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親自給薄熙來打了一通電話

《名星》記者蕭憲聰 整理

自由亞洲電台《週末茶館》節目的主持人安培，邀請《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的作者之一何頻和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法學博士陳小平一起來聊聊這本新書。

安培：網上曾流傳這麼一個笑話：北京某著名監獄裡，進來一個犯人，大家問他，你為什麼進來了？他說：“因為我反對薄熙來。”後來，又進來一個犯人，大家問他，你為什麼進來了？他說：“因為我支持薄熙來。”後來，又來了第三個新犯人，大家問他，你為什麼也進來了。他說：“我就是薄熙來。”顯然，這個中國網絡上流傳的小段子諷刺的是中國現實，就是缺乏司法公正、缺乏法治、政治黑箱作業的現實。

當然，中國政壇權力、金錢、各種勢力、各種因素的角鬥不會是一個小笑話說的那樣簡單。最近，在美國出版的英文新書就試圖揭開王立軍案、谷開來案、薄熙來案背後的一些真相，中文書名是《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由美國的華裔政治評論家、明鏡新聞出版集團CEO何頻先生和華裔作家黃聞光先生合作寫出。這本書因為披露了很多大家不知道的有關中國政壇的新內容，引起美國媒體關注。

今天非常榮幸邀請到兩位人士為大家介紹這本英文新書：一位是這本書的作者之一何頻先生，他是在美國的知名華裔媒體人、出版人及作家，他先後創辦明鏡新聞出版集團和網絡媒體多維新聞網，很有影響力，著有《中共太子黨》、《鄧小平之後的中國》等書。陳小平先生是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法律博士，也是中英文雙語中國法律文摘網站的主編。
何頻、陳小平：大家好。


《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中文版即將出版。


一個神秘的電話

安培：自2012年以來發生的王立軍案、谷開來案和薄熙來案，都受到很多國內外媒體注意，首先想請問何頻先生，你怎麼想到要出版這本書呢？

何頻：事實上，在以前，人們就關心重慶的變化。“六四”以後，雖然有鄧小平的南巡，但整個中國的政治生態還是非常僵化。薄熙來到了重慶之後，搞所謂 “唱紅打黑”，有人把它總結為“重慶模式” 。當時，我們辦的一些雜誌發表了一些文章，指出，如果重慶模式變成中國模式，就會是個大災難。因此，我們對重慶的關心，並不是在王立軍和薄熙來事件後才開始。

這個事件發生的時候，有一個神秘的電話告訴我：王立軍出事了——那是2012年2月2日早上，我在台灣，接到這個神秘電話。

安培：這通神秘電話是從中國大陸打來的嗎？

何頻：我不知道電話從哪裡打來，但他問我能不能換一個電話。我馬上把正好在身邊的一個同事的電話號碼告訴他，然後，這個電話馬上又打過來了，說王立軍被撤職了，我當時感到很吃驚，馬上打電話到重慶去核實，得到的消息是，王立軍當副市長，不再當公安局長了。我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事情，是引爆後來一系列事件的開始。明鏡新聞網作了最先的報導。後來，我給《紐約時報》寫一篇評論，一個朋友看到了說，你就應該寫本書，也有出版社很快找到我們，希望出版這種書。

安培：這個書的英文直譯是《幸運假日飯店的一個死亡案件：中國的謀殺、金錢和劃時代的權力大戰》， 據說它現在的中文書名定的是《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是這樣的嗎？

何頻：是的，中文書名簡略一點，不像英文書的書名，英文書看起來像恐怖電影的名字。

安培：從英文書名看，很有好萊塢的味道呀。

何頻：對，所以，有些媒體報導說，這本書要被拍成好萊塢電影。

安培：那想請教一下陳小平先生，你已經看過這本書了吧？據何頻先生介紹，你參加了這本書的寫作，你參與的是哪些部分呢？

陳小平：他們寫作的時候，不斷問我一些問題，討論一些問題，在這本書中，他們還引用了我的一些看法。

何頻：我要插一句。陳小平先生不只是位法學專家，同時也是新聞工作者，他對這本書的貢獻是非常大的，除了法學專業上的貢獻，他也是第一位看到這本書草稿的人，幫我們糾正了很多錯誤。

周永康給王立軍的親筆信

安培：何頻先生，這本書是新聞紀實性，評論分析性，還是小說演繹性的？我在谷歌搜索到結果是，它在美國亞馬遜網站出售，分類在歷史類、亞洲類和中國題材類。

何頻：是的，它是中國題材，是歷史類、亞洲類，也是研究共產主義領域的一本書，而且，在它上市的前幾週，它的排位都在前三位。《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不是小說，可以說是一個調查報告加上我們的研究，以事實為基礎，沒有加什麼演繹。我們在書中提出了一些疑問，例如，王立軍在海伍德謀殺案中扮演什麼角色？我們提出問題和線索，並不妄加揣測。看了許多西方報導和中文出版物，我們認為，我們的觀察角度跟別人是有很大不同的。

安培：我在明鏡新聞網看到這本書的介紹，說它始於海伍德之死，終於習近平大勝，全書共分四節，第一節“酷吏”、第二節“太子黨”、第三節“禍水”以及第四節“王與寇”，請何頻先生說說，這本書的新意為何？

何頻：我們在書中很密集地提出很多大家沒有披露出來的線索和信息。舉例來說，王立軍跑到美國領事館以後，周永康給了王立軍一封親筆信，信裡給予王立軍三點承諾；我們也披露，為了減緩薄熙來給黃奇帆的壓力，為了使王立軍出走美國總領事館的事情不至於變得太複雜，胡錦濤親自給薄熙來打了一通電話，告訴他這件事定性為“一起孤立事件”。實際上，這個電話是要薄熙來放心；這本書還披露，海伍德見過習近平，海伍德實際介入中國政治的情形比大家想像的還要深；還有一個是，根據我們的查證、採訪，拿下薄熙來的令計劃，與薄熙來之間有很深的淵源。令計劃的家族與薄熙來的家族有非常悠久的關係。有人說，拿下薄熙來是胡錦濤任上的最大功績之一，大快人心。實際上，從政治思想上來講和具體行為看，他們兩人走得非常近。胡錦濤基本上是一個左翼中國領導人，薄熙來打的旗幟正好迎合了胡錦濤的傾向。在具體行為上，薄熙來每次到北京，都跟胡錦濤有很深的交談，這些都與令計劃在其中穿針引線有些關係，這些都是以前被媒體有所忽視的東西、或者是當時沒有及時發現的東西。（《名星》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