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两位向毛泽东求救而未如愿的老人（下）

　　6月13日，武汉大学“组织”7000余名师生员工集会，批斗李达，“声讨”珞珈山“三家村黑帮”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湖北省、武汉市先后有几十万人拥入武大校园“声援”武大师生的“革命”行动；《湖北日报》、《武汉晚报》等报刊，长篇累牍地发表“批判揭露”文章，指出：“长时期以来，武汉大学存在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朱劭天、何定华和某资产阶级‘权威’等组成的‘三家村’黑帮，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疯狂地攻击1958年教育大革命，推行资产阶级路线，抗拒省委领导，阳奉阴违，欺上瞒下，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扶植资产阶级‘专家’，把武大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

　　6月30日，对于李达的批判开始升级，李达的名字，在报纸上公开点了出来。《武汉晚报》发表了《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和《揭发武大的“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指出“武大校长李达、前党委第一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组成的‘三家村黑帮’，就是这样一小撮妄图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

　　作为一个76岁的老人，李达被批斗、示众、审讯、辱骂，造反派还在李达寓所门前喊口号、唱歌，敲锣打鼓地声讨。在遭受着肉体和精神上非人的双重折磨下，身体再也无法承受。他的饮食锐减，病情逐渐加重，身体一天天地消瘦下去。6月12日，李达对原秘书刘某说：“我请求把我送拘留所去！”

　　为了把李达彻底置于死地，武大工作组又多次到李达的家乡湖南省零陵县蔡家埠公社，利用当地唐、李两姓的矛盾，搜集如何将李达划为“地主”的材料，形成了《关于李达家庭成分的调查报告》，并决定“将李达的家庭成分由小土地出租者改为地主，给李达本人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

　　进入7月，批斗的方式更加野蛮、残酷。造反派把李达拉去进行接二连三的批斗。尽管如此，当他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资料被抢走，助手被赶跑、研究室撤销时，他愤慨地说：“你们把我的助手赶走了，资料不能拿走！写书是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助手，我自己写！我拼了这条老命，一天写三百字，也要把书写完。”

　　7月中旬，为了加大对李达“罪行”的批判力度，武汉大学举办了“李达罪行展览”。这时李达胃病加重，伴有大量出血，每次发作，李达都痛得大汗淋漓。尽管如此，对李达的批斗却没有半点减缓，批斗、游街、罚跪，可谓变本加厉，直到李达卧床不起。

　　14日，“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证展览”开幕。17日，武大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及家属大会，由李达家乡“贫下中农代表团”登台揭发李达的“十大罪恶”。李达在家里听到大会实况广播，气愤地说：“全是捏造，全是捏造！”

　　18日，工作队组织“贫下中农代表团”和哲学系部分师生冲进李达家中进行面对面的批斗。下午，李达说：“斗就斗吧，斗死了算毬！”此时，李达的血压已达220/104，糖尿病检测是土红色，4个“+”号。

　　李达的病情日趋严重：胃病频繁发生，出血不止，糖尿病恶化，手颤抖得厉害，进食困难，每天仅靠少量的稀粥维持生命，身体骨瘦如柴。家人看到李达身体不行了，要求去医院治疗，但被拒绝。李达非常痛苦地对看守说：“我们共产党人和解放军就是对待俘虏，也是有病治病，病好后送回原地，可现在就是把我当作敌人，当作你们的俘虏，也要给我治病呀！”过了几天，家人看到李达时有昏迷，要求自费去看病，但仍然被拒绝。

　　7月16日，73岁的毛泽东抵达武汉并畅游长江的消息传遍了武汉三镇，但是，正在被揪斗的李达当然不可能及时知道详细情况。

　　19日，看守李达的一个学生悄悄地把毛泽东在武汉消息告诉了李达。这个消息让李达极为兴奋，他认为毛泽东一定会出来给他说话的。此时，李达血压升达236/114，尿糖仍是4个“+”号。李达说：“我过不了这一关，快死了，斗死算了。”又说：“叫我回乡，带回去斗，我不去，要带就带死的回去，我就死在这里。”他央求刘某：“你帮我一次忙，不知肯不肯，就帮这一次忙。”刘问“什么事。”李达说：“我76岁了，死了算了，你帮我一次忙，救一条命，毛主席在武汉，给我送封信到毛主席那去。毛主席住在东湖宾馆，内有冷气设备，你去找。”随即，李达亲笔写了一封信，信封上写：“送呈毛主席，武汉大学李达”。信纸上写：“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此致最高的敬礼！李李达月十九”。

　　可是，7月18日，毛泽东已离开武汉回京。在此之前的17日晚上，湖北省委在东湖召开的常委会上，作出《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湖北省委的这个决定是在东湖宾馆作出的，当时毛泽东就住在东湖宾馆。湖北省委作出开除李达党籍的决定之前是否请示了毛泽东，不得而知。

