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的基本内涵和长征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上）

【摘要】本文通过作者对长征路线的实地考察和对党史资料的系统梳理，对红军长征的基本内涵和红军长征史研究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这些年，我“走走党史”，首先断断续续地走完了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路，同时也走了红二十五军的部分长征路。这里，根据我“走走党史——长征行”的体验，谈谈对红军长征若干问题的一些看法。


    一、红军长征的基本内涵

    红军长征早已成为历史。对它的研究仍然是个常研常新的课题。

    在走长征路的过程中，我萌生一个疑问：红军长征的基本内涵是什么？怎样才能全面地、完整地把握它？这是过去讲长征的书上没有涉及的问题，因而成了我“长征行”考察的重点。

    经过考察，我感到红军长征的内涵很丰富，它不简单地是突围、转战、打仗等，应包括三个方面的严峻斗争：首先是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的大搏斗；其次是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搏击中，共产党内部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有尖锐斗争；再次是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使红军一再面临着能否克服艰难险阻、经受饥寒伤病折磨的严峻考验。这三方面的斗争和博弈，构成了红军长征的基本内涵。

    为了全面地、完整地把握红军长征的基本内涵，正确地说明长征历史，首先又必须明确关于长征的若干基本概念，澄清一些模糊认识。

    (一)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3＋1”的长征。红军长征，毫无疑问，是以中央红军的长征为历史起点的。但是，整个红军的长征是“3＋1”的长征。即红一(中央红军)、二(最初称红二、六军团)、四方面军的长征，再加红二十五军的长征。红军长征开始的时间，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算起；长征结束以三大主力红军(红二十五军于1935年11月并入红一方面军系列)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和今属宁夏的将台堡会师为标志。

    红军长征历时两个寒暑，纵横14个省(四川省分出重庆市，按现在地域说为15个省市)，进行了600多次重要战役战斗，渡过了近百条江河，越过了约40座高山险峰，经过了10多个少数民族地区。其历时之久，规模之大，行程之远，沿途自然环境之恶劣，敌我兵力较量之悬殊，在人类战争史上不说绝无仅有，也极其罕见。

    关于红军长征的里程，过去比较多的是讲二万五千里。这主要是讲的中央红军走的长征路。现在既然明确了整个红军的长征是“3＋1”的长征，那么仅仅讲二万五千里就不那么完整了。

    据军史资料统计，红二、六军团(即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历时11个月，转战8省，行程2万余里。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历时19个月，转战6省，有的三过雪山草地，行程1万多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历时10个月，转战4省，行程约1万里。将上述四支红军的长征路，历经14个省的里程加在一起，长征的实际总里程为6.5万多里。因此，我们除了继续肯定中央红军的长征里程两万五千里外，还应当广泛宣传整个红军长征的里程为六万五千里，要强化这个概念。这样才比较全面、完整。

    (二)对红军为什么要长征，要将进行战略转移的原因同作出战略转移的决策加以区别。这是两个有密切联系的问题，但又不能混为一谈。红军长征首先从中央红军的长征开始。中央红军所在的中央苏区，在鼎盛时期的面积为8.4万平方公里，比现在的宁夏回族自治区还大，相当于两个半海南岛；人口450多万，是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中央红军的人数也达到13万。以中央苏区为依托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先后拥有13个苏区，总面积达40余万平方公里(相当于4个江苏省)，人口约3000万。这么大一个中央苏区和“红色中国”，怎么几乎丧失殆尽呢？从党的指导方面言，这主要是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左”倾教条主义推行错误的政治和军事路线的结果。由博古负总责的中央领导，面对国民党反动集团调集50万重兵发动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不仅将毛泽东排斥出党政军领导岗位，还抛弃前四次反“围剿”战争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指挥下取得胜利所采用的战略战术，在许多方面听凭所谓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历经一年的消耗，中央红军遭受重创，中央苏区愈益缩小，最后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周恩来总结这段历史说：万里长征，就因为在江西打败了，硬拼消耗，拼到最后挡不住，不得不退出江西。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直接原因。

