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改革——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摸着石头过河

　　王安石改革是个死胡同，其此路不通的原因，就是官僚集权专制和自由商品经济是你死我活的关系。

　　专制文化权力本质是政治等级制，是否定人与人之间平等政治和经济关系，即否定个人社会平等和自由。

　　等级制别名是不平等，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也是不平等的两极分化，但它在市场经济社会权力关系上，是平等的，即商品经济是自由竞争的等价交换的关系，市场经济自然的会产生不平等，但市场经济不平等，不是暴力性的人为的政治权力不平等的结果，而是自然性的纯粹经济性质的自由竞争结果，是一种自然状况的优胜劣汰，它是一种纯经济强制；专制政治则是通过人身权力依附关系，暴力性的规定了人与人社会权力的绝对不平等，因此它区别于市场文化的经济强制，是一种超经济强制。

　　市场经济隐含人类文化自由平等的绝对价值，这就是西方文化认识的天赋人权，因为有了这种绝对平等自由的价值观，西方文化才能容忍市场经济竞争带来的社会不平等的结果，因为在不平等的结果中也包含了社会价值绝对平等自由的渊源性内核。

　　西方的文化具有双重的自然性：天赋人权的自由平等自然性，和商品经济竞争优胜劣汰的不平等、两极分化的自然性，这两种自然性会相互平等和不平等、自由和不自由的对立，但是它们彼此又能够相互容忍的统一，统一的基础就是它们都属于自然的属性，用中国文化的语言，就是说，它们都属于天命。

　　这两种天命各自自强不息：即平等自由的文化当仁不让，而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文化也一往无前。这两种天命也各自以对方为自己的存在条件和目的，即没有平等自由，竞争就不能优胜劣汰；没有优胜劣汰，平等自由就不能发展到更高级阶段。

　　这两种天命也相互通过精神批判而限制对方失去平衡的走向极端，即当片面追求平等自由时，人的天然不平等差异就会抗议社会千篇一律文化扼杀了人类精神的自由创造性；当社会优胜劣汰文化堕落为绝对的弱肉强食、赢家通吃的垄断文化时，平等自由的绝对精神价值就会凸显而奋生去批判和斗争。

　　“中国“礼”文化的本质，是依靠国家暴力专制机器，确定和规范社会不平等的政治权力关系，并且灌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爱，给这种权力不平等披上温情脉脉的人情（自然人性）外衣。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超经济强制的政治文化和等价交换的公平市场权力文化是根本对立的，即它和市场经济不相容。但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也发生过超经济强制的政治暴力掠夺，比如英国羊吃人的圈地运动，这不奇怪，因为历史的发展是过渡性的。

　　中国古代文明规模巨大，但是商品市场经济却无从发展壮大，根本原因便是中国专制文化是一种超经济强制的暴力政治统治和掠夺，商品市场经济和它水火不容。

　　近一千年前中国发生过一次国家权力运作的商品经济运动，这场运动之于中国古代历史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轰轰烈烈，运动关键谋划人是王安石，这一运动的经济和政治意义从开始和千年来始终被人们热议，对它评论是五花八门，好坏的意见是天堂和地狱意义一样的针锋相对。

　　王安石改革，被他所属的朝代说成是亡国之灾，但今天回顾一路走过的中国历史，王安石改革算的上是数千年死气沉沉的中国历史唯一离经叛道的文化亮点，唯一的一次自上而下、有声有色的试图突破传统文化底线，开辟新的文化发展路径的实践。

　　王安石改革根本内容，是以国家权力垄断和发展社会商品经济，可以说它是清朝洋务运动和蒋介石官僚资本主义以及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文化灵魂意义的先驱。

　　王安石改革的本质意义何在？笔者认为，它是中国农耕自然经济发展成熟后，中国社会生产力试图全局性的以商品经济方式，寻求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一种创举。

　　由于中国文化政治专制的属性，因此在这种历史条件限制下，中国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商品经济）的开辟，只能依仗政治权力运作。简单的说，王安石改革是国家绝对权力条件下的商品经济文化自上而下的主动性的创造和实践。

　　王安石改革，一是商品经济取向，一是国家意志和权力绝对主导商品市场经济方向，这两个特征，使王安石改革具有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属性，正是这种双重性，王安石改革一旦失败，不仅是经济遭殃，而且会危及政权。

　　王安石改革，具有中国历史文化发展规律的必然性，就是说，即使没有王安石，历史上也会出现和他一样文化意义的改革家，王安石的改革得到几位皇帝力排众议的大力支持，就说明这一改革有着强大的历史理由。

