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民族为什么会秩序化、定居化？

游牧生活对历史的影响（下）


　　五、

　　这种秩序化、固定化的努力，最终压倒了游牧民族的移动性，移动性的消亡，也就意味着游牧特性的消亡。相传奥斯曼帝国的始祖曾说：永远要移动，不要停下来。蒙古帝国建立以后，成吉思汗虽然死掉了，蒙古帝国也崩溃了，但崩溃以后，蒙古高原上并没有出现一个新的族群。比如说，匈奴人走了以后有鲜卑人出来，鲜卑人之后有突厥人出来，突厥人走了之后有回纥人出来，回纥人走了之后又有契丹人、蒙古人出来，可是蒙古人没有走，它后面也没有再出现另一个民族，它现在就变成蒙古高原的一个主体民族，为什么呢？因为蒙古人慢慢地固定下来了。

　　这一固定，我想有两个最强大的因素，一是喇嘛教的传入，这个因素经常被忽视。喇嘛庙和游牧生活中别的东西不一样，它不能卷在帐篷里带走，寺庙提供了一个固定的场所，成为分散的人群汇合的一个点。汉人村庄的人群汇集点常常是集市，南欧的希腊罗马一般是广场，一个开放性的场地。在欧亚草原，起类似作用的是教堂或喇嘛庙，所以像俄国、西藏还有蒙古，最初的城镇都是围绕一个宗教中心建立起来的。甘南的拉卜楞寺，县城就叫拉卜楞镇，原先寺庙比这个县城还要大。那么随着寺庙的建立，慢慢就形成了一些固定的群体，或者说，形成了一些比较固定的朝拜场所吧。这是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就是通过一些政治措施。以前，中原王朝一直无法控制游牧民族，直到满清出现。现在大家都骂满清骂得很厉害，但满清其实对中国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没有满清，中国现在领土至少要少掉一半；它一个很重要的成就就是把蒙古人给固定下来了。它采用了几种方式，第一是跟蒙古贵族联姻；第二是划分牧场，划分牧场是怎么回事？以前是可以迁徙的，可以去一千公里以外放牧，但等满清出现以后，它就把这个固定下来了，圈起一块，划清界限，你不能擅自跑到别人的牧场放牧。它可以防止两边因牧场纠纷引发的部落冲突或战争，可能也是它的初衷。游牧人的战争，主要的起因就是草场和马匹的争夺。但牧场划分后，就产生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后果，就是这些人移动性大大减弱，慢慢甚至开始定居了，原来的蒙古贵族就变成领主。此外，他们的纠纷是由清政府仲裁的，而不再通过武力仲裁或暴力迁徙的方式来实现。这就阻止了一个蒙古人中最高权威的出现，就是不可能再出现第二个成吉思汗了；噶尔丹想做，失败了。

　　移动性弱化后，蒙古领主就逐渐蜕变成地主。有一本《蒙古民间故事选》，里面的故事基本有两类，一类是歌颂勇士，多半是个神箭手，赶走了多少妖魔。第二种就像嘎达梅林这种，反抗或讽刺领主的，汉人读起来会觉得很熟悉，因为它对领主的控诉，和汉族农民对地主的控诉非常相似。满清贵族和蒙古贵族的联姻也产生了一个政治后果，就是这些蒙古贵族要搜刮大量的钱财来娶清朝的格格，导致很多蒙古贵族破产，他这个老婆实在太贵了，所以，不少蒙古牧民对这些格格恨之入骨。

　　当时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些蒙古贵族有这片草原的使用权和占有权，但没有所有权，所有权是属于中央政府的，这也很要命，就是我一开始讲的，游牧民族经常缺乏经济学上的所有权或私有权观念。我再举个例子，余纯顺当年到川西，路过一个兵站的时候听士兵讲，以前他们晚上放电视的时候，周围的藏民就跑到兵站来看电视，看得兴高采烈，大声喧哗，不把自己当外人，走的时候顺手就把什么东西拿走了。时间长了，这些汉族士兵就受不了了，之后他们就修了个围墙，把这个围起来，如果藏民要进来的话，就先讲清楚，不要随便拿东西，那时间长了，这些藏人就觉得很不舒服，你们为什么这么小气啊？我们对你们也都是要什么随便拿嘛。他没有这种观念、概念，所以不明白自己的做法有什么不对。你维护私有权相反引发了冲突升级。

