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札记：一个王朝的末年镜像（上）

人类本性和社会过程的特定法则贯穿于人类历史的全过程，它们在一个时代的作用和它们在另一个时代的作用是一样的，是可以追踪的。——查尔斯·霍顿·库利

（一）

历史就是历史，然而对历史的叙述，却常常因为叙述者的立场不同而发生改变。比如颠覆了一个旧王朝，本质上虽然只是一次打江山坐江山的暴民运动，却可以被描述为代表这个国家所有人意志的伟大革命；明明是体现这个国家大多数民众意愿的抗争行为，具有不容忽略的社会运动的性质，却可以被涂上灰色，用群体性事件来概括，让你不辨其貌，这样的事情有很多很多。

我们的教科书往往把农民起义概括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对此我不持异议，但是我同时也想到，所谓农民起义，在今天不就是被称之为群体性事件的社会运动么？为什么不用这种方式考察一下历史呢？如此，会不会产生不同的历史观感呢？我就是带着这样的念头进入元朝末年的。

在一定意义上，“末年”是逻辑概念而不是时间概念，这两个字很不吉利，它往往标志一个王朝按照历史规律进入到了行将消亡的阶段，不可逆转了。然而这是我们后人的想法，当朝的人，尤其是那些掌握着国家统治大权的人和特殊利益集团成员是不会有这个见解的，他们仍旧在兴致勃勃地宫廷密斗，仍旧在无休无止地掠夺社会，仍旧在残酷凶暴地打压民意……你什么时候听到过统治者发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末年”的喟叹呢？永远听不到的。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当事者迷，他们自我感觉太好，往往看不到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再就是普遍人性使然的不见棺材不落泪，没到呼啦啦似大厦倾的那一天，他们是绝不会承认有什么危机的。结果，1368年，随着明朝崛起，朱元璋作为另一个皇帝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元朝也就走到终点，灰飞烟灭了，这是“元朝末年”的末年，或者说是元朝历史的最终结局。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王朝更迭，元朝的溃灭属于常态，仅只是无数次历史重复中的一次重复，我选择元朝进行考据并非由于它有多么深刻的典型性，只是读书兴之所至，突然发现所有王朝的覆灭几乎都沿着同一条路径和方向，显示出几近相同的规律性，这才对末年两个字格外在意了起来，觉得这是一扇进入历史与现实的门，如果走进这扇门，到元朝末年去看一看它是如何崩解为历史原野上的一堆瓦砾的，一定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历史是通过表象而存在，表象需要洞悉，才能够看清里面的深刻内容。譬如，很多人认为元朝的覆亡起因于元顺帝屈从于宫廷内部各方政治势力的角力，致使当朝中书右丞相脱脱几上几下，最终于1355年12月被“哈麻矫诏遣使鸩之，死。”同时代（1356年）就有人慨叹：“奸邪构陷大臣，以致临敌易将，我国家兵机不振从此始，钱粮之耗从此始，盗贼纵横从此始，生民之涂炭从此始。设使脱脱不死，安得天下有今日之乱哉！”（《元史》卷138）此言之后两年，元朝亡。

脱脱之死是不是元朝覆亡的根本原因呢？我认为不是。脱脱虽然与元朝的命运息息相关，但仍只是元朝末年的一个历史表象，这个王朝覆亡的根本原因，是潜藏在脱脱命运后面的历史发展推力。这就是说，在通常情况下，表象仅体现为某种或然性，最终决定历史内容的，是历史发展深处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就隐藏在一个社会的政治状况、经济状况和文化状况的总体形态之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才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推动力量。

鉴于这种见解，我不想在叙述中用过多笔墨描述人们熟知的历史景况，而是着眼于细节，藉以说明元朝覆亡之不可避免，这种考察或许更接近真实，就像再过100年如果有人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必然会着眼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政府权力和特殊利益集团疯狂掠夺和饕餮社会资源和财富，导致工人下岗、农民失地，造成大面积民众生活困顿，从而引发一系列群体事件一样，只有这些看似琐碎的事情才是最具质感的历史内容。

