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往事：百年来那些被驱逐的校长们

　　2013年6月26日，在浙江大学中层干部扩大会议上，浙江大学新任校长林建华发表了就职演讲。有媒体报道说，他的发言有些紧张，在演讲的末尾，甚至将“祝福浙大”说成了“祝福重大”。此前，林建华担任重庆大学校长，而就在他调任前，发生了浙江大学校长任命风波。

　　6月底，浙大各地方校友会会长发表的联合声明——《浙江大学全球各地校友会负责人联合声明》和未经证实出处的公开信——《反对林建华先生担任浙江大学校长》，迅速将这次例行校长调任推向焦点，进而演化成一场对高校校长任命制度讨论的公共事件。

　　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涌现出了许多学识超群的大学校长，如蔡元培、胡适、梅贻琦、蒋梦麟、竺可桢等。但遭到教授和学生们质疑、抗议甚至驱逐的校长也屡见不鲜。“五四”时期的学生领袖罗家伦后来执掌清华，成绩斐然，佳评如潮，但却因与教授会和学生会关系不睦，最终被迫去职；出身清华的著名政治活动家罗隆基当年曾带领同窗赶走了三任校长(罗家伦、乔万选、吴南轩)。“九载清华，三驱校长”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经历，以后每当谈及此事，罗隆基总是津津乐道。


　　杨荫榆与“女师大风潮”

　　除少许研究者外，今天知道杨荫榆这个名字的可能已经不多了，即使偶然还有人记得她，也大抵是因为鲁迅的缘故——她是鲁迅笔下的“寡妇”和“广有羽翼的校长”，一个镇压学生运动的学阀，一个北洋军阀的帮凶，面目狰狞，令人厌恶。

　　关于杨荫榆的身世，目前留下来的资料不多，比较全面的只有杨荫榆侄女杨绛先生撰写的《回忆我的姑母》一文。与那个时代的大部分女性命运相同，杨荫榆遵父母之命与同乡蒋家少爷订了婚，当时只求门当户对，并不知对方的底细，结婚后才发现新姑爷竟然是个傻子。杨荫榆抗婚回了娘家，对于这段往事，杨绛在文章中说：

　　她(杨荫榆)死也不肯再回去，结果婆婆亲自上门来接。三姑母对婆婆有几分怕惧，就躲在我母亲的大床帐子后面。那位婆婆不客气，竟闯入我母亲的卧房，把三姑母揪出来。逼到这个地步，三姑母不再示弱，索性撕破了脸，声明她怎么也不再回蒋家。她从此就和夫家断绝了。

　　后来杨荫榆去上海读书，又辗转到日本和美国留学，回国后接替许寿裳担任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后来，女高师更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杨荫榆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

　　杨荫榆担任北京女师大校长期间(1924年2月至1925年8月)，爆发了影响颇广的“女师大风潮”，她也由此遭到鲁迅的猛烈抨击。鲁迅在《寡妇主义》中辛辣地讽刺说：“用了她多年练就的眼光观察一切，见了一封信，疑心是情书了；闻一声笑，以为是怀春了；只要男人来访，就是情夫；为什么上公园呢？总该是赴密约。”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长期以来凡是遭到鲁迅批评的人都被打入另册，杨荫榆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国现代史上镇压学生运动的反面人物，这几乎成了新中国几代人的集体记忆。

　　而“女师大风潮”又是如何引发的呢？

　　1924年秋开学之际，由于受南方水灾及江浙战争的影响，部分学生回校耽误了一两个月的时间，没有按时报到。杨荫榆决定整顿纪律。学生到校后，她严厉处置了平时不听话的3名学生，要求她们立即退学。这个做法引起一些学生的不满，“女师大风潮”由此爆发。据近代史学者邹小站考证：“杨女士是一个循规蹈矩，办事认真，严以律己而又待人严苛的女学究。她上任不久就得罪了一些教员，也得罪了学生……1924年秋天，杨荫榆不考虑实际情况，死死板板地按规章办事，迫令一批因军阀混战而不能如期归校的学生退学，学生自治会要求杨收回成命，杨不但不答应，反而责怪学生犯上作乱。”

