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来其人：命运、性格与文革——读《周恩来的政治生涯》

　　【内容提要】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芭芭拉·巴努茵与余长更所著的《周恩来的政治生涯》弥补了中国长期以来对周恩来只谈功勋不谈过失而造成的认识片面性。作者将周恩来的一生概括为“以献身一个事业开始，侍奉一个人结束”。时至今日，周恩来无疑是党内领袖在国内外被一致肯定的正面形象，但邓小平在接受法拉奇采访时曾说，周恩来在文革中，也做过错事、违心之事。细究周恩来在文革中得以幸存不倒的原因，不仅在于他难以替代的工作能力和善于交际的才干，更在于他妥协克己的性格。他极大的扭曲自己、臣服他人，为此做出违心的言行，而得以保全自己。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性格在文革中走向两个极端，而性格成因也成为毛发动文革不可忽视的因素。

　　他是日理万机人民的好总理，是谈笑风生的谦谦君子，是叱咤风云的外交说客，是地下党情报网络的最高头目。这恐怕是大多数中国人长期以来对周恩来这位传奇人物的刻板印象。人们称赞他的才能，感恩他的好心，然而迄今对他的评价却存在着一定片面性，只谈功勋不谈过失。有道是“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终生活跃在政治斗争、权力较量中心舞台的周，难倒真没有做过错事、违心之事？为什么所有反对过毛的人都被整过，唯有周一人始终不倒？一个真实的周恩来究竟是什么样的？在读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芭芭拉·巴努茵、余长更所著的《周恩来的政治生涯》后，这样的问题或许有了答案。

　　本书的作者之一芭芭拉·巴努茵是瑞士日内瓦国际政治研究所博士，长期从事中国政治研究。另一作者余长更真名冉隆勃，从1952年到1974年一直在外交部任职，对周恩来有近距离观察，1980年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工作，冉隆勃退休后与芭芭拉合著此书。书中很多资料来自国外，但由于中文出版受限，本书最先是以英文出版，香港中文大学2009年的中文版由马继森翻译。尽管书中也有些与史实不符之处，如对中国高层决定出兵朝鲜战争的细节显然与沈志华的研究不同，但总体感觉比较靠谱，用译者的话说就是能被其他著作所证实，能经得住时间考验。读罢此书，可以了解一个比较全面立体的周恩来，也对中国共产党和文革时期的历史有了进一步认识。

　　周恩来的政治生涯用作者的话可以概括为“以献身一个事业开始，侍奉一个人而告终”。周所献身的事业就是他从小立下的誓言，往大里说是民族崛起，往小里说是成为推进历史的伟人。这大小两个方面始终贯彻在周一生的政治生涯中，几乎可以解释周为民族复兴奔波，为自身政治生命延续所做的一切努力。周的理想是很早就确定下的。上学时，周就说过“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也说过要“成伟大人物，克服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在他与小学同学郭思宁分别时，也赠送写有“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的字条。可见周是自小立下雄心壮志要将个人价值同民族命运紧密联系起来。

　　要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涂有一腔热情，难成大器。周幼年接受了良好的传统儒家文化熏陶，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过犹不及的思想以及“忠君”的意识在他身上留下了烙印（体现在他后来处理与毛的关系上，他甘为人仆），为他日后的事业产生重要影响。周中学就读于天津南开，在严修、张伯苓的影响下接受新式教育，后来到日本、法国留学，这些教育经历无疑使周拥有广阔的视野。通过对新思想的学习，他对民族命运也有着深刻的理解。这些都为周恩来打下深厚的基础。然而真正让周在政治上大显身手，绝处逢生的是他经世治国的才能、强大的交际才能和他独特的性格。