　　这种观念也是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历史影响的。我们认为长城圈起来的地方，就是汉人的地方，我们生生世世就生活在这里，天经地义。但是从游牧民族角度来说，谁给你这个权力把它圈起来呢？这原本是共同财产，不是你私有的，任何人都有权使用。法国中世纪也曾把树林等圈起来，结果产生了农民的偷猎行为，政府就予以惩罚。从这些盗猎农民或游牧民族的角度来看，偷猎或劫掠的行为，不仅仅是一种生存策略，它也是一种自然权利的体现。为什么我说是一个自然权利呢？因为任何边界，实质上都是一个政治范畴，或说社会认知范畴，你认为它是一个边界，它才是一个边界。作为游牧民族来讲，我不认为这是个边界啊，我认为这只是你有意与我为难，故意制造一个政治障碍罢了。所有划分的政治界限，都是一条人为的虚线，是你脑海里这么认为。举个例子，大家坐车从高速公路出上海，过收费站，到浙江了。可是如果没有这个收费站的话，你根本就不会觉得自己出上海了，因为这条边界完全是人为虚构的。

　　听众：你说他们这个所有权，客体认知不一样，他们没有所有权这个概念。但你去拿他们的牛群或羊群，他们肯定会有反应，帐篷里的东西当然可以随便拿，因为这些对他们的生活来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汉族就把家具之类大的东西放在家里了，那你把我的这个东西拿走了，我当然不高兴。

　　维舟：刚才说的这个私有权的观念，我不是说他完全没有。在农民的观念里，土地是最重要的财产，在游牧民族的观念里，牲畜是最重要的部分。在很多游牧民族语言，甚至欧洲很多语言里，牲畜和财产、金钱在起源上是同源的。关于私有权的淡漠，我刚说了这个是自然权利的体现。比如拿动物界来讲，鸟类的迁徙、鱼类的迁徙，或者说马匹的迁徙也好，对它们来说是完全没有任何界限的。它没有这个概念。所以界限是一个社会实践的问题。就像西双版纳大象袭击人或老虎吃人，道理也一样。对这些动物来讲，它只是谋求自己的一种自然权利，你如果要逼迫我，那我也被迫对你展开生存竞争，直到把你这道围墙打烂为止，把你的边界破坏掉。它完全是开放式的。所以说这也是暴力冲突的一个起源。

　　这种对私有权的淡漠和自然权利的观念，当定居文明入侵游牧民领地的时候，就变成它非常致命的弱点。历史上荷兰人、英国人到北美洲，拿一些很廉价的珠子之类从酋长手里换了一大片土地，曼哈顿岛也是这么换下来的。俄国在西伯利亚扩张时也一样，拿几瓶烈酒，就换得了大片领土，等当地酋长酒醒过来，土地已经不是他的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不是他们愚蠢，为了极小的利益来出卖自己的生存空间。问题在于，当时这些草原居民缺乏这个概念，他以为只是大家友好交换一下，我允许你住下来，这片地方这么大，为什么不能让你住呢？等到有一天他突然发现，当他签了这个条约以后，这片地方就不是他的了，他从此就不能住了，我想他的第一反应是很恼火，然后想：好，我讲理讲不过，那我就暴力夺回来。到最后暴力又打不过人家，被打得很惨。这种吃亏是因为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且话语霸权在定居民族手里。晚清和民国初年，很多汉人向北移民时也产生过类似现象，汉人把蒙古王公的大片土地给买下来了，订下契约后开垦，开垦完了就说这是我的了。以色列人对阿拉伯人采取的方式也是这样的。因此游牧民族定居了，不再移动后，又遇到一个更糟的情形：这片土地不是他的了。

