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4日 星期四

俄国历史上“第三种知识分子”及其社会实践(中)


  主讲人:金雁

  评议人:郑也夫 翟志勇 赵农 盛洪


  到二月革命的时候,一战期间,它基本上从第二政府已经变成了第一政府,已经成了真正的政府。人们都说,第三种人在利用战争和沙皇政府在抢夺天下。很多明眼人已经看出来,他们不是在帮政府,已经是在抢夺政府,他们是在为国分忧的外衣下,真正的目的是想取而代之。所以他们发布命令,从来不请示政府,就是蔑视政府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了。当时一个著名的口号是“谁善于工作,谁才是国家的主人”,只要地方自治局一停办,停止供应,整个后方就乱了,俄国就会天下大乱。连媒体都已经有人呼吁,说政府干脆就把权力交出来,现在就兵不血刃实现权力交接吧,你交给两个联合会,否则你没有出路。所以后来沙皇的退位,不但是因为战争,的确它已经是大势所趋了,就是如果没有十月武装夺权的话,基本上这个已经大势所趋。这个时候两个联合会和第三种人已经被看作俄国的中流砥柱。坊间里都知道,俄国没有政府,只有两个联合会,两个联合会从第二政府变成了第一政府,它已经具有了取代政府的资本。皇后,就是尼古拉二世的皇后,在给尼古拉二世的信中说,这两个联合会已经令人无法容忍,他们肆意妄为,超越本分,给正在打仗的国家带来了混乱,现在又非分插手国家的管理,对政府来讲,这已经是名存实亡。但是更不幸的是,它的怯懦在于政府知道自己已经患上了重症肌无力,还不敢公开宣称大权旁落,因为一来怕沙皇怪罪,二来怕弄假成真,自己威信扫地。战争期间,他们有很多建议,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举行合法的工会、全国性的民间组织,包括像05年革命时候的彼得堡企业工人大会实际上就是他们发起的。

  沙皇已经知道尾大不掉,当初是想做为一个附属组织来帮助政府来管理,现在没有想到,这已经取而代之了,它已经成为专制体制的一个心腹大患了。而这个时候,体制内的一些人也感觉到沙皇不思进取,也失去了信心,转而发生了立场变化。因为那个时候谈社会主义、谈变革等等,沙皇政权已经看得大势所趋,很多原来官方的温和人物、都很具有国家思想的人物,现在革命性越来越增强,包括我说的齐契林,他是俄国的国家学派,当然他带有自由主义色彩,就连《俄国共产党宣言》的起草者司徒卢威都称他从“强有力政权的支持者”变为了“俄国专制主义和特权阶层不调和的敌人”。贵族联合会到那个时候,贵族已经持一种反沙皇的立场。二月革命的时候,他们的确过了几个月的辉煌的日子,二月革命他们感觉到非常好,他们说曲线救国,终获成功,兵不血刃,政权到手。的确,两个联合会的主席李沃夫当了临时政府的总理,沙皇的各级政府官员因为有政治污点都被民众抛弃。所以地方自治局半个世纪的工作和实践积累以及人脉资源成为组织性最好、最有基础的政府人选。他们基本上是一套人马,两个招牌,以民间的招牌来担负了政府的工作。在各地,他们就是临时政府。所以他们也非常高兴,认为兵不血刃就达到了目的。

  二月革命以后马上就搞民主选举、民主改革,因为沙皇退位,临时政府成立。他们发表的第一个宣言其实与革命政党的政治诉求是一样的,就是要以“普遍、直接、平等和秘密投票的方式进行市杜马和地方自治会的选举”,然后进行全俄立宪会议选举。这其实也是布尔什维克当时追求的目标。他们为了操练,先进行了基层选举,在43个省、456个县、9305个乡大力展开了选举,而且都选出来了30万个乡议员,基本是由社会革命党控制。因为它是一个农民的政党,有100万的会员。当时布尔什维克走出地下状态的时候2.4万人,在农村只有4个支部,所以从整个政党组织来讲,布尔什维克从地下状态走出来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党。县、乡自治会又选举出23551名县议员,比较完整的基层组织已经搭建起来了。临时政府也宣布,地方自治会的主席是临时政府委托的全权代表,来管辖地方事务。这样基本就可以说,沙皇的权力他们通过选举拿到了合法授权。

