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时代的南开中学

1941年冬日的一天，张伯苓先生在重庆南开中学校园散步，看到全校男女生两部辩论会的海报，题目本来是一件生活琐事。张先生笑道：“没出息，什么时候 了，净说这些小事。”当晚辩论会题目改为“美国是否应该参战？”那时正值珍珠港事件前夕，距美国参战已经不远。不管是不是巧合，不管当时的辩论内容是否稚 嫩，这件事足以留在当时南开学子的记忆里，终生不会磨灭。   　　辩论会在当时的南开中学是家常便饭，翻看当 时的题目：“战争促进抑或毁灭文化”“世界持久和平是否实现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谁胜”……可以培养学生开阔的视野，可以养育学生的国际眼光，可以培育 学生关注时事的习惯，可以熏陶学生的良知和责任--你无法不由衷感佩南开教育家那种独特的眼光与情怀。   　　而这些，首先源于张伯苓的办学理念和宗旨，也就是南开精神的内涵与精魂。   　　一   　 　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的张伯苓曾经亲历甲午之败，目睹家国民族的积贫积弱，痛心疾首之余，他开始苦苦追寻属于自己的强国之路，最终他选择一条布满荆棘又充 满期盼的道路--教育强国。1944年，在纪念南开创校四十周年之际，张先生亲笔撰写《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剖析他办学的初衷：   　　国人自私心太重，公德心太弱，所见所谋，短小浅近，只顾眼前，忽视将来，识有个人，不知团体。其流弊所及，遂致民族思想缺乏，国家观念薄弱，良可慨也。   　　右述五病，实为我民族衰弱招侮之主因。苓有见及此，深感国家缺乏积极奋发，振作有为之人材，故创办南开学校，其消极目的，在矫正上述民族五病，其积极目的，为培育救国建国人才，以雪国耻，以图自强。   　　南开学校为实现教育救国之目的，对于学生训练方针，特注重以下五点：   　　一曰：重视体育。   　　二曰：提倡科学。   　　三曰：团体组织。   　　四曰：道德训练。   　　五曰：培养救国力量。   　　上述五项训练，一以“公能”二字为依归，目的在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   　 　其实这何尝不是一种终极情怀。在几十载的办学生涯中，张先生把这种精神贯穿始终。他是个具有大气魄、大视野的教育家，但从来不忽视细节，随时随地都注意 与学生进行沟通，开头写到的辩论会之事即可窥见一斑。作家端木蕻良在南开高一读书时，一日收到一封信，是校长办公室的信封和信笺，开头称他为“京平弟”下 款竟是“张伯苓”。一方是一个十七八岁的高中生，一方是当时已经名满天下的大教育家，仅此一事，就足以让端木记一辈子。何为平等待人，何为民主精神，伯苓 先生此举就是最佳诠释。信中约端木去校长室“谈谈”，见面后气氛当真很“随便”，没有询问课业成绩，反而问他的课外阅读情况，还就老舍的小说和蔡元培的文 章交换了意见。数十年后，端木蕻良娓娓道来，一切如在昨日，它可以把这位年轻学子导入一种崭新的人生境界。冯友兰在北大就读时因为一次偶然的机缘拜见蔡元 培先生，感觉沐浴教化如坐春风，端木之拜谒张伯苓先生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就是凭着这种精神，南开为国 选材育才，欲栽大木柱长天，从而在危难时支撑危局，在盛世中服务社会。有一件逸事堪称极佳佐证。张伯苓七十诞辰，很多南开校友和社会名流来南开祝贺，当时 恰好有一付滑竿放在那里，周恩来与张励生(南开校友，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内政部长)让张校长坐上滑竿，把他抬了起来，引起在场的人拍手叫好。