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札记：一个王朝的末年镜像（下）

农耕社会对土地的占有，几乎就是对全部社会财富的占有，因此，它所造成的财富聚集程度和速度，远不是我们今天可以想象的。蒙古灭金以后，权贵集团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圈占大量土地作为牧场，有的竟然达到十万余顷；灭宋以后，中央政府首先没收了宋朝的官田和一部分贵族的土地，作为国家财产分赠给蒙古诸王、后妃、公主和大官、将帅以及投降的汉人文官武将，这些人都得到和侵占了大量土地，把原来在这些土地上耕种的农民抑为佃户。由于那时候实行的还是私有制，所以我没听说元朝搞什么“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之类，但是就把拥有土地的农民变为没有土地的佃户这一点来说，元朝与我朝上世纪五十年代施行的政策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点在于，元朝的佃农是在给王公贵族打工，我朝的佃农是在给国家打工，仅此而已。江浙地区土地肥沃，人口稠密，几十顷就是很大的数目了，而那时候与朝廷有千丝万缕联系的特权人物，动辄就拥有成百上千乃至于上万顷土地，使用的佃农达两三千户之多，可见问题严重到了什么程度。我们从《元史》中可以读到很多失地和被强拆的农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史实，整个国家可以用“哀鸿四野”四个字来形容，为了节省篇幅，我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针对对此种历史现象，吴晗先生慨然指出：“就凭这些材料，也可以看出元朝蒙汉地主阶级贪婪无厌的占有土地情况，大量的土地被高度集中的情况，佃户数目较过去历史时期大量增加的情况，也是阶级斗争的日趋激烈的不可避免的情况。”（吴晗：《朱元璋传》，三联书店，1965年2月版）

为什么特殊利益集团大量攫取社会财富一定会导致“阶级斗争的日趋激烈的不可避免的情况”出现呢？这是因为，任何一个社会的财富都有一个固定的量级，就像一个筐里装着的窝头，三十个或者五十个，是有数的。现在有10个人围着筐子，打算惬意地享受一番，其中一个大汉却刁蛮地护住筐子，说：“你们谁也别动！这里的窝头都是我的，我给你们多少是多少！”按照这个家伙的本性，当然是把窝头全部独占了去，一个也不给别人，但是皇上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江山是朕的，我凭什么让你一个人把窝头都吃了，弄得很多人对我不满意？于是就对大汉说：“呔！你占大头还不行吗？快给他们分一点儿。”大汉很不高兴地拿出十来个窝头分给众人，然后气鼓鼓地把筐子搬回家去了。

拿到一半个窝头的人知道自己斗不过壮汉，而且他们还知道皇上也斗不过他们，甚至有可能皇上与壮汉就是一伙儿的，只不过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罢了，真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只能徒然地在心里一遍遍诅咒：“草泥马……我草泥马……”含着眼泪啃那半个窝头。爷爷啃，爸爸啃，到了儿子辈儿还在啃，世世代代饿得像鬼一样轻飘，于是儿子就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难道我还要让我的儿子再啃一辈子窝头吗？！”忍无可忍，无需再忍，抄起菜刀就窜了出去，找那个大汉算账去了。

这种情形，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与所有王朝命运相伴的农民起义，也即吴晗先生所谓的“阶级斗争的日趋激烈的不可避免的情况。”这个情况的严重性，其实还不在于有多少民众到首都上访，也不在于多少人饿死，多少人由于严重的环境污染和有毒食品得癌症死掉，而在于统治集团的政治腐烂和对社会财富的穷凶极恶掠夺所导致的整个社会政治系统的阻滞和失灵，换一句话说，国家政权在特殊利益集团的绑架下，合法性一步步丧失，“国家统治机器”的部件出现严重磨损，再也承担不起传送国家意志的动能了。从被统治者的角度说，“合法性丧失”描述的是这样一种场景：一无所有的民众从自己的坎坷痛苦命运中逐步认识到，国家权力除了给我带来戮害和损伤之外一无所用，它存在还是不存在都跟我没有一毛钱的关系……这就危险了！这是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权力合法性丧失，都将从社会层面为社会变革拓展出难以预料的空间。

