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事顾问团”是如何介入援越抗法的

 　　导语：与抗美援朝相比，同时期的“援越抗法”，对国人而言相对比较陌生；尤其是“中国军事顾问团”在越南的作为，更是鲜为人知。

　　物资援助：各种枪支15．5万多支、枪弹5785万多发


　　1949年胡志明狮子开大口，要3个师的军事装备和物资，100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

　　1945年8月日本战败后，胡志明建立起“越南民主共和国”。战后法国人卷土重来，力图恢复一度被日本夺去的殖民统治，胡志明宣布越南中立，但此举并没有消除法国的敌意，1946年12月，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爆发。

　　1949年胡志明向中共、苏共求援，苏联对此态度暧昧，将这任务丢给了中共，中共欣然接受。中方给越共提供援助，主要是基于意识形态以及地域安全的考虑。建国初期，毛泽东奉行“革命外交”，中共高层乐意帮助亚洲各国进行民族解放运动，甚至公开告诉亚洲各国共产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统一战线的政策，创立革命的根据地，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这不仅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基本道路，而且也将“成为情形相类似的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解放的基本道路”。

　　越共似乎摸透了中方的心思，以“革命友谊”的名义狮子开大口。1949年12月，胡志明派代表来到北京，希望中国提供一笔数额巨大的军事援助，包括3个师的军事装备和物资，100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以及派遣军事干部到越南协助指挥作战；可以说这份清单实际上开启了越共对中方援助的过度索求，譬如，胡志明到北京也提出过援助飞机的要求，而当时中国还没有完备的空军，自身飞机也严重缺乏；他回国后不久又提出要求中国提供各种人员、物资和装备，以及3000 吨粮食等。

　　毛泽东主张对越援助可以更慷慨一些，“凡可能者均应答允之”

　　胡志明最初提出援助要求时，毛泽东在苏联访问，援越工作由在京的刘少奇负责。1949年12月24日，刘少奇向在莫斯科的毛泽东报告了越共的要求。刘少奇告诉毛泽东，在北京的其他中央领导人认为可以援助但需要有所节制，武器装备和医药器材可以提供，“但不能给予太多”；部分物资可通过贸易解决，“但不能有一千万美元”；军事干部可以派，不过要先派遣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罗贵波带电台前往了解情况，“然后再派军事干部”，总之是不能立刻和完全接受越共方面的要求。

　　毛泽东赞同罗贵波带电台去越南，要“谆嘱”他“务须采取友好合作态度，多鼓励、不要批评”。不过对于刘少奇的提醒，毛泽东没有完全采纳，他对援助越共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对于越共要求的援助事项“凡可能者均应答允之”，“援助问题可以更慷慨一些”，他主张告诉越方：武器、弹药、医药物资等，目前只是先给一部，以后再逐步增加，这样做也是为了便于越南党逐渐熟悉掌握。毛泽东在这个电报中首次提出，派遣到越南的军事干部只能做“顾问”。这是中国后来决定向越南派遣“军事顾问团”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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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与中国军事顾问团在北越根据地。左起：范文同、长征、阮志清、胡志明、陈赓、黎文良、罗贵波。

　　与毛泽东热情援越相比，其他中央高层谨慎得多，否决了一些不合理要求

　　在援助越共的问题上，在京的中央高层比毛泽东要谨慎，在越共最初提出援助时，他们考虑到自身当时财力、南方交通状况及军事进展情况，没有完全满足越南党的请求。

　　不过，越共并没有因此降低胃口。从 1950 年 4 月开始向越共运送援助起，在云南地区的部队便报告中央，越共“要求数目太大，实无力供给”，他们甚至拒绝向越方提供粮食。刘少奇指示应根据越共确实需要和中方有支付的能力两个标准提供援助，并要向越方解释清楚，至于粮食等则不可完全拒绝。中共中央在给罗贵波的电报中也告诫他不必有求必应，“当尽可能满足越方要求，不能办到者则无法供给”；其他物资可暂时作为军事援助，都要记录在册，将来越方有能力时“可要求他们偿付一部分物资”，现在先以帮助越军作战为主。在 1951 年初，中方即感到，越方会“随便开出要求援助的货单，有时数目很大”，有些要求甚至“完全不近情理”。他们要求中国军事顾问团对越共的援助请求“均应做负责的审查”，不合理或不可能予以满足的要求“均应删除或减少”，而且要向越方说明必须爱护武器弹药。

　　毛泽东从莫斯科回国后，在援助越南的问题上亦有所转变。1950年，罗金贵曾经当面向毛泽东直陈越方提出的“援助计划太大，要求过高”。毛泽东为越共打圆场，他说：“他们提出的援助计划太大，要求过高、不切实际，可能是他们对我国的情况和对自己的情况缺乏了解，也可能与缺乏经验有关，要耐心帮助他们”，并且表示要用柔性劝说的方式劝告他们，原则是提供“凡是越南实际需要的，我们又有的。”

