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勘“三一八”（上）：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1926年3月18日，这个日子在20世纪的历史上被鲁迅定格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尽管比这一天更黑暗的后来还有，但这一天却不容篡改地写进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记忆。那么“三一八”到底是什么日子？从积极角度，这一天被称为“三一八运动”，运动的主体是北京青年学生；从消极角度，它又被视为“三一八惨案”，惨案的凶手是段祺瑞执政府。两者间的关系很直接：运动导致惨案。那么，导致这四十七人死亡、两百多人受伤的惨案到底又是什么“性质”的运动呢？尽管历史早已做了具结，但并不妨碍我们在八十年后的今天对它作一次历史重勘。

一、背景：“大沽口事件”和“八国通牒”

在讲述“三一八惨案”的历史原因时，习惯是从两个方面切入，一个是所谓远因的“整顿学风”，一个是作为近因的“大沽口事件”。笔者在阅读史料之后，认为“三一八”学生上街与“整顿学风”无关，纯是因了“大沽口事件”，因此，有关惨案背景的叙述便不妨锁定在这一事件上。

1926年3月初，奉系毕庶澄率军舰从青岛出发，进攻冯玉祥国民军所占领的天津港大沽口。此前，天津乃在日本支持下的张作霖奉系之手，被苏俄支持的国民军打下来不过三个月左右。3月9日，国民军为防奉舰进攻，在大沽口水道敷设水雷，并同时通告领港人，一切商船不得进入。次日，英、美、法、意、日等十二国由荷兰公使欧登科为领袖照会北京执政府，抗议国民军铺设水雷、封锁天津海口，认为违反了《辛丑条约》，要求保留外国船只的出入自由。大沽口守军鹿钟麟对各国领事作了解释，并提出外轮入口的三个办法。

3月11日晚，日本驻津总领事与钟接洽，提出次日上午将有一艘“藤”字号驱逐舰入口，要求免检放行。双方约定的时间为上午10点，对方的旗号为“C”，入口时须先停泊某地点，进港后须缓行等。

3月12日，按照中方叙述（日方叙述则与此不一致），日本舰只入港时间不对，舰数也不符。本来约好上午10点，可是进港时已是下午3点，而且不是一艘，另有一艘随行。按原先约定，船只进口，一俟指定地点，即停泊，以便检查放行。但日舰未遵前约，强行闯关，炮台守军令其停进检查，不听，不得已施放空枪警告。谁知日舰视为攻击，旋用机关枪扫射，炮台守军猝不及防，伤者十数。双方遂进入武力对峙，互有伤亡。最后日舰视国民军态度强硬，且又海水落潮，不得已退回海面。这就是所谓“大沽口事件”。

3月14日，北京一万余人举行国民反日侵略大会，抗议日舰炮击我大沽炮台。会议同时通过几项议案，包括通电全国民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暴行为，以武力抵抗日本，并要求外交当局，按照国民抗议书，严厉执行，甚至不惜与日宣战等。

在北京市民为“大沽口事件”所激愤时，3月16日下午1时，英、美、法、意、日等八国公使在荷兰使馆集会，会议决定为维护《辛丑条约》，八国共同就大沽口问题向北京提出最后通牒。通牒提出五项要求：天津航道停止所有战斗行为，排除水雷及一切障碍物，恢复所有航路标志，对外国船舶不加任何干涉，停止对外船的一切检查。以上各项，要求北京政府在四十八小时内兑现，至迟不超过3月18日正午。如若不得满足，八国“决采取所认为必要之手段”。此所谓“八国通牒”。通牒当日下午4时被送到北京执政府外交部。

前有“大沽”，后有“通牒”，前事未决，后者又火上加油，整个北京差不多沸腾起来。事实上，两天以后的“三一八”已经让这一事件给注定了。

收到英美八国的“哀的美敦书”，北京执政府外交委员于第一时间召开国务院外交会议，认为通牒内容已经超越《辛丑条约》范围，违背条约精神。而且航道能否恢复交通，关键在于奉军是否放弃攻击天津之计划。会议决定由外交部按会议精神从速起草复文，此复文于夜间11时完成，并办好相应手续，即刻由外交部秘书送至荷兰使馆，亲交荷兰公使欧登科，并请他转达各关系国公使。这就是“执政府外交部致首席荷使函”，发布时间为3月17日。
政府有所作为，民间亦非不作为。同日晚，政府以外有两个会议需要提及。一是北大教授李大钊在北大一院召集会议，李大钊作政治报告，指出：“所谓‘最后通牒’，事实上是与段政府心心相印的，是第二个‘八国联军’，也是用来抗拒进步力量的”，以后的任务“就是发动各界群众，行动起来，与政客、官僚、军阀政府斗争到底”。（注1）