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使得元朝进入“末年”的呢？这个也曾经生机勃勃的王朝，怎么就一下子被摧毁，变为历史时空深处的一抹烟尘了呢？这里边有没有一种共通的东西，证明在绵延数千年之久的中国历史中存在着一条强固的历史逻辑链呢？有，这种东西就是我前面说过的“一个社会的政治状况、经济状况和文化状况的总体形态”，我把它们归结为三点——

一、统治集团的内部权斗松懈了国家机器的坚韧度，国家意志在传导过程中被耗损，从而在上层统治层面为国家溃解准备了条件；二、统治集团的政治腐烂和对社会财富的穷凶极恶掠夺，致使国家权力合法性丧失殆尽，从而在社会层面为社会变革制造了空间；三、统治集团妄自尊大，无知而颟顸，对群体性事件进行无理性镇压，从而在历史发展层面点燃了社会革命的导火索。

这三点并非彼此孤立，相反，它们几乎同时存在，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在绵延数千年之久的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勾画出了一个又一个王朝的末世景象。

下面我分开了说。

（二）

先说第一点：统治集团的内部权斗松懈了国家机器的坚韧度，国家意志在传导过程中被耗损，从而在上层统治层面为国家溃解准备了条件。

专制主义的本性是社会控制和社会掠夺，这种控制和掠夺必然会在统治者内部产生严重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纷争（即所谓强盗团伙的分赃不均），换一句话说，凡是专制主义立足的地方，上层权力斗争都将如影相随，贯穿始终。虽然我们很乐意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概括中国历史，但是只要我们瞩目历史叙述，就会发现，至少在初始阶段，它首先表现为宫廷斗争史，作为宫廷斗争的社会结果，才表现为底层民众揭竿而起，轰轰烈烈地登上历史舞台（你只要看一看“二十四史”中对宫廷斗争浩如烟海的记述就可以了），这在古往今来都是一样。

剑桥中国史在回溯元朝历史的时候归纳说：“整个元王朝也有此特点，它早在14世纪就是元政府的破坏性因素。”元顺帝妥懽帖睦尔“作为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位蒙古君主，他在1368年被明军赶出大都（北京），在1370年死于大草原”，在位35年，相比较而言，应当说是在位很长的皇帝了，在他之前，“从忽必烈死后到1333年间，七位君主平均在位五年半的时间，在这七位君主统治时期的特点是不断的阴谋、政变和篡弑。”然而，元顺帝“漫长的在位期并不表示元朝的统治重新取得了稳定，相反地，派系的混战以控制傀儡皇帝为目的的政变，转变为蒙古地方掌兵大员之间通过争夺左、右知院这两个主要官职控制朝廷所进行的斗争。”作者断言，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在使元王朝足以夸耀一时的权力瓦解和消逝的那些事件中不占举足轻重的地位。”作者甚至认为，“成吉思汗是一位军事天才和具有雄才大略和超人毅力的领袖，但是人们发现他的这个第七代孙子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庸才接班人而已。只要看看他统治时期的历史得写一些更重要的人物，得写主要由别人制造和遇到的问题，这种评论就足以说明一切了。”（引文均出自《剑桥明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鲁迅先生翻开历史的册页，从满本书都读到“吃人”二字，实在是看到了历史的真谛。值得注意的是，专制主义绞肉机“吃”掉的不仅仅是无权无势的底层民众，兵火之灾、饿死几千万之类；也不仅仅是世事洞明的知识分子精英，引蛇出洞、焚书坑儒之类；更有在宫廷斗争中败下阵来死掉或者躲在一隅舔舐伤口的统治阶级成员，所谓“胜者王侯，败者贼”是也。毛泽东曾经用“路线斗争”概括后一种历史现象，不过是统治集团内部胜利者一方对失败者一方“欲治之罪何患无辞”的强调罢了，明眼人都知道，“斗争”就是“斗争”，与真实意义上的“路线”风马牛不相及，完全不是一回事情。