  我们在学苏联历史的时候把沙皇的杜马骂得一塌糊涂,因为俄国杜马的很多东西要从100年前来汲取,然后对杜马的评价现在又反过来。这(图略)是乡间长老和地方自治局,因为俄国是一个村舍的社会,乡间长老起着很大的作用,地方自治局和他们之间是一种良性互动。那些专家都会到下面去,不管是情感沟通还是搞民意调查,都是与他们互动。

  布尔什维克,就是我们说后来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政党,他们与第三种不是一路人,在理论也对他们多有批评。我刚才前面说到过,列宁对地方自治局和第三种人一直都有批评,但是在专制年间,其实反对派也从地方自治运动当中扩大自由、开拓社会的空间当中受益,所以他们基本上也是参与到活动当中去。而且布尔什维克在二月到十月期间,基本上是拆临时政府的台。他们那个时候批评地方自治局说,你不够民主,你搞地方自治还行,但是不够,你要搞更大规模的就像正规的这种议会选举,也就是搞立宪会议选举。托洛茨基就说,地方自治局尽管也有民主的形式,但依靠的是松散的选举人群,而且还需要选举资格,必须要有多少卢布,要有什么样的财产,要有选举资格。所以它只是代表了昨天群众的状态,也就是说,人民并没有给它委托书,你搞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我们要搞的无产阶级民主比你的民主范围要扩大,更有时代性。

  但是十月夺权以后,列宁当时也想立宪会议选举。列宁想得很简单,我是先夺权后选举,在已经以执政的状态下了,我再通过有效的宣传,肯定我能够选上。当时布尔什维克主要的力量在军队中,并不是在农民当中。军队放假,都回家去宣传。选举结果出来以后,布尔什维克获得了24%的选票,社会革命党这个农民政党获得了58%的选票。这样就很为难,列宁就觉得,这时候我们怎么办?最后商量的结果就是用枪杆子颠覆票箱子,既然我选不上,原来还在《工人之路》报,就是《真理》报的前身,把布尔什维克选进立宪会议,我们服务选举的结果,但是在选举结果出来以后就觉得,我现在要把权力拱手让出去,不干了,说这是一个过时的选举,整个法律都是临时政府的。可是很多人就问他,包括像后来第二国际的卢森堡很多人就问他,说你现在才说这样的话,你当时宣传的时候动员了这么大的宣传,又不是说他贿选,也不是说他舞弊,现在只是说是一个过时的法律,你为什么早不说呢?你选举结果出来以后再说,那就太没道理了。所以布尔什维克在1918年1月5日立宪会议召开的时候就开始搞专制,“我要搞无产阶级专政”。其实专政和专制之间并不是一个程度的差别,列宁提的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主要是一个常态,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暂时状态,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惨败,他就开始翻脸,就要搞专政革命,镇压民主反革命。那个年代,在1918年,这个词是非常流行的,就是“民主反革命”,就是你赞成选举了就是反革命。列宁当时在一个信件当中,不是他公开发表的,说“什么叫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权就是反对‘普遍、直接、平等、秘密’选举的斗争”过程。他把话说得这样明白,这样直白,可是他没有想到,“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是布尔什维克的纲领。它从1903年开始的所有党纲当中,这一条没有变过。其它的都发生了变化,只有这一条没有变过,只是因为你自己没有选上,你自己就把这一点改变了。

  以前是说第三种人不够民主,现在是说越民主越反革命,那最民主的立宪会议就最反革命,不同意直接反革命的立宪活动家那就是次反革命。为什么呢?因为布尔什维克认为,新政权当中,人文知识分子是没有用的,专业技术专家还是有用的,还是可以留下来,所以大家都知道在1922年的哲学家之船当中,把俄国顶尖级的人文知识分子都赶出去了。他们先到柏林,再到巴黎,后来有很多的人文知识分子就成为文化保守主义。在苏东剧变,意识形态空场以后,他们又出口转内销,又回到了俄国。当然主要是因为他们给西方贡献了一种后现代社会的一种理论——俄国式的存在主义,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所以这些人——技术知识分子都留下了。

