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疯狂年代愚弄的外国人——在华外国专家“文革”经历（下）

　　同中国的红卫兵、“造反派”们一样，外国专家“造反派”当时的一些作法也一度发展到了疯狂的程度，正如韩素音所评价的是“群体性精神变态”。在“外事口”红卫兵、“造反派”“炮打”外交部长陈毅的高潮中，李敦白曾在一次“批判黑《修养》”的大会上情绪激动地说：“外事口，口对外，就是干革命，干世界革命。因此，外事口的领导一定要，也一定会在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手里，决不允许在右派手里，也不允许在中间派的糊涂蛋手里。所以，一切犹豫不决的人最好赶快站过来，站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37] 在“造反派”心目中，所谓的“外事口”领导中的“右派”就是指陈毅（文革中广为流传的毛泽东讲话中称陈毅为他的“右派朋友”，此语广为人知）。尽管后来李敦白在回忆中说，陈毅是他的朋友，1967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还关心问候过陈毅的健康 [38]，但他当时确实以其言辞为造反派“炮打”陈毅火上加油，这也是众目睽睽之事。在8月下旬著名的“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事件中，也有外国“造反派”参加。一位外国驻华外交官事后说：“真正最恐怖的是在这群殴打袭击的暴徒之中，有一些英国人，其中有一个头目还是出身‘豪门’，她穿着手工缝制的半统靴在一幅女王画像上跳来跳去。[39] 李敦白后来在回忆中坦率地写到：“在这样如醉如痴，好似被催眠的日子里，我们都做了一些奇怪，有时甚至令人发指的事。日后我常想，我们怎么会那么得意忘形？”[40]

　　随着全国各地的“造反”、“夺权”引起的意见分歧演变为派性斗争，外国专家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据李敦白回忆，乔治·海德姆（即马海德）“属于少数保守派。他们强烈主张外国人应该远离中国的政治纷争，我和乔治是多年好友，却为这个问题成为死敌。他为我成为广播事业局领导的事非常不谅解，‘你没有权利告诉中国人应该怎么做，也没有权利批评他们的领袖，涉入他们的政治。’他说。此后他几乎没再跟我说过话。”[41] “和中国的团体一样，文化大革命也使外国团体之间产生了分歧和关系紧张。……他们仿效中国人的模式也在进行‘造反派’与‘保皇派’之间的权力斗争。……‘激进分子’夺了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权。指责发起人是‘保守分子’。”[42]

　　不过，这些外国“造反派”并未象中国人那样把派性冲突发展为真刀真枪的“武斗”；相反，还有一些在华外国“造反派”批评“武斗”。1967年7月9日，美国专家弗兰德和瑞士专家米雪琳在北京用大字报向“亲爱的中国战友”发出呼吁：“你们是否想到，现在正有那么一些人，他们非常高兴你们不听毛主席的教导，不断挑起武斗，他们正在利用你们的这些缺点拼命地在世界上做反华宣传，你们是否愿意让这些帝国主义、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高兴呢？你们是否想到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在努力地学习你们的榜样，学习你们的经验，但有些人却热衷于打架，难道你们愿叫他们失望吗？……同志们，武斗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做为在世界革命的延安──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作的你们的外国战友，我们诚恳地呼吁：全中国的革命的战士们，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联合起来，立即制止武斗，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43]

　　法国专家戴妮丝记叙了由“白求恩─延安战斗队”组织的一次反对“武斗”的游行示威：“我们所在的战斗队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游行，我自告奋勇地参加了，而且戴上了红臂章。我们竭尽全力地喊着，手里挥动着标语或小旗子，‘要文斗，不要武斗！’好象在背诵一段经文。我们的队伍走得很快，我尽最大努力不让自己掉队。……这些肤色不同、年龄各异、来自众多国度的外国人显然是没有私心，为了中国和毛主席的利益，他们把可能遭到殴打的危险置之度外。起初，人们对着我们微笑，后来就鼓掌表示支持。游行在一片欢呼喝彩声中结束。”[44] 戴妮丝的丈夫李风白的两位亲戚从爆发了大规模“武斗”的四川成都逃到北京来避难，戴妮丝如实记载了她当时的心情：“由于我们坚信运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所以不由自主地认为出来躲避的人是错误的。”[45]