　　以前，在移动的世界里，游牧民族如果定居下来，那就等于是自杀。一场暴风雪过来，他无法抵挡，最有效的抵抗方式就是移动。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里写，匈奴人“不羞遁走”，逃走就逃走了，不以为耻。而农业文明的观念，汉人也好，罗马人也好，首先就是这块土地是我的，我要坚守到底，为每一寸土地流尽最后一滴血。这种原地坚守的观念在游牧民族看来蠢得要死。他们认为，你要避开一个敌人保全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跟他脱离接触，他打不到你，你就安全了嘛。为什么要定在一个地方？对他来讲，固定在那就等于是自杀。所以11世纪匈牙利文献有一段记载，一个游牧民族首领给当时的匈牙利王公写信说，你们这些人住在城市里，等我们杀进来的时候，你们往哪里躲？又不像我们游牧人，能很方便地迁移到另一个地方。这是很典型的游牧人的观念，就是它认为定居下来是对自己不利。

　　定居当然也不完全坏，比如牲畜能有一个躲避暴风雪的场所，抗击天灾能力增强了，生活也改善了，但也产生了一系列很严重的后果，就是社会的奴化以及草场的退化。以前游牧的时候，放牧到一个地方，一块草吃得差不多了，马自然会到另一个地方去吃。现在定居了以后是把草割下来放在圈里，所以经常会放牧过度，然后草场退化，造成一个恶性循环。由于对游牧生活方式的不理解，我们以前很少考虑它对环境的影响。1962年谭其骧先生曾说，他对东汉以后黄河出现一段长期安流的局面，曾长期百思不得其解——几百年内黄河没有决口。后来他发现那是因为游牧民族入侵，农业人口死掉一大片，剩下的地方也杂草丛生。从汉人的角度来看，杂草丛生，多荒凉啊，但从一个游牧民族的角度看，杂草丛生不是更好吗？生态在恢复。

　　对土地利用的冲突也是宋朝一直为什么打不过契丹、蒙古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北宋时中原人口已增长到一个高峰，大概是唐朝最高值的一倍左右。这就要开辟各种各样的土地资源，精耕细作，尽量利用，梯田最早就是从宋朝开始开发的。这样对土地当然寸土必争。当时中国两片最好的养马地区，东北被契丹占领，西北被西夏占领。剩下的地方，如果要放牧，代价非常大。宋朝军队骑兵只占5%到10%，很少的，原因之一是养马太不合算了，土地资源太珍贵。放牧一匹马大概需要多少草地呢？大约720亩，720亩什么概念？整个上海是6000公里，只能大约12000匹马，差不多到承载极限了。你想想，整个上海空掉才放牧12000匹马，这有什么经济效益？所以农民都不干。北宋政府曾经采取了很多措施来鼓励农民养马，王安石变法里也有这样的措施。但农民不愿意养马，除了占用的土地太大，马还会经常啃食庄稼。《诗经·鲁颂·駉》就说到，农田在中心，马匹要到很远的林外放牧，免得影响农业生产；现在没有那么多空地放马，大家积极性就很难提高。即使养马，没有良好的牧场也养不好。而定居社会要进行军事化动员常常会严重破坏生产过程，这个问题在游牧社会却几乎不存在。

　　古代战争中，马匹的重要性，就好比现代战争中的坦克。想象一下，一个人骑着一匹高头大马，马本身就几百斤，批带装甲，以高速度冲过来，哪怕骑兵没有兵器，那个冲击力也足以撞飞你。所以要在运动战中击败骑兵，冷兵器时代最好的办法就是骑兵对骑兵。但枪炮发明后形势大变。标志着游牧民族军事力量彻底衰落的，在西方是1683年，土耳其军队进攻奥地利，在维也纳城下战败；在东方则是1693年，康熙帝在乌兰布通战役中用大炮打败了噶尔丹。大炮出现以后，骑兵的力量被大大削弱了。炮作为远程武器比弓箭更具决定性。游牧民族原本最有力的军事力量，一是马匹，一是弓箭，现在这两个都被取代了，因为定居民族发明了汽车和枪，这两个要强得多。所以18世纪后，游牧民族就逐渐离开历史舞台中心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一个是刚才所说的军事力量的衰落，第二个就是之前提到的移动性的消亡，而两者又是关联性的。我今天就讲这些。

