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老校长华岗的悲剧人生

　　华岗这个名字，今天还偶被提及，通常是因为他曾担任山东大学的校长。其实，校长这个职务，是他一生担任过的众多重要职务中的最后一个职务。

　　华岗（1903年6月9日－1972年5月17日）华延年，又名华少峰、华西园，曾化名潘鸿文、刘少陵、华仲修、林少侯、林石父，笔名石修、晓风、方衡等；华岗同志是中共早期职业革命家、编辑家、哲学家、史学家、教育家，1955年受“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株连被捕，1972年不幸去世。

　　1950年4 月，华岗被任命为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创办《文史哲》杂志任社长，同年出版《苏联外交史》、《目前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和任务》。1951年春，济南华东大学迁到青岛并于山东大学，华岗续任校长兼党委书记，同年出版《五四运动史》。1953年，出版《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1954年，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时还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哲学研究》编委，次年出版《辩证唯物论大纲》和《辩证唯物论和物理学》。

　　华岗在山东大学任职期间，同他一起工作的副校长童第周、陆侃如，是著名的科学家和文学史专家，教务长、总务长和各院院长，也都是知名教授，富有办学经验。凡是学校的重大兴革事项，华岗校长都与两位副校长及教务长、总务长等共同商量，一起做出决定。因此，学校在这一时期出现一派生气蓬勃和兴旺发达的景象，被称为是山东大学建校以来的又一个“黄金时代”。

　　华岗校长在山东大学工作时的业绩，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一）重视全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他亲自为师生员工讲授《辩证唯物论》等政治理论课，提高师生员工的思想和理论水平。（二）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他强调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提出办好学校必须依靠教师，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专长。同时，还要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上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三）主动抓教学工作。他深入院系，与教师共同研究课程改革，还为文科学生讲授业务课。（四）发扬学术民主。他积极倡导科学研究和学术讨论，同文科教师一起，创办《文史哲》杂志，主张学术上各抒己见，广泛讨论。（五）抓大事，提高领导和管理水平。学校的重大工作，在党委常委会议、校务委员会和校长办公会议上研究讨论，日常工作人手让各有关部门去办，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发挥行政工作效能。

　　1955 年2月，当局在全国展开对胡风思想的大规模批判，华岗于3月在校刊《新山大》上以方衡的笔名发表《胡风文艺思想的唯心论宣传》，此后当大批判继续深入到政治领域后就借故全部推辞了；5月，前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吕荧在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批胡风大会上公开发言说：胡风问题是文艺理论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不能说胡风是反革命。山东大学有人提出要重点批判吕荧，华岗批示“缓办”；8月25日，华岗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和以中共山东分局代理书记向明为首的“向明反党集团成员”嫌疑，被青岛市公安局抄家并关押；其妻谈滨若先被隔离审查，后因“包庇华岗”被开除中共党籍，行政降四级。

　　1957年秋，华岗被转押北京秦城监狱。1963年，当局对“向明反党集团”的成员进行甄别，并释放了向明；“胡风反革命集团”也大致定案，也没有查出华岗此有何相关罪证，但因拒不认罪，仍被作为“胡风分子”继续关押。

　　196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华岗有期徒刑13年，并剥夺政治权利7年，比所有“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判得更重，仅次于胡风本人的14年徒刑。1968年8月24日，本是华岗刑满释放之日，但他却被继续关押到1970年3 月 5日才办理释放手续，但不准出狱，已过66岁仍被安排到监狱里的就业队，直到病倒失去自理能力，才于1971年1月被送回青岛家中。1972年初，临近春节，华岗病情恶化，但在青岛被政府限制不得就医，于是只得重回济南，要求医疗，到了济南进医院的要求仍被拒绝。3月，夫人不顾一切地请假到济南看望他，继续要求送他住院治疗，还是未被批准。夫人日夜守护着他，他时而昏迷，时而清醒，反复地说：“我一生无愧于党……我的问题总有一天会搞清楚的……历史将证明我无罪！”4月，华岗的病情进一步恶化，才被送进医院，但不允许家属陪护，夫人被迫返回青岛。

　　1972年5月17日，华岗在济南医院去世，华岗留下了最后的遗言：“历史会证明我是清白的。”死亡诊断书上写着：“患脑溢血死亡”。

　　1980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为华岗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宣告其无罪；5月22日，中共山东省委决定，恢复华岗同志的党籍和政治名誉。7月5日，省委在济南英雄山烈土陵园为华岗同志举行隆重平反昭雪追悼大会，悼词对华岗同志的一生做出了正确的评价，肯定他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对工作兢兢业业，对人民无限热爱，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的贡献。

　　华岗的狱中遗著有《美学论要》、《规律论》等16部，论文218篇，未发表文稿4部。前两部遗著由人民出版社相继于1981和1982年出版。山东大学出版社于1998年和2003年先后出版了《华岗文集》和四卷本《华岗选集》。