　　李达给毛泽东的求救信辗转寄到北京（限于篇幅，其中细节略去）。直到8月10日，毛泽东才看到一张写着“李达（武汉大学）请毛主席救他一命”的条子。毛泽东提笔批示：“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毛泽东八月十日”（“任重”即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陶铸当天批了：“即送任重同志。八月十日”。

　　毛泽东作出批示后，李达的困境并没有丝毫的好转，病情在继续恶化，又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治。直到8月22日，工作队才将李达以侮辱性的名字“李三”（“李达三家村”之意）住进普通病房。8月24日，76岁的李达含冤而死。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毕生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作出了卓越贡献的理论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教育家，走完了他76年艰难、崎岖的人生之路。

　　平心而论，当时湖北是要将李达置于死地的。李达深知，只有毛泽东发话他才有活路。但是，毛泽东接到李达的求救信息后，只批了“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这淡淡的11个字，显然是起不到救人作用的。

　　8月25日，在李达尸体即将火化时，学校宣读了经中央同意的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开除李达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戴上地主分子帽子，进行监督改造的决定”。人已被斗死，即将火化，还宣布给其“戴上地主分子帽子，进行监督改造”，实在令人哭笑不得！

　　“四人帮”被粉碎后，1978年11月12日，党中央批准公开发表毛泽东给李达的3封信的手迹。1980年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湖北省委的决定，为李达平反昭雪，恢复党籍。1996年9月12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李达的骨灰由武汉九峰山迁至北京八宝山安葬

　　据说，王任重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日，曾说他这一生有两个人对不住，第一个就是李达。为什么对不住李达？我想，大概是他对在“文革”中李达的蒙冤惨死而心怀愧疚吧。

　　二、傅连暲之死

　　傅连璋比毛泽东仅小1岁，自1933年正式参加红军到1968年受迫害致死，他与毛泽东有长达35年的交情。

　　义无反顾，投身革命

　　傅连璋，1894年生，原名傅日新。福建省长汀县人，医学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奠基人、创始人之一。

　　傅连璋早年随在长汀教会工作的父母进入长汀，就学于长汀一中，毕业于汀州福音医院的亚盛顿医馆，1925年出任长汀福音医院院长。1927年8月，南昌起义军路过长汀时曾收留起义军的陈赓、徐特立等300多名伤病员在福音医院治疗。1929年，红四军入闽后，领导福音医院积极收治红军伤病员，1932年1月创办“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看护学校”，培训60多名红军医务人员。同年秋，应毛泽东的建议，将福音医院改名为中央红色医院。

　　1933年初，傅连暲正式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将医院迁往瑞金，成为中央红军第一个正规医院。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他以高超的医术保证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王树声、邵式平等大批中央领导、战士的健康，在军中有“红色华佗”的美誉。

　　到达延安后，1938年9月，傅连暲由毛泽东和陈云介绍参加了中央党训班学习，并由党训班班主任王德和胡嘉宾做介绍人，于1938年9月7日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冬担任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兼中央医院院长。1945年5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0月任中央军委总卫生部副部长，并继续负责中央领导的保健工作。

　　傅连暲长期担任中央领导的医疗保健工作和医疗卫生教育工作，为我军培养了大批医务人员，为解放区的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傅连暲历任中央卫生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卫生部第一副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常务委员、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得罪林彪，埋下隐患

　　据傅连暲夫人、老红军、老干部、老党员、军委卫生部原处长陈真仁在1998年3月29日傅连暲同志遇害30周年祭日和10月22日傅连暲平反昭雪恢复名誉20周年纪念日接受采访时叙述，1950年，党中央决定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过江抗美援朝，并确定林彪为志愿军司令员。毛泽东没有想到，当他严肃地向林彪宣布中央决定委以重任时，竟遭到他的拒绝，理由是身体不好，有病，怕光、怕风、怕水，担不了这么重的担子。谈话气氛十分紧张。

　　毛泽东派傅连暲请几位全国有名的专家为林彪检查身体，认真会诊，摸清病情，以便对症下药。当傅连暲兴冲冲地把这一好消息告诉叶群时，她的反映不是高兴而是有些惊慌。然后才镇静下来说，感谢毛主席的关心，不过林彪怕麻烦，是不是就不用会诊检查了，请傅连暲帮忙写个证明，说明林彪有病就行了。“都是老相识了，这个忙总可以帮的吧！”