　　“女师大风潮”的另一原因是由公祭孙中山引起的。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京城各界人士准备在中央公园举行悼念活动，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决定参加公祭。此举遭到杨荫榆的反对，但自治会没有听从她的劝告，不仅到中央公园参加了悼念活动，而且还公推自治会总干事许广平向杨荫榆提出要求，要她立即去职离校——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驱杨运动”。

　　随后不久的5月7日，杨荫榆以纪念“国耻日”的名义在校举行演讲会，她作为主席登台主持，却被学生轰下台。学生们封了杨荫榆的办公室，堵住校门，不准她进学校，杨荫榆只好在外租房办公。5月9日，女师大评议会决定开除刘和珍、许广平、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姜伯谛6名学生自治会成员。11日，学生会召开大会，决定再度驱逐杨荫榆，并出版了《驱杨运动特刊》。

　　在“女师大风潮”中，当时在校兼任女师大国文讲师的鲁迅一直站在学生一边，他与马裕藻、沈尹默、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等7名教授在《京报》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反对杨荫榆，坚决支持学生。

　　面对愈演愈烈的风潮，教育部下令停办女师大，另成立国立女子大学，校长杨荫榆就此去职——这对焦头烂额的杨荫榆来说，与其说是惩戒，不如说是解脱。

　　风潮过后，杨荫榆辞职回苏州教书、读书，过着与世无争的平淡生活。杨荫榆的日语很棒，是科班出身。据杨绛回忆，有一年春天她和三姑母出去看樱花，路过一所日本小学，校内正开运动会，贵宾台上有人看见杨荫榆，马上把她们一伙人请到贵宾台观礼。大约1929年前后，苏州市政当局与日本租界出了些纠纷，后来还是杨荫榆出面摆平的，据说双方都很满意。

　　但谁也没有料到杨荫榆抗战期间竟然死在日本人手里，她是为保护同胞姐妹免遭蹂躏而被日本兵推入河中枪杀的，死得很惨。


　　吴南轩：任职时间最短的清华校长

　　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清华大学因校长人选引发风潮，阎锡山委派的校长乔万选连门都没进就被师生驱逐。战争结束后，清华师生希望在周贻春、赵元任和胡适中挑选一位出任校长。三人中周贻春是清华老校长，赵元任是海内知名的语言学家，胡适更是学贯中西，都是极为合适的人选。但当局却以赵元任“‘非办事人才，胡适议论乖谬，碍难予以任命’，而周贻春又坚辞不就”为由，否决了大家的提议。后来，南京政府在陈果夫的推荐下，任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副教务主任吴南轩主政清华。

　　吴南轩是江苏仪征人，留美出身，著名心理学家。清华师生觉得吴南轩虽非理想人物，却也没什么过错，再者校长职位长期空缺，诸多事情无法展开，非常不便，因此便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没有做任何迎拒的表示——虽然如此，但吴上任伊始便闹了一场不愉快。

　　事情是由陪同吴上任的国民党元老张继引起的。当天的就职仪式，张继等人迟到，学生发出嘘声。此事引起了张继的不满，他在讲话中借机批评清华学生浮躁无德，缺乏读书风气，学校没有培养出优秀人才等。发言完毕，他又添上了这么一句：“在座各位如有勇气的，请起来与兄弟讨论一番。”

　　张继没料到台下真的站起来一位“有勇气的”学生，这位清华学子不卑不亢地质问张继：一、此次就职典礼，为何迟到，耽误了大家的时间？二、张委员所指的人才不知是按照什么标准？如果按学识、专长和成就来说，清华毕业生中不乏佼佼者，如果人才是指党棍或者政客官僚，清华却没有一个，是不是这点招致张委员的轻视？三、张委员也是普通人，与你谈话为什么还需要勇气，难道张委员不是人？

　　一番话问得张继面红耳赤，幸亏他久经世故，连忙道歉。旁边的新任校长吴南轩更是尴尬异常，窘得说不出来话来。

　　吴到任后，表示“将恪遵蒋主席饬整学风的意旨”，加强清华的“精神建设”与“心理建设”。根据这个精神，吴南轩后来未经校务会议和教授会商讨，便擅自聘请了教务长、秘书长及一些学院的院长。吴南轩的行动和言论，与清华园里的民主和自由氛围格格不入，引起了师生们的极大反感。

