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28日 星期三

知青殒命,书记抵罪——南江县两起农民群殴知青事件


位于大巴山下的四川省南江县沙河区,于1969年6月下旬连续发生两起农民群殴知青事件,至今网络上、纸媒上都未见记载;邓鹏主编的《无声的群落》主要记载在通(江)南(江)巴(中)上山下乡的重庆知青的经历,但也没有这两起重要事件的记载。笔者当时正在沙河中学教书,了解一些事件的经过,但距今已44年,多已忘记。现将我残存的一些记忆记录于后,以供有关学者研究。

先是6月21日,沙河区团结公社农民在团结公社党委、革委会、武装部指挥下,拿着扁担、木棒封锁各条路口不准知青通过,同时各大队民兵连长带领民兵进入知青住处,按预定方案将知青分别打死、打残、打伤,结果当场打死知青两人,打残两人,打伤十多人。5天后即6月26日,在沙河区的另一公社--新店公社,也发生同样的事情,由公社干部组织农民殴打知青,在追打过程中将一名知青当场打死,另一名知青被追打走投无路跳下悬崖逃命被摔死;也有两名知青被打残,十多人被打伤。两个事件发生后在南江县落户的万名知青全部逃回重庆避难,一年多不敢再到南江生活。

事发后两个月,死亡知青的家属在重庆市革委支持下组成调查组赴南江县了解情况。当时正是文革动乱时期,许多地方仍在武斗,交通阻断。当他们千辛万苦来到团结、新店公社了解情况时,公社革委会交给他们的是一册册厚厚的材料,是早已整理好的被害知青的罪行记录。证明被打死、打残、打伤者罪有应得。家属们知道情况不妙赶紧返回重庆向市革委报告。以后由重庆公检法部门出面,以知青慰问团的名义多次赴南江调查,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弄清楚这是由两个公社党委、革委会组织的有计划有预谋的迫害知青事件。重庆市革委将情况上报四川省革委及国务院,由国务院和四川省革委命令南江县政法机关逮捕有关涉案人员。两年后,即1971年8月,在南江县城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宣判:判处团结公社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何碧中、公社社长XXX(忘记姓名)、新店公社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岳军山、武装部长蒋兴富等四人死刑;另有四人判死缓;还有三十多人被判无期及有期徒刑,这些人中包括参与作案的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及社员,还有沙河区革委会主任兼武装部长安荣德也被判刑8年,因为他在电话上同意两个公社殴打知青的请示报告。其实安荣德是个老实谨慎的人,他个人绝对不敢批准将知青打死打伤这样重大的事件。他当时打电话向南江县革委主任兼武装部长胡尔栋请示,经胡尔栋同意后才向两个公社传达。在新店事件发生后胡尔栋还爬山十多里到新店公社视察(新店公社不通汽车),叫社员提高警惕,防止知青报复。但是当追究责任时胡尔栋却推得一干二净,于是安荣德只能领刑入狱了。

为什么会发生农民群殴知青,并擅自将人打死打伤这样的恶性事件呢?这是非常值得思索的事情。根据笔者个人的观察,直接原因是少数知青的打砸抢行为对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特别是对农民造成的伤害,使农民非常愤怒和恐惧,于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敌视、仇视知青。就被打死打残的几个知青而言,可以说他们个个都有劣迹,打架斗殴偷盗抢劫捅刀子,肆无忌惮无所不为,甚至拉有命债,如果他们不被打死,恐怕也难逃法网;其中一个被打残的人后来也被判处死缓。当时农民对于这些人,甚至对整个知青队伍,并不称为“知青”,而叫“知匪”,就可说明农民对于他们仇恨到何种程度!但是作为农民个体,他们有家有室,拖家带口,不敢也无力与知青对抗,只是敢怒而不敢言把仇恨埋藏在心里。当知青的不轨行为伤害的人越来越多时,仇恨就不断聚集,于是就有代表农民利益的公社干部出来组织群众“教训”知青,农民当然就一呼百应群起而攻之,原来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知青就只有挨打逃命的份了。

但是这两个事件中都没有赢家。作为知青一方,他们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扯起了“造反有理”的大旗,纷纷从生产队走出来,啸聚县城、区公所、公社办公地,造反夺权、批斗走资派、号令群众、要吃要喝、无法无天,虽然得逞于一时,却被老百姓视为土匪,遭到社会的孤立,最终受到惩罚,有的人还命丧黄泉。作为社队干部,他们信奉毛泽东的斗争哲学,“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我相信他们确实为了保一方平安除暴安良,但却斗掉了自己的脑袋,或者把自己斗进了监狱。作为参与事件的农民,他们本想教训教训知青,出一口平时受少数知青欺压的恶气,殊不知也把自己弄进了监狱。他们都是受害者,但同时也都是施暴者,他们都践踏法律破坏法治。这正是毛泽东发动的毁灭一切破坏一切的文化大革命的恶果。他们都是文化革命的受害者和无辜的牺牲者。罪魁祸首正是毛泽东。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探究,就会发现毛泽东的知识青年上山下政策,使知青与农民尖锐对立,是农民群殴知青的根本原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本质上来说,是与世界潮流和社会发展背道而驰的反动行为。好端端的城市青年学生,被迫中断学业,抛弃前程,放弃较为舒适的城市生活,离别父母,来到偏僻荒凉、闭塞落后、远离现代文明的乡村,去接受并无多少知识,更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农民的“再教育”,是一种亘古未有的大荒唐大倒退!没有哪一个知识青年会心甘情愿的接受,把它奉为终身奋斗的事业。这就决定了每个知青对于农村生活的厌恶、不安、恐惧,当他们没法逃离眼前的现实时,就应用一种玩世不恭和肆无忌惮的放任,来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很不幸,他们发泄的受害者恰恰是无辜的农民。而这些脸朝黄土背朝天终日劳作,旦尽地之出竭尽庐之入而不得温饱的农民,本就在贫困、饥饿、疾病的死亡线上挣扎。知青的到来,要占他们的土地,分他们的粮食,分他们的钱财,还要给知青建造房屋,送柴送水,严重地加剧了对他们的压榨和掠夺,他们本能地对知青持拒绝、排斥、反对,甚至仇恨的态度。当个别知青的不法行为侵犯他们的直接利益时,潜在的不满随时都可以使他们作出失去理智的残暴举动。所以这两起农民群殴知青,导致知青殒命、书记授首、多人受伤致残、或者受到法律制裁的事件,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种倒行逆施政策的恶果。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早已成为雾霾而消失的历史长河之中。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对于当年牵动千家万户的这场运动能够随意遗忘吗?

陶渭熊,民间历史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

明鏡新聞 - 歷史

明鏡雜誌 - 歷史

明鏡博客 - 歷史

明鏡出版 - 歷史/傳記

明鏡書店 - 歷史/傳記

明鏡書店 - 新史記雜誌社

明鏡電子書 - 歷史/傳記

明鏡雜誌 - 新史記

明鏡雜誌 - 名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