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林党”王金发：一个山大王的革命记

马识途的小说《夜谭十记》中有一节叫《盗官记》，2010年最火的电影《让子弹飞》即由此改编而来。若认真地说，类似荒诞离奇的事件发生在辛亥年后的可能性更大，其中的三个主角，买官者马邦德、盗官者张牧之与地头蛇黄四郎，在革命后的南方特别僻远县市中都不难找到原型。

话说江苏革命时，扬州来了个“假革命党”孙天生，此人说来好笑，他原是妓院里搬弄茶壶的杂役，想必革命党常在妓院搞革命，他耳濡目染，晓得了孙中山（当时还叫孙文）乃革命之领袖，偏巧他也姓孙，于是他也搞起了孙武的那套把戏，把自己冒充成孙文的族弟，待到改朝换代时，他叫上当地巡防营的几个老总，带着些兵，浩浩荡荡地往扬州发财来了。

进城时,孙天生骑着高头大马，身上裹满白绸，就像阿Q“革命畅想”中“白盔白甲的革命党”——愚民们总以为革命党是为前明皇帝报仇，所以要身穿孝服——虽说没有板刀钢鞭也没有炸弹洋炮，孙天生凭着前导士兵手里“还我河山”、“光复大汉”的两面白旗，已足以令前清命官当街叩头如捣蒜，而群众们的夹道欢迎自然不在话下。就这么着，孙天生做上了扬州的第一任都督。

孙天生是有历史污点的人，手下又没有坚实的枪杆子，扬州士绅们当然不甘心屈居于这样一个龟奴之下，有好事者给人称“徐老虎”的徐宝山送信，这位由昔日大盐枭转正而来的巡防营统领立马率官军连夜过江，不费吹灰之力便将这位假冒的“革命党”给“咔嚓”了，扬州都督之位，落到了徐宝山的手中。

城头变幻大王旗的非常之际，搞“假革命”的投机分子层出不穷，“真革命党”也未必好到哪儿去。绍兴都督王金发就是个典型例子。

王金发是鲁迅作品《范爱农》中的真实人物，这位在革命队伍中闻名遐迩的好汉，原本是浙江嵊县的一个浮浪子弟，从小喜欢舞枪弄棒，成年后投身江湖并当上了会党首领。徐锡麟在浙东运动革命时，王金发被当做人才给挖了出来，后来他跟在徐大哥的后面，去过日本，办过学堂，直到后来东窗事发，徐锡麟和秋瑾都被杀了，王金发只好转回老本行，逃入山中做起了“山大王”，鲁迅说他是“绿林大学出身”，也不算污蔑。

王金发虽然只做了半年的“强盗”，却在浙东留下了不少的传奇，这也是后来绍兴人把他称作“强盗都督”的原因。1908年后，王金发与另一位革命党人陈其美接上头，随后脱身去了上海。之后数年中，王金发扮演了一个“革命侠客”的角色，出卖友人的汪公权及告密党、绍兴劣绅胡道南便倒在其精准的枪法之下，就连后来成为国学大师的“革命叛徒”刘师培，当时也险些命丧其手。

上海举义时，王金发在陈其美的召唤下率敢死队“一行三十余人奔杀制造局”，为上海光复出了大力气；之后，王金发又马不停蹄地奔赴杭州，与蒋介石各率一路敢死队分攻抚署和军械局，杭州革命胜利的功劳簿上，也少不了王金发的一笔。只是，胜利的果实被汤寿潜等立宪党人夺去。王金发便借着搞“真光复”的机会，率领三百革命军浩浩荡荡地杀回绍兴，将原先导演“咸与维新”的绍兴前知府程赞清与“几个旧乡绅”（譬如曾在浙江巡抚衙门当过“师爷”的章介眉）所拼凑的“绍兴军政府”推翻，自任都督。

王金发这次回绍兴，那真是衣锦还乡，出尽了风头。为迎接这位新都督的到来，绍兴民众排着队在西门外等了一天——结果没来。直到次日傍晚，王金发一行人才乘白篷船而来。来了之后，王金发的手下便像扔爆竹一样朝天乱放数枪，算是给民众们答礼。接着，王金发慢腾腾下船，慢腾腾上马，在左右的前呼后拥中，进城转了一圈。

王金发回来后，老朋友范爱农与鲁迅去都督府拜访他。据说，范爱农看着王金发的光头，忍不住上前摸了摸，赞道：“金发哥哥，侬做都督哉！”被摸之后，王金发想必有些尴尬，但大家都是熟人，也不好发作。

王金发当了绍兴都督，昔日的江湖兄弟们自然蜂拥而至，他的部队，很快由三百人扩充到一个旅，之后便是一个师。如此建军速度，兵员素质不消说了，军纪也成了大问题。但王金发对昔日弟兄不便过分约束，其所部勒索敲诈、滋扰民间之事，由此多有发生，屡禁不止。

事情搞大了，王金发就拿出绿林规矩，亲自捉人，不经审讯便杀，如后人给他写的《行述》中记载的：一日王微服查缉，见有兵士在店强买，立命捉之出，举枪疾击死之。又一日，查得有屡在途调笑妇女之兵士一名，暗记其营哨号数，归召其排长及该兵至，将该兵士缚大树上，先以军棍击排长十百下，数其纵兵殃民之罪，然后起身自举枪，毙此士兵……