　　即便如此，中国依然援助了越共大量物资，但许多物资被越共浪费

　　尽管在军备物资援助上，中越双方有矛盾，但不可否认的是，中方对援助越南及整个印度支那争取解放斗争是积极的，据学者统计，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期间，中国是向越共提供援助最多的国家，特别是军事援助规模巨大，包括各种枪支15．5 万多支、枪弹5785 万多发、火炮3692 门、炮弹108万多发、手榴弹 84 万多枚、汽车 1231 辆、军服 140 万多套、粮食和副食品 1.4 万多吨、油料 2.6 万余吨，以及大量其他各类物资。

　　然而，这些援助物资中有相当部分没有派上用场，而是被浪费了。刘少奇在给中国军事顾问团的电报中谈到援越武器装备的管理问题时说，根据来自南宁的报告，援助越方250辆汽车他们只领走65辆，而且交送越方的物资“保管甚差”，公路两旁“遗置很多弹药”，都已经生锈不能使用，仅运回的报废弹药就有300余吨。他要求将此情况转告胡志明，军事顾问团今后必须审核越方提出的军援项目是否为必要。（《中国援越抗法政策再探讨》、牛军、《外交评论》）


　　智力援助：军事顾问团带去军事胜利，也埋下了猜疑的种子
　　毛泽东要求军事顾问团为中国树立一个完美的国际主义形象

　　向越南派遣军事顾问团，最初是越共代表提出的建议。越共代表请求中方派出军事干部到越南协助指挥作战，毛泽东则批示，派往越南的军事干部只能担任“顾问”。至1950年5月，赴越军事顾问团正式组建完成，共调集从兵团级干部到工作人员281人。

　　6月27日，毛泽东、刘少奇等人在中南海接见了援越军事顾问团的团以上干部，会见中，毛泽东对顾问团提出“积极援助、决不包办”的工作原则，号召顾问团成员发挥高尚精神，要准备“打摆子，有牺牲的危险”，不要着急于何时回来，尤其强调与越共“搞好团结”、“不要看不起人家”，“不能表现出我们胜利者的骄傲自满”。毛泽东甚至提到了汉代“马援征交趾”，是“中国曾经欺负过越南”，所以顾问团应该就此类历史问题向越共道歉；同时要求顾问团只负责帮助越共建军和打仗，对其他问题“要少发表意见”。综而言之，毛泽东不但希望军事顾问团帮助越南取得军事胜利，还希望其为中国树立一个完美的国际主义形象。

　　毛泽东还告诫即将赴越的军事干部们，“行动要绝对保密，不要张扬，连亲友也要保密 ”，顾问团在越南要有代号，要多穿便衣和越军军服，不要给美、英、法等国“找借口的机会”。

　　没有中国顾问团，越共的军事、财政建设和军事胜利都是不可想象的

　　毫无疑问，毛泽东对军事顾问团的告诫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以至于胡志明曾不得不向毛泽东抱怨说中国顾问们的态度“太谦虚了”。但越共对军事顾问团的信任，更多的还是依赖于战争的胜利。边界战役发起之前，越共的原计划是先攻占高平，陈赓抵越后提出需先攻占高溪，并竭力说服了越军指挥员，战役胜利后，胡志明向北京发电称赞此役“是革命的国际主义和毛泽东路线的胜利”，此后越共中央一直宣传越南革命的胜利，必须学习苏联的中国的经验，并“要特别注意学习中国的经验”。

　　军事顾问团对越共军队建设最卓有成效的工作，是在越军中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在顾问团的指导下，越军模仿中共军队内战时期的整军运动，在部队中开展政治教育，动员战士用自身经历控诉所受的压迫和剥削，以激发“阶级仇恨”，有些越军部队在观看了电影《白毛女》后，“当场有十余人哭倒”，“有一个战士跑到银幕前枪打‘黄世仁’”。

　　在整个越共抗法战斗进程中，中国军事顾问团的意见始终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一方面缘于越军指战员战争经验远不如中国顾问，另一方面也缘于越共对中国援助的依赖。正如学者牛军所总结的那般：“不论是战略谋划还是在具体战役设计过程中，中国军事顾问团的意见往往是决定性的，而中国军事顾问团则是接受中共中央的直接指挥。可以说当时中国军事顾问团的主要战略设想均反映了中共中央的看法。”从边界战役，到三次平原战役，再到西北战役、老挝上寮战役、奠边府战役，没有中国顾问团的指挥意见，其胜利是不可想象的。除此之外，罗贵波等援越人员还帮助越共中央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财政制度，这套制度基本上是从中国革命时期根据地的制度复制的，此前，越共的财政问题一团混乱，根本无法支撑对法国的战争，至1951年4月，罗贵波向中央报告，已乐观预期：经过整顿税收，控制货币发行、严格财政管理等工作，越南争取当年财政接近平衡“是有客观条件的”。

　　但越共一方面深深依赖中国的物资和智力援助，一方面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满腹猜疑