　　1931年5月28日，教授会通过决议，谴责吴南轩到校以来“大权独揽，不图发展学术，加以蔑视教授人格，视教授为雇员”，同时致电蒋介石要求撤换吴南轩。教授会还发表声明说：“倘此问题不能圆满解决，(全体教授)定于下学年与清华脱离关系。”次日，学生会也召开大会，坚决支持教授会决议，要求吴南轩“即时离校”。

　　5月29日清晨，吴南轩携清华大学印信躲进北平城内的使馆区，在一家饭店挂起了“国立清华大学临时办公处”的牌子，并借助与国民党中央上层人物的关系，企图再回清华。6月1日，学生会组织护校委员会，严正指出“吴南轩以国府命官、大学校长，而竟携走印信文件，托庇于帝国主义者之卵翼之下”，决定“武力护校，准备流血”；清华教授会成立校务维持会，并选派张奚若、吴有训、冯友兰等人为代表，向南京教育部请愿，驱逐吴南轩。

　　吴南轩的所作所为遭到社会各界的抨击和谴责，为顾全其脸面，南京政府派教育次长钱昌照前往调停。钱昌照提出一个方案，先让吴南轩回校，然后再辞职，这样双方都好下台，但被学生所拒绝。6月25日，吴南轩黯然离平南下；7月7日，教育部以吴南轩“暑病时侵，亟宜调养”为词，批准其离校“调摄病体”——吴氏从上任到离开不足3个月，成为清华历史上任职时间最短的校长。

　　在这场“驱吴风波”中，清华教授和学生团结一致，配合默契，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难怪长期担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曾经说过，他在大学搞了几十年，经历过许多风潮，发现了一个规律：一个大学有三派势力，校长一派、教授一派、学生一派，三派中如果有两派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派，那么第三派非失败不可。

　　1931年底，教育部任命梅贻琦为清华大学校长，清华从此结束了频繁的校长更迭。在就职典礼上，梅贻琦留下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著名的那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其实，这才是大学精神的内核。


　　浙大校园里的“驱郭运动”

　　与吴南轩一样，被浙大学子驱逐的郭任远也是一位知名心理学家，时任浙江大学校长。

　　郭任远称得上是少年得志，20岁赴美留学，25岁获得博士学位，35岁出任浙大校长，一路走来顺风顺水。但郭任远万万没有料到，最后他竟然被自己的学生赶出浙大，灰头土脸地从后门出走。

　　事情还得从“一二九”运动说起。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为抗议《何梅协定》的签订，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但遭到军警的残酷镇压。第二天，消息传到浙大，青年学生群情激愤，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学生会还准备到南京请愿，声援北平学子。

　　学生的爱国热情激怒了郭任远，12月20日晚，按照他提供的名单，军警机关逮捕了12名学生会代表，学生会的两名负责人也被学校开除。郭任远此举激起了众怒，学生会发表了《驱郭宣言》，“驱郭运动”全面展开。12月21日，郭任远从校长宿舍后门离开，再也没有回来。关于此事，《浙江大学前传》一书中记述甚详：

　　郭任远是1935年12月21日离开杭州的。那天下午，他从位于蒲场巷的国立浙江大学校长公舍后门出走，此后再也没有来过学校。12月份是杭州最冷的日子，前些天下的一场雪还残留在路边瓦上，风一吹，粉末飞扬，坐在黄包车上的郭任远神情忧悒、一脸阴霾。

　　浙大当时虽然只是一所地方大学，但因为浙江是蒋介石的家乡，所以这次学潮很快便引起了蒋的注意。

　　1936年1月，蒋介石专门来浙大协调此事，他先后和教师、学生代表以及全体学生谈话。事隔多年，谈话的具体内容已不得而知，但浙大的学潮并未因此而停止，而郭任远也在1936年2月行政院的一次例会上，被免去了校长职务——可见即使是蒋介石亲自出面，也未能挽救郭氏被逐的命运。

　　浙大学潮后，蒋介石约见竺可桢，希望他出任浙大校长。竺可桢提出三个条件：“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而时间以半年为限。”竺可桢走马上任后，前两条基本兑现，而他当初约定的半年却变成了13年。

　　1949年竺可桢离任时，浙大被誉为“东方之剑桥”。

　　王凯，《法治周末》201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