　　傅连暲感到十分奇怪，会诊检查是件好事，为什么怕麻烦？他为人正直，对工作认真负责，哪能不会诊不检查就开证明，何况是毛主席亲自布置的任务。他当然拒绝叶群的要求，请来北京、上海、天津的几位内科、神经科、外科专家为林彪会诊。军委也很重视，派总政副主任肖华参加这项工作。会诊的结果是：林彪无大病，只是身体虚弱些，怕光怕风怕水等现象，主要是心理和精神作用。使傅连暲吃惊的是林彪已染上扎吗啡毒品的恶习。

　　傅连暲把会诊结果如实告诉叶群，要她多陪林彪到户外散步，多吃水果蔬菜，特别叮嘱，一定要劝他改变生活方式（指戒掉扎吗啡的习惯），否则太影响身体健康。叶群要求傅连暲不要把林彪使用毒品的事报告毛主席。傅连暲只答应对别人保密，对毛主席无论如何不能隐瞒。这一来，林彪、叶群对傅连暲怀恨在心，决计伺机报复。

　　遭受迫害，向毛主席求救

　　“文革”开始，林彪他们报复傅连暲的机会来了。8月下旬，叶群把担任总后勤部部长的邱会作叫到家里，传达林彪的指示说：“7年过去了，便宜了傅连暲。今天要狠狠地整治他，要往死里整。”邱会作奉旨行事，捏造罪名，对傅连暲进行了残酷地迫害。

　　“造反派”不仅在大院里批斗傅连暲，还给他戴上高帽子游院示众。每次批斗，傅连暲都理直气壮地同那些“造反派”斗争，并一次次告诉他们：“我有什么问题，你们去问毛主席。他最了解我。”

　　傅连暲想给毛主席打电话，但是红机子已被拆掉，没有办法。又过几天，做饭的厨师也被撤走了。在批斗中，傅连暲的“罪名”已上升为“三反分子”。

　　8月28日，傅连暲给毛主席写信求救。信中说：“我跟随你几十年，你是最了解我的。几十年我有什么错误，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现在突如其来地说我是三反分子、反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实弄不清楚。就算我样样事都做错了，那么，1934年你在于都病危时，我救了你的性命，总是对的吧。希望你现在能救我一命。”

　　傅连暲确实救过毛泽东的命。那是在1934年，由于不懂军事却掌握军事大权的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的错误领导，使第五次反围剿彻底失败，毛泽东在于都病倒了，高烧多日不退，神志昏迷。消息传到瑞金，傅连暲日夜兼程赶到于都，确诊毛泽东患的是恶性疟疾。傅连暲对症下药，精心护理，几天几夜与警卫员守候在他身边，直到第八天高烧退下来，毛泽东才脱离危险。毛泽东很感动地说：是傅医生救了我一条命。他还说：“中国古代有个医生叫华佗。我们现在也有华佗。傅医生就是华佗。”

　　在此之前，傅连暲还救过毛泽东夫人贺子珍。1932年9月，贺子珍在长汀福音医院生下一个男孩。产后患了中毒性痢疾，骨瘦如柴，傅连暲想尽一切办法为她治疗，还让自己的姐姐前来护理，使她转危为安，住了两个多月，才让她出院。就在这期间，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被错误地解除红军领导职务，心情不好。10月中旬，毛泽东来到福音医院养病，傅连暲十分热情，将他安排在离医院只有两里地的老古井休养所两层花园小楼中。毛泽东每天都可以去看贺子珍和婴孩。傅连暲还经常抽空陪毛泽东到山上散步，帮助他增强体质，同时敞开思想谈心。

　　现在傅连暲处在林彪的魔掌中，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他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毛主席身上，相信毛主席一定会救他。

　　9月3日毛泽东作了批示：“送陶铸同志酌处。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当时陶铸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他接到信和毛的批示后，于当日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人：“按主席批示，对傅加以保护。”

　　但林彪一伙对毛泽东的批示根本不予理会，更不买陶铸的帐。他们说，“没有大罪”，总是还有罪吧。既然是“似应”，就不是肯定的，可以保护，也可以不保护。

　　1966年11月，总后秘密成立“傅连暲专案组”，编造傅连暲的罪行材料，罗织了六大问题，100多条罪状。还拟了《关于批判傅连暲三反言行的报告》，送交中央军委。12月18日，邱会作以军委办事组成员身份在报告上批了意见：“军委办事组同意批斗傅连暲。”

　　傅连暲仍寄希望于毛泽东。12月12日，他又一次给毛泽东写信，反映自从对他批斗以来，所有政治待遇包括全国政协常委的待遇，都被取消了，文件不能看，报告不能听，要求予以解决。他还送过一些自己的工作材料。12月18日，毛泽东在信上批示：“前后送来各件都看到了。政治安排问题，很多人同样。现在还谈不到，等将来再说。”批过后，大概觉得言犹未尽，又加一段：“对自己的一生，要有分析，不要只见优点，不见缺点。毛泽东又及。”

