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4日 星期四
俄国历史上“第三种知识分子”及其社会实践(上)
主讲人:金雁
评议人:郑也夫 翟志勇 赵农 盛洪
张曙光:大家好!今天是天则所第473次双周学术论坛,也是庆祝天则所成立二十周年系列讲座第三讲。今年正好是天则所成立二十周年,我们举办系列活动来庆祝。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金雁教授,金教授的书我没有看到,但是我看了几篇书评,我觉得俄罗斯值得研究,我们周边几个重要国家和地区,比如日本也值得研究,台湾也值得研究,但是研究得都不够。今天金教授给我们讲座的主题是《俄国历史上的“第三种知识分子”及其社会实践》。我想,理念决定制度,决定行为,而我们现在缺的正是理念,如果没有理念来统括,我们恐怕难以走得很稳,走得很远。
下面我们请金雁教授来做演讲。
金雁:大家下午好!其实这个问题我思考得很久了,但是没有写。近年来也有一些好朋友在陆续故去。我思考的开始其实很简单,给自己一个交待,给40后、50后关心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人一个回答。虽然我们已经有不少这方面的书,但是我觉得很多的问题,一个是平面化,另一个是不太讲究逻辑。在我的问题里,我首先回答了它没有一个整体的想法,于是就有这本书,但这本书出来以后还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还是有不少人去读,甚至80、90后的同学也有去读的,这一点是我始料未及的。为这本书我已经讲过好几次了,这里面有一些话题学术性更强一点,但是我觉得第三种知识分子对中国来说可能了解得太少,所以我觉得把这个与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什么是第三种知识分子?我先要解释一下,大家可能都知道俄国有民粹派,俄国的民粹派运动是在19世纪70年代的时候,有数以千计的大学生、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都到城市去。他们从事革命宣传,其实农民并不买账。因为农民是沙皇主义者,觉得你们宣传要反沙皇,就开始检举他们,有2500多人都是因为农民的检举而被捕。这就是说,知识分子的满腔热情到了民间就碰壁,再加上沙皇的打压,结果整个民粹派运动就宣告失败。
失败以后,这些知识分子就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就流亡国外,大概有900多人在国外接受马克思主义,就像1885年普列汉诺夫建设劳动解放社,觉得运动应该寄托于工人,但是俄国的工人很少,在1917年的时候,俄国的工人只有300万,占2%。在国内的,主要是一些民意党,民意党的人认为下层这样愚昧,上层又如此专制,于是他们就“引颈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就去搞暗杀。我国清朝末年的暗杀都是受的俄国民粹主义或者说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他们搞暗杀也有一套理论,所以提出来杀人犯就是民族英雄,搞得非常热闹。在短短的几年间,就有1.7万公务员被暗杀。只要你上了他们的暗杀名单,就难逃一死。
05年至07年,致死的人、受伤的人基本是平均一天三起,基本上城市里面没有一天是不响炸弹的。只要上了革命党名单的人,最后都会被多次暗杀。像亚历山大二世,号称是改革沙皇,7次被暗杀。第7次被暗杀的时候,实际上他没有被炸死,但是他的马车夫和警卫都被炸伤,他下车去看的时候,最后被炸死。革命党战斗队仅在10个月的时间内,06年7月到07年5月10个月内,72次暗杀,10个省长、2个市长、很多将军都命丧黄泉。最后在1881年,包括列宁的哥哥乌里扬诺夫也参加了这次暗杀,最后得手,把沙皇炸死。这样的话,本来亚历山大二世是一个改革沙皇,大家知道,农奴制解放就是在亚历山大二世任上进行的,这就终止了改革方案,很多方案都已经批了。这样的话,统治集团中保守力量就开始上升。俄国的沙皇基本上是一个改革一个保守这样相互间隔的,现在基本上是一种反动浪潮。
