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12日 星期五

张学良“西北大联合”的鸿图来自何方?


  笔者按: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的目的与动机,究竟是像杨奎松先生所说的“为了打回东北去呢?”[《与网友对话》见共识网],还是张学良自己的《不小的计划》中所说的在西北建立属于他自己的“大且伟矣”的“小家庭”。[1]即在西北建立一个像外蒙独立那样的张氏王国呢?笔者已在前一文《张学良去西北的目的与动机》中,已从正面讨论此,在此再从旁应征此。


  杜重远的一生,为我们探究西安事变的诱因提供了新思路。说实话,笔者也是在认真探究杜重远当年设计“西北大联合”“鸿图”的“灵感”来自何方的过程中,引起对张学良与盛世才比较研究的兴趣。可以这么说,笔者提出盛世才的崛起,撩拨了张学良的野心,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诱因,这一新观点的“灵感”,来自对杜重远的“德性”,以及杜重远的志向、兴趣、爱好、奋斗目标,以及为之奋斗、献身场所的认真考查。笔者认真的考察这一段历史,写成《西安事变的起因是抗日吗?》,署名陈忠,发表在二零零一年《北京之春》上。文中提出“盛世才的崛起,牵动张学良的心弦,诱使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


  杜重远被认为是“对张学良影响最大的人”,张学良多次向杜求计,他们密谋于暗室。甚至唯恐暗室不保密,而把“汽车开往上海郊外,在远离人群的郊外汽车中密谈(谋)。”[2]早在“九一八事变”期间,张学良就把他不战失锦州,说成是:“在日军的飞机,坦克及大炮分路猛攻下,我军奋勇应战,激战十昼夜之久,前仆后继,死伤蔽野。”[3]可见,抗日不但不需遮遮掩掩,而且还是张学良用来遮掩像逃跑这样丑恶罪行的亮丽外衣。


  甚至像劫持国家元首,军队统帅,这样最不见不得光的阴谋,也是在抗日这一亮丽外衣的遮掩下进行的,且曾被张学良多次妙用。倘若张学良真与杜商讨抗日的话,何须如此鬼鬼祟祟,不为人知。


  杜重远还是公认的“西北大联合”设计师,提出一整套有关“西北大联合”计划。[4]该计划是不是像他们所表白的那样是为了抗日呢?


  可惜张学良后来没有表现机会,由他本人亲自揭示他们当年密谋的西北大联合的内容。但是杜重远这位“西北大联合”设计师后来的表演,足以向世人揭示他当年所设计的“西北大联合”的目的。七七全面抗战后,这位自称早就密谋抗日的杜重远,竟远远逃离抗日前线,躲入新疆。他虽然无抵抗凶恶、强悍日军的勇气。但据地称雄的“鸿鹄之志”丝毫未收敛,积极协助盛世才叛离中央。并着书《盛世才与新疆》,吹捧盛,以求高官。但仍被盛查出他是“日伪间谍”,杜也二次供认不讳,而死于盛的牢中。也许杜为盛效忠,竟死于盛的牢中,似乎有点冤枉。但是杜被日寇赶出家园,国难家仇,竟未能唤起杜的良知,在七七全面抗战后,与全国人民一道勇抗暴日,报仇雪恨。相反,竟在全国人民与强敌做殊死战斗,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杜仍毫无心肝的协助盛进行分裂祖国的罪恶活动。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杜是民族罪人,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直到七七全面抗战后,杜重远仍醉迷于协助盛,分裂祖国的劣迹,清楚的吿诉世人:当年牵动杜的心弦,使杜设计出“西北大联合”“鸿图”的“灵感”,来自盛的崛起,唤醒盛的东北老乡——原奉系豪杰们据地称雄的“鸿鹄之志”,绝对不是抗日。这是因为发生在杜身边的“母亲送子上战场,妻子送郎打东洋”的全民救亡,不能使杜共鸣;抗日的号角也激荡不了杜。只有万里外盛世才据地称雄的“伟业”,才能使杜共鸣,并使杜激荡不已,而不辞劳苦,万里投奔。并以二十四万分热情,投入盛世才的据地称雄的“伟业”中。