　　“文革”前期外国专家的“造反”行动是得到毛泽东首肯的。当年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后来的回忆中曾提到：“我不赞成主席要兄弟党的人参加我国的‘文化革命’，而且要‘一视同仁’。我主张‘内外有别’。我说，要兄弟党参加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既不好要其它党来解决我们党的问题，也不好用这个大革命来解决其它党的问题，这不合乎兄弟党的关系准则。主席未置可否。”[46] 王力所言之“主席要兄弟党的人参加我国的‘文化革命’，而且要‘一视同仁’”，即前面谈到的毛泽东对外国专家“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批示（当时外国专家中有不少是美共、英共、法共党员）。

　　外国专家“造反派”的没落、受难与平反

　　在中国帮助建设的外国专家参加“文化大革命”、向中共党内的“走资派”“造反”、“夺权”，是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里才会发生的“史无前例”之事。这些外国专家在“造反”中有时言论过激、行动过火。韩素音在《再生凤凰》一书中说，澳大利亚作家尼尔·亨特讥称他们为“百分之三百的革命者”。法国专家戴妮丝就回忆了一件颇具讽刺意味的事：“渐渐地，我发现极‘左’行动逐渐泛滥，某些外国专家甚至走得比中国人还远。一天，开会讨论取消当年休假，要放弃北戴河的沙滩和大海，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时，我们当中的一位女专家激烈地喊了起来：‘不！不要休假！再也不要休假了！’实际上，这与她毫无关系，因为她马上就要回国了。”[47] 从总体上来看，外国专家们参与“造反”并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是出于对毛泽东与中共的崇敬与信任，出于对理想主义的追求而投身这场运动的。他们大多是象“文革”中反复宣传、奉为经典的毛泽东“老三篇”之一“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有两位比利时专家在大字报里说：“我们不是为了钱来中国的，而是为了帮助中国人民来的。钱只能使占有它的人腐化。”[48] 这样的话并非唱高调，当时那些外国专家们确实多持此想法。

　　但是，外国专家“造反派”的处境却相当困难。“白求恩─延安造反团一开始就遇到了一些特殊困难。中国造反队大多是在他们自己的工作单位和学校基础上组织起来的，所反映的人和事是他们所熟知的，而外国友人工作单位分散，大多数人不会讲和阅读中文，妨碍了他们参加中国的政治活动，特别是由于不能进行语言交流，集会上他们要依靠翻译才能沟通。文革的发展进程中，白求恩──延安造反团总是跟在中国造反队的后面。外国友人的子女们用毛主席语录‘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写了一张批评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大字报，警告他们的父母由于对当前的政治形势的复杂性不了解，他们正在被一些政治目的不明确的组织利用。”[49]

　　这些左派外国专家把“文革”当作一场真正的革命来看待，如此天真的想法必然会与那些另有企图的“文革”发动者和领导者们发生冲突。无论这些外国“造反派”如何“紧跟形势”、如何“革命”，在毛泽东信任重用的中共“文革”领导成员眼中，他们却始终是值得怀疑的“革命对象”。1967年9月17日康生接见“首都红代会”代表时，就诬陷那些外国专家“造反派”是“苏修、日本、美蒋特务”，并斥责红卫兵们“甚至和敌人一起坐在主席台上”；江青也指责中国的红卫兵们欢迎外国专家“造反派”参加其活动是“奴隶主义，洋人什么都好，放个屁也是香的，外国月亮也是大的”[50]。康生和江青的上述言论流露出他们对这些一心要使中共更加纯洁的外国专家们的厌恨之情。

　　1967年9月开始清查和镇压所谓的“五一六分子”后，外国专家中的一些“造反派”人物（连同被造反派当作批判对象的一些外国专家）纷纷被冠以“五一六分子”、“国际间谍”之类的罪名受到批斗，有的被迫离开中国，还有的甚至被抓进监狱。树大招风的李敦白自然成为一个重要目标。当时，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院内贴出了大字报：“一个美国人如何夺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红色政权”，一些外国专家甚至把批判李敦白的大字报贴到了友谊宾馆，如“爬得高摔得狠”、“李敦白是个投机者”等。李敦白于1968年2月被逮捕入狱。滑稽的是，中国“造反派”关押审讯李敦白这个激进的外国“造反派”时，坚持把他视为“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同党，硬要狠狠批判过刘少奇的李敦白承认，他领导着一个“国际间谍网”，发展了王光美，并通过她发展了刘少奇。[51]

