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志里的大饥荒：人祸甚于天灾

辛亥老人曹任远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四川这个地方要搞到没有饭吃，哎，要点本事啊！”他所说的“没有饭吃”，指的是1959年至1961年这几年，也就是主流话语中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人口数字急剧下降

我的家乡是四川省邛崃县（今邛崃市）。邛崃古称临邛，这里气候温和，物产丰饶。杜甫客居成都时曾有“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的诗句，“西岭”即指古临邛地区的群峰。城中有闻名遐迩的文君井，相传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与临邛富商卓王孙之女卓文君一见钟情，后结为百年之好，文君井乃二人开设酒肆时供汲水酿酒之用的水井。“文君当垆，相如涤器”遂成千古佳话。

邛崃位于成都平原的西南边缘，一部分土地属于都江堰灌区，自流灌溉，旱涝无虞。四川素有“天府之国”美称，邛崃则有“天府南来第一州”美誉。天府之国，其实主要指的是成都平原。如此得天独厚的地方，怎么会出现“没有饭吃”的惨状呢？

那三年我是在千里之外的塞上江南度过的。“天下黄河，独富一套”。银川平原古渠纵横，自流灌溉，从无旱涝之虞。居然也出现了物资匮乏、粮食奇缺的“低标准、瓜菜代”时期。粮食定量最低时每人每月26斤。副食品奇缺。大家也开始吃起榆树叶之类的“代食品”。我还得了浮肿病，消肿后骨瘦如柴。当时自顾不暇，对家乡情况一无所知。只是听说我那身体还算硬朗的祖母和外祖母，均在那几年双双病故。

后来才零零星星地听说老家当时城市居民粮食定量低至每人每月19斤、弟妹上学时常看见街道两旁往外搬死人等情景，却未知其详。

两年前购得一本《邛崃县志》。披览之余，才初步弄清家乡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真实情况。

先说人口数字。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口数字居然也成了敏感话题。县志收录的数字，应该是可信度相当高的吧。据县志记载，截至1949年7月，全县人口总数为379535人。1949年年底邛崃解放，人口连年递增，1957年已增至452756人。8年间增加了73221人。

奇怪的是，此后竟连续数年出现人口数字急剧下降的情况。1958年陡降为429986人，减少了22770人（出生人数由1957年的13582人降至11093人），1959年降至406734人，1960年降至387243人，1961年降至378001人，1962年降至377075人，达最低值。1963年开始回升，至1968年方达到452265人，与1957年基本持平。1959年至1961年这三年间，共出生16564人 ，年平均出生率下降了13.74%；死亡57846人，年平均死亡率升至48.16%。1962年与1957年相比，减少了75681人，相当于1957年总人数的16.7%，也就是减少了六分之一左右。

人祸甚于天灾

那么，这是否同自然灾害有关呢？

据县志记载，1960年和1961年皆有干旱发生。1960年以夏旱为重，持续20天，全县稻田干裂29.3万亩。1961年初夏旱，殃及大部分地区。然而，这并非人口大量减少的原因。据县志记载，1975年、1982年和1983年也曾发生旱灾，灾情与1960年和1961年相似，却并未出现人口大量减少的情况。又如民国35年（1944年）大旱，从民国34年农历十一月至民国35年6月，冬春旱连夏，南河断流，沿河两岸水稻栽插甚少。粮价暴涨，据县志记载，仅平乐乡就饿死10余人。然而从统计数字看，民国37年的人口总数为363561人，比民国34年的335926人增加了26635人，可见民国35年大旱并未带来人口大量减少的后果（民国35年和民国36年的数字缺失）。

1958年开始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农业生产每况愈下。1958年秋天，邛崃县主事者好大喜功，谎报产量，声称全县粮食总产量已过七亿斤（实际上已从1957年的三亿一千六百九十五万斤降至二亿七千二百八十一万斤），一年翻番，亩产破千斤，人均占有粮食1500斤。就凭着这些虚报的数字，一名县委副书记居然作为邛崃县的代表，堂而皇之地前往首都北京出席全国农业先进单位代表会议。是年冬天，四川省委要求大面积亩产分别达到3000斤、5000斤和10000斤。邛崃则提出1959年水稻播种面积中，亩产3000斤和5000斤者各占30%，亩产10000斤者占40%。

当时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下面各公社竞相提出亩产10000斤、20000斤、30000斤甚至50000斤的指标。牛皮吹破了天。高指标之下必然出现瞎指挥。全县大搞深耕、熏土、积肥三结合的土地大翻身运动。所谓深耕，就是过分深挖田土，甚至深达数尺。熏土，就是大量砍伐林木熏烧田土，甚至拆掉草房旧屋做燃料。积肥，甚至提出“为青山剃头，为大地修面”，用草皮、竹木制作堆肥和烧制粪灰，使地表植被、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深耕和熏土，破坏土壤结构，导致农作物减产；过度密植者，更是颗粒无收。如此违背客观规律，一意孤行，很快就受到了惩罚。

