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事件后恢复秩序与维护文革的双重困局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陷入了恢复秩序与维护文革的双重困局。一方面，文化大革命搞了六七年，毛泽东希望结束乱局，逐步把局势引入正轨；另一方面，毛泽东担心，这种努力有引向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危险。文革所预设的目标一个也没有实现，怀疑文革的人却越来越多，文革本身成了毛泽东需要竭力维护的首要目标。

　　林彪事件后，权力结构重新组合。中共十大和四届人大产生的权力架构，基本上是两种力量的对峙：一方以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部派，一方以江青为代表的中央文革派。1中央文革派因林彪事件得到加强，但他们的主要阵地仅限于文化宣教系统，很难染指国家强力机关。他们在地方的基础也没有想象的那样强大。2随着老干部的回归，地方和中央部门实际控制权大多回到了文革前的领导干部手里，尽管不见得是原班人马。中共十大一个重要变化，是很多老干部重新回到了中央委员会。在191名中央委员中，有40人是文革期间受过批判又复出的老干部，其中包括邓小平、谭震林、王震等。3毛泽东执意从工人、农民中直接选拔一些人，到中央担任领导职务，并选定王洪文为新的接班人，以支持他的继续革命路线，实现平衡老干部的作用。4然而，从基层直接上来的这些人，既缺乏政治资源，又无政治经验，多数场合是党内斗争的看客，很难独立发挥作用。还有一些人是文革期间从地方擢拔到中央的，这些人可称之为"文革上台派"，但很难融入中央文革派。

　　毛泽东希望，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前提下，实现"安定团结"，对老干部派与文革派左敲右打，驾驭两股力量，维持权力平衡。江青、张春桥等中央文革派扛起维护文革的大旗，符合毛泽东的意图；但他们借机向周、邓发难，却超出了毛泽东的限度。毛泽东并不希望再次出现大乱。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向老干部释放出和解之意。1972年1月，抱病参加陈毅追悼会就是一个姿态，表明毛泽东有意弥合与老干部的裂痕。周恩来感慨地说："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使我们这些老干部，使我们忠于主席的人，都很感动。"5毛泽东需要修复中央权力架构，除了重新启用老干部别无他途。

    毛泽东支持周恩来出面收复局面，在他的授意和认可下，周恩来加快了"解放"老干部的步伐。6然而，当周1972年批极左时引起了毛的不满。毛泽东对美国"踩在中国的肩膀上"，利用中国同苏联达成协议十分恼火。1973年11月，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中，同意针对苏联威胁就分享情报达成协议引起毛泽东的不满，认为周对美国太迁就，有损中国独立主权。毛泽东亲自部署中央政治局批评周的"错误"，实际上是给周一个警告。但毛离不开周，也深知"批周必乱"。当江青等人想趁机把周整倒，取而代之时，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和阻止。1974年，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意在为文化大革命的进步性寻求历史依据。他要让人们相信，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和历史进步，却遭到怀疑和反对，这与历史上法家主张变革与儒家反对变革有相似之处。然而，毛泽东并不想把批林批孔搞成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也经不住再发动一次群众运动了。当江青等人批林批孔批周公，矛头指向周恩来和众多老干部时，再次受到毛泽东的斥责。虽然对周多有不满，毛仍然让周负责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使江青对"组阁权"的争夺受挫。

　　邓小平的复出具有标志性意义。重新启用邓并不太意外，邓历来受毛泽东的器重。文革伊始"打倒刘邓"，但毛反复讲刘邓有区别，对邓是打而不倒。正是在毛泽东的坚持下，中共九大保留了邓的党籍。当然，只有在做出"永不翻案"的承诺之后，邓才可能重新得到毛的信任。1975年，毛泽东赋予邓小平"三副一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的重任，让邓接替周主持国务院工作；毛泽东在对王洪文失望后，又让邓接替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多次制止江青等人对邓的纠缠和发难，告诫他们不要搞"四人帮"，甚至让邓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应当说，毛对邓整顿秩序、恢复经济的努力是寄予希望的，给予了很大支持。然而，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能触动一个底线，就是不能引向否定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一面支持邓小平搞整顿，一面授意张春桥、姚文元写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文章，含有约束邓的用意。他告诫全党，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每日每时都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所以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很容易"。7 1975年，毛泽东从批"四人帮"转向"批邓"，不能说与毛远新等人传递的信息无关，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如纪登奎所说，"小平执政，一系列措施触及'文化大革命'"8邓把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分别讲的三句话并列起来，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将经济建设提升到"纲"的位置，为整顿提供依据，实际上偷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概念。邓小平以其惯常的强硬、果敢的作风，整顿经济和社会秩序，打击和处理派性头头，成立自己的理论班底--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撰写《论总纲》等文件，与"四人帮"争夺意识形态阐释权，精心选择毛泽东可以接受的理论观点来支持自己实行的政策。邓虽然闭口不谈文化大革命的是非，但无可回避地触动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断定，邓小平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9邓后来也说："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10

       1975年11月，毛要求邓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文化大革命做个结论，解决对文革的认识问题。然而，邓以不了解文革，"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为理由，拒绝了毛的要求。这种不让步的姿态，导致毛泽东最后下决心抛弃邓小平，并在党内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1毛泽东清楚地知道，"老同志"中对文化大革命"一是不满，二要算账"的人不少。毛泽东对这种政治状况做出的解释是："一些人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他坚持说，一百年后，一千年后"总还是要革命的"。12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宗教"，他对自己的理论从来没有动摇过。

　　注释：

　　1中共十大选出的中央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叶剑英、康生、李德生。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主席、副主席加朱德、张春桥、董必武组成。政治局委员除九名常委外，有韦国清、刘伯承、江青、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姚文元；候补委员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艾则孜；1975年初，增补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四届人大选出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副委员长董必武、宋 庆龄、康生、刘伯承、吴德、韦国清、赛福鼎·艾则孜、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

　　2据陈益南研究，经过"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省及省以下的地方政权中基本上没有什么'造反派'分子了"。见陈益南《文革中地方基层政权的变动情况与历史责任》，引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网站中国研究数据库。

　　3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654页。

　　4王洪文（工人，中央副主席）、陈永贵（农民，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工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倪志福（工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姚连蔚（工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素文（工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孙健（工人，国务院副总理）。

　　5 1972年8月1日、2日，周恩来接见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的谈话，转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615页。

　　6以北京为例，1969年下放、解职的6627名处级以上干部90%得到"解放"。中央专案组管的670名审查对象，1975年春夏有300多人得到释放。见周一兴编《当代北京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第229页；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第311页。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413~414页。

　　8 1987年10月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转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757页。

　　9 1975年11月初毛泽东关于刘冰等人来信的意见（毛远新笔记），转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754页。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1页。

　　11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426、427页。

　　1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87~488页。

    摘自萧冬连《国步艰难：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