  因为地方自治委员会承认临时政府的合法性,而且他们在地方也搞了,地方政权架构非常完整了,这样他们就与苏维埃处在一种对立的关系,而且一些机构还成立“拯救祖国革命委员会”和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展开夺权斗争,所以到1917的年底,主要是从1918年开始,布尔什维克就重拳出击,打击拒不归顺的地方组织。所有的人,只要发表了反苏维埃言论的人,一律逮捕,交革命法庭定罪。在1918年3月,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批准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力宣言》规定,“政权应当完全由苏维埃掌握”,一切以选举作为借口的各级组织均不具有合法性,就是你的是借口。在这之前,他说这是我们争取的目标,但是现在说你那是借口,也就是说所有地方自治机构统统要被取缔,两个人在内战中是友,很多地方自治局的人最后加入了这种白卫运动当中。我们都知道俄国打了三年内战,其实我们现在的说法是,因为14国武装干涉,要把新生的苏维埃扼杀在摇篮当中。真正的原因根本不是这个,真正的原因是合法的授权,沙皇的江山如果说是通过选举规则来说,大家都认可,布尔什维克首先破坏规则,你来抢江山,那凭什么你抢来的江山就是你的?因为俄国当时正在打一战,所以各外国的力量又介入,这样才有了14国武装干涉之说。这个说法最早来自于丘吉尔,丘吉尔在一战的时候就说,你们要是这种状态的话,我们国外也要介入。当时托洛茨基说不要14个国家介入,你只要投入14个师的兵力,对我们就是太大的威胁。实际上没有14国真正的武装干涉,过去一直认为是14个国家就像组成联合国军那样对布尔什维克开战,其实真正的状况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回到我们这个话题,也就是说,地方自治机构因为他们是通过选举的,布尔什维克说凡是打着以选举为借口的,都不具有合法性,统统都被取缔。所以俄国第三种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局同呼吸共命运,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历程基本上就结束了。本来他们的社会实践可以给俄国提供一种既不同于传统治理,也不同于革命后苏维埃模式的第三条道路,但是俄国革命却把这一切都埋葬了。

  在1922年到1928年之间,国家首先达到管制社会,对社会实际上是关、管、卡。以前也有人问过我,说沙皇时期和苏联时期,包括东欧和苏联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说最大的区别就看有无社会。沙皇时期是有社会的,因为它有教会。东欧与苏联相比,也是社会比较强大,内务部主要工作就是把社会全部取缔,就是全国性的组织全部取缔,内务部先登记,7000家全国性的群众组织完全都不可能有过去那种自治,都不可能。就连“拉普”,“拉普”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一个很左的带有浪漫色彩的群众组织,有40万会员,也被取缔。它的意识形态是端正的,只是成员有点同仁结社性质,也被取缔。这样,后来的工、青、妇社会组织已经和革命前完全不同了。有一本书就是专门讲沙俄的这种社会组织结构,我很想从社会史的角度做一下,看看沙皇时代,尤其是在19世纪上半叶到20世纪初这一段,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挺有意思的。但是苏维埃打造的都是国字号,都是在民政部登记的,都是要建立党支部的,财政上都是由国家拨款的。即使一些与政治无关的文体组织,也都是按照党中央的这一套打造的。这样,尤其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活动。这些组织都没有社会积极性,也没有组织能动性,他们是一种垂直的隶属关系,不能有横向组织联动。虽然每一届,苏联有1918年、1936年、1975年这些宪法,都保留结社自由,但是大家都知道这是装饰性的条款,不但没有结社自由,甚至可以说能管到床头上,就是私生活这些方面国家都要管的,一切的领导核心都是苏共。

  第三种人和自治局工作者半个世纪的努力基本上就没有了。可以说,俄国的社会基层自治和公民社会也戛然而止了。但是在新经济政策阶段,它有一个回光返照。为什么呢?因为内战打完以后,俄国1300万人在内战中死亡。俄国在夺取政权的那一天基本上没有死一个人,尤其在冬宫之夜,但是接下来的内战,基本上是工人和农民之间的战争,只有三分之一的工人,300万人打到最后成了100万人。这些人也无所事事,农民作为一个阶层保留下来了,而且整个农村也中农化,富农、地主消灭了。再加上反斯托雷平,那个时候又没有集体农庄之前,又回到了村舍。所以当时布尔什维克认为,只要你在政治上没有组织联动,在某一种程度下,它还是允许有一些民粹派的活动。它已经不是像过去那种有政治结构,它只是提出来一些具体的做法,比如说整理土地等等。做这些事情的话,布尔什维克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允许的,包括有一些专家。但是后来没有想到农村的村舍也成为一种农民联合的力量。现在十月革命以后,你要把所有的一切都统起来,就像我们搞统购统销一样,你现在想用剪刀差来搞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农民可以不种啊。你把工业产品卖得很贵,然后农产品很便宜的时候,我就萎缩,严重的萎缩,然后就抛荒。后来,斯大林发现这一着行不通,所以才有了1929年的大转变。但是在1929年之前,有一度地方自治局或者第三种人的技术人员在那里活动,有一个很短暂的回光返照。所以有那么几年,只要不涉及政治,在学术领域去做宣传还是合法的,所以我们把有些人称作新民粹派,康德拉基耶夫、恰亚诺夫、尤洛夫斯基就是在那个年代活跃的。