  可是直到现在,中共的宣传机器仍把杜吹捧成“伟大的爱国者”,因而在此有必要补充几句。杜案是在盛世才访问苏联,并在苏联加入共产党后,(因而盛世才此时是正牌共产党。)回新疆,奉行苏联政策,并大力清洗国民党中央派来的国民党官员。与苏联以及中共关系好时审理的。(因而盛世才也是名副其实的共产党。)主审官是共产党员、中共首领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杜重远是在毛泽民这位主审官审理下,“供认”他的罪刑的。(因为迫害杜重远这位“伟大的爱国者” 的主谋及主审官都是共产党。因而与其说杜重远这位“爱国人士”受到国民党的迫害;不如更准确的说杜重远这位“爱国人士”是受到共产党的迫害。)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陆,历史被颠倒到惊人的程度,不管什么野心家,阴谋家,凡反南京中央政府,都是“爱国救亡”。凡对共产党不满的人,都是受国外敌对势力操纵的叛国者。)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上海抗战,热血上海同胞积极支援与日军血战的抗日将士,如为与日军血战的前线抗日将士送水送饭,救护伤患,连平日胆小的女孩,也持国旗游过河,送给坚守阵地的战士鼓舞士气。远在云南(四川)的壮丁,冒着烈日、暴雨,步行数月赶来支援抗战。(上海)抗战前线,是多么需要像杜重远那样的男丁支援。可杜竟离岸观火,中共的宣传机器竟把杜离岸观火行为,说成是杜(没有钻到床底下躲起来,而)“勇敢”的爬上自己家楼顶观战,这就是杜在“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全民抗战中,唯一的“壮举”。常见于中共吹捧杜为“伟大的爱国者”的出版物中。杜重远此时所想、所做的,根本就不是抗日,而是筹划赴新疆。杜与支援上海抗战的真正爱国者们背道而驰。在上海抗战最紧张、最需要男丁支援的一九三七年九月,离开上海抗日前线,至远离抗日前线的新疆。而当时的新疆,是盛世才丧失最起码的民族尊严,无耻的要将中国神圣的领土——新疆,作为一个加盟共和国加入苏联,并请来了苏联红军,即著名的“红八团”,住在靠近甘肃的边境,阻止自己祖国的军队进入新疆宣示中国的主权,却让苏联红军住在新疆,以宣示苏联的主权的极端卖国时期。杜是帮凶,显然杜不是传统中华文化的爱国者,只是中共党文化的“伟大的爱国者”。尽管后来盛看到苏联在徳苏战争中失利,又与苏联疏远,甚至処死中共要员像毛泽民等。但那另有原因,与杜案无关。


  在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导演下,日军自己于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夜,一夜之间,在天津日本租金界内,暗杀他们的走狗——亲日的报纸《国权报》社社长杨(胡)恩溥,与另一亲日报纸《振报》的主笔白逾桓。却诬称是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所为等一系列事端。[5]并藉此类事端,把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势力挤出华北,为在华北扶植伪满州国式的傀儡政权做好准备。杜重远紧密配合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的阴谋活动,于两天后(一九三五年五月四日),用《闲话皇帝》之类,对削弱日军实力,增强中国国力,毫无实际意义的话,为日军制造此类事端制造藉口。


  至少也是杜故意撩拨日军,为日军入侵制造藉口,“联日反蒋”,妄图把中央军推入与日军苦战中,借日军缚住中央军,从而无力统一中国,让军阀们能安心“自治”。因而还可看到,杜重远的《闲话皇帝》,与张学良私派他的亲信苗剑秋,秘密访日本,妄图出卖祖国主权,换取日本支持他割据华北之举,[6]遥相呼应,(此两件事也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以能让张学良“已下决心为将来北方之主动”[7]梦能成为现实。可惜日本对如此腐朽的张学良实在不感兴趣,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早就有一个“以晋代奉”的计划,在有关阎锡山的资料中,有绘声绘色的描述,日本人曾动员阎锡山出面,代替张学良这个腐朽的花花公子,把东北建设成像山西那样的模范地区,成为对全中国都有吸引力的“王道乐土”,才使张学良的计划落空。


