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22日 星期一

马勇:胡绳与洋务叙事


近代中国的主题就是回应西方,就是将传统的中国引领至现代,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增加一个工业的、商业的文明,将过去两千年的重农抑商政策略作调整,在继续注重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同时,适度释放重商主义,建构中国自己的工业体系。回望过去几百年的中国历史,其实就是这么一点事。

后人看着非常简单的道理,前人在摸索中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错过了和平走上世界,接纳西方文明的机会,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后方才觉悟,方才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艰难历程。这就是1860年代开始的洋务新政。

洋务新政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不仅给大清王朝带来了一个小阳春“同光中兴”,而且这个持续三十年经济建设运动确实是中国现代化的开始。中国在传统的农业文明基础上开始认真地增加一个工业的、商业的文明形态。中国如果延续这个思路不动摇,政治上的架构,意识形态的格局,都必然会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而改变。

洋务三十年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最正面的事情。经过这三十年的改变,中国人在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诸多方面均发生了根本改变,一个传统的中国渐行渐远,一个现代的,与世界一致而又别致的新中国在那个时候悄然崛起。中国不仅恢复了活力、创造力,而且中国人在价值理念上渐渐与世界靠拢,西方影响了中国,中国也在悄悄地开始影响西方。

对洋务三十年的研究由来已久,几乎与其发生而同时发生。一百多年来,人们对这场运动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有褒有贬,但真正影响过去六十年的主流意见,无疑还是胡绳和他1948年完成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胡绳开宗明义不赞成旧史学对洋务三十年的高估,不认为这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中兴”,而认为这是一场“可耻的”运动,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全面渗透与侵略的开始。

据胡绳的看法,如果从人民本位立场说,假如太平天国等一系列农民运动不失败,假如清政府不与帝国主义联手,假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些人不充当汉奸,那么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同治中兴、同光中兴的说法。同治年间,人民的大起义既逐一失败,对外关系也在《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下维持着和平局面,所以当时官僚地主阶级站在统治者立场竟自夸为同治中兴或同光中兴,以为那个时代削平僭伪,绥靖边陲,伟烈丰功,为书契以还所罕觏。这原本只是正统史家一些带有套话色彩的评估,可商可量,并非不可更易。所以,胡绳认为:

好可怜而可耻的“中兴”啊!所谓“绥靖边疆”实际上岂不就是向外国侵略者屈膝么?所谓“削平僭伪”,实际上岂不就是借外国力量镇压人民么?

胡绳那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具有坚定不移的批判意识,也自认为这样的观点就是人民立场,而清政府的什么中兴与人民无关。其实,历史主义,而不是历史虚无主义地观察,就应该承认,清朝的历史就是自己国家的历史,同情理解自己的历史,为自己历史上的中兴而自豪,更合乎唯物史观,合乎实事求是,合乎知人论世。假如以挑剔眼光看待历史上一切人与事,那么舍我之外,别无英雄;新中国之外,都是旧中国。究其本质而言,这才是历史虚无主义。

在胡绳看来,洋务三十年之所以可怜且可耻,主要是因为在这个所谓中兴过程中,帝国主义逐步建立了对中国政府的控制。一个例证,就是中国海关完全落到了帝国主义手里,税务司这种机构,在胡绳看来,具有不容怀疑的“殖民地管理性质的制度”。很显然,这是1950年代特有的爱国主义情绪,与后来的研究明显异趣。

胡绳指出,只就中日战争以前的情形,已可知这样的海关制度不仅极大便利于帝国主义对华贸易,实施经济侵略,而且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帝国主义者管理中国海关的意义就是拿他们剥削中国人民的所得分出来一部分支持他们所希望用来镇压中国人民的这个政权。同时,帝国主义者又因此而可以十分方便地进行其吮吸中国人民血汗的不等价交换。总税务司控制着海关,不啻掌握着清政府的命脉;帝国主义通过海关的管理便有可能进一步支配中国政治。——挟持清政府而展开对中国的侵略,这在海关制度实施上表现得十分清楚。”

