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两位向毛泽东求救而未如愿的老人（上）

 　　“文化大革命”期间，成千上万的领导干部，包括建党和开国元勋、文化精英、专家学者及其“社会基础”，大多都被诬以各种罪名进行揪斗、游街、罚跪、关押，其中不少人不堪凌辱而自杀，至于被体罚、殴打、折磨而致死者则不计其数。

　　那个时候，唯一有威权说几句话、批几个字就可以救人于绝境的只有毛泽东。不少被关押数年的老革命、老将军都是在给毛泽东写信求助之后才获释和安排工作的。但是，有两位与毛泽东几十年交情的著名人物——中共创始人之一李达和红军时期救过毛泽东性命的傅连暲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他们在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绝望中，都曾抱着一线希望向毛泽东求救，可惜结果都没有如愿，双双含冤而死。

　　一、李达之死

　　李达是毛泽东几十年的老朋友，但是，他的冤死却非常悲惨。

　　李达与毛泽东几十年的交往

　　毛泽东比李达小3岁，是同时代人，而且是湖南老乡。毛泽东与李达是名副其实的老朋友，他们两人的交往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就开始了。

　　李达，字永锡，湖南零陵人。早年在长沙、北京等地读书，1913年后到日本留学。1918年5月参与组织中华留日学生救国团，罢课回国请愿。1919年五四运动后，在《觉悟》副刊上连续发表文章，介绍欧洲各社会主义政党的情况，并翻译《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等著作，积极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0年5月，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在上海以新青年社为中心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讨论社会主义和中国的社会改造等问题，多数人认为中国有必要成立共产党。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5人开始筹建共产党组织。8月，李达由日本回国，到上海拜访了心仪已久的陈独秀，第一次面谈非常投机，大有相识恨晚之感，于是就寄住在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的亭子间，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在上海共同发起成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就在这个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李达8人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史称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第一次会议推举陈独秀为书记。9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把《新青年》改为党的机关刊物。11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还制

　　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阐明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并与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写信联系，指导全国的建党工作。

　　11月，陈独秀应陈炯明的邀请去广州出任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李汉俊被委托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代理书记，不久因经费、党章等问题与陈独秀产生意见，愤而不愿再当代理书记。在陈独秀不在上海、李汉俊又“撂担子”不干的情况下，李达从1921年2月开始，担任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代理书记。6月，除上海外，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都成立了共产主义组织。李达和陈独秀商讨后，认为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党中央的领导机构，正式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机已经成熟。

　　在确定会址、议程、日期、代表食宿等具体问题后，李达分别写信通知各地的共产主义组织，要他们各派两名代表于7月20日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李汉俊哥哥李书城的寓所，现为兴业路76号)开会。李达给湖南共产主义组织的通知是寄给长沙新文化书社毛泽东的，毛泽东接到李达的通知后便邀何叔衡一起到上海参加一大会议。

　　在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成立了由3人组成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虽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仍被推选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当选为组织主任，李达当选为宣传主任。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李达认为“自己的个性，并不适于政治活动”，决定辞去党中央宣传主任（后由蔡和森接任），专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8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自修大学，委托屈子健带信给李达邀请他回湖南出任自修大学学长，李达欣然应允。11月，李达离开上海来到长沙。在与学员见面时，毛泽东介绍说：李先生曾任党的宣传主任，马列主义水平很高，特请他来担任学长，帮助大家学习马列主义。

　　1923年4月，李达与毛泽东一起创办《新时代》月刊，任主编。不久离开党组织。此后，他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在中山大学文学院、上海法政学院、暨南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广西大学、湖南大学等高校担任教授。

　　1949年5月，他前往北京。18日，在林伯渠的陪同下来到双请别墅，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接见。李达向党中央领导转达了湖南程潜决心起义、走和平解放道路的心愿。8月4日下午，程潜、陈明仁发表了湖南和平起义通电。李达为和平解放湖南作出了贡献。

　　毛泽东单独留李达叙旧。他对工作人员说：“我这位客人你们就不要管了，今夜我们得好好谈谈啰。”谈到脱党问题，毛泽东批评了李达的这个错误，但同时指出，党是了解你的，你可以重新入党，并愿意做他的历史证明人。

　　过了几天，毛泽东给李达写信说：吾兄健康欠佳，先安下心来休养一些日子，工作问题待体质增强些再议。

　　1949年8月，李达任中国政法大学第一副校长。9月，李达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0月，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和法制委员会委员。12月，李达经刘少奇介绍，毛泽东、李维汉、张庆孚作历史证明人，经党中央批准为中共党员，不要候补期。不久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和湖南大学校长。1953年2月23日，李达出任武汉大学校长。