  敢于在报纸上用“抗日”的言论,顾意撩拨日军的杜重远;以及抗日不离口的张学良,却不敢在正常的场合,商讨他们自称是为了“抗日”的“西北大联合”计划的本身。就已清楚的证明,他们在远离人群的郊外汽车中密谋的,只能是为全中国人民不齿的破坏中国统一,复辟军阀割据,但为张学良和杜重远神往的盛世才据新疆式的“宏图伟业”——在西北“另立局面”,所以张学良和杜重远才如此唯恐为他人知晓。


  杜重远与张学良一样,在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仍不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放弃个人小打算,与全国人民一道,同舟共济,渡过危难。而是仍“心怀大志”,密谋建立自己的“宏图伟业”。“觉得自己不知道有多大。”“我(齐世英)商之于交通部次长曾养甫,准备让他(杜重远)做南浔铁路局长,但杜说这些职位已不在话下。”[8] “(杜)与我(齐世英)谈天下事,他(杜)说他跟张学良如何的好,跟宋子文又是如何的好,上海文人对他又如何的好,而我在中央还有一些关系,只要彼此一携手,一商量,让他们怎么办,事情就都有办法。听他口气好像我俩携手,就可视天下事易如反掌。”[9](杜重远在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仍视天下为他囊中之物,密谋取而代之,可见他的野心之大。)”且可看出杜重远在国家民族危在旦夕,仍在拉邦结派,树自己山头,建立自己的“功业”。为此,他用尽种种方法来“拆蒋公的台”。


  正如不少人所说,杜重远能量大、善计谋,被认为是“西安事变推手”,“西北大联合”设计师,“对张学良影响最大的人”。[10]杜本人也说“跟张学良如何的好。”[11]深得张学良的信任。早在“九一八事变”期间,他就已是张学良的重要策臣谋士——“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秘书,襄助对日问题。这位张学良的“诸葛亮”,在“九一八事变”期间,是如何“襄助” 张学良对付日军的呢?为张学良出了那些“爱国抗日”的奇谋呢?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期间,所用的上、中、下三策,(见《劫蒋者之梦》第十四章。)那些是杜重远提出的呢?为什么中共的出版物中,避开杜重远这一段时间的表现呢?相反,却能在中共的出版物中,看到杜用尽一切方法来掩盖他在“九一八事变”期间的“奇谋”。如:“九一八事变之夜,杜重远和一位老前辈孙季贤先生正住在天津交通旅馆。当时天津电话局会计主任李桂五邀他二人旁听电话,蒋介石命令:‘有抵抗者、开枪者,枪毙。’”[12]莫非杜重远真的是他后来承认的日本间谍,因而他事先就已知道日军会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入侵沈阳。否则,杜怎么知道那个时间(“九一八事变之夜”)蒋介石会有命令,而事先邀请别人来旁听蒋的电话呢?像杜重远那样的“正人君子”,竟不惜如此作贱自己,伪造自己偷听他人电话,这样不道德的行为;甚至伪造自己偷听国家元首的电话,窃取国家机密的违法行为,来掩盖他们在“九一八事变”期间所作所为。并藉此来“拆蒋的台”,达到建立自己的“功业”的目的。


  又如蒋公以徐道邻的笔名,发表《敌乎?友乎?》一文,使当时中日双方的紧张关系有所改善。可杜重远不愿看到中日关系改善,竟跑出来在《新生》上,发表一文来“拆台”。试图使中日关系继续紧张。杜重远的那些所谓“争国格”,“应该立即抗战,不怕牺牲、不怕失败”等等主张。其实都不是杜重远的真正主张,只不过是杜用诱惑人心的词汇,达到“拆别人的台”的目的。只要我们将杜的那些“主张”与他的真实行动稍加对比,就可清楚的看出这一点。


  的确,东北被日军占领,东北人成了“亡省奴”。真 “应该立即抗战,不怕牺牲、不怕失败。”且杜重远本来就在东北,只要他不逃跑,留下来,像东北籍真正抗日英雄赵洪文国、赵侗那样,组织游击队,就可达到他“应该立即抗日”的目的。可杜对抗日丝毫也不感兴趣,在东北受到日军侵略,需要他自己保卫他自己家乡的时候,可耻的“一枪未放”从东北抗日前线逃到南方,又从上海抗日前线,逃至远离抗日前线的新疆。那里有他自己所说的“应该立即抗战,不怕牺牲、不怕失败”的影子。充分的说明杜说的那一套,另有目的。他自己是不准备按他说的那一套去做的。他的所谓“救亡”,只是推别人入战争火海,以达到“拆别人的台”,建立自己“功业”的目的。