大家可以来看一些照片,这是列宁组织革命小组的时候,他在喀山大学没有毕业的时候就被开除,这些革命小组主要就是鼓动革命,而且那个时候改良根本就提不上,像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我是改革的反对者,我就是激进的革命者,到处下乡去宣传,这是向农民宣传要推翻沙皇(图片略)。前面坐的是革命知识分子,底下都是农民,在听宣传。这是当时革命党的一些传单(图片略),要求夺回土地,推翻专制政权,那时候的传单非常多。这个图片中左边是暗杀斯托雷平的革命党的恐怖主义者,全部都是知识分子,非常文弱的。这是当时流放地逃亡回来的革命者。因为整个俄国可以说是地大人口少,天气寒冷,所以他们对政治犯一般处决的并不多,包括像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就处决了5个人,120多个都是流放,因为他们西伯利亚广袤寒冷的地区都可以流放。但是那个地方很冷,流放地有限制,不能养狗。因为狗拉雪橇是可以逃出来的,所以有人训鹿,有人训狼,就逃出来了。这是他们当时从流放地逃出来,因为当时非常寒冷,所以他们穿的这些衣服非常厚(图片略)。这(图片略)是亚历山大二世,去年的时候,因为去年是农奴制解放150周年,整个俄国国内对亚历山大二世的评价达到了一个高峰,给他戴了无数的桂冠,包括被暗杀的斯托雷平。曾经在俄国有过怎样解释邓小平的问题,说那是中国的斯托雷平,解释斯托雷平就说那是俄国的邓小平。因为他也是开启俄国的改革之路。
因为剧变以后,大家就在反思,我们70年的道路到底走得对不对?现在很多人都感觉原来以为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俄国的方向问题,现在看来,以前的革命实际上付出的代价太大,而且整个俄国革命的路又中断,又推倒重来,就等于100年来白忙活了。体制内的人当然是反对的,革命者基本上赞成这种恐怖政策的。但是有另外一种人就认为,俄国长期以来是一个具有激进土壤的国家,知识界一直都有反国家的性质。知识分子这个词的俄语,本身既不是指有文化,也不是指有技术,本身就是指要反国家。这个词本身就是思想反对派和心灵反对派,如果你不具有这种特征的话,那你就不叫知识分子。所以他们说国家和政府不和,这是根深蒂固的。
这个时候,第三种人就认为说,这样的话,国家和社会就跟套在两个失控的马套着一辆,一个往左拉,一个向右拉,早晚有一天会把这辆车拉散架的,所以必须要另辟蹊径,要突破激进主义的思维,要避免恐怖主义和革命,所以要从根本上找到一个解决俄国社会问题的途径。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力量薄弱,发展到一战以后也不过才300万人,肯定是指望不上工人阶级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农民又是传统的皇权主义,那怎么办呢?他们都是革命派,都是唯理论的追随者,幻想只要是我们把一切旧的方面都打掉,革命就是一张白纸,那就可以好写最新最美的图画,在白纸上我什么都可以画。但是第三种知识分子就不这样想,他们认为,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土壤具有的东西不可能变成一张白纸。这样的话,革命可能出现的一个后果,也可能革命者决心越大,他越希望来规划别人的人生,那他可能专制性就会越强。所以很早就有人说,俄国的革命者都是小波拿巴主义者,也就是说都是专制主义者,他有这种专制的倾向。
早在革命之前,普列汉诺夫就预测说,如果按照列宁的设计革命,那俄国会出现三种后果。第一种后果,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在俄国是失败的;第二种后果,俄国将会远离西方,西方无法影响俄国;第三种后果是俄国将会建立一个像秘鲁和中国这样的专制帝国。应该说,普列汉诺夫的预言都还是很准确的。如果革命后的强制出现的话,将来对自由主义的危害,因为第三种人里面有很多人是自由主义者,可能会要超过君主专制。