第二 天校园内就传出这样的诗：“国共两部长，合作抬校长，师生情谊深，佳话山城扬”，隐喻国共本是手足，同处一家，一时传为美谈(见《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 P316)。陶行知亦曾题诗《张伯苓先生七秩大寿》：“‘有中国必有南开’，两园桃李一手栽。从心所欲不逾矩，凯歌重上八里台”。陶先生在“两园桃李一手 栽”句下加注说：“国共两党皆有先生高足。”   　　南开的学子们是如何领悟南开精神的呢，这里同样有一件逸 闻。1945年秋天，南开中学举行作文比赛，题目是《论述南开精神》。一个高一学生有南开精神想到了五四精神，“允公”就是“民主”，“允能”就是“科 学”，“日新月异”就是破旧立新。他“越想越激动，字迹潦草，墨迹斑斑，卷面肮脏”，结果竟出人意料荣获第二名。一向以严谨著称的教务主任喻传鉴老师专门 找他谈话：“你知道为什么写得这么乱还得了第二名吗？就因为你论述南开精神有独到之处。可见你肯与思考，有头脑。现在的中国就是需要民主、需要科学啊！” 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是南开学风的体现，但在一个时期他竟然在中国教育中荡然无存，可怕的迷失，及至新课改到来之际，不少人盲目认为它只是欧美的舶来品，一味 寻章摘句、生吞活剥。五四以后的一代先贤，从蔡元培、张伯苓、晏阳初到陶行知，哪一个不是饱读孔夫子又喝足洋墨水的人，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并不就此满足，而 是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进行原创性的思考、创造性的实践。而我们的某些教育人，躺在一座富矿上面却浑然不知，拾人一点牙慧反而就俨若杜威、苏霍姆林斯基，悲 夫！   　　陶行知先生云：“人生为一大事来！”教育之终极在于培育中国文化“先忧后乐”的人文情怀，在于培 养现代文化公民意识、民主精神，60年前南开作文比赛所折射的恰恰是这种现代意识。相形之下，我们当今课堂上下某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的改革更多是在玩弄一种 花拳绣腿、雕虫小技，玩得好的只得其形而未得其神，玩得烂的走样跑调还洋洋自得。作为最基层的工作者笔者身在其中，每念及此，常有切肤乃至锥心之痛。   　 　南开中学对学生个性发展的包容程度时至今日仍然有许多现实意义。1941年，在南开校园中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当年的毕业考试。物理考场。谢邦民面对物理 考卷，一筹莫展。他是一位偏才，才华横溢，文采斐然，但数理化成绩欠佳。无奈之下，他只能交白卷，但又于心不甘，就填词一首，调寄《鹧鸪天》：   　　晓号悠扬枕上闻，余魂迷入考场门。   　　平时放荡几折齿，几度迷茫欲断魂。   　　题未算，意已昏，下周再把电、磁温，   　　今朝纵是交白卷，柳耆远非理组人。   　　按照南开校规，主课一门不及格且补考不及格者不能毕业，只能肄业，所以当时谢邦民心里忐忑不安。没想到最终他竟然的了宝贵的60分。评卷的物理老师魏荣爵先生，也在试卷上赋诗一首，诗曰：   　　卷是白卷，词却好词。   　　人各有志，给分六十。   　　谢君因而顺利毕业，考入西南联大，攻读法律，毕业后留北大任教，建国后担任北京市法院第一庭庭长，业绩卓著。   　 　南开教学水平之高在当时有目共睹，魏老师教学态度的严谨在南开有口皆碑，所以没有人苛责这次“给分六十”，相反传为佳话，因为这60分使得一位人才不致 埋没而脱颖而出。假如是在今天，谢君只好吞下“偏科”的苦果。因为各项制度摆在那儿，魏老师没有这个权力，学校同样没有这个权力。完善的体制本应该修筑一 条培养人才的通衢大道，但如今不容忽略的现状是，日渐严密的制度反而导致了人才的流失，不知这是否意味着一条难以剪断理清的教育悖论。钱钟书、吴晗当年凭 借国语满分、数学零分的成绩考入大学，最终成为各自领域的一代宗师，假如是在今天，我们毫无疑问要与之失之交臂。