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30日 星期二

县志里的大饥荒:人祸甚于天灾


辛亥老人曹任远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四川这个地方要搞到没有饭吃,哎,要点本事啊!”他所说的“没有饭吃”,指的是1959年至1961年这几年,也就是主流话语中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人口数字急剧下降

我的家乡是四川省邛崃县(今邛崃市)。邛崃古称临邛,这里气候温和,物产丰饶。杜甫客居成都时曾有“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的诗句,“西岭”即指古临邛地区的群峰。城中有闻名遐迩的文君井,相传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与临邛富商卓王孙之女卓文君一见钟情,后结为百年之好,文君井乃二人开设酒肆时供汲水酿酒之用的水井。“文君当垆,相如涤器”遂成千古佳话。

邛崃位于成都平原的西南边缘,一部分土地属于都江堰灌区,自流灌溉,旱涝无虞。四川素有“天府之国”美称,邛崃则有“天府南来第一州”美誉。天府之国,其实主要指的是成都平原。如此得天独厚的地方,怎么会出现“没有饭吃”的惨状呢?

那三年我是在千里之外的塞上江南度过的。“天下黄河,独富一套”。银川平原古渠纵横,自流灌溉,从无旱涝之虞。居然也出现了物资匮乏、粮食奇缺的“低标准、瓜菜代”时期。粮食定量最低时每人每月26斤。副食品奇缺。大家也开始吃起榆树叶之类的“代食品”。我还得了浮肿病,消肿后骨瘦如柴。当时自顾不暇,对家乡情况一无所知。只是听说我那身体还算硬朗的祖母和外祖母,均在那几年双双病故。

后来才零零星星地听说老家当时城市居民粮食定量低至每人每月19斤、弟妹上学时常看见街道两旁往外搬死人等情景,却未知其详。

两年前购得一本《邛崃县志》。披览之余,才初步弄清家乡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真实情况。

先说人口数字。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口数字居然也成了敏感话题。县志收录的数字,应该是可信度相当高的吧。据县志记载,截至1949年7月,全县人口总数为379535人。1949年年底邛崃解放,人口连年递增,1957年已增至452756人。8年间增加了73221人。

奇怪的是,此后竟连续数年出现人口数字急剧下降的情况。1958年陡降为429986人,减少了22770人(出生人数由1957年的13582人降至11093人),1959年降至406734人,1960年降至387243人,1961年降至378001人,1962年降至377075人,达最低值。1963年开始回升,至1968年方达到452265人,与1957年基本持平。1959年至1961年这三年间,共出生16564人 ,年平均出生率下降了13.74%;死亡57846人,年平均死亡率升至48.16%。1962年与1957年相比,减少了75681人,相当于1957年总人数的16.7%,也就是减少了六分之一左右。

人祸甚于天灾

那么,这是否同自然灾害有关呢?

据县志记载,1960年和1961年皆有干旱发生。1960年以夏旱为重,持续20天,全县稻田干裂29.3万亩。1961年初夏旱,殃及大部分地区。然而,这并非人口大量减少的原因。据县志记载,1975年、1982年和1983年也曾发生旱灾,灾情与1960年和1961年相似,却并未出现人口大量减少的情况。又如民国35年(1944年)大旱,从民国34年农历十一月至民国35年6月,冬春旱连夏,南河断流,沿河两岸水稻栽插甚少。粮价暴涨,据县志记载,仅平乐乡就饿死10余人。然而从统计数字看,民国37年的人口总数为363561人,比民国34年的335926人增加了26635人,可见民国35年大旱并未带来人口大量减少的后果(民国35年和民国36年的数字缺失)。

1958年开始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农业生产每况愈下。1958年秋天,邛崃县主事者好大喜功,谎报产量,声称全县粮食总产量已过七亿斤(实际上已从1957年的三亿一千六百九十五万斤降至二亿七千二百八十一万斤),一年翻番,亩产破千斤,人均占有粮食1500斤。就凭着这些虚报的数字,一名县委副书记居然作为邛崃县的代表,堂而皇之地前往首都北京出席全国农业先进单位代表会议。是年冬天,四川省委要求大面积亩产分别达到3000斤、5000斤和10000斤。邛崃则提出1959年水稻播种面积中,亩产3000斤和5000斤者各占30%,亩产10000斤者占40%。

当时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下面各公社竞相提出亩产10000斤、20000斤、30000斤甚至50000斤的指标。牛皮吹破了天。高指标之下必然出现瞎指挥。全县大搞深耕、熏土、积肥三结合的土地大翻身运动。所谓深耕,就是过分深挖田土,甚至深达数尺。熏土,就是大量砍伐林木熏烧田土,甚至拆掉草房旧屋做燃料。积肥,甚至提出“为青山剃头,为大地修面”,用草皮、竹木制作堆肥和烧制粪灰,使地表植被、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深耕和熏土,破坏土壤结构,导致农作物减产;过度密植者,更是颗粒无收。如此违背客观规律,一意孤行,很快就受到了惩罚。