　　以上是我从网上（主要是百度百科和华岗女儿的回忆）收集的关于原山东大学校长华岗的一些资料。山大是一所百年名校，但显然这所学校的人员组成和风格在解放前后出现了很大的差别。说前后本是两所大学亦不为过。华岗是对所谓“新山大”风格形成有重大影响的人。我曾在山大求学，很早就产生了了解这位老校长历史的兴趣。简单了解之后，对这位老校长的人生悲剧，真的是不胜感慨，为之唏嘘不已。

　　华岗首先是中共一位老资格的革命者。他从中学时代起就开始学习马列著作,接受进步思想,于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他在学生时期便担任宁波地委宣传部部长并参加编辑进步刊物。1928年5月,作为共青团代表,华岗赴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共青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回国后,他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并主编团中央机关刊物《列宁青年》。1929年4月他离开团中央,专门从事党的宣传和组织领导工作,先后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组织局宣传部长和华北巡视员。1930年,他顺利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由华兴书局秘密出版,这是我国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的第二个全译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句著名的口号，就是最先出现在这个译本中。1932年初,华岗以中共中央华北巡视员的身份先到北平,后去唐山,视察指导工作。此时,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调回中央,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满洲特委,任命华岗为特委书记。当年9月,途经青岛时,因叛徒告密,他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从此开始了长达5年的监狱生活。出狱后,1937年10月,华岗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负责筹办武汉《新华日报》,由董必武推荐,任第一任总编辑,兼《群众》周刊编辑。1945年8月,华岗任国共谈判中共代表团顾问,是毛泽东、周恩来在谈判中的直接助手,随后又任出席旧政协的中共代表团顾问。1946年5月,他任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书记,负责统战工作。1947年3月,华岗随董必武等最后一批人员撤回延安。1948年春到1949年9月,他在香港从事写作和休养,协助中共香港工委从事统战工作,争取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政协会议。

　　这样光荣而不俗的经历，在老一辈开国元勋中也是比较突出的。当然，华的经历主要是做白区工作，实际上他参加革命虽早，却始终是党的领袖不熟悉也谈不上信任的人，相反，他所知道的一些党的早期活动情况对若干后来的大腕相当不利。这就为他后来的不幸遭遇埋下了伏笔。在他之后担任山大校长的成仿吾，虽然也是党内知识分子色彩明显的人物，却长期工作于苏区，参加了长征，在延安参加整风，与毛、刘十分相熟，对“党文化”认识得更充分，因而命运和结局就要好得多。

　　华的结局十分悲惨。其中原因到现在还有很多不解之谜。一定程度上，华岗几乎成了党史上被遗忘的人物。我见到的资料，在提到华罹难原因时多半语焉不详。说他受胡风案的牵连，十分勉强：他比胡风的分量要大，所受迫害之酷又甚于胡风所受。考虑到解放后他虽然级别不低但已经是个边缘化的人物，也未曾卷入重大政治斗争，那么他却遭受长期、残酷的、直接来自最高层的迫害，就显得很不好理解。我个人猜测，他被派往满洲省委工作这段经历，也许是理解他他噩运的关键。在中共党史上，凡在满洲省委工作过的人，遭遇或结局都不太妙。满洲省委有太多太多的谜。这一点不知还有没有别人注意到。

　　华岗虽然老资格，也是党内高干，却是个非常典型的知识分子。大学校长一职，对他来说十分合适。在他执掌山大的一段时间里，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与受过延安整风洗礼的干部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大不一样。这与他对自身的定位有很大关系。很多人回忆，他还是觉得自己本身就是做学问的，有不同意见时，更倾向于以理服人，而不是动用组织名义。他的这种认识，让知识分子感到亲切、信任。吸引来了一大批新的专家学者，如童书业、郑鹤声、吴大琨、赵俪生、吕荧、孔令仁、陈同燮、许思园、乔裕昌、张维华、高亨、黄云眉、黄嘉德、王祖农、方宗熙、文圣常、束星北、陈机、莫叶、唐世风等。有的是慕名而来，有的则是华岗、童第周、陆侃如等多方招揽而来的。在20世纪50年代，山东大学集中了一大批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从而奠定了山东大学的人才基础和学科基础。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华岗校长尽自己最大努力，最大限度地保护专家、教授和群众。在“三反”运动中，有一名女教授因被诬为特务而自杀，华岗闻讯极为愤慨，责令有关人员检查。他痛心地说：损失几万元也抵不了损失一个专家重要，几万元买不了一个专家。齐鲁大学来函以历史系著名教授张维华涉嫌贪污“美庚款”为由要求将其调回审查，华岗坚决反对， 从而使得张维华先生免遭一场厄运。他还以党委书记的身份阻拦公安部门批捕一个所谓有历史问题的外语系教授。面对着日益升级的政治运动和过火的批判、批斗，华岗连续召开三次党委会，纠正“三反”运动的偏差，并且对运动出现的问题主动检讨，主张立即放手，转入思想改造。但是，这不是毛泽东等人欣赏的态度。这些后来都成了华岗的所谓“罪过”。如果华岗深入经历过延安整风，自然就会知道这之间的深刻差别。所以，解放后华的倒霉已经注定。这可以看作他缺席整风历练、缺少党性的“补课”。但结局竟然如此之惨烈，那可就是涉及到党内斗争更复杂的原因了。