元朝的“末年”真正到来了。

（五）

我们现在进入作为“一个社会的政治状况、经济状况和文化状况的总体形态”第三点的“统治集团妄自尊大，无知而颟顸，对群体性事件进行无理性镇压，从而在历史发展层面点燃了社会革命的导火索”的考察。

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考察1587年的中国历史，这一年距离明朝灭亡（1644年）尚有57年，应该说他考察的不是“末年”之事，和我们的话题似乎没有什么对应，但是我很赞赏他切入历史的角度，即他所谓的“大历史观”：历史规律性在短时间内是无法看得出来的，必须把它放到一个相对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才能看得清，用黄先生的话说：“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特别强调说：“本书论述明朝举凡有所议论臧否，都是针对16世纪的历史而发的……意在说明16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绝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世界的机缘。”（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1997年版）

“元末”显示的也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然而如果你把那些具象的“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你就一定会感悟到，这些琐碎的历史细节所显示的总体趋向，正是一场无法避免的“历史大失败”，“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绝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世界的机缘。”

“元末”的确到了这样的时候。

我常常说，社会是个有机体，如果一个社会有病，每一个细胞都会感觉到疼痛。元末上层政治如此大面积的腐烂变质，必然会向社会传导，导致出现反常的社会异象，吴晗先生描述了元朝覆亡前的这种异象——

用人不问才力，只要得到皇帝欢心，就可以做大官，一无所长的人有做到中书左丞、平章、参政的；国公、司徒、丞相也非常之多。诸王贵族随便杀人，随便荐人做官。地主豪门犯法该杀的，只要买通帝师、国师，就可以得到皇帝的特赦。后来索性卖官鬻爵，贿赂公行了。地方贪官污吏的情况，元朝末年浙江人叶子奇做了典型的刻画，他说，蒙古、色目的官吏根本不知道有廉耻这回事，问人讨钱，各有名目，大官吃小官，小官吃百姓。地方官对百姓的剥削太穷凶极恶了。元朝政府怕百姓反抗，造成民变，有时也派大员到各地方宣抚，企图缓和官民之间的矛盾。宣抚刚出京时，地方官吏大为震动，谁知到了地方以后，还是一样要钱，大收贿赂，和地方官“官官相护”起来了。温州、台州一带的老百姓，在村子边竖起旗子，上面写着：“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老百姓再不造反，活不下去了。（吴晗：《朱元璋传》，三联书店，1965年2月版）

历史感有时候需要现实感来做佐证，反之，现实感有时候也需要历史感来做回映。面对吴晗先生的历史描述，我相信任何一个活在当下的中国人都会有一种似曾相识、身在其中的感觉，觉得那就是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把现实生活中无所不在的政治腐烂和特殊利益集团的社会掠夺与民众生活的大面积困窘置放到14世纪的中国，我们也就会明白，为什么那段历史被人们称之为“末年”了，而“末年”最重要标识，或者说统治集团的政治腐烂和社会掠夺导致民众生活困窘的最终历史结果，只能是激发起大面积的底层反抗，即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这同样也是被历史和现实佐证了的。

最初，反抗是零散的，往往只体现在生存层面。譬如，世代居住的房子在一个风高月黑之夜被朝廷雇佣的蒙面歹徒夷为平地，一个女子向朝廷讨要说法，朝廷不给说法，还扬言“再闹就把你狗日的抓起来”，结果这位性格刚烈的女子就把自己活活烧死在衙门跟前了，很多人说不值。在这很多人里面，就有一个叫朱元璋的家伙，看问题颇为深远：“敌人是谁，现在明白了，如要活命，就得改变这局面，把吃人的朝廷推翻！”（吴晗：《朱元璋传》，三联书店，1965年2月版）当时他只是心里这样盘算，并没有把话说出来。也是，一个在寺庙里讨生活的行童，能有多大的胆量呢？

然而信念是这样一种东西，只要它在一个人的心目中萌发，就一定会牢牢地扎下根来，并最终外化为行动。做了皇帝的朱元璋后来用诗意语言回顾了当时的心境：“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穷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佒佯。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朱元璋“御制皇陵碑”碑文）

一个面对世事“心滚滚乎沸汤”的人，不大可能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他一定会想方设法把探询的目光向更高远的地方延伸，了解眼前这个世界的真实面貌。结果，这个因为家乡闹SARS而亲人几乎死光、为了活命不得不到皇觉寺当和尚的年轻人，利用云游四方的机会，广泛接触社会，目睹了形形色色的群体性事件，形成了诸多同龄人不具备的社会洞见。