果真到了后来,很多人都问过,像索尔仁尼琴、像以赛亚·伯林都问过,说沙皇的时候,反对派还能够出现,为什么到了布尔什维克苏维埃政权的时候,再也没有反对派了呢?索尔仁尼琴说过一句话,那句话大概的意思就像储安平说的,俄国的自由,在沙皇时代应该说是多少的问题,在苏维埃时代是有无的问题,不是一个等量级。他们认为这种割裂社会,这种分裂状态在俄国已经演绎了200多年,俄国社会本来就是一种割裂的,就是上层的法国化,下层的草根化,别尔嘉耶夫说俄国的这两个上下层相隔有600年的差距,所以他们一直都说俄国社会的不对称性,社会历来是被管制的,那么这种互换就会导致一种什么呢?用我们做中国史的话来说,就叫“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两边这种互换,表面上看是一个阶级战胜了另一个阶级,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跷跷板或者秋千效应,只不过它来回摆动的速度加快,每一次动荡都是原来的积累全部销毁。所以俄国人习惯说的一句话是,在俄国社会间断性太强,总是好不容易在一个平台上建立的东西,一场运动一来,就像一张煎饼翻过来,所有上面的东西全都荡然无存。而俄国社会本身再生性又很差,就是社会的自愈能力本身就很差,这样的动荡就使得前面的积累全都白费了。所以他们认为社会变革比制度变革更复杂。制度变革通过换人,通过颁布立法,但是社会的变革以及社会的良性成长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不管是公民社会也好,市民社会也好,需要一个长远细致的工作,不可能通过革命变革来达到。所以这些人就提出破除政权万能论,在革命政党里面基本认为都是两种,一个是打倒沙皇,推翻专制,另外一个是主张重新分配。因为他们一直觉得社会不公,物质就那么多,少数人攫取了物质,大部分人处在贫困的状态,只要搞平均,只要把分配方案重新搞了,那整个这些问题就解决了。但是第三种人认为不可以,他们认为一次革命不可能改变世界,也不可能改革这种肤浅的思想。在目前沙皇还比较专制的状态下,他们觉得现在我们可以采用的方式是姑且忍耐,把注意力转向政权以外的社会层面。这些人提出来的就是促进个人的自主意识成长,就是自我负责、公民社会。这样,改变社会组织资源这种被动状态去做具体的事情,做小事。
那个时候他们认为,知识分子可以做的就是搭起一个上通下达的桥梁,在现有的政治框架内,创造一个良性互动。当然他们说这个过程可能会很长,要百年,要一个世纪。俄国有些知识分子,比如说像那些贵族知识分子,他们就比较喜欢从事思想讨论,这些人大都集中在文学等领域,以赛亚?伯林就把他们称作“狐狸”。其实“狐狸”和“刺猬”的比喻最早是来自古希腊哲学家,只不过以赛亚?伯林借用了这种说法。那些不同意这种坐而论道,夸夸其谈的人,像罗亭式的这些人物,这些平民知识分子,就是这些激进主义者就自诩为刺猬,就是我们不从事思想,也不从事理论讨论,我们最主要的就是实践,就是干革命。第三种人对两者定位都不同,他们就说,我们只想做实事,我们只想成为社会的医生,也不是革命家。这种情况下,他们说俄国社会是一个“U”字型,就是俄国社会割裂非常厉害,我们主要是要填平这个鸿沟。
俄国整个社会是病态的,就是上下层之间缺乏了解,这也是人民对最高政权依赖的根源,人民觉得不信任贵族,不信任知识分子,这个时候民粹主义的思想家阿勃拉莫夫就提出“小事理论”。其实因为在欧洲所有的这些政党、思潮一个基本的趋势就是理论先行,就是先有很多的理论,然后理论慢慢地深入人心,再有思潮,再有运动,所以“小事理论”的提出很简单,几乎没有什么复杂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哲学支撑,他说得很简单。他说,现在我们这种社会主义思想曾经非常肤浅地播洒撒处女地上,没有深入到人们的灵魂,所以我们一时不知道俄国社会要什么,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能做什么。他自己认为这就是对俄国革命的一个矫正点。所以“小事理论”应该说是非常简单,非常明了,一看就明了他要什么。他说俄国空谈家很多,实干家——那时候的实干家就是搞恐怖、搞暗杀的人——也很多,他说过去的实干家主要是颠覆政权,搞破坏。包括车尔尼雪夫斯基就说,我对改革漠不关心,我的目标就是推翻政权,就是干革命。现在阿勃拉莫夫提出,这不切合实际,我们现在不要这种宏大叙事,我们不是写大写历史的人,我们就是写小写的历史。他说搞恐怖活动、搞暗杀,这样引起统治者的反弹,社会上也容易引起混乱,反而不如做一些实事。