　　“随着打倒李敦白的呼声不断升高，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声誉日见低落。……在李敦白被捕后，除了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组织者和少数追随者外，大多数人同意解散或者停止活动。不久，中国当局逮捕了该组织的主要成员：爱泼斯坦、丘茉莉、沙博里等人。”[52] 外国专家的亲属也大多受到株连。李敦白的儿女被歧视和欺凌，其中国妻子去五七干校“变相劳改”后，孩子们一度无家可归，流落街头；李敦白的岳父遭此打击而含冤病逝。韩素音谈到，一对外国专家西蒙和伊雷娜夫妇的长女莫妮克从其念书的巴黎赶回中国参加“文革”，“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青春、自由和慈爱的盛大节日”，结果却被以“带回淫秽书籍”（法国爱情小说）的罪名投入监狱达三年之久。[53]

　　曾在1937年继埃德加·斯诺之后冒险进入中共红色区域采访的美国女记者海伦·福斯特·斯诺（埃德加·斯诺的前妻）1972年底重返中国访问时得知，柯鲁克与伊莎贝尔夫妇曾被关进监狱，“听说伊莎贝尔已经出来，但是她的丈夫还关着。……埃尔西·费尔法克斯─乔姆利（引者注：一译丘茉莉）和她的丈夫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也遭到拘留。我在北京听说埃尔西出来了，爱泼斯坦还在囚禁中（但是我回美国后得悉他在12月我在北京期间获释，并给他在布鲁克林的父亲写了信……）。”她写道：“文化革命期间有十几位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遭到‘拘留’，主要原因显然是他们有极左行动。大概他们想表现革命热诚，却又不懂得当时形势的政治内幕。……就公开知道的情况而言，他们被拘留后不能保释，没有人身保护法保护，也没有审判。”[54]

　　外国专家“造反派”在“文革”初期的“捧场”作用消失后，他们终于变成了“潜在的阶级敌人”。即令是那些在“文革”中行为小心而温和、并无极端行为的人，如法国专家戴妮丝，也受到了“幽禁”般的对待。她回忆说：“同事们都和外国人保持距离，躲着我们，甚至渐渐地发展到不讲话了。他们像抛一块骨头一样把工作扔到我们的桌子上，然后扭头就走。”[55]

　　1968年，中央发布了149号通知，规定在中国的外国专家不能再订阅《参考消息》，这样他们就完全失去了了解外部世界信息的机会，如同生活在封闭的“笼子”中。[56] 这一切似乎都说明，寒春曾批判过的“文革”前那种对外国专家的“政治迫害”并未因“文革”而改变，甚至更加变本加利了。当时，中国人当中“对外国人的恐惧”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外事部门工作人员在涉外活动中都不敢接触外国人，也不敢讲外语。[57]

　　在这样的境况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陷入了极度的苦闷之中。“文革”前曾陪同她在中国各地采访的李敦白（当年曾被苏联当局诬蔑为她的“国际间谍网”成员，在中国坐了6年多冤狱），如今又被中国政府以“国际间谍”罪名逮捕。她的一个侄孙要从美国来探望她，也被中国政府拒绝，她给周恩来写信要求到柬埔寨首都金边去见这个侄孙，却得不到任何答复。这位耄耋高龄、足不出户的老太太难以理解，她曾热情讴歌的“文革”到底是怎么了。很快，她的健康迅速恶化，终于在1970年初住进了医院。大概是为了表示对所遭遇的一切的抗议，她拒绝进食，也不肯接受治疗。直到周恩来亲自到病床边劝告后，她才答应与医生配合。虽然周恩来后来为了挽回国际影响，赶紧下令通知她的侄孙前来中国，但为时已晚，斯特朗次日即去世。

　　直到中美关系开始松动之后，外国专家的处境才有所改善。1973年3月8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交部和国务院外国专家局联合举行了“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茶会，招待在京的外国和中国女专家，根据“文革”后中国的官方说法，周恩来在对到会的各国专家及其家属的讲话中，“对‘文化大革命’以来……一些专家及其家属受到不公正、不礼貌、非同志式待遇的情况逐个举例说明，表示这个责任我们要负，作为政府的负责人，我负更多的责任。还当场向在座的一些专家赔礼道歉。”[58] 据西方研究者说，当时“周列举了各种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外国人：第一种是受到冷遇和不受欢迎的；第二种是离开中国之前受到非礼对待的；周说‘欢迎他们回来，我们将改正没有照顾好他们的错误’。另一种则是在文革中参加了某个组织，参与了坏份子的破坏活动。李敦白是代表人物之一，卷入了王力、关锋和戚本禹等人的反革命集团，还有爱泼斯坦、丘茉莉和沙博里（尽管认为他们是受到欺骗而参加）。”[59]