    在这里，往往被忽视但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即要将进行战略转移的原因同作出战略转移的决策加以区别开来。第五次反“围剿”在中央苏区的失败，无疑要归咎于错误路线。但导致这个结果后怎么办？在当时只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死守，与中央苏区共存亡；一是撤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前者说白了，是死路，不仅国民党军重兵包围，而且苏区内的人、财、物等资源基本耗尽，再很难以支撑一场需要大量兵员和物资的战争。进行战略转移，从理论上说是活路，只要指导思想正确，以保存革命力量，就能再图发展。因此，错误路线的领导使红军遭致严重失败，这是一个问题；在这个危急关头作出进行战略转移即长征的决定，则是另一个问题。两者是因果关系，但不是一般顺向的因果，而是反向的因果。对“因”——错误路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要否定；对“果”——进行战略转移，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要肯定。我们不能因为否定前者，就不作分析地认为：在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头，作出战略转移的决定即长征也是错误的。过去往往将这两者混淆了，要区别开来。

    (三)对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初始的几个问题要作具体分析。经过这几年在赣南苏区的考察，感到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初期的一些问题很复杂，对这段历史的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切忌简单化。除上述问题外，还要作这样两个区分：

    一是要将红军长征有无准备同准备得充分和合理与否加以区别。说长征没有准备，是仓皇逃跑没有历史根据。红军长征是作了一定准备的，中央派红七军团北上转战闽浙皖赣、红六军团西进寻找红二军团等，都应视为进行转移所作的战略性准备。至于战术准备，在很短时间内将“坛坛罐罐”都带上了，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还是有准备的。但就战略大转移这样重大问题没在政治局讨论，绝大部分中央负责同志和各军团主要负责人事前都未与闻，因而高层领导大多缺乏充分思想准备，这是事实。再则，这样大的军事行动，直至9月才具体着手筹划和部署，有些准备工作是在7天时间内进行的，因而，确实很仓促；搞“大搬家”，是违背大转移军事常识的。这也是不能否认的。但是，不能将准备工作存在的缺陷说成是没有准备，仓皇逃跑。

    二是要将红军战略转移选择的最初路线同不顾军事形势的变化，顽固坚持去湘西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行动方针加以区别。最初，选择沿红六军团突围的路线西行，无可非议。中央红军比较顺利通过前面的封锁线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在转移途中，不顾军事形势的变化，继续坚持去湘西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就错了。因为在红六军团渡过湘江后，蒋介石已责令桂军加强湘江戒备，五路围堵，张网锁江。红军要强渡湘江，等于自投罗网。有鉴于此，毛泽东提出在群众基础较好的湘南杀回马枪的建议，彭德怀也提出掉头北进、插向湘中、威胁长沙的建议，但均遭博古、李德拒绝。他们顽固坚持继续沿红六军团路线西进，这就不能不使中央红军在湘江之战中遭致惨重损失。过去对这个区别注意较少。其实，这是博古、李德指挥长征错误的一个重要症结。

    (四)红军长征出发地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由于1991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注释关于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的修改，引发了对红军长征出发地的争论；特别是开展红色旅游后，一些地方争着打“长征出发地”牌，其争论愈趋激烈。经过这些年考察，我形成了“长征出发地的多元论”概念，即长征的出发地是多元的，属于不同层面的出发地不只一个。比如，就中央红军言，瑞金是中央首脑机关的长征出发地，带有标志意义；于都是中央首脑机关和红军主力四个军团的集结出发地。还有红军部队从其他地方直接出发作战略转移进行长征的，如红九军团就是从会昌出发的，因而也是长征出发地。属于这个层面的出发地，还有石城、长汀、兴国、宁化等县。讲红军长征出发地的多元性，并不等于说红军战斗过的地方都是长征出发地。这以什么作标准？就中央红军言，大体以1934年10月7日中革军委下达撤离战斗前线到集结地的情况来确定。各部队接到命令时所撤离的那个地方，均可视为长征出发地。上述所列，只是中央红军的长征出发地。长征既然是“3＋1”的长征，其他红军还有各自的长征出发地，比如，红二、六军团的长征出发地在湖南桑植，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出发地在四川苍溪，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出发地在河南罗山何家冲等。因此，红军长征出发地不是唯一的，而是多元的。

