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3日 星期三
丁东:口述历史又一年
在生活中,往往遇到在历史变迁中起过作用、又不被历史所重视的人,他们可能仅仅提过一次建议,表达过一次意见,参与过一次行动,却为一个旧制度的终结和一个新制度的开始提供了契机。如实记录下他们的声音,是史学不应推卸的责任
2011年秋天,许洋、李楠两位朋友来我家做客,建议我的妻子邢小群开辟一个口述史专栏,在他们主编的《信睿》杂志上连载。当时邢小群即将从学校退休,就接受了他们的邀请。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这成为我们从事口述历史的新动力,一年多下来,我们陆续采访了十多位历史当事人。
口述历史的工作,我们已经做了十几年,深知其中的甘苦。寻找合适的采访对象并非易事。口述历史既可以关注社会名流,也可以关注平民百姓。但杂志是公共平台,希望展示的内容需要有较高的文化历史含量。仅记录平民百姓的家长里短,不足以满足公众的需要。与重大的历史相关的事情,才是读者的兴趣所在。
正好,当时周启博先生从美国回来探亲。我们和他联系,请他讲述周家的往事。周家上溯五代,出现过许多影响历史的重要人物。第一代周馥曾官至两江总督、两广总督。第二代周学熙当过袁世凯政府的财政总长,是山东大学的创始人,也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先驱。周启博的爷爷周叔弢是第三代,是民族工商业的领袖人物,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启博的父亲周一良是第四代,以史学家著名。这一代还出了很多著名的学者。周启博先生的本职工作虽然是工程师,但对历史却有很深的研究。请他口述“周家往事”作为栏目的开场戏,是很好的选择。此文在《信睿》刊出以后,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接着,我们又采访了黄炎培的孙女、黄万里的长女、杨乐的夫人黄且圆,我们请她回忆她的祖父和父亲。当时她已经身患癌症,接受采访后不久便与世长辞。这篇口述的发表,成了对她的纪念。
我们还采访了杨银禄先生。他是中央办公厅的退休干部,“文革”中曾经担任江青的机要秘书五年多。正如俗话所说,伴君如伴虎,他为江青服务的酸甜苦辣更是一言难尽。听他谈他在钓鱼台亲历亲闻的种种细节,有如回到了历史现场。
我们还采访了学者纪坡民先生。他的父亲纪登奎上世纪70年代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参与当时党政军方面工作的日常要务。1988年,65岁的纪登奎便溘然长逝,没有留下回忆录,带走了太多的历史秘密。好在上世纪80年代他和儿子有所交谈。聆听纪坡民的讲述,多少能够弥补一些遗憾。
我们的邻居刘心俭先生,本人并非高官,也不是国家领导人的秘书、子女。但他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也曾参与推动了一项政策的改革。1955年,经毛泽东批示,中央对台湾飞行员驾机投奔内地发放奖金。1962年,内地又以福建前线部队司令部的名义,公布了《驾机起义蒋军空军人员的奖励规定》和《对驾舰、艇起义蒋军海军人员的奖励规定》。对岸的国民党也不示弱,他们开出了更高的奖金额度,诱导内地飞行员投奔台湾。到了上世纪80年代,台湾方面的奖金最高达到7000两黄金。内地方面的最高奖励也达到65万元人民币。
在此期间,先后发生了多起飞行员驾机投奔对方的事件,都成为一时的热点新闻。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释放了改善两岸关系的信号。1987年,台湾当局允许老兵回内地探亲,两岸关系日趋缓和。
刘心俭先生曾在空军基层部队任职,到空军领导机关工作时,他对重金鼓励飞行员起义的政策进行反思。他知道基层对重金鼓励对方起义的做法有很多议论:一是认为对台湾飞行员的奖励与国内飞行员收入水平相差悬殊,部队飞行员的月薪还不到百元,而对驾机起义者奖金高达数十万元;二是有关部门采取的一些技术措施引起了飞行员心理上的反感,产生了负面影响。思想政治工作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些隐患,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莫过于主动取消高额奖励,化解两岸敌意。
于是他参与起草了关于取消对起义人员奖金的报告,经空军政治部签发,报请解放军总政治部,建议停止执行《驾机起义蒋军空军人员的奖励规定》。1988年9月11日,新华社公布此消息,马上得到了海峡两岸和国际舆论的好评。4天后的9月15日,台湾当局也宣布大幅度降低对驾机、驾艇来台人员的奖金,以此回应内地释放的善意。当时台湾有级别很高的将领以探亲的名义来大陆,刘心俭曾以朋友的身份去做沟通工作,互相谈到奖金的事,他们也认为一定要取消。他们回台以后,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化解对立情绪,加快了台湾取消奖励规定的进度。第二年终于使两岸飞行员“对飞”的历史画上了句号。
宣传往往把历史进步的功劳归之于政治领袖。其实,历史的进步是合力作用的结果。领导人的决策固然重要,但一些小人物的促进也不应当忽略。在生活中,往往遇到在历史变迁中起过作用、又不被历史所重视的人,他们可能仅提过一次建议,表达过一次意见,参与过一次行动,却为一个旧制度的终结和一个新制度的开始提供了契机。如实记录下他们的声音,是史学不应推卸的责任。
丁东,《法治周末》 2013-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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