其实,今天对赫德、总税务司的研究,已经不再这样看,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能公平理解清政府聘用客卿的阔大心胸,承认赫德在半个世纪兢兢业业,不仅为中国积累了巨大财富,而且为中国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职业化的海关制度。还有一点是,包括赫德在内的来华外国专家、高级职员,除了极个别例外,他们并没有利用自己的身份为母国服务,而是遵循各为其主的原则,最大限度全心全意服务于清政府这个雇主。胡绳那一代史学家用阶级观点看待清政府聘用的外国人,有对,也有怀疑太过。

洋务三十年,就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最初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对许多问题都没有经验,没有概念,从商议一个条约,到解决一个土地纠纷,总理衙门时常要听取在北京的总税务司的意见,并要求他们帮助。各省督抚,也经常与各地税务司商议,听取意见而行动。赫德领导的中国海关,在那个特殊时代确实成为一个非常独特的机构,中国政府愿意听取他们的意见,各国驻华外交官也支持赫德、税务司的工作。中外和睦,中国也在这种氛围中前进不少,这是一件好事,是中国现代化的进展与标志。然而,胡绳那一代或许目睹过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冲突,因此以为赫德占据海关主管位置这个事实反映了帝国主义对海关的控制,对中国经济的控制,进而对中国政治的影响与控制。

从后来观点看,洋务三十年最大进步,就是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在这方面,外国在华人员,包括税务司职员、外交官、传教士,都有正面贡献,都值得中国人尊敬。至于中国方面,从士大夫阶层走出的新一代思想观念也在渐渐变化,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也在深刻影响着中国的进步。曾国藩等人力主遵守条约,不节外生枝,不给外国人留下挑衅口实,力主韬光养晦,曲全邻好,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和外国人撕破脸皮。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是中国进步发展的关键。这样的认识,即便放到今天,也只有让人敬佩的意义。但在1940-1950年代那个特殊时期,睿智如胡绳却认为曾国藩的这些看法属于媚外,具有投降主义嫌疑。

胡绳不仅批评曾国藩,而且批评郭嵩焘,批评洋务时期一切与外国友好交往的中国人。胡绳指出,像郭嵩焘这样的人,和守旧派的不同,也只是在于他们迅速地接受了帝国主义的政治观点,认为中国的“封建统治”要维持下去,就必须服从和尊重帝国主义的世界秩序,因此就必须隐忍含垢,与侵略者倾诚相接才行。从反帝、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视角观察,胡绳对帝国主义本质的揭示,对郭嵩焘等倾向于与洋人交好的指责,自然也有说辞,逻辑自洽。但从中国现代化史视角观察,这些看法或许太多注意到了帝国主义消极面、负面意义,而忽略了外国资本对近代中国的正面意义。

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处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变动时期,一大批中国人确实根据自身经历看到了帝国主义的贪婪、残忍,因而难免对帝国主义疑心重重,在一个常态社会原本一件小事,在胡绳那代人眼里可能就是阴谋,别有用心。比如西方各国一直敦促中国政府抓紧建设铁路、电报,开采矿产资源,这原本是洋务新政、中国现代化应有之义,而胡绳认为,各国之所以对中国修建铁路、架设电报、开采矿产资源十分热心,不过因为这种工具、这些近代化事业将更便利于他们侵略,使他们更易于向中国内地发展。帝国主义在近代中国确实拿走了不少不该拿的东西,但用这个观点分析各国在近代中国的竞逐,总显得不那么厚道。更何况,如果从更宏大的历史背景看,西方资本在十九世纪晚期大规模东来,进驻中国,一方面表明中国作为新兴市场的吸引力、价值,表明中国政治稳定,值得投资,另一方面说明世界资本的战略性思考、眼光,表明世界经济的重心、中心,极有可能在那个时代开始由西向东,转往亚太,转至东亚。世界经济一体化、世界经济以亚太为中心的建构,在十九世纪晚期极有可能逐渐形成。

近代中国还有一个问题过去一直没有得到真解,那就是中国在走向世界过程中,是应该遵守西方宪法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在规则中谋发展。还是坚持中国例外,自成体系,不管西方国家已有规则,自己玩自己的呢?