　　周恩来的工作能力十分强大，基辛格评价周恩来机智幽默，谦虚谨慎，记忆力强，亲和力强，有人格魅力。周的过人才干除了个人非凡的天赋外，也和他个人的经历有很大关系。周的祖父任过知县，但到周出生时，家道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周的叔父膝下无子，周从小过继到叔父家，十来岁时，养母、生母纷纷过世，叔父多病，生父长年在外，周是长子，当家的担子早早就落到他身上，周自己曾说，他十多岁时就知道当家苦。柴米油盐要他操办，他经常把家里的东西拿去典当以贴家用。还要摆平里里外外各种关系，这为他后来办事周密谨慎、善于察言观色、处理人事打下基础。他在天津时办过报纸，在海外留学时宣传过革命思想，成立、参加过各种进步组织，回国后组织过学生和工人运动，当过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领导过南昌起义，参加过长征，经营过一个高效严密的白区情报网络，可以说他是中共史上斗争和领导经历最丰富的人之一。1931年四月，周负责上海地下党情报的助手顾顺章在武汉被国民党逮捕，顾不堪忍受毒刑，欲向蒋介石坦白地下党组织重要信息，以换取蒋介石的宽大处理，周的情报人员截获这一消息后，立刻上报，周随即命令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更改暗号，变换联络方式，做好隐蔽，于是顾向蒋介石提供的情报在上海没有发挥用处，但却使江苏的地下党组织遭到惨痛打击，为了报复，周下令一夜间杀死顾全家老小15口，并派人当街枪杀了抓捕顾的国民党特务，以此向外界宣示中共并未因此失去战斗力。可见周在斗争中也有其果断、毒辣的一面。过人的才干和丰富的经历，使他在处理各项事务时表现出非凡的能力，因此他几乎可以适应各种情形的工作，可谓“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以一当十的过人才能自然让他成维护政党秩序、驾驭责国家机器运转不可或缺的人才。所以即便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乎所有的老干部都挨整了，毛仍需要精明能干的周为他来为他撑着烂摊子，尽管这还不是周幸存的关键原因。

　　周恩来是中共的“公关大师”，善于处理各种微妙关系。这是他在党内又一无人替代的特点。周生于1898年3月5日，双鱼座，双鱼座的人通常被认为是会说话，善于驾驭谈话气氛，这一点很符合周。周热衷于社交活动，在日本求学时，他的主要精力用在参与各种社交组织活动，积攒人脉，宣传革命思想，以至于他学习日语的时间有限，考取日本大学有困难。他几乎可以和各种阵营的人交朋友，不论是国民党高官、民主党派人士、文化界知识分子、普通百姓、外国记者他都能轻而易举的拉上关系。他处理人际关系的特点是，能主动妥协，善于向对手示弱，审时度势的调整甚至扭曲自己以适应对方，使得他能非常轻易的和他人建立共识和信任。他很善于揣摩他人的心思，投其所好的进行沟通，因此他在国共谈判、西安事变、建国后外交等各种对抗性的交流中，能发挥重要的斡旋、调停作用。

　　周恩来的性格也是周在政治上的立身之本。总理的位子一坐就是二十余年，这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下是不可想象的，换了别人恐怕早就人仰马翻。而他性格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妥协。妥协其实是中性的，因为性格中任何特点都是有利有弊的，优点是缺点的延伸。妥协不是投降，而是有节制的让步。但周恩来的妥协能让步到什么程度却可以随着形势需要而调节。周曾说：“为了我们的革命，我们可以扮演如夫人的角色，必要时，甚至可以当妓女”。这是一种强大冷酷的克己能力，可以使自己表演出有违本心的言行。性格是中立的，但违心的言行却要承担价值后果。周在政治上得以成为“不倒翁”和他妥协克己所做的违心言行不无关系。他一直小心处理与权力顶峰的毛之间微妙的关系，文革期间他不仅需要向毛表示出绝对的顺从，还需要向得势的林彪、江青妥协服软。他骨子里是反对文革的，他想要促进经济、不让阶级斗争干扰国家发展，他也尽量一有机会就去做这些事，但是疯狂的时代，未必会有太多这样的机会，杀人不见血的政治斗争中要想生存就得服从，周在因贯彻自己意志后遭到批判差点丢掉总理职位后立刻就放弃了自己的本心，为了表现服从，他积极做出三种“表演”：坚决拥护毛，大赞毛永远正确；积极认错，检讨自己；落井下石。文革中，当学生把王光美从中南海抓走后，周曾亲自去解救王光美，耐心向学生做思想工作，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周放弃了王光美，当江青正式宣判王光美时，周恩来第一个高喊“打到美国特务王光美！”。在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贺龙、陈毅、陈伯达等一个接一个被打倒后，周一再不厌其烦的表示赞同毛主席的英明决定，承认自己对形势认识不清犯了各种“错误”，严词批判被打倒的人。正这是这三种精心的“表演”，让毛感受到周的忠心。毛或许知道周会有自己真实的想法，但毛相信了周的忠心。因为只要毛说出了自己的意见，周就会毫无保留的支持毛，而毛也多次在周遭四人帮刁难时保护周。因此，全心全意的效忠毛，侍奉毛，成了周在政治上长期不倒的关键原因。