　　安：我记得以前看过你博客上面分析过关于海洋文明和农业文明，今天你介绍游牧文明。三种文明。那在你心中是不是有一个判断，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以及海洋文明的冲撞其实是必然的？在你心目当中，有没有一个解决的方案，或者说结果？还是说会有反复，某一个文明是某一个历史时期的产物。

　　维舟：我个人认为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最初的时候是一体的。很多民族的上古记忆，对最初黄金时代的幻想，比如说天堂和伊甸园，其特征是无性的或单性的，是一种未分离状态。伊甸园里大家都很快乐，离开后亚当的后代才农牧分离。这个分离是伴随着我刚才说到的伤害性互动这种进程。如果说解决性方案，当然会有了，就是现代文明。现代文明在某些特性上，反而跟游牧文明有点像，人的流动性也很强，伴随着眼花缭乱的人口流通，个人身份是片段的、瞬间的、是不固定附着在土地上的。人的生活跟土地是没有关系的，所以现代人对土地的认同感是很浅薄的。现代人为什么会有精神痛苦？一定程度上就是来自于脱离土地后身份碎片化的结果，这是很多现代性理论的共识，这是一个社会变迁的过程。

　　冲撞的结果未必是哪个并入哪个。当然，清朝通过一系列手段，通过定居化和大炮，把游牧民族实际给控制住了。定居化之后，领主就变成了地主，原来的牧民就变成了农奴。之后，就可以进行改土归流了。派出去一个流官，设置州县，开始奠定基础。要不在一个游牧的基础上是无法建立一个稳固的行政区划的。设置州县的基础是某一批人要固定在某处。现代文明很多思想观念肯定是建立在定居文明的基础之上的。

　　中国的国家性格里有一个很稳固的观念，就是守住篱笆内的土地；这造成心理学家弗洛姆说的，囤积取向性格。就是说他喜欢把东西尽可能多地带进来，尽可能少地带出去，不喜欢和人家交流。他有一种特殊的正义感，就是我的就是我的，你的则是你的。在和外族打交道的过程中，不论是游牧民族、倭寇、还是西欧列强，中国常有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不希望和你打交道，和你打交道是我看得起你，而你和我打交道是因为你有求于我。它不要贸易也不要战争，排斥这两种交流，中国历代皇帝诏书常常劝慰，大家不要打架，和平共处不是很好吗？你住你的地方，他住他的地方，大家划分开嘛，你们吵架我来仲裁。所以它是希望大家各居其土，不要纷争，那这种观念不知不觉流传下来，就变成现在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了，五项原则首先就是不要干涉内政，就是说你管好你的，不要插手我的，或者说因为我不想管你的，所以你最好也不要插手我的。但西方很多政治观念，认为整个人群是互相联系的一个群体。所以很多中国人到美国后觉得很不习惯，说美国不是很自由吗，怎么这么不自由，很多事情管头管脚。报纸堆在自家走廊上，警察要敲门来找你；更不要说在家打孩子了，肯定会有邻居打电话报警。要是在中国，中国人只怕就要破口大骂了，我打我的孩子，关你什么事？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观念。我个人觉得，很多时候，国家性格其实是在不自觉地继承这种东西。不知道这些能不能回答你这个问题。

　　梁捷：今天讲得非常精彩。一开始从历史的角度，后来从民族性的这个角度讲，而且有非常多的问题，既有历史上的，有长时段的这种历史牵涉到自然，生态等很多问题，也有很多牵涉到现代的政治问题。其实我今天更多地是想听大家的讨论，大家对哪些问题比较有兴趣，围绕维舟前面讲的这些。