    (五)“长征”概念的最早使用和长征目的地的不断变化。红军长征，最初叫“战略转移”、“西征”、“远征”。什么时候开始叫“长征”呢？我最初也以为是1935年5月以朱德名义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后来在写《长征行》过程中了解到报刊提供的信息，一查资料，应在此前的2月。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转战川黔边二渡赤水，在发动第二次遵义战役之前的2月23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告工农劳苦群众书》。该文告已使用了“长征”一词。随后5月在巧渡金沙江、通过彝族区时，以朱德名义发布的布告讲了“红军万里长征”，这样便用开了。①

    红军长征到陕北，这不是预先设定的。进行战略转移，开始并没有打算走很远。长征的路线和目的地是根据军事形势和作战情况而不断变化的。这是一个动态过程。红军长征目的地，据我初步统计，仅中央红军言，先后有8个设想：(1)在瑞金出发时是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发展复兴后再回来；(2)黎平会议决定到黔北的遵义地区建立新根据地；(3)遵义会议决定过长江到川西建立根据地；(4)会理会议决定到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去建立根据地；(5)两河口会议决定去川陕甘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6)毛儿盖会议进一步明确到甘南在洮河流域创建新根据地；(7)俄界会议决定到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建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8)在哈达铺初步决定到陕北去，随后的榜罗镇会议正式决定陕北为长征的最后落脚点。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后，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准了榜罗镇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决定，宣告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随后，中共中央将“红都”设在瓦窑堡，陕北成为中国革命大本营。

    明确了上述几个问题，再来看红军长征的基本内涵，就能作全面、总体的把握了。红军长征的基本内涵所包括的三方面的斗争，都有丰富的内容。

    第一方面的斗争，中央红军以湘江战役、四渡赤水和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为惊心动魄。红四方面军以嘉陵江战役、名山百丈关战役和甘南的“岷(县)、临(潭)、舟(曲)战役”最为激烈。红二、六军团包括后来的红二方面军的战斗则以在云贵高原转战乌蒙山的大迂回作战和在陇南的“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战役”最为著名。红二十五军以在河南方城独树镇和甘肃泾川王母宫塬的血战最为艰险。

    第二方面的斗争包括两个内容，突出地表现在两个系列会议上。一是与博古、李德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这以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和遵义会议最为关键。二是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这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从两河口会议开始，直到俄界会议，由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党中央同张国焘的直接斗争；二是在红军总部随红四方面军长征后在阿坝会议和卓木碉会议上，由以朱德为代表的红军领导人进行的反对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尖锐斗争。

    第三方面的斗争，以过雪山草地最为艰难。红一方面军以翻越四川宝兴夹金山，红四方面军以翻越四川丹巴至道孚的党岭山，红二方面军以翻越从云南中旬至四川乡城的系列雪山，牺牲的指战员为最多。过草地是长征途中所遭遇的最大的自然艰难险阻。三个方面军都经过了“水草地狱”，牺牲的指战员更多。

    红军长征在上述三方面的斗争中既突破了反动派军队的围堵，又克服了党内错误指导思想遭致的困难，还战胜了自然界设置的种种艰难险阻，实现了从东南至西北的战略大转移。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


    二、红军长征的基本发展阶段

    红军长征上述三个方面斗争的交错发展，使长征两年历程显出若干阶段性。我初步地将红军长征历程分为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的划分，是以中央红军的活动为主线来确定的，因为中共中央在中央红军，这样划段比较好把握全局。这里，我基本按时序讲五个阶段中对红军长征发生重大影响的若干重要活动和重大事件的看法。

    (一)第一阶段：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出发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

    这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初始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央红军的牺牲最为惨重。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于湘江之战。中央红军突破前三道封锁线基本没打大仗。但蒋介石在判明中央红军西进的战略意图后，调集30余万兵力，组成5路大军，沿湘江、潇水两岸建起550多座碉堡，筑构第四道封锁线，妄图以其优势兵力和精良装备，前堵后追，左阻右截，对红军实现“围歼”。面对严峻的形势，博古、李德顽固坚持继续沿红六军团路线西进，再加上又是“大搬家”甬道式行军，一再耽误了抢渡湘江的时间。湘江之战，从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达作战命令，到12月3日中央红军后卫部队被歼，共经历9天血战。红军广大指战员表现了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前仆后继，神勇杀敌，虽然歼灭了不少敌人，但红军自己折损了3万多人。这是建军以后在一次战役中所遭受的最惨重损失。湘江之战所以打得如此惨烈，从红军方面讲，一是错误路线的领导在通过前三次封锁线后还顽固坚持向湘江推进；二是坚持错误路线的领导拒绝接受毛泽东、彭德怀的正确建议；三是坚持错误路线的领导实行“大搬家”甬道式行军的恶果。

