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27日 星期六

李文辉:我与胡耀邦的36年交往


   解放初,我在甘肃任团省委书记时结识了胡耀邦同志,并在其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里,与耀邦同志有过多次交往。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境遇下,我亲身感受到耀邦同志活跃、真实、谦逊、大度和光明磊落等多方面的人格魅力。在我的眼里,耀邦同志既是位充满活力和正义感的伟大政治家,又是一位亲切、和蔼、富有人情味的兄长。如今,耀邦同志已离我们而去18年了,但他永远生动地活在我心里。

  劫后重逢,富强胡同话旧谈新

  我是山西省灵石县人,1937年参加革命,1939年任晋绥解放区吕梁剧社社员、分队长,与彦克、李力、马烽、莫耶等共同从事革命文艺宣传工作,后来又赴延安参加过陕北公学、延安大学和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历经8年抗战生活之后,在解放战争中又先后任汾阳晋剧团指导员、灵石五区和隰县城关区委书记、甘肃武都县委宣传部长等职。解放后,我先后两段在甘肃团省委工作,任秘书长、副书记、书记等职。80年代后到省人大工作,后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直到离休。

  我第一次见胡耀邦同志,是他初任团中央书记一年后的1953年。当时,我任甘肃团省委副书记、团中央候补委员。在去北京参加第三次团代会中,听耀邦作报告是那样流利、生动和神采飞扬,感觉他特别有才,充满朝气和活力,心生敬意。大会之余,也常看到耀邦与代表们站在院子里说笑,一点架子没有,关系特别融洽。

  后来,我离开团省委一段时间,1963年又回来任团省委书记。11月,团中央派5人代表团参加阿尔巴尼亚国庆,经胡耀邦亲自选定地方上甘肃和云南两省的团省委书记参加,我有幸代表团中央去阿尔巴尼亚祝贺国庆。

  1964年6月召开全国第九次团代会,我在会上被选为团中央常委。这次会议规模大、规格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国家最高领导人都出席了开幕式。胡耀邦作了《为我国青年革命化而斗争》的工作报告。作报告时,他仍然像10年前一样充满活力,讲话铿锵有力,富有号召力和感染力,而且显得更为成熟和有气度。他和代表们一起吃饭,还多次到代表们居住的房间探望。耀邦与我握手的时候,我感觉特别有力量,他脸上是真诚而爽朗的笑,让人感觉到一种特别的温暖和亲切感。

  两年后文革开始,我也受到批斗,罪名是“三胡的黑干将”。当时耀邦也被打倒,剃了“阴阳头”,但他骨头很硬,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拒不交代有什么“罪”,所以受到很残酷的折磨。

  1976年,我被“解放”,担任了靖远矿区铁路指挥领导职务,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的宋平派我去北京汇报工作并申请投资。工作结束后,我想起了12年没有再见过面的共青团老领导耀邦同志,决定千方百计要找到他,见上一面,看他经过文革磨难是否还好。

  经打听得知,耀邦这时被邓小平点名已“解放”出来,在中国科学院主持党委工作。

  听说耀邦还住在团中央家属院,地址是富强胡同5号。我就绕来绕地找到了那个极普通的小四合院。小四合院很窄,前院住的是胡耀邦家,后院住的是胡克实家。

  敲门后,是耀邦的大孩子德平来开的门。我脚刚迈进门,耀邦就出来迎接了。他穿着普通的蓝色中山装,灰色的布裤,神情还是当年那样爽朗和热情,但额头上和眼角已有了许多皱纹,也有了白发,显得憔悴了许多。想到他和自己一样刚刚经过一场文革劫难,我立刻一阵心酸……耀邦紧紧握住我的手,摇了又摇,笑着说:“老共青团员大难不死,又相见了。”

  耀邦让我在狭窄的小客厅里坐下后,就拉抽屉、翻柜子,满屋子找东西。我问他:“您找什么?”耀邦指了指随我一同来的亲戚小女孩说:“我们喝茶,给娃娃找点吃的。”他后来终于从别的屋子里找到一个小罐,高兴地从里面倒出几颗桂圆,对小女孩说:“小娃娃,吃这个,这个比牛奶糖好吃!”

