以守在医院里。他能及时来看看我们就很不错啦。”

　　罗生特摇摇头说：“我真不理解你们中国人的举动。”

　　十一月二十五日，我出生还不到两个月，父亲就离开我们到延安去了，这一走就是两年。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后，我们全家才真正是大团聚了。

　　我曾在给父亲的祝寿诗里写了这样两句：“儿长十八载，父旁只九龄。”其实仔细算下来，九年的时间也未必有。

　　父子不能常在一起是很使人感到缺憾的，但还有比这更怪的事。我在上小学时，在“父亲”这一栏一直填：“陈雪清，职务处长。”学校里不管谁问，都是这样回答，这是父亲交待的。

　　在南京汉口路小学时，我的班主任俞老师是一位很和善、又很认真的老师，恰好就住在我们家附近，经常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汽车从我们家里进进出出。她觉得这根本不会是一个普通处长住的院子，多次问我都得不到答案。一次上练习课，同学们都在做题，俞老师却把我叫到讲台前，很严肃地问我：

　　“你父亲到底是谁？”

　　我回答：“陈雪清。”

　　她生气地说：“你撒谎！”

　　我坚持地说：“就是陈雪清。”但我却没再坚持说我没有说谎。

　　俞老师忽然拿出一张报纸给我看。我一看，原来上面登着父亲在一次大会上讲话的照片。

　　俞老师指着报纸说：“他才是你父亲，对吧！”

　　我不吭声，只是摇头。

　　她忽然和气下来：“有这样一个父亲是光荣的事，为什么你不承认呢？”

　　我牢记着父亲的交待，仍然摇头。

　　俞老师看仍然问不出结果，使出了最后的一招：“你哥哥陈昊苏都承认了，你怎么还不承认？”

　　我心里想，也许俞老师真的知道事情真相了，可是我决不能改口。对于一个小学生，受到老师这样的责问，眼泪汪汪的几乎要忍不住了。

　　俞老师看我这样可怜就不再追问下去了，以后再也不问这件事了。其实我心里也十分愧疚，确实是在骗她。直到初二时才改填父亲的真名和真实职务。

　　当时父亲所以要我们填个化名，目的有两个。一是保密和保卫的需要；二是父亲一直希望我们兄弟做一个普通的小学生，隐瞒了他的身份，使我们没有压力，也使学校没有压力。

　　亲切

　　随着人长大，随着生活的安定，父亲与我们儿女的接触也就逐渐加多了。在我心目中父亲的形象也就逐渐地由儿时的遥远，慢慢变成少时的亲切。

　　父亲知道他的工作很忙，和家里人在一起的时间少，所以他一有机会就组织全家照个相，现在留在我们手里的“全家福”照片有十多张。每张照片后面都有一段亲情的故事，给我们留下了最珍贵的记忆和纪念。

　　解放后的第一张“全家福”，其实应该叫“两家福”，就是在上海湖南路与邓小平叔叔一家的合照，当时我们两家住在一个院子里。两个父亲是军装整齐，两个母亲都很年轻，穿着当时最时兴的列宁装，而几个孩子却因为很少这样正式拍照，个个都显得很拘谨，皱着眉，绷着脸。小鲁因为寄住在利淡如老太太家里，就缺席了。看着这五十年前的照片，我总是有一种全新的异样感。在这以前，战争年代的照片给人一种战争的气息，而从这张照片之后，给人的完全是一种主人的感觉，因为革命成功了，一种主人的自豪感凸现在眼前。

　　解放后不久，父亲把爷爷、奶奶接到了上海。爷爷奶奶来上海还不到七十岁，全家就照了一张相。照片上的爷爷奶奶，穿着马褂长袍，显得那么苍老。一晃五十年过去了，我也接近六十岁了，可是全没有爷爷奶奶那么老，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我们都比上两代人年轻，这当然要感谢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强盛。