前面说过，我不可能面面俱到地描述元朝末年所有令人眼花缭乱的权力倾轧行为，只能选取其中一个时段、一条线索进行追踪，为了限制篇幅，我也许会把我认为有意义的情节稍微放大，把无关紧要的情节稍微缩小，或者干脆隐掉，以读者形成概念为度。另外，我可能还要把一些现代词汇植入到历史叙述中去，唯一目的是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读起来轻松一些，希望不要做更多联想。

众所周知，在专制主义条件下，政治只是少数人的事，人民被排除在国家政治过程之外，所有人事变动都在人民看不到的地方，这也是孟德斯鸠断言“专制主义政治的特点是神秘和恐怖”的原因。譬如，我们只知道1352年初元顺帝妥懽帖睦尔拿掉了脱脱的中书右丞相（国务院总理）职务，让御史大夫（中纪委书记）汪家奴取而代之，平章定住为左丞相（国务院副总理），可我们并不知道这次“路线斗争”的焦点究竟是什么，也不知道新总理是不是一定比被罢免了的总理更有智慧和胆略，我们看到的只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新一轮宫廷斗争重新开始，结果还不到两个月，元顺帝又变卦了，重新任命定住为国务院总理，哈麻为国务院副总理，哈麻的弟弟雪雪为中纪委书记……这里边有多少阴谋与运筹、卑劣与肮脏，我们就不说了吧！

得以操纵朝政的哈麻兄弟免不了要想，妥懽帖睦尔虽然对我等有恩，但谁敢保证其身后我等还能占据国家权力的半壁江山呢？再说，红墙之内风云诡谲，各路诸侯大显神通，万一有人松动了妥懽帖睦尔，他一念之差不就把我等废掉了？！万全之策是扶植一个傀儡式的新主，确保无产阶级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确保我等继续最大程度地攫取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于是，这两位不省心的兄弟上蹿下跳，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在全国范围内高调“唱红打黑”，折腾了个不亦乐乎，结果用不到四年时间就构建了一种新的政治格局，那就是：拥立皇太子为帝，架空皇帝，逼迫顺帝妥懽帖睦尔退位为太上皇。

看上去似乎很美，一切都很顺利。没想到进入1356年以后形势发生了逆转，先是发生了哈麻的重要亲信躲藏进美国领事馆的事件，造成了很大的国际震动，朝野议论纷纷；接着，哈麻的妹婿秃鲁帖木儿把哈麻兄弟的阴谋密告给了顺帝；再下来，脱脱旧部、新任御史大夫搠思监也向顺帝劾奏哈麻兄弟妄图分裂中央、篡党夺权的政治图谋……所有这些事都极大地惊骇了顺帝妥懽帖睦尔，他万万没有想到，如此险恶的政治阴谋在身边运筹达四年之久，竟然没有被察觉，他听到政治爆炸的时钟在滴答作响，他必须做一点儿什么了。

在专制主义的政治结构中，力量大小取决于权力在权力链中的位置，处在最顶端的皇帝当然是最厉害的角色，这甚至与皇帝本人平庸不平庸没有什么关系，中国历史上不是出现过很多愚蠢皇帝统治国家的例子吗？果真，平庸的元顺帝对威胁自己权位的人的反击果断而有效，当即免去了哈麻兄弟的一切职务，在顺帝亲自部署下，公安监察机关顺势介入，迅速掌握了“哈麻反党集团案”的关键证据，案情步步深入，并且按照顺帝制定的节奏如期结案，结果是：分别遣送哈麻、雪雪到惠州、肇州劳教，朝廷与此同时迅速向全国下发红头文件，以一百多页的篇幅公布哈麻兄弟妄图推篡党夺权的反动罪行，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发贺电向顺帝妥懽帖睦尔致敬，明确表态支持中央，并连夜传达到全国党政机关司局级干部。