我们选拔人才的渠道在日益拓宽，但相应措 施是否跟得上，比如，被选拔者是否是人才，监督机制是否公正，选拔者是否恪守职业甚至道德底线。在此基础上，我们对所谓的偏才是否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包 容。还有我们所谓的“偏才”“通才”的衡量标准过于局限于学科和知识，分工细密，各不相扰。但“学养”的获得本来源自于多种渠道，有时是模糊的同时也是通 脱的。相对而言，我们今天的教育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尽如人意。   　　二   　　在南开学子的记忆中，对母校治校之严同样印象深刻。   　 　一是入校之严。当时社会上流传南开是贵族学校，其实并不然。因为办学质量高，所以吸引了不少社会名流的子女，但更多的来自于平民百姓家。想尽南开需要凭 借真本事考进去，因为办学募捐经费需要，凭关系入校的并非没有，但只能做旁听生，考试只要一门不及格就要被“刷”出去。在就着装而言，南开学生一踏进学校 必须穿校服，初中生穿童子军服，高中男生穿灰蓝麻布中山服，女生穿蓝布旗袍。男生一律光头，女生短发齐耳，学生偶尔穿一条带棱角的西裤就会被人侧目而视。 衣食住行在一样的环境中，所有的“贵族子弟”在校园中未得到任何特殊待遇。茅于轼先生回忆说：“一些大官的子女当时我们也并不知道，到了毕业以后才慢慢听 别人说起。学校从不趋炎附势，学校里绝对没有任何特权的气氛。”然而也有特例，办壁报时，高一学生王次五采访了当时的外交部长，写出了颇有价值的独家采 访。这一次王次五利用了特权，因为外长是他的爸爸王世杰。   　　汪精卫的儿子汪文悌当时也在南开就读。这位 汪公子身高马大、孔武有力，读书很不用功，而且喜欢欺负小同学，同学们送他绰号“蛮牛”。他的字写得一团糟，文章也毫无文采可言。当时的国文老师赵毅生先 生时常扯着带山东口音的普通话感慨：“汪文悌呀汪文悌，你的爸爸国文那么好，你怎么会那么糟哩？”全班同学哄堂大笑，汪文悌本人也跟着笑。在这种和谐的氛 围里，没有人怀疑赵老师的善意，包括汪文悌本人在内没有人把赵老师的鞭策当成讽刺挖苦，在一个超乎功利的教育环境中，教育会还原它的本来面目把点点滴滴的 爱渗透散发在师生同学之中。物质生活可能清苦一些，但弥漫在心际的却是甜蜜--教育的本质其实就在爱与和谐之间。而在一个把教育弄搞得急功近利无所不用其 极的时代，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学校与家长社会之间会充斥着猜忌、排斥和极度的不信任，冷漠取代了和谐，所谓“爱”被视为职业性伪装。学生的心灵像玻璃般 脆弱易碎，处处充满着弱不禁风的隐私，乃至凭借自己努力考出的成绩也成了不可示人的秘密。不错，学生的心灵需要呵护，孩子的人格需要尊重，我们也曾经因为 习惯于接受来自方方面面的“不”字，精神变得萎缩不堪。但是铁肩方能担道义，不知道这一代承受不起自己分数的人的肩膀上究竟能够负荷多大分量？   　 　无论是教学、考试、生活，南开中学的管理均以“严”而著称。几十年过去了，罗洪范先生回忆：“南开的‘严’却给我们带来一些苦涩的回忆，但这种回忆正像 人吃橄榄一样，回味却是甜的。南开毕业后，我们几乎全部升入当时国内有名的大学（我这个成绩很一般的人都考取了三所大学：西南联大中文系、浙江大学园艺 系、四川大学化学系）。男女同学交往规定也很严，除去公事允许接触外，禁止私下交往。1943级南开学子郑家骏先生说：“青年血气方刚，斯巴达式的管理也 有它的道理。”   　　三   　　在《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 中，对于学生的训练方针，张伯苓提倡的首要一条是“重视体育”。在他认为，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南开学生参加华北、全国乃至远东运动会，均取得优 异成绩。但张先生提倡体育目的，不仅在学校而在社会，不仅在少数选手，而在于全体学生。张先生提倡，在运动会上学生“一人一项运动”，全校个个学生都是运 动员，每个老师都当裁判。