　　毛泽东对傅连暲的求救和申诉都作了批示，第一个批示有“似应予以保护”字样，虽然词义有点含糊，但毕竟具有“保护”之意。第二个批示则明确告诉傅连暲：“政治安排问题，很多人同样。现在还谈不到，等将来再说。”含有推托意思。后面又加的几句话：“对自己的一生，要有分析，不要只见优点，不见缺点。”则明显地是对傅连暲“只见优点，不见缺点”的批评了。

　　一生救死扶伤，老来蒙冤惨死

　　在林彪一伙揪着傅连暲不放，继续把他往死里整的同时，康生、江青等人落井下石，积极配合林彪一伙，利用他们控制的部门，无中生有地诬陷傅连暲是“特务”，说他于1950年把毛主席、林彪的健康情况报告给安子文。安子文通过所谓“特务电台”，当作重要情报发给香港特务机关。

　　1968年3月13日晚，江青在听取8个专案组汇报时凶狠地下令：“傅连暲是个坏家伙，他怎么随便把毛主席的健康状况向外扩散。把他抓起来！”江青与林彪不谋而合。1968年3月14日清晨，邱会作奉命在京西宾馆坐镇指挥，将傅连璋和妻子陈真仁秘密逮捕，关入秦城监狱。他被单独押入201监区16室，囚号6847（囚号是林彪、“四人帮”为被他们迫害的高级干部们编的代号，即1968年被关入秦城监狱的第47位高级干部）。他的夫人陈真仁则被关入另一间囚室。

　　无休止的审讯逼供，让他交待“罪行”，他坚决抗拒，并说，“我的情况毛主席了解，你们去问他”。政治、精神和生活上的折磨严重摧残了他的身体。由于他“拒不交待问题”，因此还被打断了3根肋骨。此时傅连璋将军已是74岁高龄，拖着断了3根肋骨的身体，又有胃病，不能吃窝窝头，要求吃稀饭，监管人员不给。3月18日，他敲门要求出去，再次遭到看守人员训斥，当晚被换到33室看押。3月19日、20日、21日接连3天，由于极度的痛苦和失望，他接连3天都进食很少，吃了一点就吐出来。由于营养不良，他睡在床上起不来了。3月22日他不再吃东西。看守人员怕人死了不好向林彪和“四人帮”交代，就在他第四天不再吃东西之后，才答应给他开“病号饭”。可是，这“病号饭”来得太迟了，3月23日他“两顿未饭”，又被换到27

　　室关押，反复折腾。3月28日这一天，他拒绝吃饭，拒绝吃药。晚上，无法入睡。躺在床上，不停地喘着粗气。有时他又从床上爬起来，倒在地板上，翻来覆去地在地上打滚，痛苦地呻吟，一会儿又在屋子里四处乱爬，将身子钻进了床下。3月29日早晨7时，他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一动不动，等到8点多钟打开牢房时，傅连璋将军早已含冤死去多时，浑身冰冷。死时手上还戴着沉重的手铐，两腕部及肘部表皮脱落，结着黑紫色的血疤。

　　傅连暲的遗体当天下午就在北京东郊火葬场消尸灭迹，没有留下骨灰。火化登记表上无名无姓，只有囚犯的编号：6847。他到死还在要求见毛主席，在迷惑与悲愤中走完了他自己救死扶伤的一生。他是“文化大革命”中关押在秦城监狱的中第一个含冤而死的高级干部。

　　1971年，陈真仁获释回到北京时才得知傅连暲已于3年前被林彪、江青、康生迫害致死。陈真仁悲痛欲绝，离开总后，陈真仁大哭一场。表示“我要继续斗争，为他平反昭雪。”她多次上书党中央、毛泽东，要求为傅连暲平反昭雪。她不断地找总后，还给余秋里写信。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那天，她给毛写了一封信，痛诉林彪迫害傅连暲的罪行，要求平反。信中还说到，“傅部长救了你，你就不能救他？”

　　1973年11月，经毛泽东批示，并经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准，追认傅连璋为革命烈士。1975年5月17日，毛主席在傅连璋的战友、原卫生部部长贺诚的一封信上批示：“傅连璋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1978年11月22日，总后勤部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公开为傅连璋夫妇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本文有关资料引自：王炯华：《李达评传》、湘人：《文革中的李达与王任重》、邸延生：《李达与毛泽东争论“大跃进”》、乐朋：《李达敢于批评毛泽东》，《报刊文摘》2010年6月30日，摘自《国家历史》第4期、《百年潮》2000年第4期，黎勤、郑淑芸，原题：《林彪扎毒与傅连暲之死》等）

　　彭劲秀，共识网  2013-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