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10日 星期三

一所百年名校是怎样被亵渎的


   在北京实验二小(前师大二附小)百年校庆之际,在校友活动中积累了一些校史资料,从而对过去几十年的历史轮廓有一些大致的了解,当然也很模糊,因为在校时由于年纪的关系,对时事尚很懵懂;等到有了一把年纪,开始追踪旧日足迹的时候,熟悉的师长已大多辞世。纪念开国60周年的时候,不少作者反思这一段的历史,多集中在大的运动上,如整风反右、三面红旗,或者涉及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这些高层次的群体。而对一所小学校里发生的事情,很少有人注意。

  目前,二小已迁新址,面貌一新,现任校长声称要继承学校光荣传统,贯彻“爱的教育”。这话当然说得对。但是我们也应想一下,当初这“爱的教育”是如何失去的。大约十几年前,现在已故的张桐校友曾去该校查阅档案,被告知,经文化大革命动乱,所有有关资料片纸无存。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混乱景象。现在对文革已“彻底否定”,但是就其渊源来说,尚应追寻到更早。

  60多年前,1949年秋季的一天放学回家,我和韩守为同学走出察院胡同西口,走进保安寺街的时候,韩守为突然问我:“你现在赞成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我说:“我赞成共产党,你呢?”他说:“我也赞成共产党。”

  当时我九岁,韩守为八岁。这样大的孩子能有什么政治立场?还不是反映了周围大人们的看法。当时城市中下阶层普遍倾向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并未侵害他们的利益,而且看来也不会侵害他们的利益,因为他们根本也没有多少利益。而且,共产党在短时期内表现了空前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使老百姓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中国百年来社会凋蔽,国力积弱,政府无能,吏治腐败,民心涣散,亟需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修内政,御外侮,改善人民生活,恢复旧日荣光。而广大中下层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的认同,首先因为共产党有一套自洽的关于社会发展和人生哲学的理论。知识阶层首先寻求的是内心的自救,然后才是社会的解放。上述社会动员和意识形态两者都是以一种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这些形式有腰鼓队、秧歌队、活报剧、宣传画、新小人书(区别于以前的武侠小人书)等等。这是国民党人所远不能及的。

  “小翻身儿他爸”轶事

  但是,在不知不觉中,还发生了另一种倾向。这首先表现为作为小知识分子的老师和解放区派来的“土八路”之间的冲突。

  后一类人员的代表是新来的校长。他原是派驻学校的军代表,后转为副校长,最终成为校长。他的儿子也和他一起进了这个学校当学生,被称为“小翻身儿”,所以这位校长也被称为“小翻身儿他爸”。“小翻身儿”怎样进的校,现在已成历史悬案。因为我们学校老师的子弟,也须够标准才能进这个学校。所以我估计,军代表进驻的那一天,就是开始破坏公平原则的那一天,直至变成一所真正的贵族学校。而在这以前,我清楚地记得在我们班里有不少家庭非常贫困的同学。我自己也在其内。

  “小翻身儿他爸”经常站在东操场讲台上给全校师生作政治报告,但是他满口的政治术语和挂在口头的“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这些陌生的外国人名使我们听得目瞪口呆,不知所云,也不知道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然而“小翻身儿他爸”的最经常的工作就是和学校里不可容忍的资产阶级倾向作不懈的斗争。而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则认定为教音乐的汪老师。

  汪老师当时是一位年青姑娘,“烫发、略施淡桩,喜欢穿连衣裙和露着脚趾的半高跟鞋。她和睦、乐观、开朗、心胸坦荡。每天下午全校学生都放学回家之后,她总喜欢在‘复大堂’弹奏名曲,舒心地前仰后合,有时兴致所至,还很喜欢一边弹奏,一边引慨高歌!她所唱的都是咏叹调或小夜曲!”(引自刘光宇同学回忆录)她待人和蔼可亲,从未大声训斥过学生。

  就是这样一位纯洁的姑娘不容于新校长。他数次训斥得汪老师披头散发、泪流满面,失声痛哭。这是我们学生们见到的,也许校长就是要使汪老师在学生面前丟脸,在做这样的“思想工作”时从不避人。汪老师最终不能在二小容身,调至它校才摆脱了校长的迫害。学校里再也听不到她悠扬的歌声,我们从此和贝多芬、舒伯特等大师绝缘,后入学的学生则不知世间有此物。我们直到数十年后又听到他们的乐曲,恍然有隔世之感。

  这里说的是校长对老师,他对学生如何呢?我的一位同班同学,聪明伶俐、学习刻苦,成绩优良,长的模样也招人喜欢,是老师们的心尖儿,男女同学的崇拜对象,后来在中学时代曾获得全市化学竞赛冠军。她至今铭记着一件事,是在二小排练一项团体操时,站在她后面的一位男同学和她说话,她回了一下头。站在旁边督阵的校长立即将她从队列拉了出来,罚她的站。她向校长解释,说是有人和她说话,不是她的责任。校长恶狠狠地说:“你临死还拉个垫背的!”

