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的基本内涵和长征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下）

    2003年我走长征路，到陕北作现场考察后，感到当时的奠基礼，实际应当是两个：除直罗镇战役是军事奠基礼外，中央纠正陕北的肃反错误可视为“政治奠基礼”。因为陕北的“肃反”造成的政治危机，丝毫不亚于国民党军的“围剿”。当时，国民党军正在实施“围剿”，而在中央红军到陕北前的领导机关中共中央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认为陕北党内有严重的“右倾取消主义”和“右派”活动，不顾前线紧张的军事形势，开展“肃反”运动；并派人到前方和陕甘边逮捕干部，甚至将已任红十五军团的副军团长刘志丹也关押起来。红二十六军的营以上、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区以上干部，还有一些从国统区过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共200余人惨遭杀害。对刘志丹等60余人施以重刑，昼夜审讯，索取口供。这样大规模的捕杀，使陕北根据地面临严重危机。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吴起镇获悉情况后，立即指示：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经过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五人领导小组对案卷材料的审核和广泛调查，认为强加于刘志丹等的罪名不能成立。在党中央的直接干预下，被捕的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所有人员全部释放，宣布平反，恢复工作。中央纠正这一严重的肃反错误，为巩固和扩大陕北苏区奠定了政治和组织基础，因此，可将其视为“政治奠基礼”。

    (五)第五阶段：从1935年12月中央瓦窑堡会议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陕甘宁会师

    这一年，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很大变化，中央红军为巩固和扩大陕甘宁根据地作了很大努力。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破产后，红军三大主力实现会师。其间的主要事件有：瓦窑堡会议与红军的东征和西征，红二、六军团长征北上到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三军的大会师和大会战等。这里主要讲讲红二、六军团长征北上到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师问题。

    红军三大主力的长征，既以红六军团西征去与红二军团会合揭开整个红军长征的序幕，又以红二、六军团本身的长征出发最晚。红六军团以湘赣苏区为依托，于1933年6月成立。红二军团是1930年7月至9月间，由湘鄂边贺龙任军长的红三军和段德昌率领的红六军在湖北公安会合组成，以贺龙为总指挥、周逸群为政治委员。1934年10月，由任弼时、肖克、王震领导的红六军团，辗转到达川黔边，与红二军团会师。此时，中央红军已开始长征。红二、六军团为作战略策应，于11月下旬，解放大庸(今张家界市)，进行巩固和发展湘鄂川黔根据地的斗争。至1935年夏，根据地在东西600余里、南北240余里的地区建立了10多个县级政权，控制区域人口约200万。部队发展到4个师12个团，约2.1万人，地方武装数千人，吸引一二十万国民党军，减轻了在黔、滇长征的中央红军压力。在中央红军北上陕甘后，湘鄂川黔苏区是长江以南地区的唯一规模较大的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将其视为心腹大患，于1935年9月始，纠集20余万兵力，进行“围剿”。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在辗转得悉中央北上陕甘的消息后，红二、六军团领导人决定：部队进行战略转移，向中央红军靠拢。1935年11月19日，两军团在贺龙家乡桑植刘家坪地区踏上了长征的艰苦征程。

    红二、六军团的长征，也是拖着敌人兜圈子，从南突围，先取湘中，调动敌人，然后再转入贵州。1936年2月初，又转战至云、贵、川三省要冲的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实施战略展开，进行创建新的根据地的工作。随后又进行转战千里的乌蒙山回旋战，拖得国民党军精疲力竭。1936年3月下旬，根据中央指示，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经过长途跋涉，转战滇中，挺进滇西，于1936年4月下旬，部队经过“万里长江第一湾”的石鼓地区抢渡了金沙江。5月上旬，部队到达中甸藏区。整休短时间后，红二、六军团兵分两路继续北上，前往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为了接应红二、六军团北上，红四方面军派出部队进占雅江、理塘，以保证二、六军团北上的侧翼安全。同时，朱德在红军总部召集会议，布置迎接二、六军团的准备工作，要求各部队在两军会师后，互相学习，切实保证两军的团结。