读者一定看得出来，此时元顺帝妥懽帖睦尔还没有杀掉哈麻兄弟的意思，然而在一个封闭的权力系统中，一人一事的背后，往往有集团性的人物由于利益纠合而结为同盟，而这样的同盟又是既有的政治架构所绝对不能容忍的。麇集在顺帝身边的人在此之前都远在哈麻兄弟的利益圈之外，此刻有了翻转，当然都希望哈麻兄弟尽早死掉，彻底瓦解哈麻的政治同盟，以绝后患。于是，这些人就巧用三寸不烂之舌，纷纷前去游说元顺帝妥懽帖睦尔，说哈麻兄弟的罪行远比目前揭露出来的严重，对党和国家的长远利益造成了潜在威胁，还需要进一步深究严办，否则后患无穷……云云。妥懽帖睦尔固然明白这些人的心思，然而他也有自己的各方力量此消彼长的政治权衡，正是这种政治权衡，使他最终做出了顺应哈麻兄弟的敌人的提议：杀掉哈麻兄弟。

1356年，大地复苏时节，街道边的小草已经开始发芽，到处都是星星点点的绿色；树木的僵硬枝条也变得柔软了，有的爆出了黄色的芽蕾，不久就要吐露出嫩绿；河湾里的鸭子惬意地交谈着春天的到来，心情好极了。就在这个时候，哈麻兄弟的囚车在武警部队的押解下，轰然有声地驶过京城主要街道，往通州方向驶去，他们将乘船从大运河前往服刑地。

在囚牢里关了一个多月，哈麻兄弟的脸色很不好看，但他们的眼睛中还闪烁着光亮。他们知道在严酷的宫廷斗争中，失败者一方往往要人头落地、家破人亡，留存下来一条性命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说不定哪天风水流转，我们兄弟还要重返京城哩！

就在他们即将登船的时候，一彪人马绝尘而至，中央纪委官员神色凝重地向武警军官传达最高人民法院的最终裁决：杖死犯人。通俗说法是：将犯人乱棍打死。武警军官迅速执行了命令，在运河码头划出一片戒严区域，老百姓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哈麻兄弟就被活活打死在了河滩上，这意味着党内“第N次路线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朝廷控制的报纸和广播很是热闹了一阵子，把一次血腥的宫廷权斗描述为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政治斗争，而元朝老百姓也就真的以为除掉哈麻兄弟，自己的日子就会好过一些，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欢呼不已，纷纷涌上街头敲锣打鼓庆贺，就像过节一样，京城主要街道标语翻飞，红旗猎猎，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

他们永远不知道，在这场事变中的真正得益者究竟何人。

（三）

在刑侦学中，有一个非常简单却经常被放在第一位考虑的案情推理方法，那就是：何人可以从案件中获利？获利往往是人作案的动机，获利者往往就是作案者。数千年以来从来看不透红墙深处刀光剑影的底层民众，正是用这种推理法来“直觉”隐秘的宫廷斗争，从而推断出谁是某一政治事件主角的，所以才有“若知朝廷事，需问乡里人”这样的话。果然，1356年4月，在与“哈麻反党集团”进行斗争中立下卓著功勋的搠思监被元顺帝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第二年又升任为总理，成为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此同时，一个叫太平（原名贺惟一）的汉人也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权力是这样一种东西，只要它脱离人民的视野在暗处运行，就一定是肮脏、贪婪、腐烂、凶暴的。虽然妥懽帖睦尔对搠思监有“你办事，我放心”的政治评价，然而搠思监一旦位高权重起来，“办事”能否真的让人“放心”，即使元顺帝心里也没有多大把握。元顺帝的这种怀疑不是没有来由的，这里面的确蕴含着某种秘密政治的机理：凡是占据权力高位的人，对下属和身边的任何人都会怀有根深蒂固的怀疑和警觉，生怕权力被削弱，更害怕权力被褫夺，因为那将导致家破人亡，即使是皇帝也概莫能外，当年刘少奇同志不就是这样丢掉性命的么？专制主义的秘密权斗之所以极为血腥，经常发生兄弟阋墙、子弑父、夫妻反目、父亲干掉儿子的事情，正是与这种残酷的秘密政治机理有关。