　　那么它的理由是什么？

　　在根本的意义上，这种理由就是中国经济虽然数千年的在沉睡，但它仍然是鲜活的生命，仍然时时都蕴藏着冲破几千年沉闷格局的异化力量的生命意志，这个生命主要的就是人类文化商品经济的发展趋势。

　　斯密、马克思等等西方文化思想家，都认为中国经济是几千年的停滞不前，就是说中国经济生产力早已发展到中国文化政治专制所能提供和容纳的极限，如若经济进一步发展，就必须突破政治专制的制度瓶颈。

　　如若认同这一观点，就可以认为王安石国家经济商品化发展的改革取向，是中国自然经济几千年发展成熟后，试图摆脱发展停滞的困境，而去寻求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的尝试。

　　这一点从殊死反对王安石改革的司马光的言语中可以推论。

　　宋史记载：王安石认为“国用不足，……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司马光反驳：“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尔。”王安石回答：“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反驳：“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此盖桑羊欺武帝之言。”

　　司马光认为：天下财富是一个定数，不在官就在民，王安石说通过中央政府的理财（等同今天的经济体制改革）便能增加天下财富，是无中生有的荒谬，司马光指责王安石的改革，实质是对百姓巧取豪夺，是以政治权力的垄断优势与民争利，是偷梁换柱的进行天下财富的转移（官夺民），结果搞得天下大乱。

　　今天的中国人都能认识到，经济制度改革会影响生产力，但是我们不能因此指责司马光，因为司马光的时代，中国经济制度是专制政治绝对控制下的封闭状态，会有自身的经济逻辑性，这种逻辑证明司马光的推论是正确的，其实，斯密、马克思的古代中国社会经济停滞理论实质上和司马光思想是一致，即在封闭政治专制下，中国财富是一个定数。

　　王安石改革的前提是承认甚至是强化专制政治的绝对权威性，这种政治前提，必然导致王安石经济改革的荒唐性，因为它会破坏与政治专制相适应的经济关系，王安石的新经济关系破坏原有经济关系，而政治专制又是捆绑旧经济关系，这样，新经济关系没有相应的政治权力的保护来表达自己商品经济的自由意志，新经济关系（商品经济）便荒唐的失去自己的经济逻辑，变成破坏生产力的力量，而旧经济关系也被王安石改革破坏，于是社会经济处于整体失控状态，王安石改革造成对生产力破坏、百姓疾苦、人心大乱、社会道德失范，历史书籍记载很多，本文就不细数了。

　　司马光对王安石的抨击，符合当时客观事实，因此朝廷赞同司马光的大臣很多，包括欧阳修、苏东坡、苏辙、黄庭坚等中国历史文化名人。

　　司马光仅凭直觉便击中王安石改革的致命要害，但是，这种揭露却不能证明这种改革危害是王安石本意要的，恰恰相反，王安石真诚的相信他的经济改革，会给国家和百姓带来财富的双赢。

　　正因为王安石改革的动机是出于对国家（皇帝）的忠诚，是没有私心杂念的真诚相信自己的改革思想是一种经济合理的发展观，所以王安石才石破天惊的，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大无畏的精神，表达自己不屈不饶的改革信念。

　　值得注意的是，因敌视改革和王安石彻底反目的司马光，在王安石去世时，却厚评他：“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方今……不幸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朝廷宜加厚礼，以振浮薄之风。”后来的朱熹评价王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同时， 朱熹和司马光一样认为：“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术足以杀人”，朱熹尖锐批评王安石是“学术不正”，“坏了读书人”。

　　在中国历史上，能够如此盛名的被官方既是大忠又是大奸一分为二的评价，恐怕要首数王安石。

　　王安石的“忠”，是他的确奋不顾身的要为皇帝（专制政治）寻找新的经济致富之路，因此当朝皇帝权宠他，以后的皇帝也理解并欣赏他“只唯上”的良苦用心；王安石的“奸”，是因为他违背了中国专制文化“为富不仁，为仁不富”的政治经济统治逻辑，背离了专制文化的上层建筑不能去商品买卖言利的客观规律。

　　王安石改革掀起的全国巨大的政治风浪，其意义远高出中国传统一贯的宫廷政治斗争勾心斗角的文化属性，王安石改革主观上并不想动摇专制文化的经济根基，但是客观上它释放出商品经济力量后，却对中国专制文化造成巨大冲击，因此客观上，王安石改革是中国古代史上摸着石头过河的一次新的文化道路的探险——即离经叛道的以国家权力发展商品经济。