    红二、六军团分兵后，右路纵队六军团在肖克、王震率领下，翻越雪山抵达与滇交界的乡城县。从中甸经乡城到甘孜一线，是多雪高山地，海拔四五千米。六军团翻越雪山到乡城途中，有600多名指战员倒下。6月初，先头部队进抵离甘孜近500里的理塘以南地区，与前来接应的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合。下旬，六军团抵达甘孜附近，受到专程从红军总部赶来的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的热情接待。红二军团在分兵后是左路纵队，基本上沿着金沙江边、隔岸相望西藏而行，北上进军遇到的困难更多些。6月下旬，二军团到达紧邻甘孜的白玉县。经过几天休整后日夜兼程，赶往甘孜。

    1936年7月1日，两军团集结到甘孜县城附近，朱德、张国焘、陈昌浩等前来会见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两支大军举行会师大会，朱德等发表欢迎讲话。他再次强调：中央去年已带着一方面军到达陕甘，现在那边已经巩固，红军也壮大了。我们要与他们会师，开赴前线，共同抗日救国。甘孜会师，对于制止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促进红军团结、北上抗日，起了重要作用。

    红二、六军团到甘孜后，为了加强统一领导，中央军委命令：建立红二方面军，任命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肖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中央的这一决策，将红二方面军置于中央的直接领导之下，有利于同张国焘开展斗争。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从7月上旬继续北上，踏上了新一阶段的长征路。在二、四方面军过草地途中，中共中央又批准成立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统一领导两个方面军北上行动。这为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红军长征史上的几个问题

    两年的红军长征历史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红军长征史上的许多问题，经过数十年的研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都很清楚了，并达成共识。但也有一些问题仍存有异议，有的问题还可以深入挖掘。这里谈谈我接触到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遵义会议与其前后一些会议的关系

    通过对中央红军长征途中重要会议的考察，首先感到有一个党史上过去没有展开论述的问题，即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此前此后的一些会议对遵义会议起了怎样的作用，应当给予怎样的评价？过去只是孤零零地看待这些会议。对于这些会议与遵义会议的关系，缺乏研究。2002年7月下旬，我在湖南考察通道会议时，那里的县党史办主任向我介绍通道会议情况，也讲了他对通道会议历史地位的看法。2003年3月考察黎平会议，那里的同志也讲了黎平会议怎样重要的情况。他们都对孤立地讲遵义会议的作用有不少意见。这对我以很大启发。

    为了把握好遵义会议与其前后一些会议的关系，我提出了认识这些会议关系的方法论原则。这就是：(1)要把理论的逻辑推论同历史的具体时空情况结合起来，不宜对历史问题作抽象的分析。(2)要把历史前进的最终结果同历史发展的渐进过程的分析结合起来，将历史事件的发生放在历史过程之中来认识，不应将复杂的历史过程简单化、直线化。(3)要把对历史环节的认识同对历史链条的认识结合起来，既要充分肯定具体历史环节的作用，又要将其放在整个历史链条中加以平衡。(4)要把对历史主力作用的认识同历史合力作用的认识结合起来，既充分肯定历史事件发生的主要因素，又不抹杀其他因素的作用。据此，我以为，对遵义会议与其前后一些会议的关系，可以讲两句话：

    一是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还有其后的会理会议)，可视为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要讲“过程论”，即要把遵义会议发生的历史伟大转折，看作是一个历史过程，而不是突然从天而降的。还要讲“合力论”，即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的诸多会议都为推进党的历史第一次伟大转折发挥了作用，给予应有的评价无可厚非。还要讲“链条论”，即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都是实现党的伟大转折这段历史链条的一个历史环节。这些会议是一个接一个开的，其历史作用就是一环扣一环的，或者说，没有上环就难有下环。这样，每个历史环节都有其不可抹杀的作用。从这几个方面说，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不应当只孤零零地看作是遵义会议的成果，而是这整个历史链条共同推动历史前进的综合作用。就此而言，说上述这些会议，是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可以避免因孤立讲某个会议的作用所引起的这样那样的负面影响。

