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12日 星期五
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宋教仁登南高峰
内容提要:宋教仁1913年登南高峰赋诗一首,其中一句“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可以看出宋的自我期许。当时国民党在南京临时政府参、众两院获胜,不少有名人士对作为党魁的宋教仁出任国务总理抱有很大的期望,结果宋只任法制局长,出乎意料。此年三月二十日,宋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之后,国内反袁运动顿时兴起,震惊全国。
村市沉云底,江帆走树中
日出雪磴滑,山枯林叶空。
徐寻曲屈径,竞上最高峰。
村市沉云底,江帆走树中。
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
——宋教仁《登南高峰》
一首《登南高峰》把宋教仁当时的心迹演绎得淋漓尽致。1913年即民国二年,当年轻的宋教仁站在这里时,正是他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之时,其时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国会两院选举已近尾声,他代表的国民党胜局已定。
90多年过去了,南高峰上的栎松依然,脚下的西湖依然,远处的钱塘江滚滚东去,“村市沉云底”依旧,“江帆走树中”已变得奢侈。南高峰与北高峰,在西子湖畔遥遥相对,合称“双峰插云”,为“西湖十景”之一。晋代就有人在山顶建造了七级砖塔,内藏高僧舍利子,夜夜燃灯,可指示江面的航向,直到明代毁于雷击。南高峰离产茶的龙井村、产桂的满觉陇都近在咫尺,山上有山,有烟霞洞等洞穴,春花烂漫,秋桂飘香,虽然宋教仁来的不是时候,春寒时分,雪后初晴,山道上还有残留的积雪,天冷路滑,树枝上尚未长出新叶。不过一旦登上峰顶,视野开阔,俯瞰西湖,美得让人不忍下山,远望钱塘江,水波浩渺,帆影点点。如此景致,他自然会心有所动。
出生于湖南桃源的宋教仁大概是第一次来到杭州,看到了被世代数不清的诗人墨客赞美过的妩媚西子。当他登上南高峰,听松涛阵阵,看竹林摇曳、茶园隐约、江波起伏。他内心有许多与他人不同的感受,这才有了上面这首诗。
徐寻曲屈径,竞上最高峰
这年年初,身为国民党实际领袖的宋教仁自故乡湖南出发,从长沙到武汉,顺江东下,在安徽、上海、浙江、江苏等地到处演说,言论风采,倾动一时。在这个早春,长江流域刮起的“宋教仁旋风”是中国史上明亮的一刹那。3月,选举揭晓,国民党以绝对优势在这次选举中获胜,选出的议员平均年龄36岁,其中2/3以上在国内或国外受过新式教育。
此次选举,虽然有选举资格的一些限制,真正参加投票的人数更少,而且有贿选等不正常的现象,但大体上不失公平,这毕竟是中国第一次公开的国会选举。国民党的获胜固然与当时的时势有紧密关系,但离不开青年宋教仁的运筹帷幄、苦心经营。
当年2月21日,当宋教仁与于右任等一起到杭州时,选举结果即将揭晓,国民党在国会占有多数席位已没有问题,作为党魁,他将顺理成章地成为国务总理,组成纯粹的政党内阁,这是他一贯的政治理想,他内心的喜悦可想而知。当天,上海《民立报》发表来自浙江、署名“崇拜英雄”的一篇稿件,对国民党三大领袖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作了比较:听孙先生演说,理想高远,是一大哲学家;听黄先生演说,诚坦动人,是一大实行家;听宋先生演说,条分缕析,是一大政治家。
2月22日,宋教仁一行抽空游览了西湖名胜,登临南高峰,同行的还有南社诗人、他的老朋友陈去病。23日,他和于右任出席国民党浙江支部的欢迎会,他在演讲中着重提出建设问题,强调责任心:“今中华民国政策,无非除旧更新,前年革命起义,仿佛推倒一间腐败房屋,此后之事岂不更难?然房屋拆而重建,责在工人,而政治改革,则责在国民也。……愿天下同志同胞时时存责任心也。”
两天后,也就是他从杭州返回上海当天,这篇演说词刊登在《民立报》上。3月2日,《民立报》又发表了他的《登南高峰》诗,一句“我欲挽强弓”,将他当时的心态展露无遗,可见他内心的坦荡。
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
在辛亥一代革命党人中,宋教仁也是一个满腔热血的男儿,曾亲赴辽东,运动马贼,策划武力革命,但他有的不是匹夫之勇,在同盟会领导层中他是最重视建设的,初到日本,他本来想学陆军,后来还是选择了法政。他之“专心研究政法、经济诸学科”,就是“为将来建设时代之需”。他深知要以新的政治制度代替旧的专制制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当时的革命者还没有几个人注意到这个问题。在日本留学六年,他研究各国的政治、法律、官制、财政等,翻译了日、英、德、美、匈牙利、奥地利等国的宪法、官制、财政制度等,他的日记有详细记录。景梅九在《罪案》中回忆,他在回国前夕说过:“破坏容易,建设难,我看同志从事于破坏一途的太多,对于建设,很不注意,将来要组织共和国,不是玩笑的事!”宋死后,景梅九的挽联中有“破坏易,建设难,勉为其难,遂死于难”句。
“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宋教仁的弓还没来得及张开,黑暗的潮水就把他32岁的阳光生命淹没了。离登临南高峰不到一个月,上海火车站的黑枪响了,他被小小的子弹击中,倒在血泊之中,枪声震颤了晨光熹微的民国。上海火车站记住了这一时刻:1913年3月20日。三天后,他的心脏停止跳动。一代人杰,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阳光般的政治人物,一心要完成革命党到普通政党的转型,暴力革命到民主宪政的转型,最终带着未竟的理想撒手而去。
因为宋教仁,我的心中总是想着南高峰,想着他留下的诗句,这位近代的阳光型政治家,有了他,西湖就有了别样的意义,西湖就有了近代的气息,不再是古典山水,只活在苏东坡、杨万里们柔媚的诗行里,只活在张爱玲“前朝名妓的洗脸水”式的散句里,只活在岳飞“三十功名尘与土”的壮怀激烈,于谦的“石灰吟”和张苍水浩气长存的一声“好山色”里,也同样活在宋教仁的笔底,活在他心无旁骛为共和奔走的脚印里。
登南高峰,有几人还会想起宋教仁和他最后的诗?要说悲哀,这才是最大的悲哀。
傅国涌,《书屋》200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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