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虚假的爱国主义历史表演

当年，在西方列强兴起之时，面对洋枪洋炮的威胁，“正统”的爱国主义思想，基于“华夷之辨”的思想构造和维护满清政权的忠君主义的思想体系。满清皇权是天朝上国的神圣化身，必须坚决维护，不许有人怀疑和亵渎。远方英夷、法夷，也都是未开化之国，他们不可能对伟大的大清帝国构成威胁。那些洋枪洋炮不过是奇技淫巧，天朝上国不可效法，以免动摇国本。只要忠君爱国，八方来夷再厉害，我们就一定可以剿灭之、驱逐之。

1792年爱新觉罗·弘历同志仍在中国当皇帝。在他80岁生日时，英国人马嘎尔尼求见，目的是派使臣常驻北京，开放宁波、舟山群岛、天津为贸易口岸。英国人要与中国做生意。9月14日，弘历同志正式接见马嘎尔尼，按中国礼仪，夷人见皇帝统统必须下跪。但马嘎尔尼只同意用觐见英王的礼仪，行单腿下跪、吻手礼。弘历同志非常不高兴，义正严辞拒绝马嘎尔尼通商要求，他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并警告他们不要再到浙江、天津贸易，否则必遭“驱逐出洋”。马嘎尔尼回去说，“清政府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150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一班幸运、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撑，而她胜过邻船的地方，只在她的体积和外表。但是，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了”。

正由于马嘎尔尼求拒绝下跪让弘历同志很不高兴，闭关锁国也就作为一项重要的爱国国策进一步固化下来。同时，英夷下跪问题，也成为狗血爱国主义者津津乐道的政治话题。为什么洋人不肯向中国皇帝下跪呢？1839年9月，林则徐和两广总督邓延祯给了新皇帝爱新觉罗·旻宁一个解释。他们联合上奏折，写道：“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不要奇怪，林则徐起初也是狗血爱国主义派中的一员。

到了鸦片战争后，中国皇帝被迫见外国使节的状况越来越多，洋人不下跪还是一个有关天朝上国的大问题。外号“鬼子六”的恭亲王奕?，明知让洋人下跪不可能，便诓骗那些“爱国”者说，洋人见本国国君，只行鞠躬礼，且只三鞠躬。见中国皇帝为五鞠躬，已经特殊了。那是1870年代，爱新觉罗·载淳同志当皇帝。吴可读附和“鬼子六”的说法，称洋人“犬羊之性”。他们不懂得礼仪，那让不懂礼仪的人下跪，也没有什么意思。这样的解释，爱新觉罗·载淳同志感觉好受些。主要是如此说，才符合狗血爱国主义的原则。奕?等明白人说些似是而非的话，才可能让狗血爱国主义派不致严厉攻击，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至此，洋人下跪一事才不再多议了。

林则徐不但在虎门销烟中成为英雄，而且还成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但林则徐1839年上的那个奏折和鸦片战争初期的作为表明，他在睁开眼睛看世界之前，只能在狗血爱国主义思维中绕弯弯。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有了失败的教训，林则徐鼓励军民奋勇杀敌，却仍然认为英国人膝盖不能弯，“一仆不能复起”，可任大家宰割，称：“英国要攻中国，无非乘船而来，它要是敢入内河，一则潮退水浅，船胶膨裂，再则伙食不足，三则军火不继，犹如鱼躺在干河上，白来送死”。他还认为洋人嗜吃牛羊肉，如果不从中国进口的大黄、茶叶以辅食，将会消化不良而死。他报告帝爱新觉罗·旻宁同志：“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

1841年3月，林则徐的老部下杨芳来到广州。此时，林则徐早已失势，已成闲人，只能寄希望于杨芳来建历史奇功。一看英军炮火威力强大且落弹准确，杨芳没了主意，便求助于巫师。巫师说，此必为邪教妖术，用狗血、马桶即可破解。杨芳没别的招，不信也得信。随即，杨芳传令当地保甲，遍收民间使用的马桶、溺器,装满女人的粪便、秽物，令载于木筏小船，布满海上江面，要求将马桶、溺器之口对向敌舰炮口。同时，也杀了很多狗，用狗血随时向敌人火炮泼去。从3月5日到18日的14天之内，杨芳与林则徐见面11次。仍感不便，杨芳干脆住到了林则徐的寓所,一住就是8天。显然，两人正为如何用巫术破敌用尽心机。战争结果当然就不用多说了。就是英军通过望远镜看到杨芳奇怪的马桶阵，立即开炮攻击，杨芳的防线立即在敌人的火炮中瓦解。杨芳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镇压湖北、四川、陕西清剿白莲教义军时，他真能打，但碰到洋人就不行了。这也是狗血爱国主义者最擅长的历史表现之一。杨芳兵败，直接导致丧权辱国不平等的《广州条约》签订。此后，他郁郁不得志，又因不不慎坠马落下重病。1843年他告老还乡，又3年后病逝。

