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10日 星期三

回忆饿死人的公共食堂


  在公共食堂生活的那些年,“饿”字成了我最痛苦、最深刻、最恐惧的记忆。那种饿的感觉是现在的人无法体验到的。现在的人如果饿只是在特殊情况下产生的一种短暂的心理现象,会有得到解脱、消除的信心。我们那时在长期饥饿的煎熬中已形成一种恐惧的心理,即使不饿的时候也被这种恐惧笼罩着。吃的欲望可驱散任何思维活动,我们分分秒秒处在饥饿的折磨中。

  公共食堂刚开办时还不至于很饿,虽然总是一个菜,虽然不能吃饱,但一日能吃到三餐。只是都要在食堂餐厅就餐,只是每餐吃饭时要听队长“淤桶矮子”的训话,只是来了客人很尴尬,病人忌口、小孩挑食等有些为难。几个月后我们就饿得发荒了。饿到只要能吃得下的都会拿来填肚子,饿到许多人经受不住而自寻短见,饿到一家家的人死在屋里。口粮按年龄定等,一等全劳每天12两(那时1 斤为16两),我定为四等,每天只有四两粮。食堂每日只开两餐,晚上没事做聚在一起就聊吃,聊吃不饱的牢骚和怨恨。几十岁的老人经历了多少天灾、兵乱,他们说闻所未闻饿到这样普遍、这样严重。过去闹饥荒还有穷有富,有处可逃,如今全国都象用水洗过一样穷。这大好的年景粮食到哪去了?大人们总爱津津乐道的聊他们曾经吃过的美食。不无惋惜的向我们介绍那些我们未尝过的东西是怎样的美味无比,让我们为自己的生不逢时而痛惜不已。我们总是陶醉在这样虚渺的精神会餐中。还有肖家冲陈太元,他嗜酒如命,酒瘾来时就把空酒壶拿到鼻子边闻一闻,那是真的望梅止渴。

  锅子砸了,自留地收回了,大家都捆着肚子饿,也不容许谁私自弄到食物凑肚子。干部经常带领民兵三天两头有目标地到户搜查,发现粮食之类的东西无条件没收。就是有吃的东西要煮熟也很麻烦,有的家庭还留有一口烧水锅,有的就只能用瓦罐之类。如果有香味飘出也会暴露目标。我哥在衡阳读书每月要转二十多斤谷去学校,第三月谷还未交他就下放回了,胆小怕事的父亲要把这谷交到队上,而与之情况相同的两户都把谷留在家里他们怕因此露馅就极力劝阻我父亲,父亲无奈只得把这二十多斤谷留下。我们是借着火车经过时的声音作掩盖,用土箕把谷磨破,一粒一粒用手选去谷壳,把米装进药罐里用火灰煨成饭,半夜偷偷起来每人吃一口。

  吃,成了生活的最高境界。我在学校里上到第三节课就眼巴巴地盼望吃午饭了,第四节课老师自己要做饭,安排学生自习,我就会溜出去跑到食堂窗口排队端饭。想早点吃到饭的心情是那么的迫切,吃完后又非常羡慕那些正还在吃的人。那饭钵总是被我舔得光溜溜的,放下的时候是那么的难舍,那么的无奈,那么的痛苦。印象中食堂吃得最多的是那种叫苦马的菜,又苦又黑,只放一点滴的油,后来根本就没有油。但它还是被我们当成了宝贝。全食堂93人就餐,按6 人一份,一锅菜平均分成15碗半,排在前面的通过观察、比较有机会挑到一碗多一点的。不符合6人的家庭还要与人认真拆分这碗菜。我是与妹妹共吃一钵饭,由妈妈平均分成两半,因我要放牛,而且人大饭量也大些,所以先由我挑,我巴不得妈妈分得不均匀些,能让我的挑选权得到一点实惠。但我往往失望,腹空难奈就借机发难,常常为闹着要吃挨打。有一次父亲打我时抓住我骨瘦如柴的小手感觉到我如此体质瘦弱,体温冰凉,一股悯儿之情涌上心头,于是把我抱在怀里伤心大哭。饥而求食是动物的本能,孩子饿到这个程度要吃饭天经地义啊,这是谁造的孽!那时我真的瘦得就像一具骷髅,身子与头部很不协调,迈过门槛必须用手扶着膝盖,不然就会软下地。