矛盾首先在搠思监总理和太平副总理之间爆发了。最早只是私人龃龉，随后升级为你死我活的政治权斗，结果第一个回合太平赢了：1358年，搠思监丢掉了总理职务，被委派到济南军区当司令员；汉人太平则取而代之，成为新的国务院总理，权倾大盛。

正是所谓斗争正未有穷期，这次是妥懽帖睦尔家里出了情况。

顺帝的二皇后奇氏不是一盏省油的灯，这位戏子出身的皇后非常热心于政治，虽然元顺帝朝廷曾经规定其不许介入宫廷事务，然而天性不安分的她却不甘寂寞，屡屡利用特殊身份在政治台面上搅局。《元史》记载，1358年，奇氏背着顺帝，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搞了个“纪要”满处散发，弄得顺帝很不爽，然而他对齐氏只是批评教育了几句，并没有仔细深究。妥懽帖睦尔在这里犯了一个错误，凡是有政治野心的人，就像性欲被催动的人那样，旁人是无法劝止的，他没有警觉到奇氏非同凡响的政治图谋，那就是与太子谋划，直接夺取皇位，迫使顺帝退位二线。

这是一个复杂浩繁的政治工程，没有位高权重的人协助很难成功。奇氏找到了太平总理，公然对其做暗示和许诺。太平何等样人，难道看不出奇氏的算计么？他心里明镜一样清楚！然而在严酷的宫廷斗争中炼成精的太平在奇氏面前虚与委蛇，装得比傻子还傻，巧妙地回避了奇氏的招引，溜回了国务院，可以说此刻他心惊胆战，乱了方寸，不知如何是好。

皇太后和太子谨慎地研究新的态势。太子愤愤地说：“太平这狗东西比狐狸还狡猾！他已经知晓我们的意图，难以保证不向皇上汇报，必须想个办法把他治住。”奇氏安慰太子说：“儿子你甭着急上火，这件事我来处理。”奇氏马上把中纪委副书记买住召进宫，如此这般一番。政治有时候就是押宝，买住经过周密算计，决定参与配合奇氏和太子的篡党夺权阴谋，给皇帝写了一封长长的奏疏，说太平当总理以后，未经中央同意，在各大部委领导岗位大量任用汉人官员（整个元朝历史都是防备和排挤汉人的——陈行之注），尤其提到中书左丞成遵和参政赵中，说这两个人有很大的政治野心，很阴险，不能不防。多疑的妥懽帖睦尔本能地相信了买住的话，1359年，成遵和赵中被中纪委约谈，继而被“双规”，继而被逮捕，最后在秦城监狱“躲猫猫”死掉了。

太平总理当然知道这都是冲自己来的，唯恐再干下去会招祸，就像中国历史上很多经验老到的政治家一样，试图用隐忍的办法以退为进，于是以健康为由向顺帝请辞相位，打算回家颐养天年，等候时机。作为这件事的结果，1360年3月，元顺帝重新启用搠思监，接任太平的总理职务，这意味着太平与搠思监这两个你死我活的宿敌来了一个大翻转。