  杜重远什么时候“争(过)国格”?正如前面提到的,杜在上海抗战最紧张的时刻,逃离上海抗日前线,至远离抗日前线的新疆。而当时的新疆,是盛世才丧失最起码的民族尊严,无耻的要将中国神圣的领土新疆,作为一个加盟共和国加入苏联,并请来了苏联红军,即著名的“红八团”,住在靠近甘肃的边境,阻止自己祖国的军队进入新疆宣示中国的主权,却让苏联红军住在新疆,以宣示苏联的主权的极端卖国时期,杜是帮凶。如此杜也能厚着脸皮说他“争国格”!与杜重远刚好相反,中央军在上海与日军血战。他们用自己的鲜血与生命“争国格”。


  还可看到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相当宽容,杜可以在南京国民政府管辖地区密谋串联。甚至,“只要杜重远在上海,家中就成了上流社会的交际场。高朋满座,川流不息。堂会、舞会、茶会……这些都是掩护,实际这里是爱国人士(这里的所谓爱国,即毛泽东的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爱蒋介石的国。即千方百计拆蒋介石台,密谋建立自己独立王国的人群。)秘密接头的地方。”[13](这一段话的原文,前面还有:“在日伪时间”几个字,显然这几个字是大陆文人用来粉饰杜重远,以塑造杜重远爱国抗日而伪造的。这是因为杜重远在日伪时期,已被盛世才禁锢在新疆一直到他死,他在日伪时期,根本就没有可能到日伪统治下的上海,只可能出现在南京中央政府时期的上海。)倘若杜重远在共产党的“民主圣地”——延安,他的家是秘密接头的地方的话。(谁都知道,避开当局,纠合一帮与当局对着干的人在自己家里秘密接头,比王实味的几篇文章的“罪过”,不知要大多少倍。)不要三天就会像王实味那样,身首异处了。杜重远这回不远万里,跑到他神往的新疆,不用再受“蒋介石的血腥统治”,可以享受他同类所管辖的地区的“自由民主”了。人们从杜重远的经历,可看出谁是“血腥统治”者,是蒋介石呢?还是那些自称“爱国抗日”的“民主进步”人士?


  直到现在中共仍未公布全部档案资料,但仍透露,杜是因为“平庸者”密告,才立案的。在“平庸者”们眼里,杜重远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呢?


  杜重远虽然在上海抗战最紧张的一九三七年九月,逃出上海抗战前线,并赴新疆采访,写吹捧盛的文章以求高官。但他一九三八年底,才举家迁往新疆。盛世才为安排杜重远的工作,曾费一番心思。盛告诉杜,新疆非常缺乏技术专家,希望借助杜的专长建设新疆。可杜重远说他对“实业”已不感兴趣了,希望搞政治。(可见并不像外界所说,杜重远去新疆是为了新疆建设。)盛怎么会让杜这个外来人搞政治,树立潜在的政敌呢?可杜重远写书肉麻的吹捧自己,使盛不便立即翻脸,硬给杜一个技术专家的位子。盛明白杜是不愿做具体工作的,要作“大事”,才转为新疆学院院长。但杜仍热衷政治,排演了剧目,作为送给迪化市民的见面礼。一个小小的学院院长,一上任就如此张扬,自然引来非议。这年暑假,杜重远率新疆学院暑期工作团去伊犁。伊犁行政长姚雄与杜重远之间表现出超出正常的关系。姚雄对杜重远十分热情,到郊外十里欢迎杜重远。盛认为杜是宣扬自己,别有用心。他们乘机串联,相互勾结,是杜在网罗党羽,图谋不轨。特别是杜叫学生下乡,深入农村,深入社会,做社会调查,了解下边群众受压迫受迫害的情况。如此存心搜集当局的压迫人民罪证,盛世才能容忍吗?秋季开学,暑期工作团工作结束,杜重远“搜集盛世才压迫人民的罪证”回家后,就被盛世才软禁在家,事实上,已经被拘留了。杜重远实际上只在新疆工作几个月,(杜当记者、作家写书吹捧盛那一段时间除外。)且这一段时间仍是盛世才与苏联以及中共的蜜月期,显然盛世才此举不会针对他们(共方)。不少人写文章说,杜是为了建设新疆才去新疆的,甚至还要在建设二字前面加上抗日来修饰。能从杜重远在新疆这几个月时间内的作为,看到他在脚踏实地建设新疆吗?杜重远作为新疆学院院长,不引导年轻的学生,刻苦学习,以能成为有真才实学的专业人才,为建设新疆做出贡献。相反,驱使年轻无知的学生为他火中取栗,叫那些年轻无知的学生为他搜集当局压迫人民罪证,把一大批学生(据说近千人)引入政政漩涡。真是误人前途,害人子弟。还有文章说,杜去新疆,是苏联希望杜帮助把苏联的武器运给中国抗日。杜重远在新疆这几个月中,运过一粒子弹给前线的抗日战士吗?且果真是苏联希望杜去新疆的话,那么杜重远就有苏联背景了,倘若杜有苏联这个背景、后台的话,盛敢加害杜重远吗?……从此类“资料”,得出杜重远是伟大爱国者的结论,是经不起认真推敲的。