但残酷的战争失败，让林则徐终于醒来。他是基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军事观点，发觉需要了解英国人在怎么想，怎么做。他先让人翻译外国人的报纸，收集情报。发觉英国不是那种未开化之国，又让好朋友魏源编著的一部世界地理历史知识的综合性图书。林则徐将自己在广州时组织人手翻译的《四洲志》、《澳门月报》和《粤东奏稿》等资料交给魏源，魏源搜罗更多世界地理等方面的资料，于1842年写成《海国图志》一书，初版50卷于1843年1月刻印于扬州。《海国图志》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是这本书的基本观点也成为林则徐的政治主张。但是，这种观念在爱国派看来很可怕，清廷上下围剿这种观点和这本书的运动顿时兴起。有人主张将此书列为禁书，应尽数烧毁。因清廷忙于与洋人打败仗，此时已没有精力制造文字狱，烧书一事无法施行。但魏源和《海国图志》被彻底边缘化，主流社会就当他不存在。还好，孤独的魏源也就因此可以继续潜心著述，再用了年时间，先后完成60卷本、100卷本的《海国图志》。林则徐也因此不再受重用，被边缘化。尽管这期间，清廷急需用人之际。尽管他很想回沿海继续抗敌，但旻宁同志先让他充军新疆伊犁，然后只能让他继续在新疆、陕西、云贵等地任职。1850年，他受命为钦差大臣，赴广西镇压农民起义。1850年11月22日，他病逝于潮州普宁县行馆，死于正在去广西的路上。

1854年日本翻刻了《海国图志》60卷本，一下子成为日本畅销书。日本幕府末期学者文化人如横井小楠等受《海国图志》影响，提出新的国家发展思想，也使这个国家倒幕府运动有了新的依据。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令该国走上西化的现代国家之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输了，也可以说输在对《海国图志》的认识上。

通常说历史是要向前走的。但在晚清，历史的过程越走越奇怪。大清一败再败，清政府不得不向外国派出公使了。没有人愿意去，湖南人郭嵩焘是个例外。1876年，郭嵩焘愿意远赴英伦，却让清廷中的爱国者非常愤怒。郭嵩焘的好朋友刘坤一质问他：“何以面目归湖南？更何以对天下后世？”“国学大师”王闿运写了一副对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以此羞辱郭嵩焘。在郭嵩焘家乡，爱国愤青，那些湖南长沙准备乡试的考生，烧毁了郭嵩焘修复的玉泉山林寺，宣布开除郭嵩焘的湖南省籍。

在《海国图志》和郭嵩焘面对爱国贼强烈掻扰和排斥的同时，中国也兴起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之所以得以兴起，与战争失败和《海国图志》等都有些关系。但洋务运动只是几个大臣用尽心机操办，又不得不受到爱国贼的长期阻挠和破坏，也就无法上升为真正的国家意志。并且，洋务运动只能局限于军备和器物制造方面，缺少新人的配合，就是有了新物也因没有新人而无法正常使用。所以，洋务运动虽然开始于1861年，早于日本明治维新，却没有给中国带来实质性的成功。甲午战争失败的次年，即1895年，洋务运动正式宣告失败。

在洋务运动失败的过程中，一些狗血的“爱国主义”事件就显得非常荒诞。

1868年，英国组建的东方电报公司已将海线穿越地中海、红海、印度洋，准备直达香港，再向我国沿海口岸扩展。1869年，美国旗昌洋行设立了从虹口洋行所在地到法租界金利源码头间的电报线。中国传统，消息传递靠快马送。中俄伊犁战争发生于1871-1881年。在这之前的1868年，中俄之间已有小规模军事冲突，洋务派李鸿章对电报的功效有了充分了解，主张“改驿传为电信”。但当时的爱国者认为电报线，怎么也不能上岸。美国人悄悄把电报从码头拉上岸，只是没有被注意而已。为什么电线不能上岸呢？那些爱国者的理论是电要从地底下走。狄夷信耶稣基督、圣母玛利亚，他们不信祖宗，不讲孔孟之道，不讲人伦。而电流经过地下，是“电报之设，深入地下，横冲直撞，四通八达，地脉既绝”，即惊动祖坟，惊动祖宗，让祖宗不安，是大不孝。不孝即不忠。不孝不忠，不是毁我大清江山吗？李鸿章一次次上书，伊犁战争消息靠快马，要好长时间，电报立即就可知道。但他说的好处在“侵犯祖宗”的危险面前，便没有任何说服力了。人家站在“道德高地”，你说这东西再好，也不能批准。1870年，李鸿章当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偷偸地干，在大沽北塘海口炮台与天津之间架设电线，发送电报，“号令各营，顷刻响应”。他让很多官员参观，才让大家信服了电报的奇效，改变了舆论导向。直到这时，清政府才批准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这是我国第一家电报局。其后，电报在中国多个城市出现。但这样一个小小的问题，却费了太多周折。在电报一事上，李鸿章也曾附和过那些爱国者的主张，尤其是洋人要将电报上岸时。但那是李鸿章的算计。不让洋人上岸，电报线自己铺设，才有主动权。