王金发在杀人方面毫不手软，被杀的也不止那些匪兵。之前反对革命、鱼肉百姓的地主恶霸们，这下倒了血霉，先后被镇压了五十多个，其中还有不少是王金发亲自动手。

当了都督后，王金发仍保留了很多“山大王”的做派，譬如开仓放赈，开监放囚，据说狱囚们还拿到了丰厚的遣散费，“少者三十元，多者一百元”，皆大欢喜。

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当然是绿林做派的一部分。在隆重公祭徐锡麟及秋瑾等革命先烈并厚恤其家属之后，当年曾参与谋害秋瑾的劣绅们吓得四处鼠窜，那位负有直接责任的章介眉未及逃脱便被王金发抓住。按说，这老小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严惩就对不起革命先烈，但结果却出人意料。王金发最后竟然用非常戏剧性地方式释放了章介眉，他派出16名卫兵用轿子抬着，将之浩浩荡荡地送回家。原来，章介眉将一半财产，即田产3000余亩，现洋5万元，痛痛快快地捐献给绍兴军政分府。

王金发这样做实也是无奈，因为他的队伍扩张那么快，小小绍兴一府八县，不过半年多时间就招了一个师，这么多人要枪、要饷、要吃饭，一个个如狼似虎的，得不到满足就要搞出事来，而王金发又生不出金子银子，他只有向绍兴的父老乡亲们伸手了。如《让子弹飞》中编的，鹅城的赋税收到了90年后，王金发没有那么过分，他在减免了当年的田赋后却也搞起了提前开征。

绍兴的盐茶两税一向是大头，王金发自然不会放过，他给来了个加重征收；清末的富人们大多有抽鸦片的传统，王金发对症下药，在严禁鸦片的借口下，其指使手下对地主乡绅们大肆勒索乃至于没收田产。王金发的“倒行逆施”引起了绍兴人的强烈反感，以至于50年后的乡土史调查中，民间老百姓仍清楚地记得这样一首顺口溜：“吃的油，穿的绸，迟早要杀头”。这骂的不是别人，正是王金发一伙人。

权力没有监督，想不腐败都不行。正如鲁迅说的，有些人进城时还穿着布袍子，不久就换成了皮袍子，“而天气还并不冷”。王金发闹革命时，家里倾家荡产还欠下不少的外债，王金发的老母甚至寄食庙堂，形同讨饭。等做了都督，情况就完全两样了，王金发派兵挑着洋油桶，桶里盛满银元，回老家加倍还钱。还有，金发哥一人得道，亲戚们也就鸡犬升天，不管是之前来往或不来往的，只要肯来都督府，王金发来者不拒，一律赏钱，弄得这些天里，王家亲戚相望于道——都往绍兴走亲戚来了。

清末一向买官卖官，这是革命党人最痛恨的。王金发没这么干，但他禁不住别人阿谀奉承，也缠不过自己的亲戚故旧，因而肥缺大多给了这些人。譬如他的舅舅当上了盐税局长，他的姨表兄弟们也捞了个酒捐局长、禁烟局长之类的干干。至于之前对他有恩的人，这回就像买了个绩优股，要钱给钱，要官给官，反正金发哥现在有的是权，有的是钱，摆摆阔也不过分。

说到摆阔，王金发是无师自通，绝不干那衣锦夜行的傻事。平日里，王金发骑着高头大马，排着队伍，吹着鼓乐，在绍兴的大街小巷乃至田间村坊招摇过市，大抖威风，唯恐别人看不见。王金发还是个孝顺孩子，之前老母因自己革命吃了不少苦，这回得好好补偿一下，王老太太也就住上了洋房，用上了抽水马桶，王金发还专门为她布置一栋佛楼，老太太拜佛念经，都有雇来的尼姑陪着。王金发的外公也被接到都督府，事出意外的是，进门时随从鸣炮欢迎，差点把老人家给吓晕过去，之后说什么也不在绍兴待了，回家没不久，死了。

个人生活作风方面，王金发也让人颇有微词。正所谓“英雄好美女”，王金发是英雄不假，“寡人好色”，当然也不能免俗。当时有人送给他一个美婢侍寝，王金发笑纳之后，成天抱美妇，挎洋枪，“各乘骏马，驰骤郊外，以为笑乐”，如此放浪形骸，还以为大丈夫当如是焉。王金发平时喜欢讲排场，都督府里一向警卫森严，外出则左右前呼后拥，就连小老婆回娘家，也要带着卫队，一路吹吹打打，热闹非凡。

潜意识里，王金发恐怕认为，今天的风光乃是他出生入死换来的，享受一点，天经地义，无可厚非。但如此一来，王金发的革命性质完全变了，“造福百姓”变成了“鱼肉乡亲”，“为民请命”更不要提，简直就是要了老百姓的命。

好在王金发只做了八个月的都督，在全国统一政令、撤销各地军政分府及舆论的压力下，王金发终于在老百姓的口诛笔伐声中灰溜溜地离开了绍兴。不过，他在这八个月里还是大有收获，那就是手握几十万的大洋，之后在上海滩上花天酒地，豪饮豪赌，还收了名妓花宝宝，买了座小洋楼，成天醇酒妇人，安享温柔富贵。

“二次革命”后，王金发意志消沉，与革命党人日行渐远，据说后来还入京投靠袁世凯，后因“一匪未缉，空有自首之虚名”而被浙江督军朱瑞诱捕，最终于1915年6月2日被枪杀于杭州军人监狱。

令人慨叹的是，在风云变幻之际的当年，有多少革命故事，就有多少王金发——不过王金发好歹是享过福的人。

金满楼，节选自《门槛上的民国》，新星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