　　当时中国的官方媒体并未报导周恩来的道歉讲话，可是据与会外国专家的回忆，周恩来当时的讲话其实是把责任推给了“林彪及其它‘坏份子’”，并没有因为他自己是政府总理而表示也“要负责任”。据英籍作家韩素音对与会者的采访记述：“周恩来主持招待会，发表了……一次‘打破常规’的讲话，官方未予报导；对这种讲话，中国常常这样处理。但是参加招待会的人会写信给他们在海外的朋友，会谈论它。周恩来说，林彪及其它‘坏份子’利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混乱，干了许多坏事；其中之一就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把西方人关进监狱。他代表中国政府向因此而受到折磨的西方人道歉，并保证为他们平反，采取补救措施。周然后走到几张桌子前，同人们握手拥抱；其中有一名美国妇女，她确实吃了不少苦头，然而她仍自愿继续在中国工作。她说：‘我个人的遭遇事小……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事大。’华西蒙说：‘只要能把革命推向前进，周要我去坐牢，我也会心甘情愿。’大卫·柯鲁克说：‘现在我对革命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们比以前更想留在中国。’大卫·柯鲁克是英国人，被人捏造罪名，在监狱里度过了将近4年。”[60]

　　在茶会上坐在周恩来身边并第一个得到周恩来赔礼道歉的，是82岁高龄的英国女专家露丝·史密斯。她早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前的1920年就参与了英国共产党的创建，“文革”前以71岁的高龄来到中国，先后在外文局和新华社工作。她对中国革命满怀热忱，“文革”开始后也积极参加。当时她说：“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是在我七十五岁的时候，在中国参加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生活在无产阶级朝气蓬勃的中国，使我感到恢复了青春，充满了活力、信心和热情。”[61] 然而她的纯真热情却受到了无情的嘲弄，“文革”中她从一个受到赞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变成了受到怀疑的人物，最后因无法正常工作而被迫回到英国。尽管她在中国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她回去后仍然不肯说中国的坏话。直到1971年她80大寿时，新华社记者代表周恩来去看望她，向她转达了邀请其再次到中国工作的意向，她才重返中国并在华度过了她的余生。

　　大卫·柯鲁克原是英国共产党员，曾参加西班牙内战中的国际纵队英国旅作战。1940年在中国成都与生于成都的加拿大传教士之女、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心理学硕士伊莎贝尔相识并相爱，两年后在伦敦结婚。1947年，柯鲁克由英国共产党介绍，带着妻子来到中国，调查“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夫妻俩在河北武安县十里店村深入生活，采访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后来写成了极有社会学价值的《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一书，被英国许多社会学教师指定为学生的必读书。1948年，应中共邀请，柯鲁克夫妇留在中国帮助培养外语人才，成为参加创办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最早的外籍教师。然而，当这位因一心想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尽快照耀全球、早日埋葬帝国主义而积极参加“文革”的国际友人被关进中共的冤狱后，他却听到看守如此威胁他说：“毛泽东思想照耀全世界，毛泽东思想欣欣向荣，你不要抱帝国主义主子拯救你的幻想。”[62]

　　在这次茶会上，周恩来还向此次茶会前不久刚从监狱被释放出来的“白求恩──延安造反团”成员、被打成“国际间谍”的爱泼斯坦与丘茉莉夫妇、以及六旬高龄的英国专家夏庇若等赔礼道歉。

　　李敦白作为“文革”中最积极的外国专家“造反派头头”，因“案情重大”，从1967年8月底被“中央文革”宣布停止工作并“另有任用”，12月25日开始被软禁在家中，1968年2月21日被捕。但1973年的那一波“平反”中并未包括李敦白，依照周恩来的说法，因为李敦白“参与了坏份子的破坏活动”、“卷入了王力、关锋和戚本禹等人的反革命集团”，这种说法与当时红卫兵中的所谓“五一六分子”的罪名相似。一直到“文革”结束整整2年后的1978年10月，李敦白才获无罪释放、平反昭雪。他大概是外国专家“造反派”中最后一个被平反的人。一个热爱并献身于中共领导的事业的外国人，却先后两次在中共的监狱中度过了16年。