　　仇鹿鸣：维舟的博客是我经常看的。从历史来说，游牧民族的历史非常重要，但这一块儿现在确实是被忽略的。我们一般认为宋朝还是一个很统一的王朝，但其实至少是一个比较不统一的地方。比如一般我们说，西夏是向宋称臣的，但西夏同时也向辽称臣，这一点我们比较很少提及的。游牧民族它有一个很大问题，就是它是没有历史书写的。所以游牧民族历史实际上都是由汉民族或者说有文字的民族记录的。它们的文字就制造了一些对游牧民族本身的误解。比如说汉人都说它不尊老爱幼，贱老贵壮。那其实就跟维舟刚才讲的一样，在他们的观念里，在草原这样的环境下，老弱可能真的是没有办法生存下去的。所以它才要强调，要成为勇士才能成为一个王。另外一个就是游牧文明它一直都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世袭制度，一般就像兄丧弟继这种制度。因为它要保持这些领土，就一定要掌权，那么哥哥死了之后，就会由弟弟而不是儿子来继承。当然后来有一部分游牧民族它是试图向世袭制来转换，但这种转换往往不成功，会引起很多内部的仇杀，像突厥之类的。包括像我们现在说这种“收继婚”制度，兄长死了，嫂子就归弟弟了，这其实和他们的生活环境也是有关系的。在这种游牧环境中，如果一个寡母带着孩子，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生存下去的，一定要有一个人来照顾她，所以才会实行这种“收继婚”政策。

　　我一直觉得，游牧民族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但我们历史上，对这个是有忽略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首都是北京，但没有游牧民族的话，我们现在的首都绝对不会是北京。因为在中国的前一千年历史上，幽州嘛，塞北苦寒之地，没有人愿意去的。当然它也是一个蛮重要的城市，但也只是一个边境重镇。只有当蒙古人、契丹人等进入之后，在一个大的西伯利亚来看，北京才能是一个偏中心的地方，往北便于控制游牧民族，往南便于与汉人交流，北京才能成为首都。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游牧民族进来，那么中国近一千年的历史就会完全不一样。刚才维舟说的很多我都很有兴趣，但实际上，关于民族的研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涉及到一个多国语文的问题。国内本身的研究，说实话，水平是非常低的。国内学者中真能读懂蒙语或满语或至少俄语、英语什么的，都非常少。维舟刚谈到的，有一个问题可以拿出来讲，就是关于游牧的起源问题。按照我们的一般看法，一直认为农业文化或者定居文化是比较先进的文化，游牧化是比较偏落后的。但这个农业到底是和游牧同时起源的，还是从游牧中分化出来的？按照我们一般的看法，是先有流动之后才慢慢地定居下来，这是一个常规的说法，但这个问题现在从研究上来说，实际上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动物驯化的问题。游牧的话，动物一定要先驯化，但你不定居的话，动物怎么能驯化呢？

　　维舟：我补充一下。这个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难题了，现在也没有得到确切的定论。但是我们可以猜测一下，在上古的时候，农牧实际上是一体的。《诗经·鲁颂·駉》提到，种植的农田在这边，马匹是在林子外放牧的，两种生活方式都有。在明代中叶，青海的藏族还曾经有一种比较接近上古的农牧兼营生活，开春时他随便撒了些种子，就骑马走了，去过畜牧生活；过了大半年，他猜想大概快熟了，就回来，把它割了走。采用这种方式的话，可以说两者是一体的。他并没有像后来的农民那样，汗流浃背地精细耕作一片土地。那后来有了更好的农民，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保安族的，当他们来到青海后，就帮藏族种这片农田，双方分成，就变成一种都有好处的合作关系。等这两者开始起了冲突以后，农业和放牧就慢慢分化开来。我不是说这两者是同时起源的，这中间应该有一个很复杂的互动过程，只不过我们现在很难从文献当中获得证明。

　　仇鹿鸣：我刚才一直在提示，并没有一种完全游牧和完全农业。游牧一定要完全游起来才能游牧。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很多民族，就比如像姜戎，它都不一定是游牧。明代有个学者，他有个说法：六经无骑。也就是说，在五经中，实际上是没提到过骑字的。那时候，大概是没有骑马这个概念的。你刚提到的《诗经》那些材料，并没有直接提到，比如用马做一些运输之类的。所以说，马在早期农业民族当中，它到底起到什么作用？农民他可能对羊的感情比较深。这可能是蛮复杂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对我们所谓的一些少数民族，比如说羌、藏，其实并不能说是一种真正的游牧民族，因为它很多是靠手工来放牧的，或者说它有那种比较固定的牧场，和蒙古草原的那种放牧不太一样。