朝廷妄自尊大，无知而颟顸，必然会对群体性事件进行无理性镇压，从而在历史发展层面点燃社会革命的导火索。朱元璋的社会洞见之一，就是认为如果想活命，除了持续地用暴力反抗暴力之外，再也无路可走。我们当然不认为朱元璋具备了现代政治哲学意识，但是他对历史的直觉是准确的。

美国政治哲学家库利曾经指出，如果为社会制定公平正义的政治规范、经济规范和文化规范的国家权力发生变异，那么，处在社会过程之中的个体的良心便无法形成，个体的违规行为也必将得不到惩罚，这往往是社会混乱开始的标志。

依据库利的观点，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贪官污吏的恶劣行为绝不是偶然的，他们一定是受到了群体的不良规范的支持，我们当然不能指望他会良心发现，说“我不应该贪污，不应该掠夺，不应该奸淫幼女……”我们也不能期望他所属的那个群体会限制他的行为，这是因为，群体的性质决定了个体的性质，这两者是一种共生的、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

在此种情况下，“对之进行谴责和惩罚的责任，就必须由更大的社会来承担，如果有可能，应该解散支持他们的不良群体。”（查尔斯·霍顿·库利：《社会过程》，华夏出版社，2000年1月版）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人民再也不会把现存的制度看成是自然和合法的东西了，人民也一定会使用暴力来反对国家权力的暴力。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农民起义，都是在类似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

朱元璋所直觉到的也正是这个东西。

我们前面已有交代，由于元朝是蒙古入侵中原建立起来的非汉族王朝，整个元朝时期，蒙古人、色目人都将汉人视为异己，这不仅体现在对国家领导人的遴选上着眼于正统和嫡传，更体现在最广泛的社会阶层的命运之中，汉人上升的通道被完全堵死，汉人遭受的政治、经济、文化压迫也最为残酷，统治阶级往往利用军事力量压制汉人的诉求，而这也就意味着习惯性地使用国家暴力维护秩序，习惯性地使用国家暴力镇压反抗，其办法就是解除汉人武装，由朝廷分兵驻防各地，建立社甲联保制等等。

据《元史》记载，早在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军入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时，就曾下令收缴民间兵器，据说买一把菜刀都要实名制，老百姓连铁尺都不能放在家里，需要上交街道居委会或村委会，只要发现有人私藏铁器，马上就会被逮捕，有的甚至会被处死。更有甚者，汉族军人出征时所用的兵器，打完了仗也要交给上级军官入库保管，即使是汉人将领也不得随便持有武器。各路、府、州、县抓捕盗贼使用的弓箭也被严格限制了数量，规定路10副，府7副，县5副。汉人之“不许”更是名目繁多：不许打猎，不许学习武艺，不许集众祠祷，不许祈赛神社，不许到集市买卖物品，不许学习蒙古、色目文字……总之，老百姓完全丧失了人的尊严，成为了地地道道的被管制的物品。

可以断言，元朝完全被蒙古人、色目人组成的特殊利益集团绑架了，换一句话说，统治集团的政治腐烂和对社会财富的掠夺，终于导致国家权力合法性丧失殆尽，在社会层面为社会变革制造了空间，从而走上了“末年”的不归路，其历史表现就是：一向沉默的群体开始用暴力的方式反抗朝廷的暴力控制。