    二是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的卓越代表和根本标志。讲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是推进历史转折的系列会议，并不是说所有这些会议的作用是完全一样的；强调系列会议的合力作用，丝毫不是要贬低其中主要会议的突出作用。一方面，合力与分力相辅相成，红花与绿叶相得益彰；另一方面，合力以分力为基础，绿叶乃为托出红花。因此，对这段历史，既要讲系列会议的作用，又不能模糊主要会议的突出作用。

    说遵义会议是这一系列会议中的卓越代表，它起的历史作用可以充任这一系列会议中的伟大标志。具体来说是因为，第一，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没有从根本上拨路线之乱(军事领导方面)，只有遵义会议才开始解决这个问题。第二，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没有解决组织领导问题，只有遵义会议才开始改组中央领导，逐渐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第三，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是小范围的，只有遵义会议才扩大到主要的军事指挥人员，这既有利于发扬党内民主，更有利于统一全军的思想，坚决保证会议决议的贯彻执行。第四，此后的几次会议，归根结底是巩固遵义会议取得的成果，完善其组织领导，坚持其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因此，我认为，讲遵义会议所发生的党的历史第一次伟大转折作用，应讲两句话：即一是要强调系列会议的合力作用；二是要突出遵义会议的标志作用。

    这两句话是什么样的关系？简单说来，前一句话是基础，后一句话为主导。没有系列会议的基础作用，就不可能有遵义会议的主导作用。反之，如果没有遵义会议标志作用的凸显，系列会议的合力作用很难为历史所承认。据此，我以为对两个《历史决议》关于遵义会议的定位，将其作为上述一系列会议的卓越代表来理解，更符合历史实际，更为科学。


    (二)关于与小叶丹的彝海结盟

    刘伯承与小叶丹歃血结盟的故事，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党史书上都是作为一个重要内容来讲的，但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有的党史工作者对彝海结盟提出异议后，有的书就不讲它了。走长征路时，我专门对此作了考察。

    刘伯承与小叶丹在彝海歃血结盟，这是历史事实，不存在问题。党史研究的不同意见发生在彝海结盟之后，小叶丹所属的冕宁县，在中共冕宁县工委领导下成立了公开的武装组织冕宁县抗捐军。在红军大部队走后，彝族奴隶主武装袭击了通过彝族区的抗捐军，队伍被冲散，负责人多数被害，随后，冕宁县革命委员会这个红色政权亦瓦解了。小叶丹领导的那支武装，有些人参与了袭击抗捐军的活动。据此，有的党史工作者对小叶丹持否定态度，认为参加攻打抗捐军是叛变革命。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如何评价小叶丹和要否继续宣传彝海结盟的问题。

    这件事主要发生在四川。中共四川省委很重视这个问题，指示有关部门对小叶丹家族参加攻打抗捐军一事进行调查。根据省州县的多次专题调查，都还作不出定论。四川省委负责同志讲了这样三点意思：

    第一，小叶丹作为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一个彝族家支头人，能做到与红军结盟，并护送红军顺利通过彝区，帮助红军粉碎蒋介石企图使红军重蹈石达开覆辙的阴谋，为抢渡大渡河赢得了时间。这个功绩不能抹杀。解放初期，刘伯承曾对时任中共西康区党委书记的廖志高讲：要做好少数民族工作，少数民族对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当年与小叶丹结盟就是我们重视民族工作的结果。彝海结盟是报告了中央决定的，如果不结盟，再推迟三天，蒋介石的重兵就调到大渡河堵住我，就可能走石达开的下场了。彝海结盟60周年时，廖志高在一封信中也说，彝海结盟对中国革命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功不可没。

    第二，在几支黑彝家支武装中，他领导的果基家支对国民党的斗争最多。他们一直按照当年刘伯承讲的“一个指头没有劲，十个指头捏在一起就力量大了”的话，联合其他黑彝家支的人，共同抗击国民党军。这种斗争应当肯定。