鉴于中俄伊犁战事处于胶着状态，1872年，李鸿章建议修铁路。如果有铁路，运兵、运粮草要快很多。但“爱国者”说，提修铁路建议就是卖国，毁坏中国文化。火车经过时，震动很大，会惊动地下神灵。穿山隧道，逢河架桥，惊动山神、水神。这些神灵就是保护着大清江山社稷，不可得罪。还有，火车一节节车箱，可以让男女混杂其中。这与男女之大防不符，会严重破坏中国伦理道德，国将不国矣。你李鸿章等人居然要修铁路，究竟安的什么心？李鸿章说，铁路修到哪里，哪里的人就会发财。这样说，更让爱国老愤青、小愤青勃然大怒。“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修铁路让人逐利，不是毁坏中华根本又是什么？1877年，李鸿章设立开平矿务局，开采唐山煤矿，供应天津机器局、北洋水师、轮船招商局等用煤。1880年，李鸿章聘用英国工程师修建运煤铁路，又是偷偷地干。铁路原定从唐山矿区一直修至北塘海口，但在“爱国者”的阻止下，结果只从比较隐蔽的唐山修到胥各庄，全长11公里，这是我国自办的第一条铁路。1881年6月9日，这条铁路终于完工了。这一天，也是英国火车发明人乔治·史蒂芬的百岁诞辰，李鸿章特地选定这一天来剪彩。可是，“爱国者”们开始声讨了，说火车行驶震动东陵，而且喷出的黑烟有伤庄稼。结果李鸿章只能让驴马拉火车皮。没有火车头蒸气的轰鸣声，铁路被假装不存在。所以驴拉火车的狗血事件，成为我国第一条铁路上特别的喷血画面。几经周折，李鸿章让奕?看到蒸气机的威力。奕?是皇族，又是洋务派，李鸿章获得他的支持，就能挡住狗血爱国主义派的进一步攻击，也避免了铁路被拆除的命运。奕?命李鸿章继续暗中修建铁路。1888年4月铁路从芦台修至塘沽，到此时，奕?才敢公开支持修铁路。此时，反铁路的人少了很多，却还有一半之多。好在慈禧太后终于同意了修铁路，这是由于另一重臣张之洞比较会说慈禧的顺耳话，让她“痛”下了这个决心。8月继续修到天津。这条从唐山到天津的铁路，也即北洋铁路才算合法化了。铁路之争，闹了16年时间。

1875年6月，由两江总督沈葆祯、直隶总督李鸿章等倡议，经总理衙门批准筹办海军，于1884年正式成立北洋水师(有军舰15艘)、南洋水师(有舰17艘)和福建水师(有舰11艘)。3支水师各归节制，互不统辖。但在此期间要求成立海军衙门的呼声，却被“爱国”派认为破坏中国传统“六部”行政机构的设置，是“以夷变夏”，企图颠覆大清王朝基本政治制度，是可忍孰不可忍？若不是沈葆祯、李鸿章等人手持兵符，他们恐怕要被拉到大街上批倒批臭。可是，现世报立即来临。1884年7月，中法马尾海战，福建水师在马尾水域全军覆没。有海军没有海军司令部统一指挥显然不行。这才让海军衙门成立。