　　如果将周和毛的性格做一对比，可以发现周和毛的性格是截然相反的，而文革时期，这两种性格都走向了各自的极端。如果说周的性格是妥协克己，那毛就是不妥协，不克己。解决问题时周是完全向内发力，压制自己的本心，让自己去适应别人，而毛则是完全由着主体意志，反复无常，他要向外发力，要别人妥协，要别人服软，要证明自己比别人强，要将对手打垮，“与人斗，其乐无穷”。这两种性格走向极端都会产生有害的结果，不论是向外还是向内发力都是偏执的。佛教有云：“立地成佛”就是说既不向外，也不向内，这样才可以守持人的本心，不过分痴迷。然而对政治家来说，这种“立地”的自然状态很难坚守。通常要做“人”成不了事，成事做不了“人”。搞政治的人哪有不痴迷的，要在残酷的斗争中实现自己的雄心，不得不承受面对人性、良心、道德伦理的拷打的代价，就像周下令杀光顾顺章的全家人一样，这是血淋漓的谋杀，但却成就了一个情报组织和党的安全乃至革命的胜利，所以周和毛这样的人很难完全跟随一颗平常的“人”心，而是用权力把心牢牢囚禁起来。周恩来病重卧床时曾对邓颖超说“我心里有很多话没有说。”很多话周至死也没有说，周的健康恐怕也与他有话不说憋着有关。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周在文革中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他是有数的，哪些做得对，哪些做得不对，他是清醒的，只是在文革那种杀人不见血的极端环境下，就是想做烈士也未必能如意，周不做烈士，他要始终保全自己的政治生命，于是他只能将自己始终向毛看齐。邓小平在接受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采访时说，“周一生最后几年讲了一些违心的话，做了一些违心的事”。

　　关于周恩来的研究，绕不开毛泽东，所以有必要分析下毛发动文革的心理成因。文革的成因十分复杂，但毛的性格和心理必定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毛的生日是12月26日，摩羯座，摩羯的性格通常被认为是有雄心、深谋远虑、隐忍有耐心、但自卑缺乏安全感，报复心强。单就隐忍有耐心这一条来说，似乎与毛不符，但实际上毛的性格和心理与对摩羯的描述颇为相似。毛喜欢秋后算账，有些“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意味。在早期的中共核心领导层，毛一开始并不起眼，既没有读过大学，又没有留过洋，身上又保留着很多农民的生活习惯，这些常被人拿来说事儿，和周恩来等高学历、海龟、共产国际正规军等“高帅富”领导相比，毛颇有几分“屌丝”意味。但“屌丝终有逆袭日”，战争给了毛机会，凭借过人的军事才能，毛指挥着共产党取得一个个军事胜利，一步步夺取政权。这个过程是毛在党内逐渐获得最高权威的过程，也是逐渐被神话的过程，当然这其中还运用肃反、延安整风等一系列洗牌活动，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其他党内领导在这过程中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毛的独断和他们顺从不无关系。毛登上了权力顶端，战争的胜利让毛获得绝对的自信，他在军事上无人能及。然而建国后，在国家治理方面，他并不总是在行，党内的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比他更善于治理国家，更熟悉经济生产的规律。和这些人相比之下，毛又有几分“屌丝”意味。然而此时的毛已经被权力惯坏，他变得十分敏感，没有耐心，他已听不得反对意见，容不下批评声音。这不是单纯因为度量，也是因为他的自卑和他要强的心理。毛是自卑的，他可以承认别人某方面比自己更专长，但这种专长如果转换成威信和影响力上的优势时，毛就很难服气。因为毛又是要强的，他是最高领导，他曾带领全党打下江山，无人能敌，他已经被神话，样样都要像神一样绝对正确，怎么能容忍自己在治国上不如别人，怎能容忍他人挑战权威。可是他又确实不善于治国，他在心理上不能容忍自己不如别人。这种唯我独大的心理有封建帝王思想的影子，更有脆弱的自尊心好胜心与自卑之间的矛盾。矛盾使他陷入自我认同的困境之中，也将他拖入极端的偏执和心理失衡，为了维护内心的平衡，他向外发力，他用绝对的自负来抵消自己的自卑，采用了他最擅长的方式“阶级斗争”，发动文化大革命，启用打手政客，整垮对方，消灭对方，成全自己，将民族拖入深重的灾难之中。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毛始终认为文化大革命是自己一生干过的最牛的两件事之一（另一件是领导中共革命胜利），因为从心理层面看，这两件事都是打垮所有反对自己的人为手段来证明自己的强大。然而真正强大的人不需要外物来证明，不自信的人才会以样样都好来证明自己，满足自己。毛证明自己的方式就是斗争，他确实最善于斗争，斗争中他是绝对的强者，他乐在其中。正如他自己所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白小，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