    第三，在后来与其他黑彝家支的械斗和与川军地方武装的斗争中，小叶丹和参加果基支队武装的彝民的许多财物都丢掉了，却千方百计地保存刘伯承赠与的“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的队旗。他对妻子和弟弟说：不要忘了刘伯承的嘱托，不要忘记共产党红军的恩情。“红军一定会回来的，刘伯承我信得过，他绝不会骗我，万一我死了，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这面红旗，将来把它亲手交给红军。”1942年5月下旬，小叶丹在国民党地方头目挑起的彝族内部械斗中身亡。1950年5月，冕宁县解放。果基家支的彝民群众找到驻军司令部，小叶丹的妻子将“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的队旗献给政府。小叶丹家族对共产党的这种态度是很好的。

    我以为，有关方面对小叶丹的上述意见是正确的。小叶丹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组织的头头，我们不能以共产党员的标准去要求这个少数民族首领；就是对共产党的干部，也要从实际出发作具体分析。我们写党史对小叶丹这个历史人物要予以肯定，写红军长征还是要讲彝海结盟。这是党和红军贯彻执行民族政策的一个典范。


    (三)关于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贡献

    对红四方面军进行的长征和作出的贡献，过去的党史书讲得很少。因为张国焘分裂党、成立第二中央，是在四方面军长征途中发生的。这不能不影响对红四方面军长征的认识。我在2004年7月对红四方面军开辟的川陕根据地及随后的长征作了重点考察之后，深深感到：张国焘的错误对四方面军的长征无疑有很大影响，但不能因此就淡化乃至否定四方面军长征的贡献。过去的研究和宣传太失衡了。我初步地将四方面军的贡献归纳为五点：

    第一，对中央红军北进川西发挥了重要的策应作用。红四方面军在1932年底开辟的川陕苏区，将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由东南引向西北，并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中央红军的长征，在遵义会议前几乎陷入绝境。为尽快改变这个局面，遵义会议后不久，中央发电红四方面军派兵南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对挥师策应作了多方努力未果后，最后决定集中主力西渡嘉陵江，突入敌后，以策应中央红军。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进军嘉陵江，实际上开始了漫漫的长征路。那时，中央红军正在四渡赤水、转战黔滇，被国民党军前堵后追喘不过气来，处于非常艰难的时期。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战役的胜利，对国民党军是个重要的牵制，对中央红军摆脱困境起了有力的缓解作用。红四方面军在获悉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来电后，即向川西松潘一带前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当然，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根据地有多方面的原因，如蒋介石以二百个团兵力实行“川陕会剿”，四方面军背腹受敌；川陕根据地在两年多打了十六个月大仗，再加上张国焘推行鄂豫皖时期那套“左”的政策，使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几乎耗尽等。但如果不是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需要，红四方面军准备直接出西北方向，另作他图了。因此，对红四方面军长征坚持了策应中央的正确方针这一点，应予充分肯定。