　　维舟：王明珂那本书里他也有提到，就是说长城以外的全面游牧化和长城的建立是互为因果的，这两者是互相推动的。

　　仇鹿鸣：长城附近那片土地，可能介于两者之间，既可以说是农业，也可以说是游牧，反复在拉伸。另外一个我觉得可以补充的就是所谓的游牧民族的认同。我们一般都认为，北方这些民族，要不就是匈奴，之后就是鲜卑……但实际上，我们对这些游牧民族的了解是非常少的，比如说我们现在都无法判断匈奴王到底是哪个种族的，到底是蒙古种还是欧罗巴种，几乎没有任何材料，这个都没办法判断。据说前苏联的时候，在蒙古那里曾经挖出过一个匈奴王的墓，按照墓的规模来看，应该是匈奴王，当时有头骨发掘出来。据苏联专家目测，匈奴人至少是匈奴贵族应该是一个欧罗巴种。但这两块头骨送到蒙古国家博物馆之后，就很离奇地失踪了，这可能也是蒙古族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祖先是欧罗巴种，因为蒙古人它现在是蒙古族。所以现在匈奴、突厥他们都是什么样的人，实际上都是不能确定的。草原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它的统治民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这都还未确定。匈奴统治草原上很多民族，草原所有的民族可能都归它统治，但它本身可能就分化成很多种。匈奴后来被鲜卑取代了，但不代表匈奴人全都死光了或消失了，它可能只不过被冠以不同的族称了。所以整个草原的变化实际上是非常奇怪的，因为蒙古草原的主人是反复在变，整个游牧民族的这种认同实际上是不稳定的，确实有一种强者为王的态度，而且它也不是一种直接控制，而是一种递进式控制，比如说控制几个大的首领，不像汉人那样是一个直接控制。这样的话，实际是比较脆弱的，一旦有那种大的天灾或者大的打击，就比较容易崩溃。

　　维舟：它实际上并没有一种比较全面的控制，这种控制比较像英国克罗默公爵的说法，他说我们不统治埃及，我们统治埃及的统治者。就是这样，通过间接的方式，你向我服从就可以了，方式是你向我进贡等等，它不谋求对整个土地的比较完整、深入的控制，把中间这层打掉。像中国的这种定居文明，有能力的时候政治机构就希望控制到每个个人，较倾向于直接统治。

　　沉思之后：我以前看过一篇文章，考证世界战争史上的屠城史，先讲二战，再讲人类史上规模最恐怖的屠城，莫过于蒙古人的屠城，无论反抗与否，全部屠光。那篇文章分析，这种屠城的根源在于游牧民族对劳动力的极度轻贱，这个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维舟：你提到的这个观点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中亚冲出来的民族战争行为最为残暴。我想这有几个因素，一个就是卢梭曾说的，当你单独一个人在大地上游荡的话，你必须得是一个猛兽，要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威胁予以猛烈的反击。你想想看，如果你一个人被放在一片大草原上，周围没有任何遮挡或可以防守的屏障，你很有可能被人袭击，草原上很难在面临进攻时进行防御。生存下去有三种办法，一是打猎，一是放牧，一是劫掠。你很有可能遭到别人莫名其妙的劫掠，在没有任何防卫手段的情况下，一种办法是逃走，如果连逃走都来不及的话，那就会采取一种非常暴力的手段来拼命反抗。

　　在游牧民族的战争史上，对战俘的处理是非常残忍的，为什么这样呢？我觉得也不难理解的，倒未必是对劳动力的轻贱，只是战俘对他没有意义，如果战俘不能当劳动力的话，他还要养活他，也不像定居民族一样有监狱什么的把他关起来，他也不能强迫他劳动，因为你不能把一个人锁在镣铐上放牧。所以对他来讲，战俘是没有用的，也无处安置。那另一个呢，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卢梭还说到，软弱和恐惧是残忍的根源。因为在草原上恐惧、无助，所以一旦有人遇到袭击的话，他就必须做出一种强有力的反应，让你下次见到我再也不敢怎么样。缺乏安全感，敌人随时可能打过来，所以必须随时警惕；成吉思汗称霸之前就曾遇到敌人半夜来袭，他自己也半夜偷袭过别的部落。草原是没有遮挡的。此外在游牧民的战争中，一旦一个人战败，他是没有权利要求和平的，没有对等机会，基本等着被战胜者处理。如果是山地民族，也许还可以守住险要地带，可以讨价还价，但游牧民族输赢都很彻底，缺乏妥协机制。也许这使他们倾向于使用较极端的暴力。