事情到了这一步，也就很难办了。

（六）

任何一个朝代的“末年”景象都必然体现为对思想的极度恐惧，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思想对于进入“末年”的任何一个朝代都是极为危险的，因此，如何扑灭思想、限制思想的流动，往往会成为统治阶级殚精竭虑思谋的一件事情。如果说当代最危险的思想是自由、民主，是宪政意识，那么，古代农耕社会最危险的思想就是各种“邪教”教义了，因为这些教义往往具有一种潜在的社会动员能力，会导致民众地地道道的政治行为的出现，从而危及统治集团的统治。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宗教或者说思潮，散落在元末民间社会的主要是明教和弥勒教。我们单说明教。明教实际上早在唐代就出现了，也叫“摩尼教”，据说是波斯人摩尼创建的，当时唐朝似乎还容忍其存在。明教认为世界上有两种不同的力量，为明、暗二宗。明是光明，是善，是理；暗是黑暗，是恶，是欲。这两种力量彼此对立和斗争，要经过初纪、中纪和后纪三个阶段。初纪，虽然还没有天地，却有了明暗，明性知慧，暗性痴愚，形成对立状态；中纪，暗的力量发展扩大，侵占和压迫明的力量，造成大患，明王出世，经过斗争，战胜黑暗；后纪，明、暗二宗各复本位，明既归于大明，暗亦归于积暗。明教的这种见解，当然很不利于社会稳定，因此，在长达数百年时间里，朝廷出于维稳的需要，总是采用各种残酷手段进行打压，对于宣扬明教思想的公共知识分子尤其警觉，很多人上了黑名单，据说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将其全部活埋。

然而思想是很难被扑灭的东西，尽管朝廷想尽了一切办法禁止明教思想的传播，但是它同样也在长达数百年时间里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信仰，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从来没有绝迹。到了元朝末年，作为统治阶层倒行逆施的一种社会后果，明教信仰更加盛行了起来，在贫困的乡村城镇，很多人不辞辛苦地宣扬着教义，解释权力为什么如此猖獗，解释民众苦自何来，他们引导无助的人们互相帮助，提倡素食薄葬，节俭消费，一家有事，同教的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就是有人被官府捉去坐牢，也是大伙出钱帮助打官司……多少年来，这些社会底层的人从来没有享受过做人的尊严，现在竟然得到了他人的呵护，一贯利用国家宣传机器宣称“爱民如子”的皇上和号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朝廷，显然减轻了分量，变得不那么神圣了，再加上切身感受到的被劫掠、被剥夺、被欺压的现实遭遇，人心所向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本来不含有什么政治动机的宗教，也被人赋予了政治意义，成为自己的精神和物质诉求的归宿。

明教在元末获得空前感召力，突变为聚拢民众的社会政治力量，正是与民众这种生活困境和无以附着的精神向往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其本身就是这种困境和向往的产物。

吴晗先生这样描述当时的历史情境——

明教和弥勒教都不满现状，都主张改变现状，都相信不久以后会有而且必然会有更好或最好的世界出现，这幻想的标识，就是明王和弥勒佛出世，这样，明王或弥勒佛出世就成为煽动农民参加武装革命的最通俗、最简明的号召了。这一号召有力地吸引了陷于贫困绝境的朴素善良的农民，他们用竹竿锄头武装自己，进行英勇的不屈不挠的反抗暴力压迫的正义斗争。虽然每一次起义都被具有完善组织和威力强大的政府军队所镇压，他们失败了，但是农民是永远不会屈服的，跌倒了，揩干净血迹再爬起来，再反抗，永远反抗下去，“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封建压迫存在一天，农民的各种形式的，特别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斗争，便永不终止。在广大被压迫被奴役农民的思想深处，尽管不懂得阶级压迫的道理，却都痛恨地主官僚的无情剥削、虐待，都憧憬着美丽而又富饶的远景，相信总有一天会翻身，“明王”和“弥勒”会出世。（吴晗：《朱元璋传》，三联书店，1965年2月版）

你看，人们越来越相信，现在虽然黑暗势力占据优势，但明王一定会出现，光明一定能够战胜黑暗。一阕广为流传的小令道出了当时民众的心声：“堂堂大元，奸佞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

精神力量转化为社会力量不需要更复杂的条件，既然期盼中的明王在焦急地等待着出世，我们为什么不做一点儿事情，恭迎他的到来呢？结果这件事就和反抗压迫和剥削联系了起来。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江淮流域各地区的贫苦农民（元朝蒙汉地主阶级所特别歧视的南人）短衣草履，脑袋上包裹着红色头巾，擎着鲜红的大旗，扛着竹竿锄头，长枪板斧，杀官僚，占城邑，开仓放粮，打开牢笼释放囚犯，自立名号……如此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对于元朝意味这什么，不言而喻，而它在民间的引发的响应，更是波澜壮阔。最早出现在群体性事件中的代表人物是韩山童、刘福通，随后又有方国珍、张士诚等，朱元璋的出现还要晚一些。正是这些层出不穷的群体性事件敲响了元朝政府的丧钟。所有这些事件，都被后来人纳入到“红巾军起义”这一历史概念里面了。