    第二，对中央红军克服物资匮乏、补充兵员起了巨大的支援作用。红四方面军在进入松潘、理县、茂县地区时，中央红军已经过冕宁，正向大渡河挺进。红四方面军领导层将迎接中央红军作为首要任务，并进行了多项重要准备。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达维会师。两支部队的指战员相互间开展慰劳活动。四方面军通过络绎不绝的马队、牦牛队，把一批批慰劳品从茂县、理县送至小金中央红军驻地。其中最难得的是筹集到的数十万斤粮食，还有上千件衣服套装、皮衣、棉大衣、毛毯、鞋子等。后来，还给中央领导同志每人送了一套粗呢制服。中央红军也捐了不少钱给四方面军。中央红军长途跋涉，减员不少，出现官多兵少的状况。经中央批准，四方面军调拨了3个团，近4000人，充实中央红军。四方面军的大力支援，对中央红军增强战斗力、改善军需，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在所经过地区发挥了强大的“宣传队”作用。红四方面军有一个由20名石匠组成的钻字队，在砂石岩上将标语口号镌刻成大字。这就是有名的“红军石刻”。据说，川陕根据地保留下来的红军石刻标语在80年代曾有4000多条。这是在其他苏区罕见的，目前已成为珍贵的文化景观。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见到有3000多字的《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和6000多字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令》巨幅石刻原件。在长征途中，宣传队继续镌刻大字标语。仅苍溪就保存有1000余幅石刻标语和群众送亲人参加红军的生动图画。我们见到的较多的标语有：“红军是穷人的军队”、“共产党是替穷人找饭吃的政党”、“只有共产党是革命为民族独立的唯一领导者”、“只有工农红军才是抗日反帝的急先锋”、“消灭刘湘，与中央红军共同北上抗日”等。这些红军石刻标语，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第四，在所经过地区发挥了“播种机”作用。红四方面军所到之处，包括后来南下到一些地区，仍然宣传党的政策，坚持地方群众工作。张国焘搞分裂是在党内军内，并没有在广大群众中公开打旗帜。即使另立中央，也是打着马列旗号，蛊惑人心，进行蒙骗。广大指战员对党是忠诚的，对长征是坚定的，对群众工作是积极的。红四方面军三次进出藏区黑水县，逗留时间150多天，多次派出人员与黑水各地头人会谈，宣传民族政策；帮助藏胞建立了1个区和6个乡的苏维埃政权，还分别建立有游击队武装组织。红四方面军在宝兴活动四五个月，不仅成立了县委，还成立了县苏维埃、4个区苏维埃、8个乡苏维埃、44个村苏维埃，赤化了全县。在马尔康地区，建立了6个地方苏维埃和游击队，将根据地由松理茂赤区扩大到大小金川地区。红四方面军在这些地区播下的革命火种，对于团结藏族人民投入抗日战争、进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五，壮大了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力量。红四方面军在达维同中央红军会师时为8万多人。这以后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南下时牺牲1万多人；在甘孜整编时为4万余人；重新北上，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时为3.7万多人。随后，红四方面军一部奉命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失散和牺牲2万余人。红四方面军另一部分到达陕北。结果在延安统计各方面军实有人数时，仍以红四方面军的人居多。抗日战争爆发后，基本改编为八路军第129师。解放战争时期又基本构成第二野战军的主力。新中国成立后授衔的将军，也以原红四方面军为最多。我国的三个将军县，其中两个县(湖北红安县和安徽金寨县)多为红四方面军的将军。红四方面军的军史、战史，以光辉的实践证明：它们是党领导的能征善战的一支不可缺少的革命军队，在整个人民军队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四)关于“九九电报”(即所谓密电)

    在长征途中，张国焘的思想有一个变化过程。应当承认，在开辟川陕苏区和为迎接中央红军进行转移作战略策应的长征到建立松、理、茂红色区域这个时期，还是做了许多有益工作的，甚至是有功的。因为他是一把手。若他不赞成，那些成绩很难取得。但是，自两河口会议始，张国焘就开始打自己的算盘，与中央闹别扭了。一是在两军会合后到哪里去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上与中央意见相左，中央提出拟向东、向北去川陕甘开辟根据地，而张国焘却主张两军会合后，控制川西北地区，向南进攻；二是了解到中央红军不足3万人，而他有8万多人，开始自恃人多枪多，野心逐渐膨胀，一方面不同意中央的北上方针，另一方面又伸手要权。此后，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对于党和红军的前途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在人烟稀少的川西北地区，红军与国民党的战争危机暂时不尖锐了，党内危机却逐渐严重起来。

    所谓密电问题，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红军长征史的一大热点。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两个问题：一是有没有1935年9月9日的“密电”；二是“密电”的内容究竟是什么。2003年走长征路，我专门到发生这个事的巴西、阿西、潘州、班佑等地作了实地考察，了解当时中央研究处理此事的一些实际情况。在我看来，第一，应当承认，有“密电”。毛泽东1937年3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判张国焘的错误时讲过此事。第一个看到“密电”的叶剑英，多次说过此事的具体情况。张国焘坚持“南下”的思想很顽固，电报很多，这不过是一个具体情节。再则，张国焘的要害是另立中央，没有必要杜撰此事。说没有“密电”的，仅以中央档案馆没有这个电报，不能说明没有此事。因为此后战事频繁，丢失是有可能的。还有，若要讲保存电报，首先应查收电人和发报机关。该电不是发给中央和毛泽东的，在党中央的文电档案里找不到“密电”没有什么奇怪。这个论据很难成立。