    但是，对湘江之战也不能只完全从消极方面看。“祸兮福所倚”。就此而言，它有两大重要历史意义：一是它证明了红军具有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和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任何力量消灭不了的。二是它教育了广大红军指战员，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实践基础。

    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后1个月，从鄂豫皖转移到河南罗山的红二十五军也开始长征。


    (二)第二阶段：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至1935年6月两河口会议前

    这五个月，中央红军长征尽管比较艰苦，但完全改变了此前的被动局面。其间的重要事件和重要战斗较多，比如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和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在小金实现了两军会师等。

    我对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召开重要会议的地方，都作过考察(红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会议只考察了一部分)。因为过去的长征书籍对有些会议，语焉不详，我想大体弄个明白。

    这里主要讲中央红军长征过程中召开的许多会议。据我的统计，可能不完全，属于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包括它的常委会和扩大会，从1934年底至1935年底，仅一年时间，比较重要的，有二十多个。这些会议，按其讨论的内容和解决的问题来划分，形成三个系列。

    一是中央红军在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前召开的中央系列会议。这个系列的会议有九个。它包括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还有泸定会议。这些会议基本上是讨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指导思想、军事路线、行军方向和作战方案等。

    二是中央红军在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召开的中央系列会议。它包括两河口会议、卓克基会议、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巴西会议、俄界会议等七个会议。这些会议都是讨论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的军事计划、战略方针、行动方向、作战方案，以及与张国焘的分歧，努力求得共识。其中的批评、斗争，也是希望求得团结，共同北上抗日。但这些会议没有实现这样的结果。

    三是与红四方面军分道后，中央红军在单独进军陕北过程中召开的系列会议。它包括哈达铺会议、通渭榜罗镇会议、保安铁边城会议、吴起镇会议、下寺湾会议、瓦窑堡会议等六个。这些会议就是不断讨论中央红军对陕北的进军，以及到达陕北后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调整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问题。

    这三个系列的会议，对中央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经过长征到达陕北根据地，开辟新的革命局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这里主要讲讲遵义会议怎样实现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后成为党和红军的实际领导核心。对此，起重要作用的主要是三个人。

    一是王稼祥。他首先提出召开遵义会议，要将博古、李德“轰下台”。

    二是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他第一个发言对博古“开炮”，作“反报告”，提出让毛泽东回到军队领导岗位。并且，遵义会议的决议是由他起草的。

    三是周恩来。他的作用至少不在王、张之下，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起了决定性作用。第一，周恩来负责会议的组织工作。原定是政治局会议，而不是扩大会议。博古最初不同意扩大到军团主要领导参加，但军团领导人纷纷要求，周便通知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前来参加会议，这为在会议中提出改组中央领导，让毛进入中央常委奠定了基础。第二，周恩来在会议上的主持和发言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一天会议博古作报告，由周主持。博古刚讲没多久，张闻天加以打断，抢先作了代表毛泽东、王稼祥和他的三人发言，周恩来没予制止，让其“开炮”；毛泽东对李德的战略战术进行严厉批判后，李德想反驳，又被周恩来制止。这个导向对会议不能不产生重要影响。第三，周恩来的“副报告”，着重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主动承担责任，请求免去自己的军事领导职务，并全力推举毛泽东来领导红军。他的这个表态和提议得到了与会多数人的肯定和拥护。由于他的身份和影响比张、王要大，他的这个态度对于遵义会议作出毛泽东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参与军事领导的决定，无疑发挥了最重要的影响。第四，遵义会议后，周恩来与博古有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对于顺利实现遵义会议没有解决的最高领导权力的交接起了决定性作用。②