  由原来地方自治局和一些拥护苏维埃政权的这些人形成了一个新民粹派,其中以恰亚诺夫的农民社会组织者最为出名。他和沙皇时代的第三种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同是,他们不是独立的政治派别,也没有组织活动,政治上是完全依附于苏维埃的,只是一种思想、学术和具体事务的流派,但是这种状态也没有持续几年,很快在斯大林1929年大转变,就是要搞集体化。斯大林觉得,这种方式肯定也是不行的,所以把农民也要管进来。这样就有了一个大转变,很多人就在斯大林社会改造的浪潮中被吞噬了。1929年,在经济学家比较集中的财政部和农业部先开始清洗。1930年的时候,苏联宣布破获了一个反革命地下组织,叫劳动农民党,所有的这些顶尖人物基本上都在这个劳动农民党案被一网打尽,15个人物,都是大学者,都是在思想领域里很有创见的人物,没有审判的情况都死于非命。很多人都没有下文,都不知道哪一年死的。这是我在1988年的时候,因为我们也搞农村经济改革,我注意到了俄国的恰亚诺夫这些人,然后去找他们,才发现。他们的思想实际上和我们当时的农村改革所提的相比,我觉得他们很有先见之明。所以我总有一种感觉,很多话他们说的很对。马克思说的小农要消灭,他们说小农生命力是很长久的。我在80年代的时候是最早就开始注意到恰亚诺夫的。这样的话,第三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俄国的实验就彻底地失败了,他们个人的命运也都是非常悲惨的。

  从严格意义上说,实际上这个时候,实践知识分子已经脱离了过去俄国那种“为思想而生存、以对抗政府为主要目的”的传统知识分子含义,俄国传统知识分子本身就有这个含义,就是“对抗政府”,有点像类法团或者NGO。在新民粹主义被处决以后就不存在了,第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也不存在了,第二个也不存在了,第三种也没有了。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被纳入到苏联体制当中,这些人没有一个活到1987年平反的(87年苏联给他们平反)。

  剧变前后,苏联社会和思想界由于对激进主义的反思,尤其对列宁这一支进行了很深的反思,自由主义一支独大,但是正是因为它剧变,经济转轨没有搞好,自由主义又再度衰落,而第三种知识分子因为政治倾向比较模糊,各方面所容,它又做了大量实事,所以在社会上获得好评。舆论就认为,给予俄国现代社会做出努力的这种第三种力量,应该给予他们应有的评价。剧变之前,索尔仁尼琴就看到了这一点,他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但是他也觉得这些人在俄国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所以他对他们评价非常高,把他们叫做社会工作者。1994年回国的时候,他就呼吁知识分子应该重新掀起做“具体实际工作”的“第三种人”的浪潮.他还自己创办了一份杂志,叫“地方自治通报”。大家一听这个名字就可以想到,他在对接当时沙皇时候的地方自治局,因为当时地方自治局办通报的非常多。