晚上7时许，国民党左派的北京市党部（当时北京有两个国民党市党部，一左一右，后者为“西山会议派”所掌控）召集属下的教育宣传委员会，由顾孟余作八国通牒的报告，会上讨论了当前形势，决定“本党部号召民众，群起反抗，并作废除《辛丑条约》工作”。然后大会讨论运动方法：决定“于十八日八国通牒限期未满以前，应举行一次大示威，督促段政府严重驳回无理通牒”。会后，党部“乃派同志四出活动，当晚即联络广东外交代表团、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北京学生敢死队、国际工人后援会、北京济难会、中山主义实践社、国民新报社等团体，共同签名，登报发启”，并“决定十七日下午一时即开各团体联席会议”。（注2）

根据以上两个会议，“三一八”运动已经非常具体地给确定下来。

二、惨案前夕：3月17日要略

准确地说，“三一八”其实是从3月17日开始的，这一天，北京已经开始流血。

3月17日，“八国通牒”在北京各报发表，整个城市舆论鼎沸，群情激昂。通牒只有两天时间，局势分外紧张。这天上午11时，美国驻华大使马克谟造访国务总理贾德耀，表示美国对大沽事件持缓和态度。但美国的态度并未为北京民众所知。民愿蒸腾，民气可用，北京此刻处于干柴烈火之上，其事态正在按“群众领袖”的预设向前发展。

是日午后，同一时间在不同空间同步进行的有两件事。

一是国民军守军鹿钟麟在天津派代表赴日本总领事馆，访有田总领事，转达鹿钟麟的意旨，承认大沽口事件纯系中国方面的误会，希望日方谅解。下午4时，大沽炮台张团长奉鹿之意，访英舰舰长，手交对列国通牒的答复，表示外舰保持中立，国民军则欣然撤去妨碍舰船航行的一切障碍，而临船检查则另设办法。晚6时，该团长又至塘沽，访意舰舰长，表示各国提出要求，经鹿总司令斟酌，认为可以照办。只要奉舰不再侵入，国民军也不至扰及外舰交通。意大利舰长电告各国驻津海军司令及领团，领团对鹿的答复相当满意。与此同时，奉系的毕庶澄在巨大的压力下，也承认八国通牒的五项条件。张作霖在日本的严重警告下，亦表示承认领团警告，并令其军官对外船“勿再检查”。奉系不论，国民军遍访各舰，主动妥协，最后还派员向所有外舰声明，表示愿意遵守《辛丑条约》。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系列妥协，是国民军所为而非北京政府。段祺瑞本是冯玉祥搞“首都革命”扶植上来的，手中除一个卫队旅之外并没有军队，而且整个京畿都在国民军的掌控之下。即使在当天，段政府的外交委员会和外交部还在开会，继续讨论对付八国通牒的办法。会议出现分歧，王正廷主张酌量承认，王宠惠则主张电诉国联。

在鹿钟麟向外舰示好的同时，北京城这边正在按昨晚的计划发展。下午1时许，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在北大三院召开各团体联席会议，与会团体约一百五十余，人数两百多。会议议决18日上午10时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国民大会，会议定名为“北京反对八国通牒国民大会”（报载名称不一），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大会公推徐谦、顾孟余、黄昌谷、李石曾、李大钊等十三人组成大会主席团。会议还有一项议决，即请国民军改变作战目的，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战。最后，会议决定：“将本日到会代表分两组，赴外交部、国务院包围，非得到圆满答复，誓不空回。”（注3） 时约为下午三时半，“三一八”运动由此揭开序幕。

这揭开序幕的“三一八”运动，一开始就把矛头就搞错了。当时执政府虽然拥有执政的名义，但它事实上受国民军的控制；尤其就本事而言，向八国示好的不是执政府而是当时左翼知识领袖看好的国民军。