工业也搞大跃进。1958年邛崃和全国一样大办钢铁,抽调大量劳动力上山炼钢,水稻、玉米等大春作物不能及时收种,粮食损失很大。最要命的是,农业生产方面虚报浮夸、谎报产量,带来的后果是国家的高征购,也就是征购过头粮。1959年全县粮食比1956年减少25 .4%,而征购量却增加47%,达到1.2亿斤,占实际生产量的近50%,全县人均占有粮食不足300斤。出现了所谓的“非正常死亡现象”。1959年至1961年,粮食连年大幅度减产。1961年达到最低谷,全县总产量仅为18917万斤,比1956年减少了42.6%,农业总产值低于1949年的水平。城市居民每月定量降至19斤(全年228斤),机关干部降至17斤(全年204斤),农民口粮更是严重不足。说来叫人难以置信,当时农民已没有自家的锅碗瓢勺,早就不自己开伙,而是人人吃公共食堂。公共食堂初办时大吃大喝,到这时家底早已吃光,缺粮少菜,成了无米之炊。因此1959-1961年,全县人口连续三年出现负增长。这可不是干巴巴的数字。可以想象,为了求生,他们在临死之前兴许还“享用”过树皮、树根、蒿草、糠秕、蕨类、观音土之类的“美味”哩。

距邛崃不过百里之遥的灌县,现已更名为都江堰市,它是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设施所在地,两千年来一直旱涝保收,却在那个三年中饿死四万多人,成为大跃进运动的牺牲品。原因其实很简单:1959年和1960年国家分别征购了44%和50%的粮食,而以往仅征购30%。与灌县阡陌相连的郫县也未能幸免。毛泽东曾于1958年3月视察过的郫县红光公社,两年之后人口减少了1245人,占全社人口的31%。

常年风调雨顺的成都平原,从五谷丰登、人丁兴旺到连年减产、饿殍遍地。明明是人为的灾害,却把板子打到老天爷身上。

说实话的下场

再看森林资源。邛崃海拔高度在460-2000米之间,有平原、丘陵、山地,境内森林资源丰富,每年均有大量木材、木器、木炭、竹纸、竹器销往外地。1954年经调查查明,当时有林地面积618808亩,森林覆盖率为29 .25%,拥有活立木蓄积1823094立方米。1951-1953年间,在林区设点采伐、收购,已经出现采伐偏重的情况。1958年后,因大办钢铁,大烧窑土,大办公共食堂,大购大销,成片林和散生树木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森林资源急剧下降。1962年有林面积仅存290100万亩,森林覆盖率降至14.04%,活立木蓄积降至1479515立方米,下降18.85%。上世纪60年代后期已由木材调出县变为木材调入县。“文革”期间,片面强调以粮为纲,无限制地毁林开荒,初露希望的林业又遭破坏。某大队为修建山地人造平原,将住户搬走,树竹砍光,经过爆破,肥土填沟,卵石满坡,基岩裸露,无法耕种。几个重要林区乱砍乱伐加剧,不少青山变秃山。土地裸露,成了“下雨水至,雨停沟干”,水土流失严重,洪灾、风灾频繁。1979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启动之后,情况方有所改观。

始于1966年6月、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也给邛崃的经济带来重创。例如县志中说,当时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农业生产饱受创伤,群众生活十分清苦。1976年,社员人均分粮414斤,人均分配41元。农村的劳动日值仅为0 .3元。贫困社队更低。1978年,石头公社七大队第四生产队劳动日值仅为0 .04元,八大队第五生产队劳动日值更低至-0 .04元,也就是说干一天活反而倒贴0 .04元。

县志的人物篇中,值得一提的是裴增万,他是历届县委书记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自1954年5月至1963年10月)。裴增万作风深入,工作刻苦,经常直接去农村基层了解情况。对农业和农村干部了如指掌,100多名农村支部书记,他可以叫出名字的超过2/3。尤为可贵的是,在极左思潮泛滥,高指标、浮夸风盛行时,他尚能保持清醒的头脑。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中,曾对一度盛行的浮夸风有所抵制。1959年秋收,他亲自组织三个验收工作组到下面收打水稻,核实产量。他说:“我们没产那么多,报高产量得了奖,群众会骂我们的。”1960年邛崃处于严重困难时期,他如实向地委汇报情况,并设法安排群众生活,恢复和发展生产。他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大胆向地委递交了题为《关于巩固集体经济、恢复农业生产的几个问题》的报告。然而他的正确意见非但未被采纳,反被视为“右倾”,并在当年召开的四川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上受到公开批判。“文化大革命”中,裴增万的这篇报告更成了“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证”,他因此受到残酷迫害,直至万念俱灰,走上自我了断之路,年仅48岁。

顺便说说,这部长达118万字的1985年版《邛崃县志》,和杨露先生的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杨伯父系我少年玩伴的父亲。年轻时曾赴日本短期留学。先后担任四川《新新新闻》报社首任经理、《西方日报》社长兼总主笔。曾协助刘文辉策划西康起义,并担任起义期间西康省临时军政会议主任秘书(少将级待遇)。1980年代初,在担任成都政协常委、邛崃县政协副主席期间,主持县志编写工作,为县志的编撰倾注了全部心血。捧读县志,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仿佛仍在眼前。耳边又响起他对我的四字箴言:“要努力哦!”

(述弢,俄文翻译家。)

述弢,《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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