　　开明

　　父亲是一个非常开明的父亲，也是一位十分放手的父亲，我们兄妹的生活、学习都是由母亲严格督促的。父亲从不干预儿女的选择，他充分相信儿女的自立能力，但是也绝不是放纵我们，父亲对我们的教育首先是气质的熏陶和表率的影响。他很少训斥我们兄妹，每遇到一些事情，他总是寥寥数语，就给我们很深的印象。

　　一九五二年的一天下午，父亲忽然让秘书把全家拉到中山陵的路旁。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不久一阵欢呼声鼓掌声从远处传来。不一会儿，父亲陪着毛主席走向中山陵，所有的游人都停下来使劲鼓掌，不停地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这时我才明白，父亲就是让我们目睹一下毛主席的风采。回家后，爷爷和奶奶一直十分兴奋，爷爷说：“这是真龙天子啊”我反驳说：“迷信是主席。”爷爷坚持说：“现在称毛主席。要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称真龙天子。你懂什么”我说：“你思想落后。”但不管怎么说，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主席。同学听说我见到了毛主席都问长问短，我也感到幸福极了。这幸福是父亲带给我的。

　　父亲作为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很遵守保密纪律，从来不在家里透露什么消息，也很少与我们谈及国家大事。但有两次例外，一直很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一次是人大会议之前，他在吃饭时问我们：“如果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你们同意吗”我没有思想准备，也不知说什么好，过了一会儿才说：“如果毛主席自己不愿当，那当然听他的。”昊苏、小鲁也表示了类似的意见。

　　第二次是六十年代初苏联共产党召开代表大会，按常例我党是要派高级代表团去参加的，可那时中苏论战很激烈，两党的分歧甚至影响到两国的关系也十分紧张。又是在吃饭时，父亲问我们苏共要开会了，你们说我们要不要去参加。

　　昊苏说：“参加，参加去和他斗争。”

　　我说：“可参加可不参加，参加与他斗争，不参加也是反对的意思。”

　　小鲁说：“不参加，不给他捧场。”

　　父亲笑了：“嗯，还是你干脆。”

　　不久，中央就宣布不派团参加苏共大会。从小小鲁就确实有些过人的看法。

　　一九六四年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开展了一场反对不良倾向的运动，集中批判了各种自由主义。其中有一个学生在日记中写着：“陈毅讲红与专，完全是和林彪的突出政治，四个第一相对立的。”学院自然将这位学生批判了一顿，不过却使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忧虑，连着几天都心事重重。正好同学张九九从北京回校了，她告诉我，你父亲身体不好，正在休养。我听了更加坐不住了，就向王政委请假，理由是父亲身体不好，要回家看看。系里马上就同意了。

　　到了北京，一进门看见父亲在大厅里散步。

　　他看见我很奇怪：“咦你怎么回来了？”

　　我说：“听九九说你病了，我特地请假回来看你。”

　　父亲顿时大喜过望，拉着我的手向房里走，一面大声喊我母亲：“张茜，张茜。”

　　喊得母亲有点心慌，一面往外走一面说：“又出什么事了这样大喊。”迎面猛地看到我也是一愣：“你怎么回来了，有什么事吗？”

　　父亲抢着说：“小丹回来看我的，听说我病了。”他又感叹地说：“儿子长大了，懂事了。”

　　晚上我陪父亲散步，就把学院的情况告诉了父亲，把我的困惑说出来了。“有人说你讲的红与专和林彪的四个第一、突出政治不一样。”

　　父亲反问：“那你是怎么看这事的呢？”

　　我把握不定地说：“我觉得你们两个都对，你讲的红与专，我同意，不能都当政治家，也不能没有政治方向。林总讲的四个第一、突出政治是中央同意的，我也接受，这也是在强调理论的作用。可是这两个说法放在一起，就让人觉得不协调。我也不知道怎么看了。”

　　父亲笑了：“你倒是说实话。你要知道有些问题在中央也是有争论的，今天你提的问题，我也不能讲清楚，也不是简单就能讲清楚的，有些事情需要用时间来证明的。不过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你们当学生的，搞科学技术的，各行各业都要红专结合，才能更好地为国家服务。”我点了点头，但心中的忧虑仍然没有解开。