　　尽管顾问团与越军的合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战果，但仍免不了发生摩擦。首先，军事顾问对越军常有不满，军事顾问团长韦国清就曾如此评价越南军队：“一般来说，人民军不从战士中提拔干部，而挑选自学生……，将他们调派当中队长、大队长。” 为此，顾问团对越共军队进行整军：“在一年多时间里，全军共提拔各级干部2万多名。其中，具有基层工作经验和经过战斗考验的约占50％以上。干部中的工农成分比重大大增加。”（《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斗争史实》中国军事顾问团历史编写组），军事顾问团中的炮兵顾问窦金波也说：“我发现指挥干部的职位越高，越不晓具体的战斗，他们可以指挥军队，当与敌人近接触时，也可以作指挥，当双方互相开火，当要冲锋时，他们便不晓一切。”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矛盾，越军干部对中国军事顾问的指挥能力虽然大多信服，但对其指挥动机却常常心怀疑虑，不断猜疑中方作战计划的动机。韦国清向毛泽东汇报说，当时越军的高级干部中有人认为，中方建议发动西北战役的目的是为了巩固中国的边境地区，“是因为对中国有利”：“去年西北战役前，越南军队高中级干部中，可以说多数人不愿去西北作战。主要是怕艰苦，怕困难，缺乏战略眼光，认为西北地广人稀，是个穷地方，就是解放了，也没多大意义，越南军队总后勤部主要负责人竟说，顾问团积极主张解放西北，是因为对中国有利，可以剿灭那里的国民党残匪，不再骚扰云南边境。真是奇谈怪论。他们认为，只有解放红河三角洲才过瘾，才能取得抗战胜利。经过工作，这种情绪当时基本上扭过来了。现在敌人从那产撤退了，他们又把眼睛紧紧盯上了红河三角洲。这是旧病复发。”事实上，越军干部的这种猜疑并非没有根据，从边界战役，到三次平原战役，再到西北战役、老挝上寮战役、奠边府战役，几乎都与控制中越边界地区有关，其结果必然“有利于中国巩固南部边疆的国防”。

　　朝战结束后，中方力主张越南停战，引发越共高层不满，为日后中越交恶埋下隐患

　　中方曾一度全力支持越共统一越南，甚至明确提出过把战争扩大到老挝和柬埔寨去，帮助老挝和柬埔寨解放的主张，顾问团还亲赴老挝协助指挥作战。但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中共对于援助越南的态度有所转变，为保护朝鲜停战所形成的使国内政治重心转入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反复权衡利弊得失后，至1954年1月，美苏法英四国召开专门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在印度支那停战的问题日内瓦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即再三主张越南划界停战，准备像朝鲜那样划定一条停火线。

　　尽管越共领导层对周恩来提出的方案兴趣不大，胡志明也希望乘胜追击一举统一越南——毕竟当时越共已取得了将近四分之三的地区。如果划界停战，它将会被迫放弃南部，甚至是中部地区的许多根据地，大批越共人民军和干部都将北撤，这对许多越共干部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但在周恩来与胡志明8次会谈后，胡志明最终还是接受了中方的主张，但他很沉重地说：“劳动党中央的工作是要打通高级干部的思想。”但是这也让越共高层开始怨恨中方，为日后中越交恶埋下祸根。譬如当黎笋知道周恩来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时，就把怨恨转到周恩来身上了。2000年，挪威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斯坦因公布了《B 同志谈越中关系的报告》。“B同志”即是当时的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黎笋。在黎笋的这篇讲话中，多次提到了日内瓦会议及其给越南带来的危害。黎笋说：“当我们签署日内瓦协议时，正是周恩来将我国分为两（部分）。我国以这种方式被分为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后，他曾又一次向我们施加压力，要我们不要对南越做任何事情。他们禁止我们起来（向美国支持的越南共和国进行斗争）。（但是）他们，（中国人，）无法阻止我们。”黎笋的话是谎言还是真实，已经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黎笋对中方的不满，发酵并造成重大的后果。他后来成为越共总书记，在位期间与中共关系十分紧张，冲突不断，其中未尝没有这些历史因素在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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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周恩来出现日内瓦会议上，主张越南划界停战，但并不能得到越共的理解

　　参考资料：牛军：《中国援越抗法政策再探讨》，《外交评论》；杨奎松：《新中国从援越抗法到争取印度支那和平的政策演变》，《中国社会科学》；中国军事顾问团历史编写组：《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斗争史实》；《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实录》编写组： 《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实录( 当事人的回忆) 》

　　结语：“革命外交”时代，苏联、中国等施援者，最后都难以与受援者善始善终，其根源在于：受援者为自身最大“国家利益”计，仅以“国际主义精神”要求施援者；施援者则既需展示其“国际主义精神”，又不能无视自身“国家利益”。当二者不能兼得时，“国际主义精神”必须牺牲，又往往很难得到受援者的谅解。这是“革命外交”无法解决的内在冲突。

　　黄家杨，腾讯历史频道  2013-0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