运动按计划进行。赴执政府国务院这一组约六七十人，推出发言代表四人：陈毅、陈日新、王布仁、辛焕文。队伍大约4时多抵达国务院，在门口被卫队阻拦，卫队要求队伍在大门旁等候门者传达。各代表与其交涉，说明自己来意，只是要面晤当局，促其驳回通牒，等等，并要求引至招待室稍候。时有执政府某科长出，代表们要求段、贾出见。该科长再三支吾，不支，遂退去。半小时后复出，谓段、贾俱不在府中，诸位的意见可以代为转达，请诸位先回。代表极为愤怒，声明不见到相关负责人员，绝不回头。无奈，府方只允发言代表四人进入。不料四代表进去不久，门外代表即与卫队发生冲突。这是一位现场参与者的目击：“卫队兵士忽要求各代表退出，勿拦住门口；各代表因执政府门口甚宽，出入并无妨碍，遂未退出，穿军服之某员，忽然喝打。各代表见事出意外，仓促退走。卫队兵士见各代表已退，遂即尾追，用枪柄并刺刀，向退走的各代表乱打乱刺。”（注4） 这是执政府门前的第一次流血，请愿代表伤重五人，以四川代表杨伯伦伤势最深，胸口一刀，肩上及背部数刀，衣襟悉被鲜血染红。院内四代表以此严责该科长，默然而退。至晚上7时，才有卫队团长武九清出来道歉。四代表一直坚持到深夜才得见国务院秘书长邓汉祥。代表述其来意，严质卫队行凶理由。邓氏回答：人民意见政府当尽量容纳。卫队行凶，凶手应即惩办。对于伤者，政府当派代表抚慰。四代表慎重声明：段政府如欲自新，不自绝于民众，则当驳回八国通牒，切不可自误和误国。四代表退出执政府时，已是夜深11点半了。

赴外交部的队伍则是另一番情形。这支队伍人数稍众，约八十人。发言代表为安体诚、王一飞、陈公翊。时外交部部长尚未就职，次长曾宗鉴不在部。于是队伍派代表往国务院和曾宅，俱无结果。此时代表已闻国务院门前流血，愤激不已。5时许，国民军的外交人士唐悦良来到外交部，邀发言代表谈话。代表说明来意，并征询国民军对大沽事件的态度。尽管唐知道国民军已在低调处理和八国海军的关系，但他仍然称赞民众爱国热情，表示钦佩，同时愿意去找外交部次长来部晤谈。大约晚上9时，曾宗鉴到部，与发言代表接洽，双方辩论至夜12时，代表要求非见总理贾德耀不可。于是，电话打到贾宅，贾已睡下，接过电话后，表示愿意接谈。于是代表一行三十余人又趋贾府，此时已是3月18日凌晨1时半。在贾府，代表要求北京政府应尊重民意办外交，提出驳复通牒之最低限度的两个条件。贾答曰对八国通牒的驳复已发出。代表要求看原稿。阅后，认为此文件过于软弱敷衍，只能谓之屈服，不能谓之驳复。国民誓不承认。贾谓你们明天来一封公函，我们根据你们的意见再提抗议。代表告贾明日上午10时在天安门召开反对八国通牒国民大会，举行抗外示威。贾表示明天上午召开国务会议时先将今天提出的最低限度两条交付讨论，俟国民大会决议案送到后再交国务院研究，然后慎重提出抗议。此事完结后，代表等又提起下午国务院外流血事，贾声称，据报告，代表要抢卫士的枪，才被卫士驱散。代表严词驳回，提出几项要求，要求贾派代表明日到国民大会道歉，慰问伤者，由政府报销医药费用，严惩肇事祸首。贾对上述要求，一一答应，并表示明日当撤换无知府卫而易之以国民军。接洽时，贾德耀曾与国民军京畿警卫司令暨警察总监李鸣钟（代）打过电话，预为防范次日之事。诸事谈毕，已是4点多钟，代表退出客厅，但并未离开贾府，至天明五六点钟，才相率离去。此时，离上午10点的集会只差几小时了。