他这个话一出,当时在思想界就掀起了一个轩然大波,革命政党都是责骂的,骂他们是逃兵。但也有一些人认为,这种策略比那种检讨要更深刻,它可以解决俄国上下层之间的文化不对称制约,这样以一种超阶级的方式来整合社会,可以从根子上解决俄国的问题。所以“小事理论”就以阿勃拉莫夫主义来命名,其实他这个主义很简单。
后来又有一位思想家尤佐夫·卡布里茨在民粹派的基础里面提出:“社会是由活生生的人组成,社会体制变革从来不是某个伟大者振臂一挥,而是要历经无数次的尝试和失败,这个尝试和失败要以人的生命和鲜血为代价。作为俄国人民的良心,知识分子的使命未必在于要指出一条多么光明的道路,相反,是要从自身做起,在原来的基础上修修补补,从而使人民少付出一些代价,少流血,这也许就是新时代的真正的任务。知识分子要拒绝做好高骛远改造社会的大事,开始学会从身边的事做起,一点一滴地从小事出发来改革社会”。他们当初提出来一个口号,这个口号是后来很多国家在苏东剧变开圆桌会议的时候都共同达成一个共识。这个口号就是“只要人民少付出代价,我们就有共识”,就是这个共识很简单,我们只有两点,反专制、人民少付出代价,有这一点,我们和再大分歧的派别都能坐下来谈,所以后来波兰圆桌会议55个人坐下来开会,非常大的一个圆桌,各个派别可以说从思想上差异是非常大的,都能够坐下来,也就是依靠这个原则。这些人就提出来,这可能才是我们真正的任务。过去知识分子都比较好高骛远,愿意轰轰烈烈,不愿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因为他们觉得小事既不得名,又不得利,但是这些人说这些小事中可以决定很多人的福利和生活,可以改变俄国激进的土壤。这两者提出来以后,这些人就开始做一些在革命者看来不值得做的事情。比如说这是他们为工人建的第一所疗养院(图略),这是萨马拉省的第一个拖拉机,就是农学家到农村去搞一些技术方面的指导工作、土地整理等等。这是他们建的小学(图略),他们建了一万所小学,建了几千座图书馆,这些全都是面向农村,建了很多所医院。一战前有一次伤寒病人,有60%的医生感染伤寒。
我觉得第三种人有点类似于NGO。社会救济以前要么是教会,要么是修道院,他们现在主张来做这个事情。他们提出来说我们既不是颓废派,也不是革命派,我们是实事派。
很快,这个“小事理论”和实体主义就既反对激进革命,也不愿意和当局同流合污,就以第三种知识分子自称。“第三种人”这个提法是1900年萨马拉省省长提出来的,后来在列宁的著作中,第三种人和第三种分子可以互换。所以一提第三种人,大家都知道,就是两者都不是的,体制内也不是,反体制也不是,这种人就叫第三种人,他们对自己的定位就是说“我们不是刺猬,也不是狐狸,我们是工蜂”。
另外,从沙皇方面考虑,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后,沙皇的管理形式也发生了改变。以前都是农奴主管理农奴,现在用警察制的统治方式已经不行了,所以中央政府也从一些不具备全国意义的事务中脱出来,所以国家的制度也发生了变化。沙皇的管理制度也有所改变,他要下放一些职权,所以在1864年的时候,为了配套建立了省县两级地方自治局。地方自治局介于政府和民间之间,有点像类法团组织,它原则上是在沙皇政治板块不松动下的一种放权让利,有点半官方组织。虽然没有完全独立于强权,也没有完全独立于营利,但是毕竟带入了一些宪政机制和一些公共服务精神,与以前的管制社会不一样。以前的沙皇政府只管两件事,一个是征兵,一个是征税,因为沙俄是一个快速扩张的国家,所以只要是征兵、征税出了问题,这才能发生,一般的话,他不管其它的。