  不妨再举一例证,杜重远刚被盛世才软禁在家中,还没有受过盛的种种刑罚时,杜还没有放弃他来西北创立自己“功业”的“理想”;盛也没有最后决定如何处置杜。杜的朋友萨空了受盛世才之托,来向杜打听他准备如何自处:“你与盛世才弄得这么僵,怎么办呢?”杜说:“我现在有三条路,上策是去苏联。中策是留在这里,不走,看他把我怎么样!下策是回重庆,反正我是绝对不走的!回去干什么呢?”[14]好一个“回去干什么呢?”杜重远的这一句话把他的抱负、来新疆的目的暴露无余。回去即回到中国的心脏地区,那里真正的爱国同胞,正在用自己的生命与鲜血,扞卫中华民族的尊严。杜重远不是口口声声说“抗日”“救亡”吗?回自己老家东北,像东北籍真正抗日英雄赵洪文国、赵侗那样组织游击队,抗日。回上海,像“色”“戒”中的女英雄郑苹如那样,秘密抗日。或者像张灵甫等真正的爱国知识分子那样,投笔从戎,勇敢的奔赴抗日前线,真刀真枪的抵御入侵者,扞卫祖国。可是在杜重远的灵魂深处,真正的抗日对他这个一心只想建立自己个人事业的人来说,是“干什么呢?”(可见杜重远曾大喊大叫的“抗日”“救亡”是骗人的。他杜重远只是用“抗日”“救亡”口号,来达到拆蒋的台,建立自己“功业”的目的。)萨空了在他们两人中间奔走,萨把从杜处得到回答转告盛:“杜重远愿意去苏联!盛世才脸色铁青,没有一点表情。萨问盛:‘你打算怎样处置杜呢?’(盛回答)‘愿意回重庆可以!’”[15](可见盛世才最初只是想赶走杜重远这个秘密建立个人势力的分子,并没有置杜重远于死地的意思。)尽管杜重远被盛世才如此不信任,但是杜仍死也不回重庆,为什么呢?我想杜仍未放弃他在新疆建立自己“功业”的美梦。而回重庆,杜感到他无建立他自己的“功业”的可能性。这是因为蒋公那时已抗日了,杜再也不可能用他曾经用过的“抗日”、“救亡” 那一套,来拆蒋的台,达到建立他自己功业的目的了。


  杜的上策竟是去苏联,苏联处心积虑地将当时仍是中国领土的外蒙,以及新疆,从中国的版图内割裂出去,成为苏联的附庸。与日本把东北从中国的版图内割裂出去,叫做“满洲国”,成为其附庸完全一样,是侵占我国国土的国家。可杜竟将侵占中国领土的苏联,作为他“去处”的首选地,发人深思!再次证实杜的“救亡”,“争国格”的虚伪性。