　　1956年5月底，毛泽东来到湖北，下榻在武汉的东湖宾馆，毛泽东对湖北省委秘书长梅白说：“有一个人要见我，你们谁也不能挡驾。”梅白想了想，问毛泽东：：“你说的是不是李达啊？”毛泽东笑着答道：“我叫他鹤鸣兄，他叫我润之。只要他来，随来随见。”当李达这次见到毛泽东时，想改口喊“主席”，可是李达刚喊了“主”字，毛泽东便赶紧制止说：“我以前叫过你李主任吗？现在我叫你校长行吗？你以前叫我润之，我叫你鹤鸣兄啊！”

　　1961年夏天，李达因为双手颤抖的病症来到庐山休养。8月25日，刚刚抵达庐山的毛泽东便派车将李达接到他的住所。毛泽东与老朋友一见面就非常关注李达的身体健康，说：“看你的气色不太好，人也比过去消瘦许多，是不是工作太重，你可要注意身体，注意休息。”李达十分感动。毛泽东还赞赏李达30年代写的《社会学大纲》，“我是到延安才研究哲学的，哪有你系统啊！我把《大纲》读了十遍，还做了好多眉批。”建议李达在武汉大学找几个助手修改一下，重新出版。李达当即表示：“我一定不会忘记你的嘱托，尽快把《社会学大纲》修改好。”

　　第二天，李达打电话给助手陶德麟，要他立即把有关书籍带上庐山，8月28日，又写信给武汉大学哲学系副主任余志宏，告诉他接受了毛泽东交给的修改《社会学大纲》一书的任务，希望他能在优秀毕业生中物色两位有所作为的学生作他的助手，并介绍自己准备花3年的时间修改或撰写《唯物辩证法大纲》、《历史唯物论大纲》等6部哲学著作的计划。

　　李达给余志宏的信发出不久便中断休养，由庐山返回武汉。他回校后第一件事就是调集了几名助手，要了几间房子，在全国大专院校中最早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研究室。经过5年的努力。数易其稿，1965年，《唯物辩证法大纲》写成印刷稿本。

　　李达是毛泽东的诤友

　　李达是毛泽东的诤友。他敢于直言，从不盲从，有时面折廷争，跟毛泽东激烈争辩，甚至当面对毛泽东提出批评。

　　抵制所谓的“教育革命”

　　1958年“大跃进”高潮时，“左”倾思想泛滥，大兴“教育革命”成了当时的主要任务之一。但李达认为哲学系的师生长时期在乡下劳动，讨论“花生地里出哲学”实在是莫名其妙。他一再催促学生返校上课，并说：“都搞劳动，大学还成其为什么大学？”但是，毛泽东视察武大时却肯定其“教育革命”的成绩。李达感到困惑，不能接受。1961年，李达在一次会议上，直言不讳地批评这一时期武大的教育是失败的。

　　批判“顶峰论”

　　早在1958年夏天的一次会议上，康生就抛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1960年10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提出：“现在的马列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思想的顶峰。”

　　对于康生、林彪等人大力鼓吹的“顶峰论”，李达认为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一位领导人撰写了一篇题为《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顶峰》的文章送给李达提意见时，李达一看题目，就把文章丢在桌子上，毫不讳言地指出：“这篇文章题目本身就不科学，谁也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顶峰，因为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不可能一次就完成。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也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他要求助手们“在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时，绝对不能出现这类字眼”。一次李达的助手在谈到撰写毛泽东哲学思想时，提出是否加上“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李达立即对这种想法给予批评，指出“不能写。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汲取新的

　　养料，不断丰富发展自己，决不会停滞不前，因此也决不会有什么‘顶峰’”；“‘顶峰’这种提法不符合辩证法，是形而上学，是吹泡泡，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一些好心人劝李达：“写上这一句话，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何必那样坚持，说不定还会犯错误呢！”李达不改初衷，斩钉截铁地回答：“怕什么？犯什么错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犯错误，而违反辩证法的东西就能出成绩？”李达如此“固执己见”，必然引起了一些领导的不满，为后来的灾难埋下隐患。

　　当面批评毛泽东“头脑太热”

　　1958年夏，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不少地方提出了违反哲学常识的口号，其中最著名的恐怕要算“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了。当时，武汉大学学生到基层进行社会调查时也发现了这个口号标语。李达得知后，认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不科学的。

　　9月，毛泽东在“大跃进”中到武汉视察，李达见到了毛泽东。老朋友相见，彼此都很高兴。交谈中，李达说，他在搞党史调查时看到一些口号，不符合唯物主义的观点。他举了一些例子，大意是“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办不到的事”，认为这样的提法是不科学的、甚至是反科学的。

　　毛泽东说，他在成都会议上讲过“头脑要热又要冷”的话，说对于群众的革命热情一定要爱护、要保护；毛泽东还说对于领导干部来讲，一定要“又热又冷”，“光热不冷”会出乱子。

　　李达不同意毛泽东的“冷热”观，而毛泽东也不容忍有人否定群众敢想、敢说、敢干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他说：“‘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办不到的事’只是一句口号，这个口号同世间的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重性是讲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有道理的；另一重性，如果说想到的事情就能做到，甚至马上就能做到，那就不科学了。”