人们通常把“红巾军起义”视为导致元朝灭亡的群体性事件的标志，然而有必要指出，这只是一个概略的说法，是人们进行历史叙述经常采用的符号性表述，就真实的历史进程来说，导致元朝覆亡的是无数个不同规模的群体性事件汇集而成的全国性群体事件；就地域来说，也不是全国到处开花，而是首先在被元朝蒙汉统治阶级压榨最为残酷的南方地区燃起火星，对具有相同遭遇的人形成招引，火势才逐步向全国蔓延，最终形成了作为历史概念的“红巾军起义”。

（七）

考察历史，我们简直可以直接感受到血雨腥风，我们看到，元朝政府对危及统治的群体性事件的镇压残酷而又血腥，正因为这样，红巾军起义经历漫长的十数个年头，才最终完成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过程。

我们前面说到的元朝政治家和军事家脱脱几上几下，固然有宫廷权斗的因素，然而与此同时也一定与元王朝岌岌可危的历史处境有关。元顺帝妥懽帖睦尔愚蠢的是，在错误的时间做了错误的事，把脱脱杀掉了，于是偶然性进入了必然性，“脱脱之死”成为了元朝走向覆灭的转折点。然而如果我们不放弃对历史必然性的追索，我们就会发现脱脱之死并不像人们津津乐道的那样具有重要意义，换一句话说，即使妥懽帖睦尔很聪明，即使脱脱不死，没落的元王朝也仍然无法避免覆亡，其原因就隐含在我们前面从元朝末年政治状况、经济状况和文化状况的总体形态归纳出的三种状况之中，这是一条沉甸甸的逻辑链，它的起始、延续和结局都是被历史必然性铸就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和阻止一种必将消亡的历史力量走向消亡。

1966年，当中国在国家意志煽动下，整个民族都卷入到反人类的歇斯底里之中的时候，在遥远的大洋彼岸，有一个叫巴林顿·摩尔的美国社会历史学家却在冷静地沉思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命运，并且把中国历史纳入到了他深邃宽广的视野，写作了足以与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埃米尔·涂尔干《论自杀》相提并论的伟大著作《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

摩尔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清朝晚期，然而他的历史着眼点却几乎涵盖全部中国文明史，他在本书“中华帝国的衰亡和中国共产主义的勃兴”一章中提出：“在中国社会中，上层阶级是如何与占压倒多数的农业劳动者发生联系的？他们的权力和威望是完全建立在都土地财产的控制上呢，抑或这种权力和威望本身就是他们垄断官僚政权的结果？也许这是两者的混合？那么，这种混合体的本质又是什么呢？”

可以说，摩尔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全部考察都是基于此的，而这些问题与我们对元朝末年的关注又息息相关，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我们前面所做的考察，必然要引出摩尔提出的问题，幸运的是，我们从摩尔那里几乎得到了所有问题的答案——

★政权和财富通过血缘家族联系起来，这可以说是中国社会面貌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正是帝国的官僚机构，保障了地主有效地控制了土地。只有在政府维持秩序、保障地主的财产、确保正常收租的情况下，人口压力才能成为对地主有利的因素，这正是帝国官僚机构要做的事情。人口压力的结果，反而使得劳动力牢牢束缚在土地上，所有这一切确实都发生了，而且加剧了原有条件的恶化。这种高度剥削的体制从社会榨取的财富远远大于它对社会的补偿。

★社会系统中缺少有效率的机构来制止官员的压榨行为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社会中最基本的结构性弱点之一。受贿的诱惑使得每一个官员都尽其所能地中饱私囊，只要营私舞弊的恶名不张扬出去以至毁了自己的前程，他们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马克斯·韦伯曾举例道，官员非正常收入的总数，大约是他正常薪俸的4倍，现代的一位调查者提供的数据显示，受贿数多达正常收入的16到19倍。精确的数字大概将成为历史的秘密。这种做法削弱了中央政权有效的控制能力。

