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字的本义是“黑暗”——宋朝“黨人碑”

　　现代的行政区划有点乱，如“市”，有直辖的，有省辖的，还有市辖。同是市长，官职大小，天壤之别。古代虽然也乱，但是一级级的秩序是井然的。

　　古代人不像今天到处跑，往往数辈都守着一块土地，所以不用去特别强调地域，而是以家庭为最基本的单元。那么五户人家组成一个更高级的单元，叫法各有不同，有的叫“伍”，有的叫“比”，有的叫“邻”；这五户的单位再以五为单位组合成“里”，也有叫“闾”的，那么一“里”就是二十五户人家；再组合，大概为了计算方便，以乘四来组合成一百户人家，叫“族”；五族为“党”，一党等于五百户人家；五“党”为“州”，已经是两千五百户了，再将五州组成“乡”。所以，乡是一万两千五百户，由二十五个“党”组成。

　　尽管传统的儒家文化非常强调意识形态的管理，但古代的行政管理一般不去管人的意识形态。为什么强调？因为管理太弱了。儒者就爱以纠正时弊为己任。这种行政区划，主要是便于征兵征税，经济军事是国家的命脉。取五和五的倍数来计算也方便，一个巴掌就可以。每年产的粮，户交一部分给邻，邻再交到里，一层层上交，中间有没有克扣还待考证。征兵亦如此，只不过是由上往下层层下达指标。

　　由于中国稳定的农耕经济特点，养成了人们静止地看问题的习惯。不论是周朝还是汉代，觉得这么一划分，可以一劳永逸，管理起来很方便。同时，这也是计划经济的理论基础。

　　问题是，人口的增长是爆发式的，如果风调雨顺，没有战争瘟疫的话，二十年就要翻几番。如果某地流行禽流感什么的，一夜间就能灭几个党。所以行政区太难划分，各地也就因其地理特点不同再来修改划分方法，越搞越乱。

　　很多人读古代的书，一遇到行政区的问题就头大。我们且不管它，只要知道，党是一级行政单位，大的时候五六百户，小的时候二三百户，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小区或一个村庄，也就行了。

　　“乡党”常常联一起使用，因为都是行政区，比“邻里”“比邻”都大得多的。

　　虽然说，许慎认为，“鄉”是形声字，但是不论是从甲骨文还是钟鼎文来看，它都是个象形字，像两人对着大锅吃饭。

　　“党”字比较复杂，起初很简单的一个字，后来竟被笔划奇多的“黨”来取代。“黨”字的本义是“黑暗”，虽然其“黑暗不明”的义项后来由“曭”字来承担，它只管表示一个行政单位，也只作“乡党”之“党”，但是由于有个“黑”字钳在里面，总让人觉得不舒服。后来有一支少数民族的名称按音是“党项”，就不愿意用带“黑”字的，而用今天的简化字。中国原本有些姓“黨”的也随了“党项族”，改为“党”，看来大家还都不喜欢黑。

　　古代的这些行政区的划分，主要是针对农村的，城市里由于流动性强，虽在某朝某地也偶尔用用，但是主要用于农村。所以“乡里人”就是“农村人”，“党”自然也不例外。

　　中国历来都是重视农业的，这是从经济上来讲，而从意识形态上来讲，却又极蔑视农村，认为他们只知道“吃”，还那么“黑”，所以，这两个字往往都是指保守、护短、谋私利而聚在一起的人。“乡”还好一点，因为它大；而“黨”渐渐就成了贬义词，所以有“朋黨”“奸黨”之词流行。

　　不过也有那么一天，“黨”字时来运转。

　　话说宋朝时期统治者，傻乎乎地把首都安在了个没有任何屏障的开封，敌人一来，就会将整个国给灭了，国家极不安全，可是又不肯加强军队建设，因为这国家本来就是军人搞政变弄来的，所以皇帝特担心军人的权力大起来再搞兵变，因而还不断削兵。

　　这样一来，国家就更不安全。靠什么呢？就只能靠安抚了。谁想打我了，我就给谁送钱、送粮、送丝绸。结果是，虽然敌人不来打，因为打的目的已经达到，还打什么。但是自己的国力却越来越差，加上些贪官污吏再偷一些肥己，所以六十多年就支撑不下去了。这时，出了聪明人，叫王安石。他说服皇帝要改革，其实不改也不行了，再不改老百姓要造反了。这场改革运动，就叫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这人不讲吃穿，不在意车马，不迷恋女色，一门心思地想着帮朝廷理好财，把经济搞活。可是由于体制的问题吧，法虽好，但是执行起来却出问题。

　　如青苗法，是为了让百姓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不去借高利贷，由政府贷给他们粮食，等收获以后加上比较低的利息还给政府。这样就表面上是敲了高利贷者的饭碗。可是由于官商是一家，他们联合起来，强迫那些不需要贷粮的人也来贷粮，这样他们就会白赚一笔。否则就诬你反对改革，你就要坐牢。这样，闹饥荒之地的官商和不闹饥荒的老百姓，都反对王安石的法。

　　他们越闹越厉害，眼看朝廷要倒，太后执政，将王安石拿下以谢天下，让司马光来执掌大权。

　　司马光文章写得好，但是理财之道全然不通，也没有别的办法，就是一条：废了新法，一切还原。没搞几年，国家又到了崩盘的边缘，更是天怒人怨，司马光便被章惇赶下台。那时候的人就已经知道扣帽子了，所以给司马光扣上个“奸黨”的帽子。再后来，蔡京为相，他更推崇王安石，因为王安石是他心目中的理财专家，他从王安石那里学了不少理财本领，不过不是为国，而是为己。为了让王安石在天之灵保佑自己，还动员皇帝将王安石的像立到孔庙。为了给王安石报仇，便在司马光及其追随者身上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亲自撰文，刻下“黨人碑”，立遍全国，録司马光及其同党共有三百零九人。这些奸党人，背个“黨”名，归为一籍，赶出京城，永不叙用。


　（图注：黨人碑拓片；图片由作者提供。）

　　可是这些学了理财的高手们，并没有将攫取的财富用以充实国库，都肥了自己，国家眼看又要完。这时天象怪异，西边出现了彗星，也叫孛星，那可是大不祥之兆，便有个叫刘逵的人，赶紧上朝，说是因为刻“黨人碑”，让上天发怒了。

　　皇帝再大的权也要听上天的，赶紧纠错，毁了“黨人碑”。可是上天还是不依不饶的，又在大白天放出太白金星，那么亮，要与太阳争光辉了。这下朝廷彻底害怕了，为“黨人”平反昭雪，将那些早死了的“黨人”后裔纷纷启用。

　　这些党人后裔，以“黨人”为荣，重刻“黨人碑”以炫耀自己高贵的出身；所以，那时的“黨”成了历史上最光荣的黨！

　　李铎，《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