　　李达认为，这个口号在现阶段不能说两重性，说两重性，在现阶段等于肯定了这个口号。

　　毛泽东有些激动起来，反问李达：“肯定怎么样？否定又怎么样？”

　　李达毫不退缩，也激动起来，回答说：“肯定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万能的、无限大！但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现在，人的胆子太大了，不是胆子太小，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会是一场灾难！”

　　这时候，在座的王任重和梅白都示意李达不宜再讲，毛泽东说：“你们让他讲，不划右派。”

　　李达一听，火气更大了：“你不用拿大帽子吓唬我，你脑子发热，达到39度高烧，接下来就会发烧到40度、41度、42度……”

　　毛泽东气愤地说：“你烧死我好了！”

　　李达激昂地说：“不是我要烧你！这样下去，中国人民就会遭到大灾大难，你承认不承认？”

　　在座的人们都被李达的话吓坏了，而毛泽东却继续耐心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他举了红军长征的例子，说明精神力量的作用；讲了红军就是依靠这种精神力量克服了按常理无法克服的重重困难，最终夺取了胜利。还举了各种发明创造，就是因为有了“敢想”，想飞就终于发明了飞机，想日行千里就发明了汽车、火车，想漂洋过海就发明了轮船……

　　李达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说：“一个人要拼命，‘以一当十’，可是总有个极限，终有寡不敌众的时候吧？‘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也得有地理环境做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不会是无限大的！”

　　停了一会儿，毛泽东放缓语气说：“还是我在成都会议讲过的那句话，头脑要热又要冷。”

　　李达仍说：“现在是你头脑太热！”临离开时，李达又对毛泽东说了一句：

　　“你应该冷静下来！”

　　晚上，毛泽东在床上睡不着觉，走到东湖岸边散步。在一尊石雕前，毛泽东停住脚步，对跟随他的工作人员说：“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六十五岁了，但不够耳顺；听了鹤鸣(李达的字)兄的话很逆耳，以后要再同他多谈谈。”（邸延生：《李达与毛泽东争论“大跃进”》，2010年5月19日《文摘周刊》摘自《党史纵览》）

　　据说，毛泽东回到北京后请人带话给李达，承认是“我的过错”，还说：“过去我写文章提倡洗刷唯心精神，可是这次我自己就没有洗刷唯心精神。”（乐朋：《国家历史》第4期）

　　李达在绝境中向毛泽东求救

　　1965年1月，李达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专职委员。中央组织部已通知他不再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并给他在北京安排了房子，李达也向武大党委说明了这个情况，并要家属将书籍、衣物搬到北京。“但到12月中旬，情况骤变，中组部派员向他传达：原决定系个别部长意见，现予作废。李达仍旧担任武大校长兼人大常委，既可住京，亦可回汉。他因急于向助手交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下卷‘历史唯物论大纲’的编撰工作，便于1966年1月22日回武大暂住。”（王炯华：《李达评传》，454页）

　　当时，风雨欲来风满楼，思想文化战线上已掀起了大批判运动，预示着一场暴风骤雨即将来临。李达自然首当其冲，成为湖北的重要目标。武汉大学、湖北省乃至中南局的一些人都对李达虎视眈眈。但是，李达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又是毛泽东每次来武汉经常约见促膝长谈的老朋友，当然不能轻易从事。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先后三次向毛泽东请示：李达可不可以批判？前两次毛泽东都没有表态。王任重第三次请示毛泽东，并说湖北的群众有这方面的要求时，毛泽东表态说：“既然群众要求批判，在校内批判一下也可以。但不要点名，也不登报。”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王任重连续两次请示毛泽东“李达可不可以批判？”毛泽东都不表态，未置可否，这对李达来说，已经不是好事了。王任重第三次请示时说“湖北的群众有这方面的要求”，毛泽东终于表态说“既然群众要求批判，在校内批判一下也可以。”虽然加了“在校内批判”和“不要点名，也不登报”等限制词，但是，可以批判的口子已开，就很难控制了。不久，湖北就对李达展开了铺天盖地的大批判，不仅点了名，而且登了报。

　　6月3日，武汉大学召开全校大会，传达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精神，宣布珞珈山也有一个“三家村黑帮”。6月7日，在省委驻武汉大学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的主持下，召开全校三级干部扩大会议，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揭开武汉大学阶级斗争的盖子，将目标集中对准校长李达、前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三人。从此，李达先是被“勒令”停止写书，交待自己所有的“罪行”。接着他的助手们也被“集中”起来，强令他们写出揭发检举李达的材料；李达的电话被剪断，北京的来信也被劫去。

　　6月10日，中共湖北省委正式决定将李达与武汉大学前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作为武汉大学的“三家村”。这是继北京“三家村”之后，全国所有高校被“揪”出来的第一个“三家村黑帮”。（未完待续）

　　彭劲秀，共识网  2013-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