    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对于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虽然起了重要作用，但毛泽东这时毕竟不是一把手，为什么说他成了领导核心呢？这里有一个看问题的方法论问题，即不应从形式上看问题，而应从实质上看问题。周恩来对博古的那次谈话中说过：谁做“书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军权，谁来领导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周恩来的这个话是说到了实质。这毫无疑问，应是毛泽东。所以说，遵义会议实现了以毛泽东为党中央实际领导核心的转变。


    (三)第三阶段：从1935年6月两河口会议至9月中央红军到达哈达铺前

    这一阶段也有很多会议，主要是第二个系列的会议。从两河口会议开始，直到俄界会议，由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党中央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倾向进行了很有耐心的博弈和斗争。这一阶段最重要的是与极其恶劣的大自然环境作生死拼搏。就中央红军言，最为艰难的是过雪山草地。

    这里主要讲讲以中央红军为主体的右路红军过草地的情况。过去对红军过草地的了解是抽象的，我在2003年9月走草地所见到的情况尽管与当年红军过草地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所了解的红军过草地的那段历史，令我深受教育。讲红军长征不能不讲这段经历。

    1935年8月下旬，改编为右路军的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经过一个月左右的准备后，由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以及前敌指挥部率领，开始向着渺无人烟的广袤草地进发。

    红军长征以来，经过了许多艰难险阻。但是，穿越数百里草地，则是自然界设置的最大艰难险阻。草地汊河横生，水流淤滞。经年水草，盘根错节。草甸之下，积水淤黑，浅处齐膝，深处没顶。远远望去，似一片灰绿色海洋，不见山丘，不见树木，鸟兽绝迹，人烟荒芜，茫茫无垠。草地气候恶劣，昼夜温差极大。雨雪风雹来去无常，晴空迷雾变幻莫测。每年的5月至9月为雨季，滞水泥泞的沼泽更成漫漫泽国。红军正是这个季节过草地的。

    经过考察，我将红军穿越草地归纳为有四难。

    ——首先行走难。一望无涯的草地没有路，人和骡马须跳跨草甸前进。过草地，一怕没踩着草甸陷进泥沼，来不及抢救被污泥吞噬；二怕下雨，滑倒了掉进泥沼；三怕过河，虚弱的身体经不住冰冷河水的刺激，被急流冲走。

    ——其次食饮难。准备的青稞麦炒面或麦粒，两三天就吃完了。还有一多半路程靠吃野菜、草根、树皮充饥。有的有毒，吃了会死。后续部队吃不上野菜、树皮，就将皮带、皮鞋，甚至皮毛坎肩，还有马鞍子，煮着吃。有的战士饿得实在没吃的，就将屙的屎里没有消化的青稞麦挑出来，洗了再煮吃；潴水有毒，没有喝的，就喝人尿、马尿。

    ——再次御寒难。草地天气，一日三变。下午往往黑云密布，暴雨冰雹铺天盖地而来，或者雾雨朦胧。指战员身上的衣服总是湿的。夜间降温至零摄氏度左右，冻得瑟瑟发抖。

    ——还有宿营难。找不到干地，就在泥泞渍水里铺点东西露宿，或就地而卧，或坐着打盹，或背靠背睡一会。若风雨交加，就在淋浇之下煎熬。次日清早，往往会看到草地上长眠一些战士，甚至是跟自己背靠背的战友。在将走出草地的最后两天，长眠在草地的战士成片成堆。

    红军过草地究竟牺牲了多少同志，阿坝自治州给我一个材料说：红军三大主力在两年数次过雪山草地期间，非战斗减员在万人以上。张闻天夫人刘英在回忆录中说：红军过草地牺牲最大，这七个昼夜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子。走出草地后，“我觉得是从死亡的世界回到了人间”。

    1935年8月底，右路红军克服世所罕见的艰难困苦，到达巴西地区。此后就发生了已过草地的党中央同不愿过草地的张国焘之间关于北上还是南下的战略行动方针的争论。在张国焘发出9月9日电报即所谓“密电”之后，张国焘自恃兵多马壮、资源丰厚，与党中央公然分庭抗礼，大肆进行分裂主义活动。

    (四)第四阶段：中央红军从1935年9月到哈达铺至12月瓦窑堡会议前

    在这个阶段，中央也开了许多会议，属于中央红军长征期间的第三个系列会议。这些会议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和在陕北开展新的斗争而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战略部署。其间的重要事件有：哈达铺确定长征落脚点和榜罗镇会议，红二十五军和中央红军先后到陕北，胜利结束长征；直罗镇战役和纠正陕北“肃反”错误的两个“奠基礼”；张国焘分裂党的阿坝会议和卓木碉会议；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等。