　　忽然父亲严肃地对我说：“你是不是在担心我。”

　　我怔怔地看着父亲。

　　父亲又笑了：“我对自己是有信心的，你们也要有信心，不要担心。”

　　以后我与父亲就没有再谈过这样严肃的话题，但是我牢记两条：对父亲有信心，时间会证明一切。

　　愤怒

　　现在不少的文艺作品中把父亲描绘成喜欢骂人，喜欢生气，其实这是很片面的。父亲的性格是豪爽、开朗的，十分富于鼓动性。他在家里从来就没有骂过我，他的愤怒都是政治性的。据我看真正的愤怒有两次。

　　第一次是在一九六五年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在谈到美国政府粗暴地扩大越南战争时，面对着美国政府的一些极端反华分子狂妄地叫嚣进犯中国时，父亲愤怒了，他挥舞着双拳，用手指着斑白的头发激昂地说：“我们等待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十六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我的儿子会看到，他们也会坚持打下去。请记者不要以为我是个好战分子，是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欺人太甚。”

　　第二次愤怒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前期了。开始父亲一直认为文化大革命是类似党内整风的运动，是教育党员和党的干部保持思想纯洁的运动。根本没有想到是一场夺权的内乱，所以运动一开始，他是积极地参加这一运动的，通过“十六条”、派工作组他都是举手赞成的，甚至还苦口婆心地与造反派谈话。但是运动向毫无法纪的方向发展，完全成为了一种动乱，父亲从支持到不理解，又转向不赞成，最终是愤怒了。

　　一九六六年十月，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最混乱、最残酷的日子。在中央文革一小撮人的蛊惑下，十多万人把中南海团团围住，高音喇叭对着中南海高喊着打倒人的名字：在西门、新华门喊的是“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在北门和西北门则是打倒一连串的副总理：包括李先念、聂荣臻、余秋里……当然还有父亲陈毅。高音喇叭通宵达旦地喊着。疯狂的高频振荡刺激着每个人的身心。

　　一天晚上，父亲和母亲走到我面前，父亲气得指着我说：“你听到没有，这是革命吗要打倒党内每一个领导干部。这不是革命，这一定是有一个反革命集团在有目的地摧毁着我们的党。”

　　看到父亲愤怒的样子，我预感到不好了，父亲的愤怒就要爆发了，而这一爆发必然会引来更多的批判。

　　果然不久，社会上的小报就陆续传来父亲越来越愤怒的声音，越来越尖锐的“黑话”。

　　其中有这样几段清楚地表达了父亲的愤怒：“我知道，只要我讲话，就会有人说陈毅又跳出来了，对快要亡党亡国了，此时不跳，更待何时。”把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公开斥之为亡党亡国，也只有父亲这样性格的人才会公开说出来。

　　“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去嘛，不要踩着别人嘛，不要拿着别人的鲜血去染红自己的顶子。中央的事，现在动不动就捅出来，弄一些不懂事的娃娃在前面冲。”愤怒的父亲把矛头直接指向了位居高位的林彪、江青集团，毫不留情地揭穿他们的阴谋伎俩。

　　“我不是乱放炮，我是经过认真思考的。现在的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十年、二十年不治”公开批评文化大革命，是父亲认真思考的结果。

　　“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宽大，加上我们五位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就只有十一个人是干净的如果只有这十一个是干净的，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揪出来示众好了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个铜板也不值”这是父亲最后的宣言，他公开宣布不屑与林彪、江青之流野心家、阴谋家为伍，甚至为此得罪毛主席也不顾。

　　父亲的愤怒和抗争没能改变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反而被剥夺了发言权。但是他的愤怒像一颗火种，被人民保存下来。他的“黑话”也被人民斗士所传播。正如父亲讲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摘自《回忆父亲陈毅》，作者：陈昊苏、陈小鲁、陈丹淮、陈珊珊，华夏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