  天天有饿死人的新闻在街头发布。据资料记载那次衡山县饿死24360人,真是饿垺枕藉。我知道的这街上就有我伯祖父洪积煌,还有许锡魁、黄佑兵父子、黄帮胜夫妇、刘八、罗历金、苏柳生、成名榜、周篾匠婆婆、阳信生等都死于饥荒。还有更多的幼婴叫不出姓名。阳三连生下孩子就天天要去出工,饿成那个样子哪里有奶水?更拿不出其它东西去喂哺幼婴,那个女婴每天摆在食堂过道的睡床里啼哭不止,留家看守的老人束手无策,眼睁睁的看着她饿死。木匠黄帮胜年近八旬,饿得实在撑不住了就托信给嫁在古塘的女儿,待女儿生方设法弄点吃的来接济父母却喊不开门,她搬来梯子爬进屋,看到的是父母已双双饿死在床上多时了。黄老二饿得投水自尽,杨正汉饿得上吊被家人发现救下,许定香饿得难受跳到阳家塘又自己爬上来。洪日保把庆元拉肚子拉出来的麦粒也捡到口里吃。我和肖陆生、杨伏生在次水塘放牛,一起见到老冯的妻子饿死在门板上,老冯把啼哭不止的襁褓幼女抱到尸体上吮吸原本就干瘪的奶子,不到半月老冯及两个女儿满门都成了饿死鬼。

  严峻的现实也使一些当权者有所惊恐,捆在食堂就餐的做法渐渐宽松,允许把米领回家掺草菜煮粥,还允许每人请假几天去寻找吃的。于是所有的头脑都在研究同一个命题:怎样解决肚子问题。有的提倡双蒸饭;有的发明了先把米炒一下再蒸,谓之“膨胀饭”。父亲在饲养场食堂端回一钵这样的“膨胀饭”,虽是多了很多,但那饭散散的不成坨,也失去了饭的味道,吃了非但肚子没能膨胀,反而觉得更空。最实在的还是找粮食替代品,大批的人涌到潭泊小山去挖蕨根,我哥才十四岁也跟着去了,人多船挤,到河心时船沉了差点丟了性命。我也把读书弃之脑后,成了采摘野菜、野草的专职人员,足迹踏遍山山水水。外面漫山遍野都是挖野草的,后来连野草也挖不到了。饥不择食,于是什么树叶、树皮及一些自认为可吃的东西都找来吃,我所吃过的野草不知有多少种。有一种叫黄机柴的上面结出的小果粒炒熟后口感还可,可是吃了就拉不出大便,黄成桂被憋得在街上打滚,还有许多人包括我也尝到了这种痛苦,蹲在厕所几小时还拉不出,憋得喊爷叫娘。杨毕生想了个办法:把屁股泡在水里用手指抠。现在想来那办法简直可以申请专利。有一种最招蚊子的树我们管它叫蝇脑树,它的树皮掺到粥里煮能使粥变得很稠,可是吃了的人都中了毒,肖陆生一家都肿得眼睛迷成一条缝看不见东西。为了渡命,父亲把家里凡是有人要的东西全部发卖,床、衣柜、皮箱、抽台,还有古董、银元也都换了米。井冈山战争时有个国民党的将领张辉赞被红军杀了。我地有个姓宋的人在张辉赞身边当副官,他带走了张辉赞的一些珍贵物品逃回了家乡,其中有一套张辉赞珍爱的铜质餐具卖给了我祖父,极具收藏价值。为了救命,我父亲把它换成了几斤米。至今我都觉得父亲此举是对的,再珍贵的文物也没有生命珍贵呀。我天天听到街坊们议论今天谁谁又饿死了,在那死神一步步向我们逼近的时候我最担心的是我的母亲会被饿死。慈爱的母亲为了救出我们,总是把自己的一份粮食分给我们吃,隔三岔五还要回娘家弄点吃的来。应该肯定的说,在那全国空前普遍的大饥荒中各地的情况还是有些不同,据说安徽、河南、四川比我地的情况更惨。有一些有良知的干部对极左路线敢于抵触那些地方就会好些。我外婆在偏远点的潭泊山村,舅舅们能在山上偷着种点红薯,捡点茶籽。他们在那艰难的情况下常常会挤出一点食物来接济更艰难的我家。母亲白天去,因为带有食物必须夜里摸黑路回,二十多里小路,回到家时已是疲惫得如稀泥一般。我总怕母亲一觉睡下再也起不来,醒来就要叫妈妈。因为我知道,死神距我们只有半步之遥。

  洪暑生 湖南省衡山县大源渡公社大源渡大队(今衡东县霞流镇大源渡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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