    这里要说明为什么以哈达铺会议，而不以俄界会议作为划分长征历程阶段的标志。这里有一个观察分析的切入点问题。我是这样考虑的：

    一是哈达铺会议与俄界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不一样。俄界会议是巴西会议的继续。在“九九电报”之后，中央秘密北上俄界，要对中央内部分歧的严重情况以及为什么要紧急分兵单独北上向全军有一个交代，因此召开俄界会议。这就决定了讨论张国焘问题是会议的主题，首先要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对俄界会议如何定位，这个主题应当成为主要依据。因此，我将其归为上一阶段的终结，因为从两河口会议开始，中央的一系列会议讨论的问题都是围绕张国焘而展开的，俄界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算是对张国焘由反对中央的战略方针发展而成的分裂主义错误作出了一个阶段性的结论。再看哈达铺会议，由于俄界会议对张国焘的问题已作了决议，它根本未再讨论这个问题，因此，这两个会议的主题显然不同。就这一点而言，说哈达铺会议是俄界会议的继续，除了时间在后这一点外，从内容言，似很难说得通。

    二是哈达铺会议与俄界会议关于对长征落脚点的选择不一样。这两个会议都讨论红军的发展方向问题。俄界会议鉴于张国焘的分裂行径严重削弱红军力量，决定改变原定的到川陕甘去的战略方针，而到靠近苏联的中国边境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以便取得国际援助。因此，当时没有立足陕北的思想。而哈达铺会议则不一样了。由于通过报纸了解到陕北有刘志丹的红军，红二十五军到陕北去会合了，于是改变了俄界会议关于到靠近苏联的中国边境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以便取得国际援助的战略方针；初步决定到陕北去，将它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这是指导思想的重大变化，而不是俄界会议那个战略方针的进一步明确的问题。我同意这样的说法：自两河口会议提出到“川陕甘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战略目标以来，都只是有一个“大的方向”，红军究竟到哪里去落脚，最终目的地在何处？党中央和毛泽东都“心中没有底”。只是到了哈达铺，才第一次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有的同志说：过去只明确了“定向”问题，到哈达铺后才解决了“定点”问题。这个说法很好。解决“定点”不是个一般性问题，它使一年飘忽不定、不断转战的红军有了一个“家在哪里”的归属。正因为这样，全军上下才那样欢呼雀跃。对于中央红军来说，这是自小金会师以来的又一次欢悦，一扫两河口会议后包括俄界会议在内中央领导人心中由于张国焘问题产生的阴霾。哈达铺会议提出到陕北去找刘志丹、找徐海东，与那里的红军相会合的战略发展方针，不仅是一个关系中国革命发展前途和红军命运的重大决策，而且在长征发展历程中具有阶段性的里程碑意义。

    基于上述两点考虑，我以为，哈达铺会议是长征历程划分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当然，对哈达铺历史地位的表述可以有多种说法。据称，目前有三种主要说法：一曰“名副其实的加油站”；二曰“走向胜利的转折点”；三曰“改变红军长征命运的决策地”。在没有形成共识前，这几种说法可以并存。我个人基本赞同“决策地”的定位，但目前的这个表述的内涵似太宽泛，文字还可斟酌一下。比如，能否改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落脚陕北的决策地”。这可能更准确一些，也更能突出毛泽东的决策作用。

    关于两个“奠基礼”问题。中央红军缩编为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后，于1935年11月初与红十五军团会师。中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陕甘支队编为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并入红一方面军。这时，国民党当局对于红军的会合，加强了“围剿”部署。敌军增至3万余人，红军只1.2万人。当时已入寒冬，红军的军需、给养困难很多。为打破“围剿”，从11月20日到26日进行了直罗镇战役。此仗战果辉煌，歼敌1个师又1个团，击毙敌109师师长等官兵1000余人，俘敌5300多人。这次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为党中央和红军在西北建立大本营，举行了奠基礼。这在党史、军史上已成定论。（未完待续）

   石仲泉，《毛泽东思想研究》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