★不管有多少孔夫子的训诫和禁止奢靡的法令，也不能掩盖一个简单的事实：赚大钱的人能够有福享，甚至能买到别人更大的敬重。如果这种情形被放任以至失去控制的话，那么一切得之不易的经典文化都将变得毫无用处且显得陈腐不堪。这种文化和价值体系的冲突，深深地植根于强大的物质利益基础，对于那些想在孔夫子的经典著作寻找公正根据的人来说，传统屏障毕竟太脆弱了，贵族们总是相当敏锐，在短时期内就能看出事态趋势并对之加以控制，在国家垄断机构占据最有利可图的位置。

★随着帝国机构的腐败，它吸收和控制商业因素的能力无疑地下降了，即使帝国系统仍然具有充沛的活力，也不能阻挡新兴势力的侵蚀，这股贪婪的势力只有当它被同样贪婪的对手遏制时，其锋芒才会收敛。

★中国社会的地产不能轻易地从政治机构中分离出来，充当一种基本的政治力量，因为地产正是凭借政治机构而获益的。不仅如此，帝国体制还是直接增加地产的手段。各种环境都排除了贵族作为自由反对派出现的可能性，这一事实使得中国在面对新的历史挑战时缺乏灵活性，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中央政府几乎完全分崩离析了。

★满清政府在其统治的最后半个世纪里风雨飘摇，险象环生，一方面，为平息内乱和对付外敌急需巨额的税收，另一方面，不摧毁整个贵族特权体系就不可能得到这笔税收。指出在19世纪的环境下进行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并不意味着政府没有做出任何努力。无论政府还是贵族，都不甘心被历史的浪潮席卷而去。统治者确实做出了改革的努力，他们的失败，只能归结为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

我曾经很惊讶巴林顿·摩尔这些写于半个世纪之前的文字，我感觉他不仅是在考察历史的中国，更是在描述我们身在其中的现实的中国。其实细想起来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历史之所以能够被叙述，就是因为其内在机理蕴含在可以追溯的逻辑链之中，否则，它就不是历史而是无法解释的灵异事件了。同样，过去之所以能够被今人所理解，也是因为它能够被我们现在的感觉所证实，是因为数百年乃至数千年以前发生的事情能够沿着逻辑链延伸到我们眼前，唤起一种现实的感觉。巴林顿·摩尔的文字正是在这一点上让我们警醒的。

唐贞观十七年（643年），敢于直言谏上的魏征病死，唐太宗李世民痛哭失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李世民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因为他充分意识到了历史镜像对于现实的重大意义。

梁启超在1896年曾经感叹：“今有巨厦，更历千岁……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及，则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犹然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也。”（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酣嬉鼾卧”四字可谓道尽了清王朝的末年景象，谁在“酣”？谁在“嬉”？谁在“鼾”？谁在“卧”？这是值得辨析清楚的事情。

面对晦暗的中国历史，有人无奈地滑向历史虚无主义，慨叹说：“中国历史从本质上说是没有历史的，有的只是一个王朝对另一个王朝的更替，几千年的中国简直就是一个大赌场，土匪恶棍轮流坐庄，老百姓永远只是祭坛上的牺牲，这才是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

我认为这话说重了。

我相信历史具有一种向善的本性，相信天空总有一天会变得湛蓝，相信大地总有一天会变得葳蕤，相信横行人间的恶魔总有一天会被降服，相信被排斥在社会过程之外的人民总有一天会庄严地宣布说：“够了！只有我们才是社会和历史的真正主人！”那是什么时候呢？简单说，那就是人民用选票（而非被强制）选择自己的代表的时候，那就是中国实行宪政的时候，那也是中国放弃“绝不”，秉持普世价值观，理直气壮地融入世界的时候。

真的会有那样的时候吗？会有的。

辛亥革命前夕，几乎没有人相信，几个月以后清帝就将退位，大清帝国灰飞烟灭；1988年初，只有3％的西德人认为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德国统一，然而不到一年时间柏林墙便轰然倒塌，次年东西德就实现了统一；1991年12月25日之前，即便是世界最顶尖的政治家和政治哲学家，也完全没有预料到苏联这个庞大的帝国会在眨眼之间土崩瓦解……这是因为，就像我前面说过的，没有任何人任何力量可以更改历史的必然性链条，它只是在等待一个或然性机缘罢了。

元末，一个王朝走向崩溃的历史镜像，会让人想到一些什么吗？

2013-5-27，北京

陈行之，《领导者》总第5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