　　听众：你刚才提到，游牧民族有两次重要战役被打败，那我这里有一个军事上的细节问题，就是南宋和元对峙的时候，火药已经用于军事了，那为什么没有用这个来对付游牧民族？那时候技术可能还远远落后，但为什么对蒙古骑兵没起到多大作用？

　　维舟：这个可以这么看：每种发明最初的时候总是很弱小的，弱小到什么程度，就是觉得简直还没被它取代的那个东西好使。像火车刚发明的时候，人们都在取笑它的发明者史蒂文森，说火车还不如马跑得快。战争恰恰最讲究效率，有句名言：在战争中，哪怕是最原始的东西，只要它用得上，就会比用不上的东西好。陈毅曾说，淮海战役是百万人民小推车推出来的。技术上小推车怎么能比得过国民党军事运输的卡车呢。但在路况极差的地方，小推车就比卡车好使。阿富汗战争时，阿富汗游击队打苏联人，靠驴子来驮运枪支弹药。同样的道理，火药武器在刚发明的时候是很原始的，有几个严重问题：准头非常差，而且枪管会爆炸，就是炸膛；第三个问题在欧洲很严重，就是重炮的行进速度极其缓慢，有时一架大炮要八匹马来拉，既辛苦又笨重。所以，新发明需要一个进化的过程来充分体现技术优势，而武器的进化，最好是双方战争频率比较高，又不具备摧毁性，这样大家会彼此竞争，慢慢地把新发明进行不断的技术改进。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日本。日本大概在16世纪，枪支传到种子岛，立刻就传到了日本本土。因为那时候是日本的战国时代，为了战胜别的诸侯，各家军阀都在造枪，互相竞争。到了关原战役的时候，日本号称拥有全世界最多的火枪数量，而且很先进，甚至超过了欧洲国家。但等到江户幕府两百多年和平下来，到幕府晚期，武士都耻于用枪。很多时候，新式武器的进化都是被逼出来的。另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新式武器的使用者，往往地位很低下，有身份的都不愿意使用它。像大炮在欧洲战场刚出现的时候，炮兵地位很低下的。所以新式武器也不是一出现就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仇鹿鸣：游牧民族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的民族，另外一个，南宋的抵抗已经是非常久的了，这里面，火器的使用非常关键。

　　维舟：是的，我们一直认为宋朝是比较弱的，但这个朝代实际上很值得去看。现在中国研究历史，有一种很势利的倾向，愿意研究比较辉煌的朝代，比如唐朝，其实唐朝也就厉害那么几十年而已；现在宋史研究空白很多，但宋朝其实可说是中国文明的一个巅峰时代。四大发明中三项都是在宋朝出现并得到推广的。中国的很多特性，无论好坏，到宋朝基本上就已经定型了。从安史之乱到宋，中国进入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另外像仇鹿鸣刚才讲的，宋朝的抵抗已经很持久了：蒙古帝国在扩张过程中，击败一个国家一般不超过20年，但打败南宋耗费了创纪录的45年。当然除了南宋抵抗比较猛烈外，也因为蒙古早期更倾向于向西扩张的，因为西边是草原，扩张起来比较方便。历史上的大陆帝国扩张，都是横向同纬度最方便，纵向的扩张是很吃力的，因为你要跨越不同的生态环境。

　　小转铃：我有一个问题。你刚才说游牧民族认为他们自己的生活好。但这种好，不仅是个体和个体的一个比较，它应该是两个人的一个比较。农业社会它是以农民为基础，积累的一个东西，文明程度较高，游牧民族打进来，也常常是抢了东西就跑，时间长了也愿意定居下来。我觉得农业社会生活的舒适度是远远高于游牧社会的。