  现在很多人就会问,现在俄国知识分子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现在俄国知识分子基本上是这样的,在80年代他们与中国有相像的地方,也有不太像的。80年代基本上启蒙状态,那个时候都是一些写博士论文式的,所以他们叫博士论文启蒙,然后就是在讲宪政。没有想到剧变很快地来到以后,经济转轨就提上议事日程,而拿到副博士学位的年轻的经济学家,在俄国文科的博士是很难拿的,所以年轻人很多都是副博士。这些人的宣传手段已经改变了,不是纸媒了,都是电视媒体,然后在电视媒体上频频露面,所以俄国人有一个说法叫做“副博士革命”,就是副博士现在突然都出现在电视上,各个人都混个脸熟。但是口碑并不好,因为俄国经济转轨搞得并不好。到了第三个阶段,就转入到社会定货,所以有的人就分化成为各个政党的一些咨询机构或者高参,或者怎么样,但是也有很多的人和非政府组织接轨,以更多样的形式活跃起来。他们在理论上非常注意吸取第三种知识分子的社会实践,也呼吁俄国需要更多的干实事、干小事的知识分子,所以令人感慨的就是,真是历史的轮回。俄国人老说,干什么了吗?现在所有做的,都是上个世纪的人已经做过的,而只不过我们把所有这些东西全部都反掉了,真是这100年等于白忙活了。从各个领域,从教科书等各个方面都是他们反对的东西,现在又把它重新挖掘出来,包括第三种知识分子现在也是一个挖掘阶段。现在也有很多人开始利用他们的资料,很多博士论文我看都利用地方自治局来做文章。

  我觉得有一点,为什么他们现在不自己去搞呢?因为搞社会学肯定要下去搞社会调查,但是他们现在下的功夫还没有当年下的大。所以他们又把当年那些东西拿出来,指导学生去做论文。

  后面主要讲的是梁漱溟等人,我觉得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大家都比较熟悉,因为有学生也问过我,他们与梁漱溟、晏阳初怎么比?我说,因为我们知道梁漱溟、晏阳初,但是我不是专门研究的,我感觉第一,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规模,没有那么大的财力,没有那么大的社会动员力,也没有那么大的影响面,虽然最后的结局还是很相像的,包括像晏阳初最后的出国,也包括像卢作孚最后的自杀,其实也有很相像的地方。但是总体上可以说,在俄国历史舞台上其实演绎了这么长时间,有这样热闹的第三种知识分子,其实在我们国内知道的人很少。大家当然知道托尔斯泰,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人很多,但是很少知道第三种知识分子。一提起李沃夫公爵,就提进来说,那是临时政府的总理,是一个反动的家伙。其实他们做了很多具体实践的工作,中国人大部分都不知道。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我今天就先讲到这里,谢谢!

  张曙光:我想大家可能和我的感想一样,我们对俄国的了解太少了,今天讲的很多东西我都不知道,也可以看到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太厉害了。所以历史往往被扭曲,我们现在大概也差不多。所以我觉得尽管是俄国的历史,尽管是过去的情况,确实对于现实来说仍然是有很重要的意义在里面。这样,下面我们请几位专家来评论,先听听他们的高见,然后我们再来讨论。好,请也夫先来讲一讲。

  郑也夫:很惭愧,今天所讲的大部分内容我也不知道。

  米兰·昆德拉说过这样一句话,“文学是有想象的人写的”,套用这句话,史学是呈现的不同时空下的所曾经展现出的可能性,虽然个人毫无疑问地认为,史学的贡献比文学更大,因为要呈现出前人曾经做过的多种尝试,让我们认识这种可能性曾经发生过以及它能否实现。这无疑是对今天困惑最大的借鉴。

  以我的并不优秀的智力,我听了以后还是能够感到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悖论,我说的悖论金雁先生一定不要认为我是在批评她的,其实我认为演讲者呈现出一个悖论,既是问题本身的巨大深奥,也是研究者能呈现出它的微妙。这个悖论就是,毫无疑问,无论是你说,还是我们听,都看到了第三派人实践的巨大魅力,可是你呈现的第三派在当时是失败了,在历史上是消亡了,是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的,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一种历史可能性的话,那么实际上是能够看到这种可能性能够死灰复燃吗?它曾经就是死了,它曾经在实践当中打不过另外两种势力的,前有沙皇政府,后有布尔什维克,它是失败的,是死掉的。这样一种尴尬其实在今天也一再发生着。比如说六四广场上,一边是即将可能要进行镇压的政府,一边是坚持绝食的学生,那时候有没有第三派?有,说我们要撤。自己给自己搭台阶,我们已经胜利了,撤。有人听吗?绝对不会听的。