这一天，另有一事需要补记。据“三一八”参加者李葆华回忆：“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的前一天，群众包围段政府，要求段政府公开表示态度，抵抗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这次行动……我也参加了。”比对以上，李葆华参加的似是国务院那一组。可是以下，“群众来到段祺瑞的住宅前，要求段祺瑞出来。那天守门的卫兵是冯玉祥的国民军。卫兵没有开门，愤怒的群众便把住宅团团包围起来，有人还想翻墙进去抓段祺瑞，受到卫兵阻拉，因此双方发生了口角，相持了五六个小时，直围到天色很晚，人群方才散去”。（注5） 如果李葆华去的确实是执政府（即国务院），就不会是段宅，因为政府在铁狮子胡同，而段宅在吉兆胡同，两者不是一个地方。如果李葆华去的是段宅，上述文字就不是执政府。如是，在当天北大三院会议上决定去国务院和外交部之外，至少还有一个组织去的是段宅。当然，另外一种可能是，李葆华参加的这一支是去了执政府后，因其无人，又去了段宅。

三、“三一八”本事

“三一八”这天早晨，北京各报都登有三个紧急启事。其一是“反抗八国通牒大会”的声明，定于当日上午9点在北大三院召开各团体代表大会，发起者是北京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等三十多家。另一是“北京国民反辛丑条约国侵略大会”，声明于当日下午2时在中央公园开会，请各团体派代表二人赴会，发起者是孙文主义学会和国民党市党部（右翼）等。再一就是天安门广场的“反对八国通牒国民大会”，它宣告当日10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请各界都到。底下署名是北京学生总会、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左派）等。三个会议，前两个邀请的是团体代表，后一个则广泛号召市民，因此，后一个大会最具声势。

学生们的选择是什么呢？以燕京大学为例，早晨8点一刻的时候，北京学生总会给燕大学生自治会送来一封公函，请全体同学排队到天安门参加10点钟的国民大会。燕大自治会负责人集合学生，以民主方式征询学生意见，学生都认为应该与会。至于参加哪个会，据当时自治会评议部长于成泽回忆：“我又向他们表决愿赴上述三个会的哪个会？结果一二两会，大家都默然不动，唯独说到第三会——国民大会时，同学们的手却都如树林子般竖起来。”（注6）

清华学校（即后来清华大学）的情形有所不同。17日晚，清华学生评议部主席接到翠花胡同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左派）的电话，评议部当晚即召集评议会，会议通过参加次日的国民大会，但同时也通过了一个“专对外不对内”的原则。这个原则是清华“历来对于北京游行之通常态度”，即“无论何种运动，如系完全对外则行加入；如涉及内政，则取超然态度，而不卷入漩涡”。（注7）“当时有人问及对内对外的界说，评议部乃决定由每级举二人为临时代表团，解决临时事件。”（注8） 清华学生认为如涉及对内问题，本校即单独行动。需要提及的是，第二天清华学生到会后，发现会议情形不独对外，“同学中有以大会与昨日清华议案不符质予者”（引同上），“予”时为清华到场负责人之一，他认为此事应询问评议部主席黄某。应该说，在京城学界普遍激于义愤时，清华学生强调内外之界分，是非常理性的。

这一天清晨，作为大会策划者的赵世炎、陈乔年、肖子璋等开会，讨论国民大会和游行示威的准备情况，与会者分别汇报了发动群众的经过，并商定会议的布置和安排，确定口号和标语，同时也布置了会后的游行路线。

9点，北京警卫司令李鸣钟派李泰到北京学生总会道歉，说昨日府卫枪伤代表为不当，并表示今日当加以保护。

10点，天安门广场的国民大会如期召开，这是一个声势浩大的场面，与会有一百四十多个团体，人众逾万。主席台上悬挂着两条白幅，一条上书“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另条上书“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大示威”。台前还用竹竿挑着一件血衣，那是昨日被刺伤的四川代表杨伯伦的衣服。大会开始，主席徐谦报告开会宗旨，顾孟余随后作了演说。次由王一飞等三人依次报告，陈述昨日至国务院和外交部的交涉经过并及执政府卫队刺杀代表的情形。同时宣读了杨伯伦致大会群众书，中谓：我为革命而死，死亦无憾，望大家继续努力。台下为其所染，一致高呼，声浪如雷：坚持到底，誓死不屈。当此群情鼎沸之际，据现场人陈翰笙的叙述可知：“台上人向众谓警察总监李鸣钟已来函声明愿保护群众。台上复有人报告‘府卫兵曾经解除武装，府院防卫由国民军替接的’。”（注9） 这是一个重要插曲，不能忽略。不妨补充另外一个现场者的相关叙述：“当有徐谦、顾孟余、黄昌谷等报告演说后，当即宣布本日群众仍向执政府请愿，并由大会某职员用铁筒向群众大声报告，说昨天执政府伤人之卫队，业经解除武装，由国民军接替守卫，大家此次前去请愿，务须遵守秩序，以免发生误会，贻人口实。群众闻之颇慰，当即排队向执政府出发……”（注10） 当然，后一个叙述是概括性的，有时间跨度。在这个过程中，贾德耀派国务院某科潘科长到会就昨日事致歉，潘氏站立台上不足三分钟，即被群众哄下台去。随后，黄昌谷宣读驳复最后通牒的原文，徐谦报告大会决议案（计八大条）。而后，有人建议立即成立北京国民反对各国侵略中国大同盟，大会一致通过。在群众的口号声中，会议宣布结束，开始游行示威。示威队伍由王一飞任总指挥，整队离开天安门广场。而徐谦、顾孟余、黄昌谷等主席台上人，也各自散去。