在当时的南开，有一个著名的“三点半”精神。每天下午两节课上完，正好下午三点半。学生都要走出教室，到操场上做自己喜欢的各种 球类和田径运动。如果有谁躲在教室里做功课，训导老师发现后立即记大过一次。更为重要的是，他认为学校体育不仅在技术之专长，尤其重视体育道德的培养。体 与育并重才不致发生流弊。在我们今天的体育教育中，体育道德、体育精神近乎缺失，从事体育的人和关注体育的人眼中唯有金牌。 四   　　南开之独特还得益于他有一群良师。学生回忆：“他们个个都是饱学之士，又能循循善诱；用天津话讲就是‘真棒透啦！’”   　 　比如被众多学生缅怀的国文老师孟志荪先生。他不仅个学生打下扎实的国文基础，而且教给学生儒、道、墨、法思想和做人之道。不少大学聘他当教授，都被他婉 拒。因为他觉得教中学生比教大学生更有意义，他说一个人的“型”是在中学“定”的，到大学就太晚了。“型”者，我想即钱理群先生之所谓“精神的底子”。孟 老师留给学生印象最深的一是他精彩绝伦的课堂教学，二是他主编的国文教材。他这样反讽刘邦的《大风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像上海的小瘪三，双手抱 着偷来的金银珠宝，日夜坐卧不安，哪里去找高明的打手，替我守家护院？”与此同时，身体微微前倾双臂左右深处，向前合拢，似乎眼前真有一堆金银珠宝。文学 家韦君宜回忆说，他教《诗经》《楚辞》，用王实甫《西厢记》的句子来作注脚。他告诉学生，《关雎》《静女》以至《山鬼》《湘君》《湘夫人》，其实都是情 诗。他主编的国文教材，蒋介石喜欢的王阳明文章一篇未能入选，曾国藩的也只选了一篇。   　　又如物理老师殷美姑先生，把艰深的物理概念化作润物细无声的细雨，轻轻叩开你的心扉，学生觉得她连搏象也不必用力。不拘小节的巢筱岑老师可以用衣袖擦黑板，殷老师却拿粉笔都用纸包着，唯恐玷污了手指。而这些无不潜移默化熏陶着学生。   　 　再比如化学老师郑新亭先生，有人说重庆南开毕业生多主修化学、生化、化工，而且成就辉煌，多于郑老师的培育有关，一个老师的教学影响到那么多学子的专 业、职业甚至人生走向，其教学水平与人格魅力可见一斑。。还有前面提到的魏荣爵先生，之所以“给分六十”而别人均无异议，皆因为魏老师平素水平之高、教学 的严谨有目共睹，绝非胡乱给分之人。据说有学生就此事叩问魏先生，适有其他老师在座，都说：“我等无此胆量。”   　　能够汇聚这么多精英，根本原因在于南开有容乃大、网罗众家的校风，而校风的精魂所在就是伯苓先生。   　　五   　　张伯苓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南开教育，南开教育在他的心中重于生命。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一段特殊的岁月里，这位“南开教父”却遭受了来自南开的猛烈攻击、歪曲甚至批判，历史老人似乎开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玩笑，然而这一切却是可怕的事实。   　 　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在此暂住的张伯苓已经七十四岁，在新中国他只逗留了短短一年两个月又二十余天。其间，他先后两次中风，第一次在1950年 1月的重庆，幸而经治疗恢复过来；第二次在1951年2月的天津，发病九天后去世。关于张氏这段最后岁月，现存的文字资料并不完整，其中令人质疑或相互矛 盾之处颇不少。总的感觉是，张伯苓的处境不妙，其精神状态低迷不振，外界刺激接连不断，难以融入正在改天换地的新时代。   　 　重庆易手前几天，蒋介石父子接连三次劝请张伯苓去台湾或美国，张谢绝了，留在大陆。张谢绝蒋氏的托词据说是“衰老多病，不利远道飞航”云云（赵光宸《张 伯苓年谱》），而以当时接触过张的南开校友观察，此时张“精神衰微，体力已竭，愿终老故乡。”显然身体因素不容忽视。不过，从他病逝 前数月与部分南开校友在津聚会时称“咱南开到处有校友，北京有周恩来，在台湾还有吴国桢”的情形揣测，他选择留在大陆或许内心也有某种把握。