  六四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现在在美国的一个不同政见者,这应该是一个最老的洞见者,比陈明、王君涛资格老,他的言论也比后来我们最优秀的胡平的言论还要早,这是当年大字报的执笔者,后来因为与李正天分道扬镳了。他说,我有必要说说,李正天这个轰动中国的大字报,我是执笔人,不是李正天。王希哲现在在美国,他的言论我们能看到只言片语。他是两度进监狱的一个右派,到了美国,现在是左翼。当然我也很惊讶,王希哲说的,只有左翼才有魅力。不同政见者,你们懂得吗?我是一个地道的右派出身,“只有左翼才能赢得民众”。左翼思潮毫无疑问是有巨大魅力的,就像这个东西最后为什么它就溃败了?也是说明左翼思潮是因素,中庸太好,但是中庸在人心上吸引不过人家,所以你败了。毫无疑问,这个东西对我有巨大的感召力,但是我们不得不看到,在历史中,在现实中,它未必是胜者。所以现在演讲者就要回答这个问题,凭什么要鼓吹它?它是失败者。还可以这样说,我知其不可而为之。你有魅力有什么用呢?你有魅力就是把苏联引向灾难。你的言论倒是有魅力,一点不假,列宁、托洛茨基的言论太有魅力了,但是你把俄国引向的是灾难。好吧,我知其不可而为之,支点就在这儿呢。

  我认为改造社会毫无疑问是两个出路,一个是社会太糟糕了,打碎了重建;还有一个就是顽强地在旧肌体中生存,发展新的因素。虽然我前面说了,一个社会在某一个时点上,激进的反对派非常容易占上峰,但是这一激进思潮不是分别把俄国、中国引向灾难吗?所以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想一想,在旧肌体中慢慢地生长。我是这样想的,我把今天的这个社会当作旧社会来看待,就像共产党把国民党的社会叫做旧社会一样,我憧憬一个新的社会。今天这个社会我们肯定都不满意了,如果新社会来了,我们就说这是旧社会。

  我觉得新社会的生长点在哪里呢?所谓生长点是有可能性的,不能太无可能性的。一个是民间宗教。原来我有点失望,我认为中国这个以汉族为代表的民族太唯物主义了,不可能信奉宗教的。但前两三年听了一个台湾学者龚鹏程的演讲,讲儒学在台湾之类的内容,其中讲到台湾民间宗教只占很小一部分,但是那一小部分是让我极为震惊的。因为我前所未闻,就是台湾解开党禁以后,民间宗教发展得这样迅猛,在吸引民心、在吸引民众方面,大批的人加入各个派别的民间宗教。因为民间宗教帮助人们的心灵,所以人们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些宗教拿到大笔的钱要办学轻而易举,动辄上亿资金,因为他们真的相信这个。这就让我重新认识中华民族,原来我不相信,包括我自己也是僧道无缘,从来不烧一柱香,从来不拜一处佛。虽然有时会被大和尚问到你一柱香不烧来干什么?原来我不相信中华民族能皈依宗教,但是看到台湾的事情不得不让我重新认识中华民族。我们如果真的打开了以后也是有可能的,而这毫无疑问是新社会的一个生长点。

  还有一个是医疗健身。这是一个要紧的事,靠医院是荒诞的事,我们的健康怎么给它了?在它那里呆了一些天,出来就好了。健康毫无疑问主要是要依靠自己,而我们中国的传统宗教一大特征就是把医治心灵和医治身体合为一体。所以法轮功这个事儿是中华民族的悲剧。因为法轮功太粗糙了,但凡有知识的人都会对它嗤之以鼻,但我们回过头来看应该是一个极大悲剧,因为不允许民间宗教的尝试。如果允许尝试、允许竞争,粗糙的肯定要被精致的所取代,那是一定的。但是精致的还没有出来,灭绝粗糙的了,而且同时宣布不许民间宗教大肆活动,这是一个太大的悲剧。

  再有一个是民办教育。这应该是一个巨大的生长点。

  我讲的这些,像民间宗教、民间健身、民办教育等等,就是我说的那种,我们新的生产点应该有一批人,叫知识人也好,叫非学院派的人也好,就是一定要有这样一些人做一些事情。这些事情是什么性质呢?第一,这些事情不是做学问,也不是在搞思想,是做事,也不是做商业,并且也不是在做狭义的慈善。他们应该做的事情是有别于政府的,让社会较好地运转所必需的一些事情。他们在政府之外,做民间宗教、医疗、教育。这样的活动我现在还依稀能看到一些萌芽,比如说30年代梁漱溟、晏阳初、陈嘉庚办教育。