当天安门广场的国民大会如火如荼时，贾德耀主持的国务院会议也在铁狮子胡同召开。贾报告了昨天院卫兵与各团体代表冲突的情况，也谈到了今天正在举行的国民大会究竟应该如何应付。这时派出致歉的潘科长已从天安门返回，报告了会场的情形。“此时卫队旅团长武九清亦于是时要求见贾，贾即令武至国务会议室。武报告称天安门有学生数千人将来院请愿，提出条件有三：（一）解除国务院卫兵武装；（二）交出昨日（17日）殴辱请愿代表主使人；（三）推倒段祺瑞。阁员聆言，皆面面相觑，良久不发一言。旋议决推财长贺德霖访代理警卫总司令李鸣钟，询问维持秩序办法。时院方得报告，示威队伍已由天安门向国务院出发。例案均未及议，国务会议即匆匆散，贺德霖先行，即往访李鸣钟。其他阁员亦相率出院，仅秘书长邓汉祥留院不出。”（注11）

以上资料出自1926年3月26日的《时报》，武氏所言未注原始出处。这里可以贾德耀3月20日的自述更具体化。是日上午，国务会议正开时，潘某从国民大会回来，“据其面述，天安门开会情形，有议决解散执政府卫队驱逐八国公使及种种诬妄条件”。（注12） 这里，“解散执政府卫队”同以上武九清的汇报同，但它和“推倒段祺瑞”却不见“天安门国民大会议决案”（而驱逐八国公使却是该“议决案”第四条），此条乃是口耳相传，不落字纸。因为在群众领袖那里，“三一八”运动是按照爱国运动的外套来做社会动员的，它的矛头对外不对内（所以清华学生才决定参加）。而解除国务院卫兵武装等则超出了对外范围，它当然不会现于文字，但并不能说明它不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在广场进行传播。至少以上清华学生在会上已经感到现场情形有与昨日清华议案不同处，也就是说，大会在对外的同时，也有明显过激的对内成分。闻知这方面的消息，贾德耀和财政总长贺德霖打电话给李鸣钟，“贺总长等并谓近日秩序，无法维持，即不能不总辞职之语，李总司令亦始终主张相同”（同上）。当北京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的代表离去后，贾德耀“遂将其请愿书会同王一飞等意见二条，在会议中并提讨论，众意可以由外交部提出，是时又据报告，徐谦等已率领千余人皆袖武器，声称到府，兄弟诚恐酿成事端，当以情形报告阁议，佥谓去年学生至吉兆胡同数次，皆经鹿总司令派兵居间不使接触，未酿成大事，此次仍可照办”。（同上）议及此，贾德耀又打电话催促李鸣钟，随后又同贺德霖等离开国务院，亲上李的警卫司令部去搬兵。当贾到达李处时，“兵已派好，及甫经出门未远，而枪声忽起”。（同上）惨案已经发生了。