　　维舟：这我不反对。定居文明当然是非常辉煌的。整个欧亚草原出土的文物还不及意大利一个地方，游牧民族的物质产出、积累是很少的，但“认为自己的生活好”是一种主观想法。当然生活的舒适度、物质文明的高下是可以比较的，要不然游牧民族进入农耕地区后为什么常常就不出去了？他们对农业文明的看法是一个主观的感受，他觉得农民的生活比较操劳，是因为游牧生活中人的劳动量相对较小。而农民的机械性劳动很多，强度也大。亚当斯密曾说，不要瞧不起农民，农业是所有工艺里技能最复杂的。农业的复杂技术，一般游牧民族很难掌握，学起来非常累，所以他觉得很辛苦，但并不是不愿意享受农业文明带来的成果。

　　那么你刚才说他进来以后就会定居下来。定居有几个原因，一当然是安逸，另一个因素是，游牧文明不像农业文明那么稳定，包括打劫也是这样。因为你不能反复劫掠同一个城市，那会产生收益递减。所以最后它发现，还不如定居下来。这在历史上是极寻常的现象。中东的伊斯兰文明经常是这样，一批绿洲里的工商业城镇，很辉煌的定居文明；然后一批游牧人从沙漠或草原深处冲出来，占领它，做它的主人定居下来；几代下来他们变得奢靡软弱了，第二批游牧民重来一次进行换血。这造成了伊斯兰史学家的一种历史循环论，认为历史就是反复的循环。在沙漠这样极端的环境中，这的确有某种合理的东西在里边。

　　小转铃：既然西域的游牧民是这样一个基本没有书面文字的文明形式，为什么佛教、伊斯兰教等等都是从西域传到中原？

　　维舟：在欧亚历史，军事行动是由东向西的，文化传播是由西向东的，这是两个趋势了。蒙古草原是最肥沃的一块地方，一般来讲，在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如果不是被中原民族完全打败的话，它是不会离开的。它离开的时候，就会导致一个迁徙浪潮。宗教和文化这些，很多时候是充当一个传播者。

　　小转铃：游牧民族皈依伊斯兰教，是否是因为其教义中对公正和道德的诉求正符合游牧民族归属于集体，富有牺牲精神，意志坚定，感情空疏的特点？

　　维舟：这个我不觉得。因为宗教传播最初是没有选择性的。不像现代人可以有多元选择，皈依何种宗教。游牧民族不存在这个问题，它最先接触哪个宗教就皈依哪个宗教。比如说，为什么同样是蒙古人，往西皈依伊斯兰，留在本土的这一块是皈依喇嘛教，最西的话，它可能已经融入到其他文明，皈依基督教。所以这方面，它没有一个主动的选择性。

　　小转铃：伊斯兰教是反对偶像，只有教义，佛教道教都是要塑金身的，有人形化的偶像可以跪拜，这是不是也是前者比较受到游牧民族欢迎的原因之一？泥塑、石塑的偶像毕竟不方便随身携带。

　　维舟：没有。我觉得你不要以特殊偶像来区分。其实，不妨这么区分，游牧民族皈依的宗教经常是垂直思维，认为自己可以直接和神沟通。你可以想像一下，在一个草原上，空旷无边的，你就会觉得自己和天是直接关联的，不像在原始森林里，头顶上可能还挡着很多东西。游牧民族特别强调天，重视天。中原汉人的宗教观念，是一种水平思维的，他的宗教观念是没有超越性的。汉人的宗教观念中，天上的东西和人间的东西是一一对应的，像西周人的观念里，天可以划分九个区域。这种观念，在游牧民看起来是很奇怪的，垂直思维取向的宗教观一般倾向于把天分层，比如说阿拉伯人认为天有七层，基督教、佛教也认为天地是分层的，所谓十八层地狱。它是递进、升高的，而不是水平的，划分几个区。这种思维对精神上提升的冲动比较大一些。无论佛教、伊斯兰教，它都比较强调在孤独苦修中寻求精神超脱。汉文明的水平思维就更强调世俗价值，而不是精神升华。当然，垂直型思维到最后也会转变。西欧地理大发现和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教文明大举拓展地理空间，现代文明的水平思维就取代了寻求更高层天堂的冲动。

　　维舟，《读品》  2013-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