  最近我到汕头大学去过一次,我觉得那个气象很让人震惊。有意思,这里到处都是洋人。怎么回事呢?因为他们学校的资金来源,这完全是一个国办大学,但是他们的资金来源有百分之四十几还是五十几是李嘉诚基金会掏的钱。李嘉诚基金会认为,我掏钱了就不能不参与学校的管理,所以李嘉诚基金会就派了两个文化人在这儿做监督,我要监督钱怎么花,我要参与学校的管理。有了钱了,它就有力量,学校很在乎这个钱,有那么一大笔钱来帮助我们。人家的钱给了,也不是让你打水漂的,所以我要监督,所以那个学校办出了一些很新的气象。首先,图书馆太有意思了,同学们都包在书中。全部都开架的,而且开架不是说存书的地方,而是读书的地方和书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一种形式。这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它的外教数量,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比例,比例就更不要说了,在中国大学里可能首屈一指。还有就是院系主任由外国人做,在中国的学校里是首屈一指。这都是李嘉诚这个大财东要干预、影响中国的学校,也就是说李嘉诚可以做这样的尝试,当然30年代很多人办教育了。到21世纪李嘉诚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深刻地影响。

  我也去过四川一所学校,他是一个大商人,与李嘉诚比不了。他是借鬼怀胎,在重庆邮电大学出钱办了一个学院,因为那个学院起步的时候必须是三本,招的学生就太差了。但是就办起来了,一切都是他说了算,校舍、教室一切都是他来指挥运转。这简直是国中之国啊,我们不准民办教育嘛,他借鬼怀胎,真就办起来了。

  所以这些事情还是很有努力的余地,就是社会上要有一些人,这些人的理想不在于赚钱,不在于钻进政府的系统做一个公务员往上爬,这些人是以今天中华民族高度世俗观的,这些人肯定是非常异类了。这些人就是要帮助民间社会发育,就是有这样目标的一些怪物。我的悲观就在于中华民族这些的怪物大概太少了,我们现在都是如此功利,都是功利化的教育导致的。这些怪物太少了,这应该是一件是令人绝望的事情。但是如果有这样一些怪物,真的这些怪物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可以有人先做商业,然后转过头来用大笔的钱来影响中国的教育。我不是要沽名钓誉,是要深刻地影响你,要改造你的教育。我居心叵测,绝对要改变你的教育。真的要产生这样一些怪物。

  再往宏观方面说,要在旧肌体中生长,其实不外两大出路,一个是走费边社的道路,不革命走费边社的道路,走费边社道路就是说我们永远不在政府当中,但是我们要与政府的首脑对话,我们要说服他们,我们坚信我们知道一些好的道理,对大家都有利,能造成双赢。政府的脑筋很好使,它为什么不能听呢?费边社的道路。

  这个研究所成立不久的时候我就说过,这是最像费边社的组织,但是政府不买账的。明明是这么不激进,这么像费边社的智者们,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没走通。没走通不要紧,接着尝试,又换届了,对不对?还可以接着尝试,不屈不挠地,是不是?这个政府前任的时候肯定是走不了。走不了的话,可以从两个人身上看得最清楚,一个是从茅先生,一个是从李洪志。这两个人都是应该进入政协常委的。如果早把他收编了,李洪志何至于最后走到这样一个悲剧?茅先生没有到人大常委,没到政协常委,这就是政府不大允许你们这些智者在体制外好好帮忙。

  第二条道路就是埋头做自己,让社会肌体重新发育,朝新社会发育的一些事情,解决这样一些问题,就是这样的人有坚定的理想,但是看的全是小事情。他们就不以为大事情能影响中国,他们就以为那大事情就不对,大事情不是我要操心的事情。每个人、每个组织其实如果有自知的话,都应该认为我影响不了天下,我只能影响一个学校,那就算很不错了。我只能影响我的一些教徒、信徒,那就很不错了。加在一起,才有中国的变化。方法论上,他们应该笃信这样一些事情。所以尽管他们有非常坚定的理想,但他们不屑于做那些太大而化之的事情,因为在方法论上他们就拒持那样的思考方式。那样的思考方式是革命党,是很多乌托邦制造的。乌托邦制造者也很伟大,是乌托邦制造者的方法论。他们这样的人是坚定地持有另一种方法论,只有积少成多才能导致变化。他们不相信一个外科手术来了以后会怎么怎么样,他们做的事情反馈回来肯定没有大成果,因为他们做的事情就是小事情,但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方法论,所以他不会因这样的小反馈而失落。好,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未完待续)

  金雁,天则经济研究所 2013-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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