惨案是怎样发生的呢。以学生为主体的游行队伍大约两千多人，在王一飞等人的率领下，由天安门经长安东街转北，再经东单、东四到达铁狮子胡同东口，于1时20分左右进入执政府门前的空地。队伍站定后，即公推王乐平、安体诚、陈公翊、丁惟汾、谭季缄等五人为代表入内交涉，要求会见段和贾。这时和学生对面包括东西两侧站立的都是段祺瑞的府卫而非上午所说的国民军。五代表入内，府卫持刀欲砍，其中一代表执卫队某连长之手，婉陈来意。该连长一面命兵士慢动，一面告知府内无人。五代表遂退出，向大家报告内中情况，并请大家静候，严守秩序，待找到负责之人，再行交涉。有人提议既然这里没人，不如到吉兆胡同去，队伍中应和者甚多。此时，一边有人散去，一边有人号召原地不动。正游移未定，突然学生背后有士兵冲进队伍，手持棍棒，任意殴打，随后前面枪声响起。顿时，队伍大乱，人众东西奔突。由于东西辕门不大，故造成彼此践踏。府卫先后两次射击，每次约达五分钟。除射击外，另有兵士用砍刀、铁棍等击杀学生，场面甚为惨烈（陈述以上场面的是当时五代表之一陈公翊，文见次日《京报》）。一时间执政府门前尸体横陈，血流满地，游行示威者当场死亡二十多（后在医院不治者亦二十多），伤二百多。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

四、从运动到惨案

“三一八”这个血难的日子是从运动到惨案，那么，这场运动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呢？由于该运动的主体是学生，我们可以说它是“学运”；又由于学运因“大沽事件”而起，我们可以说它是爱国学生运动。长期以来，众口一词，“爱国”两个字锁定了“三一八”，但“三一八”却并不这么简单。

徐谦，作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时也是这次“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的主席，事后在谴责段祺瑞时说：“世界上无论何国，关于外交问题，莫不赖民众为后援”，此次事件，“北京国民起而反对，实为爱国运动，无论何人当局，稍有心肝，何致出令卫队对一般青年男女学生施其屠杀”。（注13）“施其屠杀”仅仅针对的是“爱国运动”吗？不，爱国运动纯系对外，而“三一八”其实是既对外又对内的一个运动套餐（这一点，清华学生当时在天安门广场就感觉到了）。除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八国通牒”，“三一八”还有一个隐秘的政治诉求，即进行“首都革命”，用以推翻段祺瑞执政府。

这一点，当时在国民军中做冯玉祥军事顾问的苏联人维·马·普里马科夫说得很清楚：“3月18日，发生了镇压学生的行动。学生们举行游行示威，要求把政权转交给国民党，队伍到达总统府时，总统的卫队向学生开了枪。”（注14） 这位苏联顾问“三一八”就在北京，他的判断是准确的，而且他还有幕后介入。
因为苏日的对立以及它们在中国的利益冲突，苏联人对亲日的段祺瑞政权是欲去之而后快。它所以扶植冯玉祥，为其提供经援和军援，是因为冯作为北方唯一可以利用的军阀力量，如果冯和南方的也是由自己提供援助的国民政府一旦结合，自己在华利益不但获得保证，同时还在自己和宿敌日本之间找到了一个安全缓冲带。但苏联人对国民军也是不满的。1924年秋冯玉祥的“首都革命”虽然成功地驱逐了曹锟政府，政权却并未如意地转到南方亲苏的国民党那里，首鼠两端的冯玉祥迎请来的是亲日的段祺瑞。

“三一八”失败后，这位军事顾问和他的同伴第二天就会见了国民军京畿首脑李鸣钟，指出：“您有一个警备旅，您可以解除总统卫队的武装，剥夺总统的权力。”当李吞吞吐吐表示自己无能为力，并不愿介入此事时，苏联的军事顾问们觉得是撤换警卫司令的时候了。于是，他们又会见了前一天大会主席团的李大钊、徐谦、李石曾等人，并由苏联顾问做出决定，在国民军撤出北京之前，“赶走段祺瑞，粉碎‘安福俱乐部’。为此，必须劝导冯玉祥，要他召回李鸣钟，任命天津前线总指挥鹿钟麟为警备司令”。（注15）苏联顾问的计划被在场的人接受了，以后这一计划也被兑现了。两位苏联顾问会后掩护李石曾出走京城去找冯玉祥劝导，待鹿钟麟回京取代李鸣钟，不久就用他的大刀队驱逐了段祺瑞，是为4月中旬，这正是苏联人安排的时间表。因此，虽然这位苏联顾问在其自述中只说“三一八”之后而没有涉及之前，但从他介入的深度，不难推见，他对这一运动所要达至的目的是非常清楚的。（未完待续）

邵建，《温故》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