对此,清政府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打击有了重大觉醒,1860年代开始的洋务新政,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逐步接受世界规则的过程。清政府对此有过怨言,有过不满,但总体而言依然沿着这条轨道前行。但是到了1940年代末期,随着民族主义情绪蔓延,特别是随着中国逐步苏联化,渐渐接受列宁—斯大林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全套理论,因而那时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对近代中国接受世界规则很不满意,一方面指责清政府成了“洋人的朝廷”,处处委曲求全,牺牲中国利益、人民尊严,另一方面指责列强很不是东西。

洋务新政最大收获是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曾国藩、郭嵩焘、李鸿章、曽纪泽等一代洋务外交家贡献巨大,忍受了外国人的压力、嘲讽、刁难,还要忍受守旧势力批评、非议、诬陷、攻击。曾国藩一世功名,谨小慎微,惟独在生命末期处理天津教案,审时度势,以柔性手腕化解中法冲突,不经意得罪了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曾国藩的历史评估由此一落千丈,以为缺少气节和立场。

郭嵩焘万里归来,迎接他的不是掌声、鲜花,而是被排斥、被孤立,甚至当他回到故乡长沙时,受到全城匿名揭帖的恶毒攻击,指责其勾结洋人,朝廷也信以为真,以为郭嵩焘颇滋物议,弃之不用。

曾国藩、郭嵩焘这一代外交家全无外交经验,是第一代,他们即便在某些方面有不足,有问题,但其大节无疑在维护中国的整体利益,同时期望将中国引领至于世界一致的境地。他们的努力与处境,理应得到后世同情、理解与尊重,可是,他们在1949年之后的历史叙事中,其历史地位还不如在清朝。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即便有什么不妥,其惟有委曲求全的说法或许也有伤国格,但是否此案就意味着“中兴第一名臣”的媚外面目就此被拆穿了呢?是否就要将他丑化为中国政治史上“第一个亲美派官僚”,指控为卖国贼?

左宗棠也是洋务新政重要领导者之一,他领导创办福州船政局、兰州织呢厂等洋务企业,主持向外国购买最先进的武器用于平定国内叛乱、社会动荡,重建秩序,尤其是用于西北。这些行动,稳定了社会,开拓了疆土,当年和后世,中国人都受益无穷,感恩不尽,甚至受到外国人的尊重,据说左宗棠当年以两江总督身份巡视上海时,租界就专门为他鸣礼炮十三响。但是在胡绳及1949年中国近代史叙事中,很长时间不被重视,后来还是沾了王震的光,部分恢复左宗棠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

至于李鸿章,即便不承认他是“中兴名臣”之一,是“头等的外交家”,但他毕竟在其一生中为国家办外交,签署了几十个重要条约,《烟台条约》《中法和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这些条约或许从后来的观点看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无论如何说不上李鸿章与外国人交往时充满“奴才相”,更谈不上卖国。作为汉大臣,李鸿章只是为朝廷办事,替皇上分忧,如果了解任何一个和约签字的幕后故事,我们就知道,即便李鸿章有心卖国,也没有权力,没有机会。

曾国藩长子曽纪泽,是近代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官,他的《中国先睡后醒论》名篇价值,或许还可以重新估价,但曽纪泽强调中国虽然记住一败再败的教训,但中国绝不愿意放弃与各国构建友好关系的基本原则,因为中国不像有的国家惯于记仇,“一受灾害,始终切齿”。这原本只是说中国人爱好和平向前看,无论如何很难由此得出胡绳这样的结论:“以外交官身份而说出这样不要脸的话,的确是后来的中国一切买办政客的先声”。

洋务新政真正成就是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中国建构了一个现代化基础,初步实现了从传统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一百多年后回望这个转变或许微不足道,但中国毕竟通过三十年洋务在工业化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清人夸耀这是“同光中兴”或许稍过,但后来研究者过于忽视第一步,进而嘲讽第一步,也非历史主义态度。

同治中兴一个重要内容是办洋务,外国人当年就对中国人的洋务事业诸如电报、铁路很不满意,并且嘲笑清朝的新式军队,但在同治年间的一班新官僚已很以自己的洋务建设而自傲了。到了1880年左右,铁路、电报已开始建立,接着又积极购买军舰,编练海军。

