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我家被运动的藏书

我父母都是民国时期过来的知识分子。父亲陈大钧读大学时（抗战时期）参加过三青团和国民党；抗战后期，正在上大学的他直接从大学校园投身“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并担任了驻扎于四川万县的青年远征军二零四师六一一团二营五连的连训导员。尚未出征，抗日战争就胜利了，父亲又回到大学继续学业。中共建立政权后，父母都在重庆市女中（南岸黄葛垭山上）任教。1956年，我母亲龚韵琴调到新办的中学重庆51中任教导主任，父亲也随同调下山，到重庆41中（即巴蜀中学）任语文教师。我们一家从此便居住在41中的家属区。

1957年，我母亲莫名其妙被定为“右派分子”，降职降薪，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三年后仍返回51中，做教导处职员。“社教运动”后，我父亲被认为不宜教语文了，从1965年开始改教英语（他在市女中时就是英语教师）。

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兴起，不用说，我的父母是最早一批被揪出的“牛鬼蛇神”，我们一家很快被卷入了文革的漩涡，抄家自然不能幸免。抄家发生在1966年9月上旬，当时天气还很热。不过，我们家除了书籍和一些民国时期的老旧照片，实在没有什么可抄查的东西。最终，来抄家的学生们（当时学校里成立了好些不同名称的红卫兵或战斗队，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具体是谁来抄的不清楚）撕毁了老照片，并用几只最大号的箩筐运走了我家的藏书。我父亲的藏书主要是些汉语文字学、修辞学、诗词音韵格律学和英文词典类的书籍，小说也有，不多，而且是英文原版。总之，我们家的藏书对于青年学生是很无吸引力的。

后来大约到了1975年，我家忽然得到重庆市图书馆的通知，叫去枇杷山的图书馆书库领回被抄书籍。那时我们才知道，家里的书已被运动到了市图书馆。领回的书却只有十多本，但包括了《康熙字典》、商务印书馆民国版的《万有文库》等。

与我父亲的藏书相比，我舅舅的藏书则对年轻人充满了诱惑，因而被运动的范围也就更宽更远了。我舅舅龚郁尊家住南山中学，他是该校的历史教师。我舅舅非常喜欢买小说，1950年后国内出版的中外小说他基本上是出一本买一本，每个月工资一发首先就买书，或是到书店买，或是找新华书店邮购，中外名著基本上是买齐了的，保存得又好，每一本都是新崭崭的。文革中我舅舅的家一直没有被抄，那些小说书也还安在，但不断有学生来借——反正都不上课，有的是时间看小说。开始是个别和舅舅关系好的规矩学生来借，自然是有借有还。但消息逐渐传出，上门借书的人就多了，杂了。后来发展到大规模武斗期间有学生背着枪上门强借。这时借出的书有去无回就是常事了。我舅舅的小女儿曾说，在储奇门趸船上等待过江轮渡时都看见过有人在读盖有“龚郁尊”印章的小说。

1967年底，重庆的大规模武斗基本平息，我哥哥和我也常去舅舅家看小说，有时还带上同学一起去。我哥哥他们19中反到底派“遵义公社”社长陈长恩，就去过不止一次。陈长恩当知青回城后一直在化工厂工作，文革后担任过重庆市化工局职工大学学生处处长。我们41中的赵晓铃同学也曾专门过河上山，去我舅舅家看了一整天的书。赵晓铃后来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考进了四川大学中文系，退休前是《红岩》文学杂志副主编。

为了防止书籍流失，再加上几次强制性搬家，住房越搬越小，已经无处安放众多的书籍，我舅舅有意让我哥哥每次都带些书走。经过这样的“蚂蚁搬家”，不少经典的中外名著便运动到了我们家。1969年初我们兄妹下乡当知青时，我哥哥用一个长宽高均有一米多的大木板包装箱装了满箱小说书上火车，我舅舅的藏书之精华部分便又运动到了荣昌县安富区的安南公社七大队。

下到荣昌县的知青有许多哥哥在19中的同学，上门借书的人自然不少。文革后做过渝州大学化学系实验室主任的一位姓杨的同学，当过重庆大学图书馆馆长的郭吉安，以及现任四川大学人口研究所博士生导师的何景熙等都来借过书。后来，连我们41中的潘勇同学也专门到荣昌安富来借过书。潘勇文革中是重庆反到底派“井冈山红卫兵”成员，听说他后来做了庆铃汽车公司的会计师。潘勇没有随41中去秀山，而是随他哥哥下乡到内江的。潘勇来荣昌安富借书大约是在1971年的春节后，兄弟俩一块儿来的。那时我已经从秀山农村转到了荣昌安富，和我哥哥在一起。幸好我们住的院子就在成渝铁路边上，离铁路护坡不过两百多米，离安富火车站也最多一公里，我一直把潘勇两兄弟送上了返回内江的火车，我舅舅的书也就被运动到了离重庆一百多公里的内江。不知道我舅舅家流失出去的书有没有运动得更远的？

1972年，我哥哥顶替我母亲返城教书，那一木箱的小说书自然又运回了重庆。当时，已回城工作的知青，如41中同学陈安琳、陈晓峰（赵晓铃的妹妹）等人都来借过书。我记得陈晓峰第一次来借的是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三本，她也是最爱书的一个人，每次还回的书都是用画报纸包了封皮的。陈晓峰参加1977年恢复的第一次高考就考进了上海化工学院，毕业后在重庆染料厂当过车间主任。赵晓铃认为，那是个对于女人极度艰难的职务。赵晓铃非常爱她的这个妹妹，曾对我说，小峰是个帮死忙的人，常常是帮得让人无法回报。陈安琳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学，文革时我们都加入了不计较家庭成份的“井冈山红卫兵”，下乡到秀山当知青时，又住在一户。陈安琳以工农兵学员身份毕业于昆明工学院，后在重庆钢校宣传处工作。

1970年代初期，正在读高中的学生也有来我家借书的，主要是我弟弟的一些同学，比如现任重庆市物价局局长的苑鲁。苑鲁曾任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他所著《史迪威与蒋介石》一书，是国内最早出版的一本较为全面真实记载史迪威将军帮助中国抗战事迹的历史纪实专著。另外建设厂的李立雄等人也是来借书的常客，李立雄是我们家的远房亲戚，我们三兄妹该叫他舅舅的，不过年龄相差不大，只比我哥哥稍大点，我们对他从来都是直呼其名。建设厂有名的反到底派头头周应古也来过。周应古应该是李立雄介绍来我家借书的。文革中，李立雄参加过建设厂反到底派的“红大刀”，与周应古比较接近。李立雄他们几个建设厂的青工常来找我哥哥玩儿，聊天中都比较佩服周应古，认为他有头脑，较早就对文革产生了厌倦，有意退出两大派的纷争。1968年11月，中央“八一五”会议中，望江厂的邓长春（反到底派头头，四川省革委常委）、空压厂的方文正（八一五派头头，重庆市革委常委）等被逮捕，此后周应古可能也受到一些冲击，人比较消沉。有一次周应古来借书走后，我父亲很感慨地说了句：“马瘦毛长啊！”

1977年恢复高考，我们兄妹三人一同考上，各自离家求学，全国也结束了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规模政治运动，我家藏书的被运动便告一段落了。

　　陈共珏，《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