这对失败者太平意味着什么，还用说吗？

搠思监果然“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上台第一件事就是处心积虑谋取太平的性命，接连向元顺帝弹劾太平，说太平作为汉人高官，旧党繁多，且素有勾结，不能让这个家伙留在京城。元顺帝采纳了搠思监的建议，降旨将太平迁徙到西藏，这意味着太平颐养天年等候时机的打算彻底破灭，更意味着他悲剧性的结局提前到来。搠思监费尽心机的本意其实是谋取太平性命，当然不满意仅仅将其迁徙到西藏享清福了事，于是决定孤注一掷。当时，通往西藏的铁路还没有修筑，太平的行程缓慢，从成都出发进入西藏地界没多远，搠思监的密令就接踵而至，太平被迫自杀，成为宫廷权斗的又一个牺牲者。

宫廷斗争还在继续，我们的述说到此为止。

尽管我们可以将上述史实归拢到“元朝末年”，但是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离元朝覆亡其实还有十来年时间，后来宫廷内外还发生了很多事，因此很难说前面述说的事件直接导致了某种历史后果。然而历史有时候需要跳出来看，如果把这些事件放到历史过程中观察，你会发现它们作为一种因素与其他因素一起的确共同驱动了元朝走向末年之末，这也验证了我前面指出的，决定历史内容的是历史发展深处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就隐藏在一个社会的政治状况、经济状况和文化状况的总体形态之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才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统治集团由于利益争夺产生的内部纷争，不是什么别的神秘莫测的东西，正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状况的集中体现，尽管我们说个人命运只是历史的表象，然而历史也正是通过一个个表象才显示出总体趋向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虽然秘密的宫廷斗争不是所有专制主义王朝覆灭的唯一原因，却也一定是极为重要的原因。这种斗争在任何一个王朝的末期都必然表现为国家意志在传导过程中被耗损，国家机器的动力机制受到阻滞，动能被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争夺逐渐损耗和消解，其结果只能是——国家失去国家，国家失去人民，国家成为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笔下描述的利维坦怪兽。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历代王朝的历史景象中，这头怪兽并不强悍，相反，它越来越颟顸，越来越虚弱，到最后甚至连自身的重量都承受不住了，到了这个时候，你还有什么办法？！你也就只能徒然地等着它轰然倒地，徒然地等待社会危机的全面爆发了。

所有专制主义王朝都是在类似情况下陷入危机并最终导致覆亡的。

（四）

善良的人民免不了要发问：“这些国家领导人究竟是怎么了？难道他们掂量不来国家未来和个人利益的分量？难道他们真的无法在两者间进行取舍和分割？他们干嘛非要把国家弄死，结果把自己也弄死呢？”这样，我就要说到第二点了：统治集团的政治腐烂和对社会财富的穷凶极恶掠夺，致使国家权力合法性丧失殆尽，从而在社会层面为社会变革制造了空间。

在论述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说一说权力本性。

权力和人一样，就它的天然属性来说是恶的。善恶之说尽管在人类不同文明时期都曾经作为思想史内容被广泛争论和探讨（在中国就有“性善论”、“性恶论”的争论，并且结出了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精神之果），但是在人类精神史上它从来不仅仅是深奥的哲学命题，更是极为现实的与人的境况息息相关的生存命题。也正是作为人类的精神发展的杰出成果，权力恶和人性恶才成人类共识，人类才最终构想和确立了一整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法律制度，来限制这种恶，才为人类挣得了每个人本当享有的利益和尊严。这里所谓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法律制度”，就是被我们很反感、很敌视，宣称“绝不”的“普世价值”。

专制与民主的区分，简单说来就是承认还是不承认权力本性是恶的。凡是认为权力本性是恶的地方，一定会形成限制权力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形成一整套法律制度；凡是认为权力本性是善的地方，一定会缺失相关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也不可能形成一整套法律制度，反之，那里一定会到处飘扬着道德的旗帜（例如儒家思想），藉以营造国家温情，虚构国家恩典，从而掩饰权力之骄横。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越是飘扬着道德旗帜的地方，往往越是不道德，往往越是道德沦丧。历史常态是，失去监督的权力就像脱离束缚的野兽一样，无情地践踏每一寸大好河山，蹂躏每一颗柔弱的心灵，就像我们和我们的祖先共同经验到的那样。