  这时,耀邦才坐下来,关切地问我是不是也受到了批斗,现在出来工作没有,还有身体、家庭情况等等,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问这问那,关心至周。他还问到他认识的甘肃的其他一些人的情况,还有甘肃的经济形势。他听着,沉思着,很少插话,能感觉出他心中对国家形势担忧的一种沉重。听我说完,耀邦沉思着说:“党的干部,要在有很多不利因素的情况下,看到一种转机,要做这种转机的推动者,党的干部应当做这样的人。”

  我们聊了很长时间,但对当时北京的各种传言,如“四人帮”、天安门事件、毛的身后事及科学院的事,耀邦却只字不提。看得出,他没有一点怨恨和不平,更没有激愤的言辞,是那样坦然、宁静和平和,甚至他没有谈到他受过何样的磨难以及我后来才知道的腰伤。大难过后,他那种宁静致远、受辱不怨的风度,让我非常感慨和敬佩。我想,只有胸怀宽广、不计恩怨得失、品格高尚的人,才会这样心静如水,我心里越发对耀邦多了几分崇敬。

  在告别的时候,耀邦一直把我送到了小院的大门口,拉着手好久不放,说以后有机会到北京来,一定来家里坐等等。回来的路上,我想,耀邦率真、和气、一腔热情的性格一点儿都没变。

  身居高位,与“老共青团员”喜相聚

  在这次拜访过耀邦之后几个月,毛主席逝世,“四人帮”被粉碎,国家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77年3月,耀邦同志出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8月在党的十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2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78年,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1980年,他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耀邦同志当选为党内最高职务中央委员会主席。

  这一段时间,中央高层变动很大,胡耀邦成为一颗耀眼的星在迅速上升。国家变革,拨乱反正,他充当了中坚,非常忙碌。他先是在中央党校发起对“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后在中组部顶着压力挑战禁区,亲自接待上访者,平反冤假错案,解救了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紧接着又在中宣部大搞“解放思想”运动。担任政治局高层职务后,又领导全党搞改革开放,抓经济工作。在这段时间里,我只在耀邦任中组部长时见过他一次,当时是去北京开会,顺便捎去省里几位老同志的申诉材料给耀邦。耀邦当时还住在富强胡同,屋子里到处堆着各地来的上诉信函,客厅里坐着好多上访的老干部。因为见耀邦那么忙,见面后,与他简单寒暄了几句,转交了材料,我就告辞了。

  又过了3年,1981年我去中央党校学习,这时耀邦已是党中央主席了。在学习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一同在党校学习的当年的几位老团省委书记,很想看望一下耀邦,但知道他特别忙,不便打扰,就联名写了封问候信,托也在中央党校学习的耀邦的夫人李昭转递给耀邦。

  没想到第二天,耀邦的秘书打电话到学校,让我们几个人不要出去,马上有车来接,耀邦同志要接见我们。

  我记得那天是7月26日,北京的天很热,一辆小面包车接我们来到中南海。

  大家刚在一个小会议室里落座,耀邦就推门进来了。他笑呵呵地叫着每一个人的名字,一一和大家握手,还是那样有力地摇着,好久才松手,大家一下子仿佛又回到了在共青团工作的当年。

  坐定后,问候寒暄了一阵,耀邦指着湖南的同志说:“湖南上访人员最多,政策落实迟了,‘左’的东西消除得不够,思想扭转不快,落实政策阻力很大,给大家平反总要留个小尾巴,说人家‘你总还是有错误嘛’。我去年去了一次,说你把人家搞过头了,两相抵消吧!今年还不错,农业政策落实了,这样就好,对中央的精神不要打折扣。”

  接着,耀邦又谈到解决河北问题,说他专门去讲了一个话,搞了民意测验,走群众路线,决定了主要负责同志的去留。

  大家后来问到全国的形势,耀邦高兴地说:农业不错,工业不太理想,宁夏生产尤其不好,减产20%,他准备明年要去那里。他说,抓经济的事发了紧急电报,要求各省委书记亲自动手写三千字的报告,谈明年计划的安排,并要求抓好今年最后的4个月。接着耀邦掰着指头说各省的升降幅度,说得很快,数字、百分比记得清清楚楚,令大家十分惊讶。耀邦还郑重地说:“生产搞不上去,我们站不住脚。”又说,“我在六中全会上就讲两件事,一是要搞好经济生产建设,一是要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治安,一年不懈地抓几次,人民群众就会满意。”