工业也搞大跃进。1958年邛崃和全国一样大办钢铁，抽调大量劳动力上山炼钢，水稻、玉米等大春作物不能及时收种，粮食损失很大。最要命的是，农业生产方面虚报浮夸、谎报产量，带来的后果是国家的高征购，也就是征购过头粮。1959年全县粮食比1956年减少25 .4%，而征购量却增加47%，达到1.2亿斤，占实际生产量的近50%，全县人均占有粮食不足300斤。出现了所谓的“非正常死亡现象”。1959年至1961年，粮食连年大幅度减产。1961年达到最低谷，全县总产量仅为18917万斤，比1956年减少了42.6%，农业总产值低于1949年的水平。城市居民每月定量降至19斤（全年228斤），机关干部降至17斤（全年204斤），农民口粮更是严重不足。说来叫人难以置信，当时农民已没有自家的锅碗瓢勺，早就不自己开伙，而是人人吃公共食堂。公共食堂初办时大吃大喝，到这时家底早已吃光，缺粮少菜，成了无米之炊。因此1959-1961年，全县人口连续三年出现负增长。这可不是干巴巴的数字。可以想象，为了求生，他们在临死之前兴许还“享用”过树皮、树根、蒿草、糠秕、蕨类、观音土之类的“美味”哩。

距邛崃不过百里之遥的灌县，现已更名为都江堰市，它是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设施所在地，两千年来一直旱涝保收，却在那个三年中饿死四万多人，成为大跃进运动的牺牲品。原因其实很简单：1959年和1960年国家分别征购了44%和50%的粮食，而以往仅征购30%。与灌县阡陌相连的郫县也未能幸免。毛泽东曾于1958年3月视察过的郫县红光公社，两年之后人口减少了1245人，占全社人口的31%。

常年风调雨顺的成都平原，从五谷丰登、人丁兴旺到连年减产、饿殍遍地。明明是人为的灾害，却把板子打到老天爷身上。

说实话的下场

再看森林资源。邛崃海拔高度在460-2000米之间，有平原、丘陵、山地，境内森林资源丰富，每年均有大量木材、木器、木炭、竹纸、竹器销往外地。1954年经调查查明，当时有林地面积618808亩，森林覆盖率为29 .25%，拥有活立木蓄积1823094立方米。1951-1953年间，在林区设点采伐、收购，已经出现采伐偏重的情况。1958年后，因大办钢铁，大烧窑土，大办公共食堂，大购大销，成片林和散生树木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森林资源急剧下降。1962年有林面积仅存290100万亩，森林覆盖率降至14.04%，活立木蓄积降至1479515立方米，下降18.85%。上世纪60年代后期已由木材调出县变为木材调入县。“文革”期间，片面强调以粮为纲，无限制地毁林开荒，初露希望的林业又遭破坏。某大队为修建山地人造平原，将住户搬走，树竹砍光，经过爆破，肥土填沟，卵石满坡，基岩裸露，无法耕种。几个重要林区乱砍乱伐加剧，不少青山变秃山。土地裸露，成了“下雨水至，雨停沟干”，水土流失严重，洪灾、风灾频繁。1979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启动之后，情况方有所改观。

始于1966年6月、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也给邛崃的经济带来重创。例如县志中说，当时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农业生产饱受创伤，群众生活十分清苦。1976年，社员人均分粮414斤，人均分配41元。农村的劳动日值仅为0 .3元。贫困社队更低。1978年，石头公社七大队第四生产队劳动日值仅为0 .04元，八大队第五生产队劳动日值更低至-0 .04元，也就是说干一天活反而倒贴0 .04元。

县志的人物篇中，值得一提的是裴增万，他是历届县委书记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自1954年5月至1963年10月）。裴增万作风深入，工作刻苦，经常直接去农村基层了解情况。对农业和农村干部了如指掌，100多名农村支部书记，他可以叫出名字的超过2/3。尤为可贵的是，在极左思潮泛滥，高指标、浮夸风盛行时，他尚能保持清醒的头脑。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中，曾对一度盛行的浮夸风有所抵制。1959年秋收，他亲自组织三个验收工作组到下面收打水稻，核实产量。他说：“我们没产那么多，报高产量得了奖，群众会骂我们的。”1960年邛崃处于严重困难时期，他如实向地委汇报情况，并设法安排群众生活，恢复和发展生产。他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大胆向地委递交了题为《关于巩固集体经济、恢复农业生产的几个问题》的报告。然而他的正确意见非但未被采纳，反被视为“右倾”，并在当年召开的四川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上受到公开批判。“文化大革命”中，裴增万的这篇报告更成了“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证”，他因此受到残酷迫害，直至万念俱灰，走上自我了断之路，年仅48岁。

顺便说说，这部长达118万字的1985年版《邛崃县志》，和杨露先生的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杨伯父系我少年玩伴的父亲。年轻时曾赴日本短期留学。先后担任四川《新新新闻》报社首任经理、《西方日报》社长兼总主笔。曾协助刘文辉策划西康起义，并担任起义期间西康省临时军政会议主任秘书（少将级待遇）。1980年代初，在担任成都政协常委、邛崃县政协副主席期间，主持县志编写工作，为县志的编撰倾注了全部心血。捧读县志，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仿佛仍在眼前。耳边又响起他对我的四字箴言：“要努力哦！”

（述弢，俄文翻译家。）

述弢，《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