　　然而，王安石改革是命中注定会失败，这便是本文要说明的观点，其原因是前面指出的中国超经济强制的专制文化和商品经济公平交换的市场原则，是水火不容的，是你死我活的：肯定商品经济的市场公平性，就必须打倒专制权力的暴力垄断性；肯定专制文化的暴力垄断性，就必须不顾和抛弃商品市场的公平性，王安石幻想在暴力政治下，发展公平的市场经济，只会是把社会经济推向更暴力、更掠夺。

　　恩格斯说：暴力（国家权力）是一种经济力量。中国三千年文字记载文明便是在国家权力名义下被暴力支配的社会经济。

　　暴力经济有自己的经济发展平衡规律，它便是孔子的“克己复礼”的理论，即是不患贫而患不均的经济文化伦理，这种经济伦理，要求统治者节制物质欲望，因为人性中物质欲望天然的强大，所以要加以控制，因为统治者处于“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有利地位，如若不克制物质欲望，老百姓将走投无路，中国的物质文化秩序会因此物极必反；与此相应，这种经济伦理要求统治者弘扬人性中的仁义心，因为人性中的道德仁义心是天然的不及物质利己心，因此要给予大力扶持和表扬。简单说它的统治逻辑：社会政治文化不能堂而皇之的提倡追求“利”，而是要大力提倡追求克己性的“仁义”，即“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如此，中国强权社会文化才能实现“义”和“利”价值观的平衡。

　　王安石的改革，把国家政权的文化价值引向“利”，势必会颠覆“克己复礼”的专制政治文化的基础价值观，这种道路走下去，必然是礼制大乱，统治阶级纵欲性的放弃“克己”，社会经济矛盾很快的急剧激化，最终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专制权威很快因为暴力和纵欲的过度而不得人心的土崩瓦解。

　　因此司马光、朱熹认为王安石改革最大的祸害是学术不正、坏了人心，这是最一针见血的。

　　王安石追求的国家权力的商品经济模式，把国家权力的暴力经济力量和市场等价交换的商品经济（非暴力力量）强行捆绑，必然破坏商品经济公平精神的属性，而使商品经济戴上了国家暴力权力的镣铐，于是商品经济失去了自然属性，变成没有自然理性约束的盲目的社会经济破坏的力量。

　　将商品文化引入和附属政治暴力权力，中国专制文化对百姓的暴力经济压迫就会变本加厉，历史几乎众口一词的认为，王安石改革导致“国富”，却带来民更穷，即应验司马光的“财富不在官就在民”的判断，导致民不聊生，郑侠《流民图》反映了当时百姓遇天灾而又更不幸的遇王安石改革人祸而陷入悲惨的逃难情景，于是中国历史流传了一幅画打倒一个宰相的政治故事。

　　王安石改革及其大败，都有着历史必然性：当时的中国人还根本没有市场经济归宿民主政治的思想认识，他们无法相像可以怀疑皇帝绝对权力的天经地义，而凭着市场经验，他们会自然的产生利用市场经济规律（市场的自组织功能）的认识，中国文化功利主义传统，又使政治文化极易受到商品经济唯利是图的诱惑，在中国文化没有个人主体权利的条件，理所当然的又是由中国文化唯一的主体——国家越俎代庖的去发展商品经济。

　　但是国家权力暴力不平等属性恰恰是和商品文化权力的平等属性相克的，王安石以及同时代的人，恐怕意识不到这一点，或者认识严重不足。结果，王安石改革是事与愿违：商品经济不仅没有发展，相反是民间商品经济大大的被伤害甚至被取缔了，历史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很多，这里我就不引证了。

　　王安石改革，在社会商品经济遭到专制官僚权力全面破坏的同时，又使专制权力遭到商品经济金钱文化的全面腐蚀，它将中国文化的官僚制度引向一切向钱看的歧途，这种赤裸裸的离经叛道，对中国儒家“道”的文化冲击是毁灭性的，正是这一点，历史上很多人认同是王安石改革坏了中国文化、坏了人心，而导致宋朝灭亡，也是基于这一点，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以及后来宋明理学对孔子的复兴，都和纠正王安石追逐利的改革路线错误，对王安石改革功利主义的批判，有着很大关系。

　　王安石改革的失败，给中国后来的政治文化提供了深刻的教训，这一教训更坚定了中国统治者信奉“君子喻于义”而不能喻于利的孔子政治古训。

　　刘泰特，共识网 2013-0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