  该同学后来事业有成,但也是在沧桑之后,和其他同学一样。然而,这句话始终为她所铭记。她出身医生家庭,在二小这样爱护和关怀氛围下成长,从未听见过如此发自肺腑的敌意的语言。

  在反右斗争前后,一些民主党派大知识分子说,他们对像毛泽东周恩来这样一些无产阶级大知识分子还是很敬仰的,但是具体管他们的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就不很高明了。其实当时派往大学里的人员的层次还是挺高的,如蒋南翔、江隆基、匡亚明等人。但是从这位校长的表现来看,派往小学的人员,只能是“土八路”的层次。可惜的是,当时的政策,往往代表他们的想法。

  少年儿童队之争

  现在有人告诫我们说,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这话自然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我们也不应忘记,我们的很多制度正是从外国搬来的,如共青团,如少先队。但是在一开头的时候,为了看起来不是“照搬”,分别称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少年儿童队。但“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和“时刻准备着”的口号清楚地表明了它们的继承关系。

  据说,在二小,是否成立少年儿童队是有争议的。争议的一方,我想是以孙钰校长为代表。他不愿在学校里成立少年儿童队的理由是在国民党时代未建立童子军。

  根据现在看到的1947年的全市统一使用的小学学生成绩册,各科成绩中列有童子军一项,说明成立童子军是官方所要求的。然而在二小,这一栏为空白。孙校长认为,在学校里不应成立这样的政治性组织。

  现在,孙校长将少年儿童队视为童子军一类政治组织,企图再行抵制。但他明白今非昔比,不敢明确将少年儿童队比作童子军,只推托说条件不够。不能说他的抵制毫无效果,二小的少年儿童队较其它小学晚得多,直到1950年12月26日才正式成立。压力不仅来自上面。学生中的积极分子也很不满学校的拖延态度。

  孙钰校长的去职可能发生在这前后,去职原因也可能与此相关。从此,新来的校长全面掌握了二小大权。

  当然,很多学生热烈欢迎这个少年儿童队,因为组织了很多政治和文娱活动。但是没能参加这个组织的同学则感到侮辱,因为他们从此承受新的歧视。未能参加的同学大多是功课不好的,不听老师话的,未必是不可造就的。其中有些人,后来取得很大的成就。少年儿童队的成立事实上分裂了同学的队伍,负面影响不可忽视。它实际上是一种襁褓等级制度。据说现在已经不这样搞了,少先队已成为“全民”的,到了年龄就可加入,当然是明智之举。

  政治化的教育

  以上问题都可以认为是外围的问题,对学生影响最深的还是教学内容。我们看看同一个小学生在前后两个时期的日记作文片断。

  这是1948年的作文:“我最亲爱的人。我最亲爱的人,在家里自然是父母了。在学校里,便是老师和几位要好的同学。父亲母亲爱护我,所以是我最亲爱的人。老师给我许多知识,和训练对于璞玉加上一点雕琢的工夫,使我们将来能够成大器。在他们循循善诱中,使我们不知不觉对他们敬爱。至于几位要好的同学,真和自己家人一样,有时比自己家人来得体贴入微。我有疑难的事情,他们解释给我听,我有能力不足的地方,他们帮助我。所以这就是我最亲爱的人。”

  这是1951年的作文:“可是我们必须认清:美帝国主义的撤换麦克阿瑟并不是说美帝已经放弃了他的侵略计划。中国人民应当永远记住美帝是我们的死敌。我们相信,不管换谁也挽救不了侵略者必败的命运。”

  “我们大家都知道美帝和蒋匪帮,被我们打垮了。但是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在快要死亡的时候,派遣了特务到新中国的大陆上,来进行破坏,使我们的建设成不了功。这是我们绝不容许的,我们要随时提高警惕,发现特务要立即报告公安局……”

  除去文字有毛病以外,这样的作文内容和《人民日报》社论没什么区别。1949年以后,我们受的就是这种高度政治化的教育。学生学了这些,到了街上就觉得路人都像敌特。

  从1949年开始,我们就开设了政治课。这政治课什么内容呢?我只记得1952年毕业后,学校组织了集体复习以准备中考。在复习政治课时,要我们反复背诵的是各国共产党的领袖是谁,如波兰是贝鲁特,叙利亚是巴格达什,西班牙是伊巴露丽,等等。当时复习得是如此认真,以至于过了五、六十年,我还记得滚瓜烂熟,如数家珍。这样的教育,实际上是培养一种对所谓领袖的崇拜。最近看《南方周末》,知道现今的小学生依然在背诵领袖的名字。