这样的话,就逐渐有了一种服务性,或者说我以什么样的方式征税,政府不得过问。所以地方自治局毕竟带入了一定的公共服务精神,属于早期现代新型国家的一个创新,所以它的民主化也不可小觑,绝对不是斯托雷平认为的“这是往死人脸上涂汁抹粉”,其实它还是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所以索尔仁尼琴把它称为小写俄国历史的人。他们提出了很多主张,这些主张我们今天看来,其实就和我们现在提出来的很多东西都很相像。比如说我这里列出了一些撤销宪兵队;规范警察的职权;废除行政流放制;对扣压、拆信这种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建立地方法院,地方法官要当地居民选举,有预审、辩护制度,允许假释;要有社会救助,对失去劳动力的人有最低生活保障,对伤残、养老等有国家义务保障,而且国家必须不能够介入企业和工人之间的这种博弈,只要是任何经济要求的罢工,都是合法的,还要工人医疗,缩短时间;教育制度方面也是这种三级,初级、中级和高级三级教育,平民都要读得起的学校,包括赋税均等,这些方面都是地方自治局提出来的。
有人说这是在专制国家中争取民主的一种迂回斗争,但是列宁骂得很厉害,列宁说“地方自治局只不是过专制制度车轮上的第五个车轮,是一个备用轮胎。”它虽然暂时不可能一步到位地体现这种立宪的原则,但它毕竟还是为很多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合法活动的场所,所以各种势力的人既在骂,这里面也是鱼龙混杂,什么样势力的人都有,大家也把它看作一个平台,也有人认为它这样做的工作最后毕竟会成为制宪的一部分。这就是沙皇在1864年颁布的省县两级地方自治局,因为有了他们的这种动议,再加上有沙皇的放权,所以他们很多人都在地方自治局工作。这其中主要是县级自治局最活跃。我记得以前温铁军在说中国的时候,总是说中国是国权不下县,我说你恰好说得不对,中国是大共同体的权力直插个人,如果是国权不下县,那说俄国应该还是比较恰如其分。在地方自治局,一般来说是开明派的贵族所控制,再由他们来聘请志愿者,从事医疗卫生修路、农机改革办展览这一些,包括田野调查。俄国在第三种人里搞了二十世纪上半期最大的田野调查,专著就有4000多本。这里面因为有专业化,还有公益精神,所以给俄国的治理结构带入了一股新鲜活力。
很多人很关心的是政治局的财政预算是什么?它怎样来的钱?它主要是有专项基金、募捐款,另外地方自治局所以后来能做大是因为它对土地和房屋有征税的权力,还有国家拨款。它有这个征税权,使它后来成为第二政府,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它的大头主要来自于后两种,但是它的运作方式基本是民间性质的,它不受政府制约,政府不过问这些,它有很大的自主权。
就政治诉求来说,它基本上是通过非政治的、利民的实际工作,参与型和立法型为基础的,所以各方面势力都看重这个平台,这个平台什么样的人都有,保守的、革命的,包括什么样的人都有。地方自治局觉得,只要你愿意干实事,愿意做具体工作,都可以到这儿来。所以在第三种知识分子活动时期,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两种发展方向的博弈一直存在。民粹主义之所以看重这个平台,是因为民粹主义认为小农生产和现代化并不矛盾,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反农民的。俄国民粹主义为什么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就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反农民的,因为马克思认为小农是要消灭的,民粹主义不同意这一点,他说未来的非资本主义农业应该有很大的潜力,不一定像马克思说的,整个小农都消灭了,要像英国那样建立起大农场。实际上我们今天看,在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论断200年以后,这个论断是错的,反而倒是普鲁东这些人认为小农生产有长久的生命力。这些人就认为,个体小农的生产模式,就是8到11俄亩的责任田和非农产的合作经营,包括产前、产后服务,这些方面的双重经济体制比小城镇化、合作制、乡镇企业、家族共同体,这和现代化的发展模式是一个互补,所以后来俄国在第三种人的平台上有很多的人提出了非常有洞见的理论。恰亚诺夫就是俄国后马克思主义农民学的一位大师,他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还有我们知道的经济学界的康德拉基耶夫,他提出一个发展的周期理论,大约是53到56年这样一个周期。还有尤罗夫斯基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甚至比奥地利学派那些人提出来得还要早,他们很早就提出来了,这些人当然在斯大林那个年代全部都被杀死了。这两种方向的博弈一直存在,就是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但同时这也为他们探索提供了平台。
