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29日 星期四
当宋仁宗遇上谣言
电视剧《苏东坡》中有个情节,说苏轼、苏辙进士及第后,参加殿试制科,苏轼提交的策论将矛头直指宋仁宗:“陛下近岁以来,宫中贵妃已至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谘议,便殿无所顾问。”苏辙认为兄长说得太过火了,恐怕会惹来祸端。果然,宋仁宗看了策论后,龙颜大怒,欲治罪苏轼。
这个情节确有所本,但首先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其实是苏辙(而不是苏轼)在策对中抨击皇帝“歌舞饮酒欢乐失节”、生活奢侈糜烂。苏辙中进士时才十八岁,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纪。大概他又在坊间听到了一些人对宋仁宗的议论,“闻之道路”,觉得应该告诫一下皇帝。
苏辙的言论,在朝中引发了一场小小风波,有大臣提出,“陛下恭俭,未尝若是。辙言狂诞,恐累盛德,乞行黜落。”建议仁宗罢了苏辙的功名。
大臣说宋仁宗“恭俭”,倒不是溢美,因为仁宗对自己的私生活确实是比较克制的,曾有一年秋天,京师的市场刚刚出现海鲜蛤蜊,内廷尚食局也买了二十八枚给皇上尝尝鲜,仁宗问:“其价几何?”答“每枚千钱”。仁宗很不高兴,说道:“我常诫尔辈不可侈靡,今一下箸便花费二十八千,吾不堪也。”遂不食蛤蜊。
又有一次,正是深夜,仁宗“在宫中闻丝竹歌笑之声”,便问:“此何处作乐?”宫人说:“此民间酒楼作乐。”宫人又说:“官家(指皇帝)且听,外间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说道:“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宋仁宗显然明白,为君主者,最大的美德乃是克制、节制。
苏辙称宋仁宗“近岁以来,宫中贵妃已至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应该是失实的。仁宗在位期间,至少有六次放遣宫女出宫,每次放遣从五十几人至数百人不等。
不妨再来看一个例子。某日仁宗退朝,回到寝殿,让宫女替他梳头。那宫女梳头时发现仁宋怀中有文书,便问:“官家,是何文字?”仁宗说,“乃台谏章疏也。”梳头宫女又问:“言何事?”仁宗说,“淫霖久,恐阴盛之罚。嫔御太多,宜少裁减。”宫女听了便发了一句牢骚:“宰相大臣家中都有歌妓舞女,官职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官家稍多几个宫女,他们却言阴盛须减去,只教渠辈快活。”仁宗不答话。久之,宫女又问:“台谏所言,一定要实行吗?”仁宗说,“台谏之言,岂敢不行?”那梳头宫女自恃受皇上宠爱,便说:“若果实行,请以奴家为首。”仁宗便起身,唤来掌宫籍的内侍,传旨:放遣
三十名人出宫,其中就包括那名得宠的梳头宫女。皇后问他:“掌梳头者,是官家所爱,奈何作第一名遣之?”仁宗说:“此人劝我拒谏,岂宜置左右?”
苏辙承认他的策论乃是“采道路之言,论宫掖之秘”,并无实据。用今日的话来说,虽不算造谣,却是信谣、传谣无疑,而且传的又是皇帝的谣,那宋仁宗是不是因此震怒呢?没有。电视剧《苏东坡》说仁宗龙颜大怒,还拍了案子。这是编剧的无中生有,并不是史实。
史实是,当大臣建议罢黜苏辙的功名时,仁宗却极力回护少年轻狂的苏辙:“朕设制科,本求敢言之事,辙小官,敢如此极言,特与科名,仍令史官编录。”并未降罪,反而授予苏辙“史官编录”之职。皇帝也没有要求苏辙交待谣言来自何人,也未叫人深究坊间何以有谣言传布。一桩小事,就此翻过,风轻云淡。宋仁宗是自信的:“辙虽妄言,果能诳天下之人哉?”所以他能够包容小苏的妄言。仁宋又是谦抑的:“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谓我何?”所以他又不敢不包容小苏的妄言。
一千年前的君主,当然不可能具备自觉的现代政治伦理认识。不过宋仁宗的作为,倒也符合现代政治伦理:政治领袖应当接受更加严格的伦理约束,放弃一部分常人的权利,比如,他应坦然面对公众对其行为的未必确凿的指责,包容民间“八卦”其私生活的各种谣言。这是政治领袖拥有巨大权力与尊贵地位而需要支付的代价。
吴钩,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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