素来善于做统 战工作的周恩来恐怕不会轻易让老校长“沦落海外”，通过特定渠道捎话给张也未可知。   　　在50年代初期的 新中国，张伯苓无疑得到早年学生周恩来的特别庇护，政治上没有像对旧政权军政要员那样进行清算。张氏夫妇搭乘飞机回到北京，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暂住傅作义 斋舍，在京逗留近半年之久。之所以如此，是周恩来考虑到张伯苓即时返津，可能会遭到激进学生的斗争。1950年9月中旬张伯苓终于回到故乡，可是“城郭依 旧，人面已非”。当时进步的南开师生对归来的老校长并不欢迎，态度冷淡，许多同学认为他是“战犯”，没按反革命分子去政府登记就已宽大他了。只有一批南开 故旧在情感上给予他一些慰藉，尚存人间温情。他希望暑期到南开大学暂住一段时间，特意征求南开大学党支部意见，却未得到任何答复。不久，南开校庆来临，他 早早准备前去参加有关活动，但南开中学不允许他进入，而南开大学也只安排他在相关活动中坐一般座席。从此，他变得沉默孤独，常常呆坐居室，以手击头，神情 颓丧，叹息不已，自感平生工作全被否定……与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愈挫愈奋”、自强不息的虎虎生气相比，其晚境之凄凉无奈，适成两极。   　 　张伯苓逝世后，除天津报章刊出张家的“哀启”和由他人代笔起草的“张伯苓遗嘱”外，大陆新闻媒体一片寂然，无任何评论和深度报道。即使政务院总理周恩来 亲临吊唁一事也未作公开披露，好像仅是一项个人活动。直到张伯苓逝世后44天，才由张的朋友和学生在南开女中礼堂举行了一个小型追悼会，致悼词者乃早先南 开大学秘书长、张氏遗嘱（大陆版）代笔人黄钰生（字子坚）先生。这篇洋洋万余言的长篇悼文，新旧观念混杂，既有饱含深情的真知灼见，也不乏追随时代话语的 笨拙努力，在当时的社会氛围里堪称一篇难得的用心良苦的纪念文字。其中写到：……张伯苓四十多年间为教育、为中国，辛辛苦苦，劳碌奔波，到处碰壁，失败了 再起来，起来了又失败，愈失败愈奋斗，他是中国新教育的启蒙者，也是一代人师。但是需要提醒的是，张伯苓是孙中山时代的人，而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人。他是真 诚的爱国者，甚至于他在政治上的错误，也由于他爱国情切，把希望寄托到错误地方上去了，如把蒋介石当作中国的救星。但是，他懊悔晚节的失足，他叹息老境不 能参与这个伟大时代的工作，他悲伤他是被新中国所扬弃的人，他悲伤在新社会里无有他的地位，他悲伤他不如他的老友颜惠庆，他悲伤他的一生的工作都被否定 了，他悲伤他的一生心血所在的南开中学已经不认识他了，在校庆的那一天到礼堂里去坐一坐都得不到许可，他伤心极了……   　　悼文最后列举张伯苓读罢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等文后的感悟，特别申辩道：有人说，张伯苓没有形式地向人民低头，但是他向人民意志的代表毛主席，低头了，如果天假以年，这位老人或者还要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下做一些有用的教育工作……   　　这篇悼文经过差不多三十年后方公开发表。   　 　此后，在南开大学的各院系便陆续展开了对张伯苓的批判，诸如“人格卑鄙”、“不学无术”、“公、能教育旨在升官发财，为蒋介石服务”、“其办学是搞改良 主义”之类不实之词、诛心之论像污水一样一股脑泼向辞世不久的张伯苓。有的单位要求教师逐一表态，批判过程中出现不易理解的问题则派出工作组专门加以辅 导。一些老教职员即使发出“不和谐之声”，也迅即淹没在一片政治声讨的批判之中。1960年校方编印的《南开大学校史》更对张伯苓予以全面否定。   　 　由此联想到我们的文化教育建设， 总是有人漠视承继、割断历史，乃至数典忘祖，似乎往历史身上泼越多的脏水就愈发显出它的创新精神，殊不知所谓暴风骤雨式的革命留下的不仅是瓦蓝如洗的天 空，还有瓦砾、废墟和沙漠。