地方自治局逐渐做大,它与地方政府的权限既有重合的地方,也有含混不清的地方,所以双方一直是斗争的态势,基本上地方自治局是强势,而政府是守势,而且往后退。总理大臣维特就说,如果按照这个态势发展,最后导致的结果会是什么?就是人民代表机构将在中央一级建立,人民参与立法权和国家管理,地方自治运动就使俄国整个社会力量发生变化。我们仅从官僚的数量减少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那些官僚都无所事事,因为他们不善于工作,而地方自治局越扩越大,比政府官僚都胜任工作,甚至他们就排挤了政府机构。最明显的一个证据就是在1894年的时候,国家说,你们干脆回到公务员队伍来,咱们合二为一吧,他们拒绝了这个要求。这就是说,第二政府大有取代第一政府的态势。有一个官僚在回忆录中说,政府官僚在那个时候都没有事做,成为一群无所事事的人,因为他们的工作被自治局工作者抢走了。亚历山大三世也认为,地方自治机构降低了官僚们的作用,破坏了国家制度的统一性。这就可以看出来,地方自治局的做大,比梁漱溟、晏阳初他们一方面人数要多,介入的层面的要多,而且整个是在俄国推广。总理大臣维特在一篇报告中说,地方自治机构、第三种人力量增强,当然一方面是政府工作无能,在这种状态下,它实际上是和专制体制不相容的。当然,因为他只是说我干实事,所以它的政治立场不是那么凸现,所以也有批评。革命者批评它是沙皇的附属物、国家机器的帮兄,但是沙皇政府同时又认为他们是革命的同情者和外围组织,政府的文件中就说,这些实际主义的反对派其实是在借着人民的压力推行立宪,他们同样会孕育与沙皇离心离德的思想,同样会腐蚀国家政权,所以其实也是要打压的。它就处在一个两边都不认可,但是两边的人都在挤进这个里面。
1912年的时候,俄国有地方自治局的省份有40多个,西伯利亚和靠近极寒地区是没有的,凡是有地方自治机构的,它的运作方式就要好得多。当时的知识分子,不是指普遍的工作人员,当时有8.5万人,到一战的时候达到14万人,但是他们也是跳出了经济学上道德人、经济人这样的逻辑预设,或者这种经济学争论,从实践出发,从农民的心理变化和社会动态出发,提出的理论农民也能够接受。由于俄国知识分子这种人文精神和近代科学方法的引入,所以它又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在这个平台上,可以说农民乡村研究达到了顶峰,他们首倡的大规模的参与观察的人类学方法,对于农民社会进行大规模的田野调查和微观实践,使这个时候俄国的农民学在一战前达到顶峰,仅地方自治局研究出版的专著就有4000多种,而且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系统的社会学调研和农民统计工作。现在俄国都还在使用这些材料,特别特别多,的确是汗牛充栋,输入俄文以后,这些东西简直是看不胜看,特别细。我是觉得后来共产党人没有下过这样的苦功夫,这些成果当时是最庞大的农民研究机构的一个资料库。他们以“实用化、技术化、办实事”为宗旨,本着少谈主义多谈问题的思路为俄国的未来寻找出路。他们的工作看似琐碎,但凭心而论,这些“实际工作者”为改变俄国阶级结构两极对立、“中间群体”力量薄弱的状态做了大量工作,并且在教育、卫生、道路交通、城市建设、救济等领域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我刚才也说到了,俄国暴发大规模的霍乱伤寒的时候,自治局有多达60%的医生因接触病人而死亡。他们的社会实践的确也可以说是卓有成效的,他们提出来很多申请,有半数申请得到了沙皇的满足,在教育、金融、交通、卫生等领域都使俄国半个世纪的发展上了一个大台阶,办了一万所初等学校和扫盲班,两千多个图书馆,所有的医院主要都是面向农村。这些人也没说他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们做的事情我们可以看,我这里列举的都是新式农具、设的邮局、架设电话、排水等等,农村发生的这些变化,选取了一个时间段的数字,这不用细看。