元朝末年呈现出的正是这样一幅历史图景，统治集团的精神肌体完全腐烂了，烂到了骨髓，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恶臭。我们只需要指认一个事实就可以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哈麻，是一个非常善于媚上的小人，他看到顺帝妥懽帖睦尔喜欢女色，就偷偷把从印度、尼泊尔等地来的僧人引进宫，教授皇帝名为“演揲儿”（汉语“大喜乐”）的房中术，诱导其沉湎于荒淫。更有甚者，在妥懽帖睦尔身边竟然出现了一个名为“倚纳”的极为腌臜的团伙，人数达到10名之多，像变态的鬣狗一样，专门在公卿贵族和百姓家中物色美女，然后把她们带进宫，呈奉给皇帝淫乐。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为了在人民中间制造神秘和恐怖，经常利用国家舆论把自己打扮成老天的儿子（天子），给人印象是他们不食人间烟火，甚至连人屎也不拉，岂知，正是这些身穿龙袍正襟危坐、开口闭口江山社稷、人民福祉的家伙，实乃衣冠禽兽，就品行来说连最地道的流氓也不如。史载，元顺帝玩儿得最疯狂的时候，竟然与亲信大臣在宫中“相与猥狎，甚至男女裸处”，“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止，丑声秽行，著闻于外。”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传播淫邪之术的僧人成群结队出入于红墙之内，皇上则不顾君臣之别，在秘密场所大搞酒池肉林，像牲畜一样在一起乱交和群交，把威严的宫廷弄得淫荡不堪。

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结构，是一个彼此无法切割的致密整体，一部分人群的存在状态，一定会在另一部分人群那里被显现或者被折射。国家权力腐烂，社会必然会腐烂，我们平时所喟叹的道德畸变、良知泯灭、人性扭曲，就其根源来说，实际上渊源于国家权力的变异而非其他，它首先会在掌握权力的官员群体中表现出来。有了这种判断，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我们这里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面积的官员公开或不公开的包养二奶、骇人听闻的强奸、令人发指的摧残幼女了。毫无疑问，国家权力的拥有者一旦发生变异，就会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反动、最野蛮、最血腥、最堕落、最卑劣、最无耻的社会力量。我曾经断言权力罪恶是一切社会罪恶的渊薮，正是基于上述判断，我现在仍然不改变这个观点。就此说来，什么“天上人间”，什么领导干部的不雅视频，什么“搞800到1000名良家妇女”的淫人计划，什么带幼女开房，真的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谁让你的国家权力变异了呢，哭去吧！！！

统治集团的腐烂从来都是以对社会穷凶极恶的掠夺和财富聚积为前提的，这种掠夺和财富聚积并非仅仅是“末年”的事情，它从统治集团得到统治权的那一天就开始了。农耕社会最值得注意的掠夺和财富聚积，首先表现为通过国家权力强制导致特殊利益集团对土地资源的非法占有。尽管我朝的特殊利益集团对土地也极感兴趣，也把土地的掠夺作为聚积财富的手段（我看到一个数字，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从土地上攫取的财富达到40万亿之多），然而即便这样，我们现在的土地资源在国民财富中的比重，毕竟不如农耕社会那么大，所以尽管不断有强拆事件发生，不断有走投无路的民众把自己烧死，有敢于公开反抗强占土地的人被用铲车碾死，仍然不能说我朝的特殊利益集团对社会的掠夺主要体现为对土地资源的占有，其他诸如通过国家垄断在金融、电信、铁路、石化、交通、能源领域的侵占和饕餮更加触目惊心，只不过人们还没有切切实实看到真相而已。（未完待续）

陈行之，《领导者》总第5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