  辅导员原是狼外婆

  在新政权派遣来的人当中,能和新校长抢镜头的是教我们算术的孙老师。据说,他是从北京附近的老解放区调来的。应该说,他是个聪明的人,有一套教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学生欢迎。他说话和气,在这一点上不同于敌视一切美好事物的新校长。

  他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身任少年儿童队总队长、辅导员,1950年又作为学校唯一人选赴四川参加土改,回来后在东操场为全校师生作报告。他是全校师生政治进步的标杆,红得发紫。

  但是所有人没有料到的是,他竟然是一个人面兽心的家伙,将魔爪伸向未成年的女学生。这件事发现后,学校当局是低调处理的,对于这只闯进校园的大灰狼,仅仅是要羊们提高警惕,当时只向一些班级的女同学打了招呼。我们男同学茫然不知,只觉得事情有些古怪。直到我们小学毕业时,也未作任何处理。现在我们还能看到他给某同学的临别赠言,其中毫不吝惜地使用惊叹号:

  “某某小同志:记住!!祖国的解放来之不易呀!她是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无数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争取来的!!我们要坚决的保卫她,给敢来侵犯我们的敌人以狠狠的打击!我们要建设她!把她建设得美丽上更加美丽。同志:好好努力学习吧!准备着去建设我们那幸福美好的祖国!并时刻准备着:以忘我的精神,出色的,超额的完成党、毛主席和祖国所有给我们的一切任务!!最后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妳已成为一个光荣的青年团员!!”

  小学毕业以后,我才从同学那里知道,孙老师因“耍流氓”被送去劳改。但“耍流氓”的要害之处可能尚不为人所知。直到几十年后,我才从张桐同学那里知道了一些详情。他当时是少年儿童队大队长。当局曾向他了解那位上司总队长的材料。

  这件丑闻在北京教育界也是极其罕见的,对二小这一名校更是晴天霹雳。学校无法向家长解释,在很多年里更是讳莫如深。

  反右之劫

  我们于1952年毕业离开二小。二小的灾难远未结束。在我们离开之前就开展了三反运动,传说某老师被打为“老虎”。我们离开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又有不少老师遭难。

  在国民党时代,青年知识分子痛恨当局的腐败无能,思想多左倾。二小很多教师属于这样的人。在这样的氛围下,音乐老师才能公然在课堂上教解放区的歌曲。政权易手之后,他们满怀激情地跟随时代前进,或者说,自以为是这样做。但他们是理想主义者,根本上不同于新校长、孙老师这样的人。他们之中的典型是郑芸老师和单权老师。郑老师在解放前就被人说成是“八路迷”,解放后如鱼得水,曾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叙说她的兴奋之情。她当时任教导主任,工作积极努力,任劳任怨。毕业前夕,她曾和我以及庞世杰同学谈话,说的是保送附中问题,谆谆嘱我注意身体。她那威严而又慈祥的面容我永远铭记在心。

  1957年她被打为右派,宁折勿弯,忿而自戕的消息传到我的耳中时,我已是高中生了。详情不很清楚,但谁也不曾料到,这第一批受难者竟然是最紧跟党走的人。当然我们知道,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使她选择了这条道路,也正是这一追求使她不容于社会。

  单权老师热情、积极向上,很快学习了历史唯物主义一些观点,并在历史课中向我们传授。在抗美援朝热潮中,他在教室楼西墙的大字报园地中发表了词句激昂的诗句,最后两句是“中国人民的铁拳头,鸭绿江边等!”。单老师也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而于1968年英年早逝。他对韩念国同学和我曾有所期望,韩念国应该说是事业有成,我则蹉跎无为,有负师恩,感到十分愧疚。

  另一位才华横溢的左荫庭老师也在反右运动中不幸遭难。他是我们的自然老师,近年来才知道,原来我们的校歌歌词也是他写的。这首校歌中有这样一句:“勤恳读书,努力劳动,人生趣味在其中。”成为我一生的座右铭。

  经历了一系列变故和劫难之后,这所名校已被糟蹋得面目全非,成为这个社会几十年来变迁的缩影。当我们在几十年后回顾我们的小学生活的时候,我们总是以一种最完美的形象来想象它。虽然任何美好的事物一旦被亵渎,就很难恢复,只能成为我们心中永恒的记忆。

  附:北京师大二附小校歌(左荫庭作词,老志成作曲):
  伟哉我校,与民国同庚。年年代代出干城。礼仪廉耻,我辈服膺。师生共勉乐溶溶。勤恳读书,努力劳动,人生趣味在其中。严守时间,精神振奋。少年光阴须珍重。

  杜钧福,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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