余世存《非常道》记载过一件令人痛心疾首的往事：一位装裱大师收藏的诸多传世杰作被当作“四旧”焚之一炬，老人感叹说：“烧了 好长时间啊，一百多斤画呢。”我们想同时被付之一炬的还有对文化、道统、人心的基本皈依与尊重。想一想当年对孔子的批判，虽是别有用心的政治阴谋，但却毁 掉了中国人价值框架和内在魂魄。西方人讲“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但与此同时“爱真理”并不妨碍对“我师”的尊重，我可以在学术上与“我师”争论乃是批 判他，但决不会在人格上对他有丝毫的不尊重，更不用说轻慢与侮辱了。中国文化讲究师承，但道不同照样可以分道扬镳，康有为与梁启超即是一例。然而政治上与 老师分手后的任公先生毕生尊重康南海，老师大寿他要“恭笔正楷”书写寿联，老师身后潦倒他更是义不容辞出资将老师入殓。这里其中蕴含着一颗真正的“中国 心”啊！面对文化传统，无论中西，只要是文明社会中健康人格的拥有者，就不应该丢弃一颗敬畏之心，而这颗心放大辐射即可以影响到一个社会的健全文明程度。   　 　看看某些人对五四的诠释吧，他们为五四贴上了更多意识形态和启蒙形态的标签，岂知五四的真正意义在于它的兼容并包、有容乃大、融会中西，而今五四及以后 的那段历史业已升格为传统，这其中就包括张伯苓和他宝贵教育实践。如何对待，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但我觉得，首要是如何继承。而不要一心想着的突破、 拓展、创新，稍有头脑者都会明了一个事实：没有承继的创新犹如沙滩上的大厦。我们已经拥有那么多刻骨铭心的教训，不知是否由此可以多点理性、讲点科学。在 今天妄谈超越五四的兼容古今、融会中西我们似乎还不够资格。当然无知者可以无畏，可以妄谈超越一切。   　　张伯苓时代南开教育的根本在于国民教育，其终极在于为民族培养优秀的现代公民。张先生本人即是这方面的身体力行者。   　　1935年，上海外滩，十九路军抗击日军，中国空军冲破日军高射炮火组成的火网炸毁日本旗舰“出运”，许多健儿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其中就有伯苓先生的爱子张锡祜。   　 　1944年12月初，湘桂战场溃退，重庆风声鹤唳，独闻山失守后，某些军政要员准备举家避居西昌，为此为子女向南开“请假”。这是抗战以来重庆最寒冷的 一个冬天，清晨，升旗仪式后，年过古稀的伯苓校长面对全体师生严正表态：“退学可以，请假不准。”略微停顿后，他又说：“咱们南开已从天津退到重庆，现在 不能再退。敌人当真来，南开只能与大重庆同存同亡。”当时，南开初中、高中、女生部所有学生齐集于操场，在寒风中肃立，强忍热泪鸦雀无声。当晚熄灯号很 久，不少学生还是三五成群，倾诉忧国爱国的书生意气、少年情怀，这一天在他们的人生历程中会如影随形。   　 　张伯苓时代，正值中国风云变幻，教育救国是他毕生以求的梦想，也是那一代教育家的集体选择，从蔡元培、陶行知、晏阳初，到蒋梦麟、梅贻琦、竺可桢，再到 经亨颐、林砥儒、夏眠尊概莫能外，他们的梦想，既干于九天之上，又根植于脚下的厚土，背负着中国士人修齐志平的道统情怀，又浸淫于自由与民主的构建求索。 从事着最伟大的事业，却固守着自己的一片绿洲无法割舍，心里装着天下，却脚踏实地从每一间屋子扫起……那种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时常被现代人视为迂阔、解为 古拙，现代人太精，似乎个个得了通灵宝玉而别人都是劳什子，浑然不知自己才是一块不折不扣的劳什子，满心鸡零狗碎乃至权谋机诈，无才补天不说甚至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从这个角度说，我们渴望自己的教育事业中能够充塞一股绵亘不绝的重大古拙之气，而且长留于天地万物之间。

刘笑天，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