总理衙门的成立和运作一事，也同样狗血。1861年1月11日，恭亲王奕与文祥上奏《统筹全局酌拟善后章程》，即提出要设立新的外交机构来处理新的外交事务。总理衙门即外交部，3月11日正式成立，位置在北京东堂子胡同。但要不要成立这样一个机构，又曾争论不休。反对的主要意见是西洋诸夷实乃化外生番，允其通商贸易已是莫大的恩惠，若再为此专门设立一衙门实属劳民伤财之举。但皇帝同志同意了设立，再反对也不行了。不过，总理衙门不能是与六部平级的机构。地位、编制、人员都马马虎虎，没有定规。很多职位，由其他大臣兼任。奕和文祥是军机大臣，在他们管总理衙门时，这个机构发挥了一些作用。但1884年奕失势后，总理衙门主要事项，要跑去天津处理。因总理衙门主要交给李鸿章掌管了。于是，涉外事务产生奇特现象。洋人有什么问题要与天朝上国交涉，得先到天津拜码头，然后才到北京正式办理。

在之后的戊戌变法、清末新政之所以失败，就因存在这样的僵化的爱国舆论环境。这种舆论环境不时被弄权者慈禧为巩固个人权力而利用，便成为中国在晚清无法向前变革的重要历史原因。义和团运动起源于山东和直隶，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攻打教堂，反洋教。1898年10月下旬，山东冠县梨园屯拳民起义，使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从山东发展到直隶，并于1900年夏进入北京、天津。义和团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主要势力是白莲教的一个分支。他们对洋人不满，是基于爱国舆论下一些事的夸大宣传。比如说洋人“取中国人睛配药点之，而西洋人睛罔效，故彼国人死，无取睛事，独中国人入教则有之。”他们“能咒水飞符，摄生人魂与奸宿，曰神合。又能取妇女发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男童女童生辰粘树上，咒之，摄其魂为耳报神”他们还“甚或割女子子宫、小儿肾子，及以术取小儿脑髓心肝！”而民间由于清廷总是打败仗，割地赔款，这些社会损失最终都要底层民众承担。听说这都是洋人过来做成的，政府不敢反，那我们来反。反洋人靠什么呢？一些神棍说照他们的方法练拳，再加一些巫术，就可以“刀枪不入”。打洋人没有死亡的威胁，那谁还不干啊？一些偶然事件和神棍们哄骗，真让不少人相信了。死了人之后，只要把真相加以掩饰和曲解就行。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打算废掉爱新觉罗·载湉同志，另立新君。可洋人却不干。由于载湉同志是变法领导者，表明他可能带中国发生日本那样的变化，那他们就可以和中国多做生意多赚钱。因此，洋人死活不同意罢了载湉同志的官。慈禧不敢直接对抗洋人，却又心有不甘。听说义和团“刀枪不入”，又“扶清灭洋”，这个爱弄权的老太太动起了心思。她不是太相信有这种奇事，但心中又很期待。因此，内阁学士许景澄在朝廷批评义和团“攻杀使臣”“以一国敌多国”是不智之举后，即让慈禧异常气恼。1900年7月28日，许景澄因“勾结洋人，莠言乱政，语多离间”等罪名，与徐用义，袁昶同时被杀于北京。慈禧在杀了许景澄等人后，又派兵部尚书刚毅和军机大臣赵舒翘去看义和团究竟是怎么回事。刚毅是绝对挺义和团的，义和团玩的把戏他认为都是真的。赵舒翘一瞧，就知道是闹剧，根本就在忽悠。赵舒翘写了奏折，打算如实报告。但友人提醒他许景澄刚被杀了头。于是，赵舒翘不敢说实情，只能顺着慈禧的意愿说。慈禧要的就是有人为义和团打个保票。她一下子牛了起来，支持义和团，向列国开战。这就有了八国联军血洗北京，慈禧带着载湉同志逃亡山西的故事。然后，李鸿章代表中国与列强签下《辛丑条约》，清政府赔款4.5亿两。清政府满足了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提出要惩办首恶人员的要求，将赵舒翘等人处死。刚毅幸好在跟随慈禧逃山西路上死了，不然，他应当也是慈禧的替死鬼一个。但若刚毅做慈禧的替死鬼不太冤，赵舒翘却非常不值。因赵舒翘当时算是比较好的官员，有较好的政绩，与其他官员也多交好。慈禧要杀赵舒翘，张之洞等人不同意，设法营救。袁世凯落井下石，说出让慈禧可以“正名”的理据，那也是狗血爱国主义那一套，让赵舒翘不得不死。同时被当作“战犯”被处死的，还有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等人。而义和团，被清军严厉镇压，一下子就没影了。