    第二，关键是“密电”的内容。收电人员最初讲的“武力解决”之类的话，曾产生轩然大波。经过考证，这个说法没有文献根据。这样重大的事，不拿出确凿证据就讲是不合适的。现已得到澄清。目前都以毛泽东1937年3月在延安批判张国焘的会议上讲的为准。其核心内容是“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有会议记录，比个人记忆准确。这是一个教训。凡是党史上的重大问题，都不能仅凭个人记忆，一定要查档案，找文字根据，不能轻信脑袋瓜子。这应当成为研究党史的一条准则。

    第三，对“密电”问题不宜“炒作”。张国焘主要是两大错误。首先是另立中央，搞分裂主义。其次是坚持“南下”路线，使四方面军遭受不应有的许多挫折，也影响了中央的北上进军。尽管从时序上讲，“密电”南下错误在前，另立中央错误在后，但像张国焘这样拥兵自重，公然扯起第二“中央”旗号的，在党的历史上还没有第二例。再则，“密电”只是坚持“南下”路线的一个具体情节。这不是“本”，而是“末”。有的同志往往本末倒置，对“本”不大关注，对“末”却兴趣浓厚。这是研究党史的“猎奇”倾向的反映。事实上，“密电”是密而不奇。杨尚昆对此事有个说明。他说：“密电”问题，凡军用电报“都是以专用的密码拍发的，而且不止一套密码，还有不同的密级，也可以说都叫密电。我虽然没有见到那份原电，但最早收阅电报的叶剑英当时亲口告诉过我，毛主席和周恩来多次讲到这件事，后来我又问过当年收抄这份电报的吕黎平，对有这样一份电报是没有疑问的。原电毛主席看过后，要叶剑英立刻送给陈昌浩他们，以后没有再找到。但中央北上后给张国焘等的电报中仍可找到证明”。③这说明，这份电报跟在此期间的其他许多电报一样，不是说只有它是“密电”，其他不是。“密电”说法，若不作正确理解，会给人产生误导。如果以后就讲“九九电报”，不使用“密电”表述，就可以淡化“密电”之“密”给人的“猎奇”感。


    (五)关于三路红军的大会师

    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在党史和军史上，已取得共识。但是，个别地方的党史工作者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一不在会宁，二不在将台堡，而是在宁夏同心县。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1936年10月9日的会宁会师，是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师；10月22日的将台堡会师，是红一、二方面军的会师；只有11月12日在同心城清真大寺的会师，才是红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的真正会师。因为三个方面军的最高首长第一次到齐了，召开了万人军民联欢大会，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都发表了讲话。这种看法得出结论认为：“会师过程是渐进的，逐层提高的。同心城的会师比任何一次的会师都更完整、更全面、更具体、档次最高，也最合情理。所以，红军三大主力最后的真正会师地在同心。”这一观点提出后，引起了研究者们的关注，持异议者不少。

    我不反对提出“新说”，而且对那些提出“新说”的人一直是很敬佩的。但是，对于“新说”，第一，要有充分的理论或史实根据，使“新说”站得住；第二，不要排他，否定别人，搞非此即彼，唯我独尊。“同心会师说”，如果史料坚实，不去贬低会宁和将台堡会师的意义，我以为不是不可以讨论的。既然长征的出发地可以是多元的，那么长征的会师地为什么不能多元呢？只要立论充分，完全可以。对于“同心会师说”的立论，提出两点意见。