但是务实精神并不代表着他们不问政治,他们是少谈主义,多谈问题,但实际上如果你在基层做这种事情的话,并不只是扫盲的问题,也不是开诊所的问题,因为涉及到各种侵犯农民权益的问题,只要你卷入,你肯定不能不得罪政权,只要你卷入到农民维权实践当中,你不鼓动革命,但实际上只要你支持农民,就会开罪官府。所以在警察局,他们也是挂上号的。19世纪的时候,他们有900多人都是在警察局挂号,还有被流放和被逮捕。革命者说这些人是当局的走狗,当局认为这是异己的力量。另外一个就是对新闻媒体的力量非常大,他们希望影响新闻媒体再影响社会的话,通过这个放大的功能的确是会良性互动,所以后来官僚说舆论界的尖酸刻薄甚至比革命者的手枪更可怕。省长必须要认真听取地方自治局的意见,甚至要不得不讨好和迎合他们,如果你不处理好那种衙门里说了算,第一次就会遇到按照法律规则办事的人,因为这两种人你可以看得出来这种态度。所以地方自治局在民间的口碑一直就比较良好。
到1905年革命的时候,沙皇其实有一点像中国戊戌以后,镇压了革命,沙皇实际上还是颁布了《十月十七日宣言》。我们现在总认为1917年俄国革命,俄国革命怎么可能平地而起呢?实际上沙皇1905年已经立宪,成为立宪君主制,《十月十七日宣言》就是选举杜马。杜马是一个古老的词,就是俄国议会的意思。杜马选举以后,革命政党只要不搞恐怖,实际上都是可以进入到议会。当时打社会主义牌的有16个政党,并不是只有社会主义一家。所以这12年才是一个练兵时期,他们把杜马讲坛作为他们操练的一个场所。现在很多人都认为俄罗斯二十世纪国家制度的转变就是从05年的《十月十七日宣言》。地方自治局在《十月十七日宣言》,实际上在05年革命的时候,他们就省际联合,然后在05年的时候就了全国自治代表大会,所有的人,基本上核心小组的人员都是自由主义的立宪民主党人,因为立宪民主党就是1905年成立的,这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政党。可以说,整个它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在自由主义的影响下,那个时候索尔仁尼琴说,这是思想界和知识界异常美好的年代,然后到达顶峰以后,到1917年以后就是知识分子厄运的年代。
1914年的时候,他们就召开了全国性的组织,就是两个联合会——地方自治联合会和城市自治联合会,有400多个城市联盟加入,起作用的当然是自由主义的政党。二月革命以后,当时临时政府的总理李沃夫就是全俄地方自治委员会的主席。他们当时讨论的,在二月革命以后的政府名单,基本上90%都是临时政府的人员。临时政府后来基本就用了这个东西。俄国在1914年打一战,基本上可以说地方自治局或者说这两个联合会就是政府了,它已经成了权力的化身。因为政府整个在萎缩,战争状态下把正常的活动完全打乱了,军队的供给、灾民的救济、伤员的安置,而在这个时候也可以说地方自治局和两个联合会手握着大量的财权,大笔大笔的钱从他们手里过,因为打仗嘛。当时李活夫就提出一个口号——“从政府手中救出国家,把它还给社会”。所以这个时候俄国公民社会各个要素已经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公民社会的发展,每个人都参加很多的组织,这成了社会上的一种时髦,包括慈善组织、公益利益团体,包括横向的、纵向的,有两千多万的人都是合作社的成员。这与后来集体化时期的合作社完全不一样,有农民联盟。大家都把参加社会组织作为体面的事情,可以看得出来俄国的公民社会已经在这个时候初见端倪,已经可以看得出来。(未完待续)
金雁,天则经济研究所 2013-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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