　　“据调查，‘文革’初期，全国有外国专家410人。其中以‘特务嫌疑’、‘搜集情报’、‘间谍活动’等罪名拘留、逮捕、驱逐出境的17人，被审查、批斗的8人，使他们受到不应有的待遇和侵害。”[63] 直到1981年这些受政治迫害的外国专家才全部得到彻底平反。对那些向往中国革命的外国左派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悲剧和讽刺。尽管如此，他们中许多人的观念和生活已紧紧地与中国的那个年代联系在一起了，个人的人生价值是和过去的选择分不开的；他们可能不愿再改变自己的理想主义，如今也还在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热情工作着。有趣的是，多数外国专家在“文革”初期都一致反对过中国政府对他们实行的“内外有别”的政策，要求与中国人不仅在生活上而且在政治上得到同样对待；但“文革”后期给他们带来实际益处的，恰恰还是这个“内外有别”的政策，正是因为恢复了这一政策，受批判和被监禁的外国专家“造反派”才几乎无一例外地得到了平反，恢复了名誉及优裕的生活。而中国的“造反派”就不会如此幸运了。倘若当年毛泽东批示中说的“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的话被完全落实，这些外国“造反派”的结局或许就不同了。

　　【注释】

　　[1]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教学批改组”、“外国留学生工作批改联络站”、“首都红代会北京语言学院红旗兵团”编印，《革命的外国专家、外国留学生大字报、发言稿选编》，1967年6月，第1页。此大字报有另一种译本，四个作者译名为“唐春、司克、杨镐、安·汤福金斯”，见“首都红代会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战斗大队”《红卫报》编辑部编印的《国际友人批〈修养〉》，1967年，第32页。

　　[2] 《扬州红卫兵》，第39期，1967年5月19日。

　　[3] 《革命的外国专家、外国留学生大字报、发言稿选编》，第20页。

　　[4] 《爱是不会凋谢的》，北京，外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08页。

　　[5] 据海伦·福斯特·斯诺1972年底至1973年初重返中国访问时在北京郊区农村阳早和寒春家中所见：“我注意到两个孩子显得很安静、规矩，文静到了拘束的地。”（《重返中国》，中国发展出版社，1991年，第306页）由此可见，如此性格的女儿在极左教育下的变态会使寒春多么吃惊。

　　[6] 《革命的外国专家、外国留学生大字报、发言稿选编》，第15至20页。

　　[7] 出处同上，第16页。

　　[8] 《爱是不会凋谢的》，第212页。

　　[9] 《再生凤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77页。

　　[10] 出处同上，第26至27页。韩素音并未在中国大陆参加“文革”运动，而是在海外大量发表歌颂“文革”的文章和讲话。

　　[11] “他们和我们并肩战斗──在京外国朋友热情支持我国文化大革命”，《人民日报》，1966年10月9日。

　　[12] “听毛主席的话，学习白求恩”，《人民日报》，1967年4月17日。

　　[13] 《扬州红卫兵》，第39期，1967年5月19日。

　　[14] 《一个美国人在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

　　[15] 《爱是不会凋谢的》，第212页。

　　[16]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39页。

　　[17] 《人民日报》，1967年4月6日报导。

　　[18] 《参考消息》，1967年8月9日报导。

　　[19] 曾勇明，“分析中日两国共产党关系正常化”，《探索与争鸣》（上海），1998年第9期，第36页。

　　[20] 《人民日报》，1967年3月3日。

　　[21] 李敦白、雅玛达·伯纳，《我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万个日子》，台北，智库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8月，第478页。

　　[22] 《爱是不会凋谢的》，第216页。

　　[23] 《一个美国人在中国》，第223页。

　　[24] 首都红代会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战斗大队《红卫报》编辑部，“揭发刘少奇黑〈修养〉在国际上的毒害，为在国际上清除黑〈修养〉流毒而斗争”，《国际友人批〈修养〉》，1967年，北京，第34页。

　　[25] 《革命的外国专家、外国留学生大字报、发言稿选编》，第11页。

　　[26] 出处同上，第25至26页。

　　[27] 《爱是不会凋谢的》，第217页。

　　[28] 路易·艾黎，新西兰作家、诗人、社会活动家，1927年到中国，抗战中与美国记者斯诺等组织了“中国工业合作社”、发展工业支持抗战，还与英国记者乔治·何克一起在西北创办了“培黎工艺学校”、培养农村建设人才。1953年起长住北京，1957年加入新西兰共产党。