　　我个人觉得，华岗人生悲剧色彩最强烈的地方，还不在于他的死于非命。作为投身于革命的热血青年，经历了那么多险恶，幸存到解放后，已经是幸之又幸的奇迹。至于死于党内残酷斗争，虽然足够反讽，也非孤例。这是悲剧，却不专属于像华岗这样终身不失士大夫情怀风范的革命者。

　　他最大的人生悲剧在哪里呢？

　　华岗一生没有脱掉知识分子的本色。解放前，他笔耕不辍，著作很多，已经是国统区非常有名的教授。解放后，他身为校长，也是时时把教授这个身份放在心头，完成了大量研究创作。当时山大的学生自豪地说：图书馆里，我们华校长的著作就摆满十几个书架！——岂止著作等身！即使后来身陷囹圄，在隔离与关押的逆境中，他仍写出了《规律论》、《美学论要》、《自然科学发展史略》、《科学的分类》、《列宁表述“辩证十六要素”试释》、《老子哲学的伟大成就及其消极面和局限性》等等涉及范围非常之广的学术著作。他大概从来没有想到过，像毛泽东这样君师合一的的领袖人物，其实是绝不情愿在这些“专有”领域中产生除自己以外的另一个权威的。在学问中坚守自己的尊严和价值，这正是太史公以来真正的知识分子拥有最强大自信的传统。我相信，华岗当时的内心，和两千多年前的太史公是相通的。华岗始终对自己史学家和哲学家的身份充满自豪。他为山大最重要的学术刊物命名为《文史哲》，大气，响亮，贴切，至今仍是他留在山大最重要最鲜明的印记。

　　然而，华岗投入极大心血和感情所进行的研究，主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关概念原理。这当然与他早期共产主义者的经历有关。由于这些领域过于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以及他关注的课题绝大多数要联系他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才能体现价值，缺乏时空穿透力，他的这些研究与《史记》这样的杰出作品终究不能相提并论。华岗后期那些作品为人类知识宝库增加的内容，与他心血的付出之多，简直不成正比，因而大大削弱了华岗作为一名自觉和忠诚的学问家的价值。我们今天回忆这位老校长时，钦佩的是他忠厚的人品，仁者的风范，悲叹的是他坎坷的经历，悲惨的结局，却不能以他的学术思想和创见为豪。“华岗”这两个字的分量，在思想学术史上，远没有达到党史、校史上同样的分量。对于轻视富贵名利终身追求“立言”不朽的大学者，种瓜得豆，身后留名的却是他的“立功”和“立德”。这真是他始料不及！为他赢得声誉的，居然不是他最看重的那些心血之作。一位真正的学者，却没有经典之作流传后世。我稍微夸张、其实也是非常残酷地评论说：他更像是一位在研究“永动机”方面浪费了大量心血和热忱的认真的物理学家。越是认真，越有热忱，就愈是可怜。一个本可以成为杰出史家的学者，具备了风骨，却不能说是努力对了方向，就像是在沙漠里辛勤耕耘，一场风暴过后，仍然不毛。如果华岗在天有灵，这才是最让他痛心的事情。这才是他人生最大的悲剧所在。

　　华岗曾说过：“我们坚决反对捏造历史和玩弄历史，并且反对借用任何理由来替捏造历史玩弄历史的行为作辩护。也许有人这样设想：剥削者和压迫者靠捏造历史欺骗人民来维持反动统治，固然不能饶恕；但历史既有推动人民解放斗争的作用，那末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却不妨捏造一些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历史事迹，以便鼓舞和推动广大民众参加解放斗争。我以为这种想法和做法，也是根本错误，而且不能容许的。”如果他面对的不仅仅是“有人这样设想”，而是党的领袖党的组织告诉他“根据党的纪律和斗争的需要”必须如此，共产党员和学者华岗还有坚持这一主张的空间吗？作为擅长斗争哲学，同时也把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练得精熟的政治大家毛泽东，在这一点上可不像华岗这样迂腐。

　　华岗曾说过，他自己“首先是战士，其次才是学者”。可是，战士服从指挥，学者服从真理。两者有时真的不易合体。能说出上面那种话来，说明华岗骨子里仍然首先是一个学者。作为战士，他最终死于身后射出的子弹。做为学者，他后半生的心血基本付诸流水。华岗，这位战士和学者，是双重悲剧的合体。

　　我们最需要思考的是：这双重的悲剧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联系？

　　刘小生，影响力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