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16日 星期五

邵建:秦桧爱国和言论自由


年迈108岁的周有光先生说他一生经历五个时代:清末、北洋、民国、毛与邓。如果从文化上看,最好的是民国时期。国家有民气,民众有文化,学界有国际一流学 术成果,社会有言论自由。我当然认同周老先生的表述。但单挑言论自由这一项,北洋时期的言论要比国民政府的民国更自由。

抄一条胡适1921年6月27日的日记,这一天,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请胡适吃饭。席中聊天,芥川说“他觉得中国作家 享受的自由,比日本人得的自由大的多,他很羡慕。”胡适在日记中这样解释:“其实中国官吏并不是愿意给我们自由,只是他们一来不懂得我们说的什么,二来没 有胆子与能力可干涉我们。”

胡适说的没错,但还必得补充一条,北洋时代没有后来国民政府时代那一套检查制度,这是言论自由的保证。北洋时代的军 人政治大体沿袭的还是传统政治那一套;但国民政府不一样,北伐前和北伐后,他们援引的苏俄党化政治,有党对社会言论的管控。这才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对 言论自由的妨害。

在胡适遗留大陆的往来书信中,有胡适的学生卢逮曾抄给胡适的一份党国文件“国民政府教育部关于取缔吕思勉著《白话本 国史》的训令”,落款时间1935年5月2日。吕思勉是20世纪著名历史学家,他的《白话本国史》于1923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出版后不断重 印,并进入学校当教材。但到1930年代,它却一度招致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取缔。原因无他,是该书对南宋时期秦桧和岳飞作了不同史往的评价。卢逮曾为什么不 惜工夫把这份抄件抄给胡适呢,盖在于胡适此前也发表过和吕思勉相同的观点。

也许胡吕的观点到今天依然要挨骂,而且可能更挨骂;但本着言论自由的原则我们不妨听听。

1925年1月3日出版的《现代评论》有胡适的短文《南宋初年的军费》,该文主要是抄史料,也正是从史料角度,胡适认为“宋高宗与秦桧主张和议,确有不得已的苦衷”,“秦桧有大功而世人唾骂他至于今日,真冤枉也”。

其时,业已出版一年多的《白话本国史》对秦桧有着更多的正面评价。在吕思勉看来,原先随徽钦二宗北狩的秦桧逃脱跑 回,“正是他爱国之处”。“始终坚持和议,是他有识力,肯负责任之处。”“能解除韩、岳的兵柄,是他手段过人之处。”“后世的人,却把他唾骂到如此,中国 的学术界,真堪浩叹了。”

至于岳飞,“只郾城打一个胜战,……郾城以外的战绩,就全是莫须有。最可笑的,宗弼渡江的时候,岳飞始终躲在江苏, 眼看着高宗受金人追逐。”问题更在于,“南北宋之际,大将如宗泽及韩、岳、张、刘等,都是招群盗而用;既未训练,又无纪律,全靠不住;而中央政府既无权 力,诸将就自然骄横起来”,弄成个各地军阀威胁中央政府的态势。因此,对外议和、对内削藩就成了高宗和秦桧的不得已,否则南宋无以支持一百五十多年。

胡吕二位的观点都有详实的史料支撑,而且都是在学术讨论的框架内。但,这样的言论在北洋无妨,国民政府时代就不一 样。当然,也可以说,北洋政府压根就不知道胡吕的看法;但,退一步,即使知道,也正如以上胡适的自信:他们“没有胆子与能力可干涉我们”。只是胡适的自信 只能相对北洋,到了国民党训政之后,胡适是说不出这番话的。毕竟北洋军人没有意识形态;但国民党有,它要管束人们的思想。

在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训令中,关键内容就是八个字“持论悖谬,应予取缔”。具体举措有二,一是“除函各省市党部内政部转行各省市政府,在该书未改正之前,一体严禁销售”。

另外,“请转饬各级学校,在该书未改正之前,禁止学生阅读。”什么书能出不能出、或者学生能看不能看,这是政府的事 吗。何况看起来此事是由教育部插手,但正如该训令的开头:“前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委员会密函……”原来教育部的后面,还“密函”着一只看不见 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手。教育部乃是奉其命而行其事,这在北洋时代不曾有。管束舆论,而且党管舆论,正是国民党从苏俄援引而来的思想统治。

其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是王世杰,1920年代,胡适那篇文章正是发表在王世杰主持的《现代评论》上。当时王世杰可以发表胡适的“异端”观点,现在却要奉命取缔吕思勉与胡适相同的观点。变化的显然不是王世杰,而是制度。它才是言论自由与否的关键。

邵建,《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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