  耀邦那天谈话兴致很高,最后谈到农业土地承包问题,他神情有点严肃地说:“阻力很大,进度不快,很多地方包不下去,主要是有些同志思想转不过弯子。”他端起杯子喝了口水又说,“我们要求每个省的主要负责同志对这件事要下大力气抓,胆子放大,出了问题是中央的,你们只要包下去,很快就会看到成效的。”

  听到这里,我问耀邦同志:“我回去后可否向省委汇报这个意见?”耀邦马上说:“可以呀!你就这样对宋平同志讲,你当通讯员。”

  不觉之间,3个小时过去,到吃午饭的时候了。耀邦看了一下表说:“一早上就接你们来了,我们这里星期天也是3顿饭,我请你们几位吃午饭。”于是大家跟耀邦来到一个简陋的小餐厅。坐定后,耀邦同志在服务员递过来的单子上用笔画了一个勾,一会儿服务员就端上来一个盘子,里面是4盘菜1盆汤。耀邦笑着对大家说:“四菜一汤,米饭管够,吃馒头也可以,来,大家动筷子。”菜是两葷两素,一盘红烧肉,一盘芹菜炒肉、一盘虾米炒萝卜,还有一盘素炒油菜,汤是西红杮鸡蛋汤。菜可能是大锅菜,比较绵,但很好吃。5个人吃这么几个菜,勉强够。耀邦一边吃饭,一边和大家说笑,像几个好朋友聚在一起,一点儿也看不出他在高位。吃完饭,服务员收我们每人半斤粮票,钱由耀邦付。中央机关后勤管理的严谨和廉洁,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吃完饭,耀邦让我们到中南海四处转一转。我们都是第一次到中南海,乐得耀邦如此体恤,就走了走,参观了毛主席办公和住过的“丰泽园”,还有光绪皇帝被软禁过的阁楼等。之后,我们就去与耀邦告别,耀邦正在与人谈话,急忙从会客室出来送我们,在与我握手时,他说:“甘肃,我还是西征时去的,以后一定要再去的。”

  回到甘肃,我把耀邦接见我们时的谈话向宋平书记和省委作了汇报,甘肃按照耀邦同志对土地承包政策的意见加大了工作力度,取得了突破,在全国走在了前头。

  台上台下,活在人心便是永生

  1982年9月,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之后几次视察西北,也特意重点走访了甘肃。他来到许多贫困山区,坐在田头和农民们亲切交谈,了解土地承包后的生产生活情况。特别是1983年7月,他西去甘肃、青海基层走访视察长达20天,行程近万里。当时我任甘肃省人大副主任,记得已经68岁的耀邦,在甘肃期间,不辞辛苦,早出晚归,满满当当地视察了7天,先后访问了陇南、陇东、陇中许多县、乡和田野山村。所到之处,他非常动感情地拉着穷苦农民的泥手嘘寒问暖,了解情况。经过在基层的走访调查和听取农民的意见,最后他向甘肃省委明确提出甘肃治穷致富的战略思路应该是:种草种树,发展畜牧,改造山河,治穷致富。他还提出了种草种树的10条具体办法和措施,要求甘肃“反弹琵琶”(借用敦煌壁画的启发),“动员群众大造声势,地动山摇地去搞。”他为此而郑重地为甘肃题了词:“种草种树,治穷致富!”“种草种树、发展牧业,是改变甘肃面貌的根本大计。”

  其实,早在1956年3月,当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就主持发起过陕、甘、晋、豫和内蒙古5省(区)青年造林运动,后来扩展到全国拉开了大规模植树造林的群众运动。任总书记之后,他在甘肃再次倡导植树种草,引导农民治穷致富,使甘肃大地迅速掀起一场绿化运动,并坚持了20多年,取得很大成果。甘肃人民感激耀邦,在兰州北山徐家山专为他立了一座碑,上面刻上了当年他的亲笔题词:“种草种树,治穷致富”。

  1988年秋,我去北京开会。这时耀邦同志已辞了总书记职务一年多了。我很想念他,不知道他心情可好,身体怎么样,于是想到再去看他。我约了国家计委办公厅主任、当年的“老共青团员”任景德一同去看耀邦。