　　[29] 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美国医学专家，瑞士日内瓦大学医学博士，1933年来到中国，1936年与埃德加·斯诺结伴进入中共红色区域（因马海德要求对他的行踪保密，斯诺后来在他的《西行漫记》书中只字未提这位同伴），马海德留在红军中工作，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顾问，1937年加入中共。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即加入中国国籍，成为新中国第一个有外国血统的中国公民。长期担任卫生部顾问。

　　[30] 汉斯·米勒，德籍内科学专家，瑞士巴塞尔大学医学博士，1939年来到中国，随即到延安参加医疗工作，被誉为“活着的白求恩”。1950年加入中国国籍，1957年加入中共。

　　[31] 《再生凤凰》，第69、91页。

　　[32]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井冈山》报，1967年4月11日。

　　[33] 《再生凤凰》，第52页。

　　[34] 《首都红卫兵》报，1967年2月14日（第29号）。

　　[35] 《新北大》报，1967年5月6日（第71期）。

　　[36] 《东方红报》，1967年5月3日（第35期）。

　　[37] 《革命的外国专家、外国留学生大字报、发言稿选编》，第10页。

　　[38] 李敦白、雅玛达·伯纳，《我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万个日子》，第480页。

　　[39] 《毛泽东与红卫兵风暴》，《春秋》（武汉），1989年第3期，第19页。

　　[40] 李敦白、雅玛达·伯纳，《我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万个日子》，第430页。

　　[41] 出处同上，第478页。

　　[42] 安妮·M·布蕾迪，“文化大革命中的国际友人和毛泽东思想造反团”，《党史研究资料》（北京），1999年4期，第21页。

　　[43] 《扬州红卫兵》，第59期，1967年8月8日。

　　[44] 《爱是不会凋谢的》，第218至219页。

　　[45] 出处同上，第228页。

　　[46] 王力，《文革第一年》，《传记文学》（北京），1995年第5期。但王力当时是否真的反对过毛泽东的这种意见，除王力本人所述外尚未见到其它证据。李敦白的回忆谈到，王力的秘书在广播事业局调解造反派两派冲突时遭到围攻，主张两派联合的李敦白曾协助解围，因此“中央文革”后来下令建立以李敦白为首的“夺权三人领导小组”。

　　[47] 《爱是不会凋谢的》，第213页。这位本与休假无关的外国专家如此激烈地表示她的激进态度，是否是想通过好的“革命表现”有助于顺利达成本人目的（回国），就不得而知了。在中国人当中这种政治投机行为是十分普遍的。

　　[48] 出处同注[11]。

　　[49] 出处同注[42]。

　　[50] 《中央首长接见红代会部份代表讲话（1967年9月17日）》，文革时期传单，未署明印刷单位。

　　[51] 出处同注[42]，第22页。

　　[52] 出处同上，1999年第4期，第23页。这个记叙中有个别失误，沙博里并未被捕，但他的中国妻子、中国戏剧家协会编辑凤子被隔离审查。但这与“白求恩─延安造反团”无关，而是因为30年代她曾与江青同在上海的舞台上演出过，江青怕她散布有损其“旗手”形像的言论。

　　[53] 《再生凤凰》，第182页。

　　[54] 海伦·福斯特·斯诺，《重返中国》，中国发展出版社，1991年版，第312至313页。

　　[55] 《爱是不会凋谢的》，第224页。

　　[56] 周恩来在1970年11月27日对新华社《关于出版外文参考资料的请示报告》上批示：“近来外宾、专家和友好人士苦于无外文消息可看。……1968年149号通知属于临时性质，不能长此不加恢复，近于与世隔绝。”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16页。

　　[57] 周恩来在1970年12月3日国务院“业务组”会议上的发言。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17页。

　　[58] 出处同上，第583页。

　　[59] 出处同注[42]，第24页。该文作者对这段话的来源未说明出处。其中提到沙博里显然有误。

　　[60] 《再生凤凰》，第206至207页。

　　[61] “在京外国女专家热烈赞颂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人民日报》，1967年3月8日。

　　[62] 出处同注[42]，第23页。

　　[63] “全国冤假错案的复查与平反”，《党史通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1987年第6期。

　　何蜀，《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