  杜重远的“留在这里,不走,看他把我怎么样!”这一暗地较劲,较出盛世才设法使杜“二次供认不讳他是日伪间谍”,最终死在盛世才的监狱。盛、杜之争,纯粹是权力之争。他们二人是同类型的人,只不过盛的计谋远在杜之上,杜那点伎俩还没有出招,就被盛看穿而禁锢在家。杜重远作为“襄助对日问题”的几十万边防大军的“司令长官公署秘书”,不好好襄助边防大军保卫边疆,竟被一个连日本,即川岛中队,一百零五人,占领自己的营房;一百二十八日骑占领承德。逃离东北后,还不脚踏实地工作,使祖国尽快强大,以能抵御外敌。而是“心怀大志”,密谋建立自己的“宏图伟业”。“觉得自己不知道有多大”,视谋取“天下易如反掌。”[16]一直都在“抗日”“救亡”的幌子下,妄图把中央军推入与日苦战与垂危中,以达到拆蒋的台,建立他自己“功业”的目。杜重远这类人只有蒋公的“成功不在我”的宽容的环境下,才能生存。在毛泽东、盛世才的一切都是为了夺取政权、维护政权、巩固政权的地区,绝不可能让像杜重远这类个人野心家存在,这才是盛世才决定清洗杜重远的真正原因。


  若将杜重远在“反动”的蒋介石管辖地区的表现,与在他自己选择的“民主进步”人士管辖地区的表现,综合加以分析,看看杜重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不难看出,杜重远不管在那里,都心怀大志,不安本份。一直都在为实现他的大志,搞小动作。甚至不惜驱使他人为自己火中取栗。杜重远的实际行动证实笔者的分析,杜只是在“抗日”“救亡”的幌子下,拆蒋的台,以达到建立他自己“功业”的目的。杜自己既不真正爱国者,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自己去与日寇血战。杜重远只是一个终生为创立自己权力伟业的“斗士”,“爱国”“抗日”只是幌子,在他的心目中也没有排在必要的位子。到头来还是国民党的五大主力——七十四军等,张灵甫等黄埔健儿们才是真正的爱国抗日者。相反被中共封为爱国抗日的“英雄”们,如张学良等等,只不过是一群败类。


  笔者既不认同杜重远“勾结苏共以及中共谋反”的说法;也不相信杜重远是日伪间谍。这些罪名只是盛世才这类整人专家骗造出来的,杜与盛的矛盾只是权力之争。


  [1]《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毕万闻,中国文史出版社,二零零二年北京版,第一百八十到一百九十三页。以及《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一九九五年版,东大图书公司出版,第八十四到八十七页。

  [2]《张学良传》,张魁堂,新潮出版,

  [3]《张学良报告锦州失陷经过电》,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五。引自《张学良-共产党-西安事变》,苏墱基,远流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一百一十页。

  [4]《张学良传》,张魁堂,新潮出版,一九九三年,第二百一十五页。

  [5]《张学良传》,张魁堂,新潮出版,一九九三年,第一百九十六页;以及《1935年:危机再现》,主编李继锋,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页。

  [6]苗剑秋自述;以及《我的浪人外交》,矢次一夫,东京,一九七三年,第一百三十三页。转引自《张学良评传》,司马桑敦,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七十八年,第二百零五页。

  [7]《蒋氏秘挡与蒋介石真相》,杨天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零零二年,第三百二十九页到三百三十一页。

  [8]《齐世英访问纪录》,口述:齐世英,访问:沈云龙等,记录:林忠胜,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9]《齐世英访问纪录》,口述:齐世英,访问:沈云龙等,记录:林忠胜,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0]《张学良传》,张魁堂,新潮出版,

  [11]《齐世英访问纪录》,口述:齐世英,访问:沈云龙等,记录:林忠胜,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2]《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P.248。

  [13] www.zhiyin.cn/2010/1130/86371.html -

  [14]《西路军-天山风云(西路军在新疆)》,冯亚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5]《西路军-天山风云(西路军在新疆)》,冯亚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6]《齐世英访问纪录》,口述:齐世英,访问:沈云龙等,记录:林忠胜,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陈守中,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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