  耀邦任总书记后,从富强胡同搬到了中南海东侧的会计司胡同,辞了总书记后仍住在那里。这是一个普通的四合院,院子不大,但却整洁有致,有很多绿色的花草植物。

  耀邦同志一听有客人来访,很快从书房里出来迎接:“噢,是李文辉你。”耀邦快人快语地说,显得很高兴。我发现,这时的耀邦明显的瘦了,头上已有了不少白发,但看上去精神还好。台上台下一个样,耀邦任何时候给我的感觉都是一样的,一见面,一样的握手方式,一样的亲切热情,一样的见老朋友式的问长问短。

  耀邦发现我手里的小纸箱,问:“这是干啥?”李文辉急忙说:“百合,兰州的百合,刚上市的,给你补补身体……”耀邦感叹着说:“好远的路,不容易带啊!”随后把我们让进了客厅坐下。

  面对我们的问候,耀邦同志轻松开朗地说:“身体还好,没有什么大毛病,就是这个腿……”他轻轻地拍打了两下膝盖说,“估计还是关节炎呢,骨质增生可能也有一点。”我说:“还有文革中挨斗受的腰伤呢!现在怎么样?”耀邦无所谓地说:“也没大问题,每天在按摩,不要紧。”他告诉我们,他已向政治局请了假,准备去湖南休养一段时间,顺便搞点调查研究,后天就要动身。“接到你们的电话,我就说,要来快来,不然就见不到了。”说完这句话,耀邦庆幸地向我们亲切微笑着。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我发现耀邦和过去有些不同了,他不再是过去的那个永远年轻活跃、思维敏捷和十分健谈的胡耀邦,他说话不多了,也不太像过去那样一见面就问这问那,多时候是静静地听对方说,还时常不自觉地出现凝眉思索的表情。对个人际遇,他还是缄口不谈。见他这样,我心里有点难过,知道他不能继续工作,心里不快乐。对于一个生性活泼外向、精力才华过人、责任感极强的人来说,不能工作,被成天赋闲在家,是多么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啊!思索一定带给了他沉重的压力,他心中的煎熬和忧郁,从他的一颦一笑中淡淡地透露出来,让我看着心中十分伤感。

  听我们谈当时的抢购风和飞涨的物价,还有银行的银根紧缩引起的人心浮动,以及担心经济形势恶化等,耀邦时常陷入沉默。停一了会儿,耀邦弹了弹烟灰,平静地说:“形势会好的,十三大确定的路线是继续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只要这一条不变,经济会走出低谷的,其他方面……”他笑了笑说:“很多文件不给我送了,看不到了,和你们一样,很多情况是从报纸和广播上知道的。”

  听耀邦说身体没什么大的毛病,我就建议他每天多在院儿里活动活动,注意健身和保养。耀邦说:“闲下来也好,可以静下心来多读点书。马列全集文革时就在读,后来挑起担子就撂下了,现在又可以读了……重新读,又有了新的体会。”耀邦还告诉我们,他还读点史学著作和文艺作品什么的,还有《周恩来传》,有时他还练练书法,写写诗,感觉对静思养心很有好处。

  要告别的时候,耀邦要我等一下,急忙跑到别的屋子里拿来两筒茶叶,硬塞给我:“你一定要拿着,我们都是老共青团员,我吃你的百合,你喝我的茶,大家都保重,这样就好……”

  从耀邦家回来的路上,我忽然想今天怎么没和耀邦合个影,觉得有点遗憾。同行的任景德说:“是啊……下回吧,等他从湖南疗养回来以后,你再来北京时。”但没想到这成了我见耀邦同志的最后一面,合个影的愿望也成了一个永远的遗憾。因为耀邦从湖南回到北京后一个月,也就是1989年4月15日,因心脏病突发而不幸去世了。我从电视新闻里得知这个噩耗,难过得几天都吃不下饭去,人像病了一场。如今想起最后一次在耀邦家听他说的“要来快来,不然就见不到了”那句话,恍然觉得那简直就是一个可怕的谶语。

  耀邦去世后,我到北京去看望过两次李昭。每每谈起耀邦,李昭缱绻之情难已。她曾对我说:“你知道的,耀邦自认为他是一个过渡性人物,但他为党为人民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而且他实实在在是一个好人,一个极其真实、善良、无私而心地透亮的人……他是我的丈夫,更是我敬爱的老师!”

  耀邦同志是个大好人,是真正活在人们心里的。

  李文辉,《文史精华》200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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