经过义和团和《辛丑条约》，清政府终于明白这个国家非改革不可了。1901年，清末新政开始启动。新政内容就是戊戌变法那一套，主要筹措军饷，训练新兵；振兴商务，奖励实业；废除科举，育才兴学；改革官制，整顿吏治；法制改革，修订新律等。1906年9月1日，清政府颁布《仿行立宪上谕》，预备立宪，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可这些改革措施，每每有那些“爱国”者来掺和，又有满清贵族不甘既得利益被失去等阻力，使改革无法彻底。有些事不改革还好，一改革后，汉官集团发现反而是削弱了他们的利益给了满清贵族。清政府在巨额战争赔款压力下，也需要想办法多征收些银子。这时，中国出现改良派和革命派。改良派由康有为、梁启超带领，革命派代表就是孙中山了。孙中山原来也是改良派，但他上书朝廷的建议得不到起码的回应，便对清廷完全失望，一心一意闹革命起来。改良与革命赛跑，改良派在较长时间还是占上风的。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成为清政府的一名通缉犯。但他清政府1906年派出考察政治的五大臣到国外考察写成的《考察各国宪政报告》，却出自他之手。很有趣的是1900年梁启超潜回上海，慈禧听说后，又要抓他。不得已，他只要又再度逃亡海外，直到1912年才安全回国。梁启超主张改良，清廷却始终把他当通缉犯，这让革命派讽刺改良派有了一个最好的笑料。

清政府改革，一度得到改良派的热心支持。各地绅商最不希望发生革命。革命要流血，破坏社会正常秩序。1907年，杨度在东京发起组织了宪政讲习会，并率先发起了国会请愿运动。1907年9月25日，宪政讲习会选派熊范舆、沈钧儒、恒钧、雷光宇等人赴京，将有100余人签名的请愿书呈送都察院代奏。然后，各地绅商请愿运动不绝，一次签名人数往往达到四五千人甚至更多。可对这些请愿运动，清廷无端地恐惧和害怕，总是进行弹压。绅商集团渐渐对清政府完全绝望了，转向同情和支持革命派。清廷持续不断消灭改良派，增加革命派的力量。而清政府最后的改革努力，在保路运动和皇族内阁中彻底失败。1911年5月8日清政府实行所谓责任内阁制，13名国务大臣中有满洲贵族9人，汉族官僚仅4人，并且由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有人提议总理大臣由汉官担任，以安抚汉官集团，可清廷不愿意。结果，这个皇族内阁让康梁那些改良派彻底失语。另一边厢，孙中山闹革命，十几次起义均告失败。1911年5月9 日，清廷在邮传大臣盛宣怀的策动下，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随即，马上又将铁路出卖给英、法、德、美4国银行团。这些铁路是绅士、商人、地主、农民掏钱修建起来的，突然间国家拿去了，不给合理赔偿金，又转卖给外国人。世上还有这样可耻的事吗？四川人非常恼火，为“保路”形成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群众抗议，清廷开枪镇压。这更激起民间革命情绪。

一种真的爱国行动，也在保路运动中被激发。一些新军内部，革命派的地下组织发展迅速。1911年10月9日，革命党人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配制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俄国巡捕闻声而至，搜去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旗帜等，秘密泄露。并拘捕刘同等6人，随即引渡湖北当局。革命党人原定10月16日湘鄂两省同时发难，情况紧急，于10月10日在武昌仓促起事。革命党指挥黄兴、宋教仁等，都还未及赶到武汉。可这次缺少指挥，有些混乱的起义，却偏偏成功了。根本原因在于武昌起义一方面立即得到各地的响应，一方面汉官集团不再愿意当清廷的枪手。如江苏、上海等地，反是原来支持改良的商团来组织起义。江苏特别有趣，那儿也主要是商团成员转变为革命党，与巡抚程德全比较熟悉。程德全听他们要革命，马上就同意了，并且参加革命党。当时江苏巡抚衙门在苏州沧浪区书院巷20号。革命了，总得有点动作吧。于是，程德全等人用竹竿挑去巡抚衙门上的几块瓦片，宣布江苏省脱离清廷独立。这就留下了“挑瓦革命”的历史佳话。程德全革命后被孙中山任命为内务部总长，后改任江苏都督。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他到上海处理这次谋杀案。程德全主张与革命党人调和，在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时他不支持，就辞职归隐，从佛教寻求解脱。1926年受戒于常州天宁寺，法名寂照。现在苏州的寒山寺题字“古寒山寺”，是他留下的墨迹。

虚假的狗血爱国主义，建立在无知和偏执的思想基础上。可是，这种狗血爱国主义却又总是能取得一定的话语权，有时甚至是国家大政的控制权。就因为他们貌似有道德，能够堵住悠悠之口。这样，民族的智慧开悟必然受阻，国家的改革必然艰难重重。真正的有识之士，不是被他们与强权结合成功排挤，就是被残酷迫害，甚至剥夺生命。于是，翻阅历史，一声叹息带来的是声声叹息。

    航亿苇，博客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