    一是“同心会师说”的原始文献根据。上述所讲三个方面军会聚同心城是事实，但怎么称呼这件事，能不能叫“会师”？为什么当年不叫“会师”？要做点研究。从目前所披露的文献情况看，似乎在中央的档案文献中没有将三个方面军的此次会聚，从“会师”的角度来讲这件事。为什么当时的中央不将这次会聚看成“会师”呢？我想，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会宁会师时，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这三个最高规格名义联名发出了一个很长的上千字的“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即会师通电，而且在将台堡会师后两天即10月24日向共产国际报告说：“三个方面军已完全会合”即会师。也就是说，三个方面军会师的问题已解决了，可能也就没有必要再将这近20天后的会聚作为会师看待。而且，此时党中央最主要的任务是要粉碎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对红军的“追剿”，准备进行山城堡战役，“会师”已经不再处于“兴奋点”位置。所以，三个方面军在同心的会聚在文献中没有从“会师”的角度去讲它。当时既不可能有什么级别的领导人的会合叫“会师”一类的考虑，也根本不可能去想几十年后“会师地”还要搞纪念活动的问题。今天，这样的问题凸显出来了，对“会师地”这一类问题引发的争议不少，这可以理解。有关方面可以就这个问题举行学术研讨会，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如果大家取得共识，认为这个“新说”站得住，也不是不可以与时俱进，使之成立。

    二是如何看待会宁会师和将台堡会师。这两个会师都是历史。会宁会师讲了几十年，将台堡会师也为大家公认，党的主要领导人都题了词，中央有关部门下发过文件，过去也进行过较大规模的宣传。至今也没有发现这么讲有什么错误。对这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不能贬低和否认。否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持“同心会师说”的同志要全面地看待会宁和将台堡会师的历史意义，不能单纯从三个方面军到得全不全、领导人到得多不多和齐不齐来立论。中央讲“会师”，并没有将此作为主要根据。如果以此作为衡量“会师”的标准，可能欠妥。

    三是提出“新说”或学术探讨，要讲究辩证法。在学术上，有的“出新”要“推陈”，有的“出新”不一定“推陈”。现在提倡“和而不同”，我赞成这种观点，学术上也应“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如果“同心会师说”在经过充分论证之后能够成立，那么可不可以与会宁会师和将台堡会师并存呢？这就看提出“同心会师说”者，能否修正自己的观点，变成“三个会师地”说，而不是坚持只有我一处是“真正会师地”说。这也许是一条出路。


    注释：

    ①唐朝诗人王昌龄的乐府《出塞》诗云：“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万里长征”一语可能因此而来。

    ②遵义会议改变原定议题和程序，推举毛泽东参与中央核心领导的情况，博古在会前一点不知道。对会议批他也没有思想准备。会后，博古对遵义会议上一些发言一直想不通。在1935年2月初中央红军长征一渡赤水到达“鸡鸣三省”的村子改组中央，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时，周恩来同博古有一次长谈。他说：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说明中国革命的源泉在农村，必须走农民战争道路。这以后，我就在考虑，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我虽然长期做军事工作，军队干部也拥护我，但我有自知之明。你虽然有才华，但不懂军事，很难领兵打仗。行伍出身的人不会服你。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很擅长农民运动，深知在中国干革命，离开了农民将一事无成，农民战争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基石。他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他喜欢历史，善赋诗词，文笔豪放，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帅才。当然，人无完人，但战争需要他率领红军打败蒋介石，这是最重要的。我对他是到中央苏区后，才了解到他打仗很有一手，每仗全胜，很是佩服。宁都会议后，他离开军队，像一块石头一直压在我心里。红一方面军不能没有他。从红军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上来。黎平会议上，他有理有据地驳倒了李德的错误主张，使我下了决心要尽快“去李换毛”。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中央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你的讲话不检讨军事路线错误，遭致很多人不满，促使我不得不站出来检讨反“围剿”失败的领导责任，批评你的错误。会议发展到集中批评你，是因为大家憋了一肚子话要说，你应想开些。对毛泽东，你要看大处，希望你能抛弃和他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新政权这个大局。这一席谈话，使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顺利实现了博洛交权。

    ③《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44页。

   石仲泉，《毛泽东思想研究》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