胡绳基于那个时代的思考,以为三十年洋务至少存在这样两个问题:

第一,其中心是在军事上,而他的军事建设完全是靠向外国人买武器,并靠外国军官们直接帮助的。第二,纵然在他的努力下使中国开始有了近代工业和交通事业,但完全在买办性的官僚资本控制下,他的官督商办企业一开始就没有好成绩,成为阻止民间资本自由发展的镣铐。而他自己却已致富。

洋务运动三十年,确实以强兵为主导,基本上没有顾及民生,没有考虑到一般社会层面。那时的中国觉悟太迟,当西方奋力发展时,优哉游哉,自鸣得意。当经过打击失败后,求强心切,恨不得一夜之家变成英法那样的军事强国,一雪耻辱,因而洋务三十年顾不上民生,顾不上协调,只知道以国家主义调动一切资源发展物质,相信发展就是一切,发展就是硬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说,胡绳对洋务三十年的批评至今依然闪耀着非凡的睿智,是不可更易的道理。

另一方面,从大历史视角观察,洋务新政三十年毕竟为中国打下了一个近代化基础,增添了一个传统农业文明根本没有的工业因素,改变了中国人对西方,对工业文明的偏见。这是洋务三十年最值得肯定的地方。

中国在短短时间匆匆搭起近代化的架子,这个架子的实际力量只有支持其事的李鸿章等人知道,因此当中法战争爆发时,李鸿章等主持朝政的人并不主张对抗到底,更没有拿正在建设的海军主力去试验。这一拨洋务大臣还算清醒,他们知道自己的分量,中国的势力,更知道东西洋各国的力量,所以他们在那几十年一再主张与洋人搞好关系,宁可吃点小亏,也不要与各国正面冲突,而是应该想方设法为中国谋求一个尽量长的和平发展环境。当我们有了三十年改革开放经验后,应该很容易理解洋务大臣的心情,同情他们这种负责任的态度。

胡绳对洋务新政的批评,还有一个看法非常重要,极具价值。胡绳认为,洋务新政归于失败并不仅仅是过去所说的任用私人、普遍性贪腐那么简单,事实上,洋务新政不知道西方富强背后的制度因素、文化因素,因而在洋务领导者心目中,从来没有政治改革的思考,相反,洋务新政的迅速收效,使他们产生极大的错觉,以为这些成效,特别是与日本人明治维新上来就从政治上入手相比,还是中国洋务新政渐进改革更合适,更经济,更划算。但是正如胡绳所指出的那样,洋务新政三十年即便有点成就,但依然不值得夸耀,因为这点成就并没有导致整个社会关系根本改变,在腐败的专制主义、官僚主义基础上,一切发展工业的计划、建设近代国防军的计划,都只能是沙上建塔一样而已。李鸿章自己也明知道洋务新政这个弱点,所以他在中法之战中不肯动用他的军力,而中日之战,李鸿章也是再三回避,终于在无可奈何下才出而应战。在这一战中,李鸿章苦心缔造的新式海军、陆军全部崩溃了。

在讨论帝国主义与洋务新政关系时,胡绳的看法非常值得重视。他认为,李鸿章这样的人,固然被帝国主义视为令人满意的高材生。但是,帝国主义肯定不愿意中国真正强大,但在这个时候,帝国主义又不怕中国太强,只怕清政府虚弱到无力安定内部。按照李鸿章的办法建设军队,对帝国主义有百利而无一害。李鸿章不是要建设新式军队吗,不是要加强海防吗,不是要防备洋人侵犯吗,其实,在胡绳看来,这一切期待的结果是中国成为外国军火商人的绝妙市场。外国人控制了中国军事,并且这个军事只是为了帝国主义而镇压国内民众。这是洋务新政的客观结果,因为这场新政的主观诉求只是强兵,第二富国,富民,或者说构建一个与世界一致的新国家,似乎根本就没有进入李鸿章那代领导人脑海中。这是洋务三十年最大的历史教训,至今依然令人回味,令人深思。

马勇,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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