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16日 星期二

何兆武:西南联大求学七年(下)



  郑天挺先生原来是北大的秘书长,教我们明史,也教唐史、清史。郑先生讲得非常之系统,一二三四、ABCD,从头讲起,什么政府组织、经济来源,有哪些基本材料等等,比中学系统的课程提高了一个档次,只不过讲得更细致。这种讲法在联大里很少见,当然这样也有优点,对于我们尚未入门的人可以有个系统的认识。可是非常奇怪,因为明史是历史系的专业课,如果你不是学历史的,并没有必要学明史。理学院的不必说了,即使文法学院其他专业的,比如经济系的,你学明史干什么?除非你是专门研究明代经济史,那你可以上明史课,不然的话,比如你是学国际贸易的,学明史有什么用?要按专业课的选择标准,这门课顶多十来个人上,可是郑先生的课非常奇怪,经常有上百人来听,还得准备一间大教室。怎么会多出这么多人呢?因为郑先生的课最容易pass,凡是选了课的,考试至少七八十分,所以什么物理系的、化学系的都来选,叫作“凑学分”,这在当时也是一种风气。不过郑先生讲课的确非常有趣味,我记得讲到朱元璋时专门提到他的相貌,那可真是旁征博引,某某书怎么怎么记载,某某书又如何如何说,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明太祖的相貌是“五岳朝天”,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而且让人觉得恐惧,就这样整整讲了一节课。

  郑先生是专门研究明清史的,院系调整的时候调他去南开,他很不想走,因为研究明清史在北京的条件是最好的,无论是材料、实物,甚至于人,比如说贵族的后代,这些条件都是最好的,一到天津就差了。可那时候都得服从领导,领导调你去天津,你就得去。后来我听到一种说法,不知是真是假,说北大院系调整的时候,把胡派(胡适派)都给调出去。郑天挺先生抗战以前是北大的秘书长,我做学生的时候他是总务长,是多年的老北大了,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跟他的关系都非常密切,所以他出去了,后来做了南开副校长。

  其他名人的课,因为好奇,我也偶尔听听,比如外文系陈福田先生的西洋小说史。我记得那一年外文系的男同学都调去做美军翻译官了,所以班上七八个都是女同学,男生一共两个,还都是去旁听的,我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是杨振宁。陈先生是美国檀香山的华侨,清华外语系主任,他的英文比中文还好,但他的课只从十七世纪《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笛福开始讲起,按现在的教学方案来说挺没章法的,不过这在当时没人过问。而且陈先生对战局非常关注,后来还主持办翻译官的训练班,所以他上课不是先讲狄更斯、巴尔扎克的小说,而是一上来就把新加坡失守之类的战局情况分析一遍,内容也挺丰富。

  再如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小说史,那个课人数很少,大概只有六七个人听,我旁听过几堂,并没有上全。沈先生讲课字斟句酌的,非常之慢,可是我觉得他真是一位文学家,不像我们说话东一句西一句的连不上,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非常有逻辑性,如果把他的课记录下来就是很好的一篇文章。沈先生非常推崇《金瓶梅》,我现在印象还很深刻。《金瓶梅》过去被当作淫书,不是正经的小说,一直到民国以后都被禁止,可是沈先生非常欣赏这本书,认为对人情世态描写得非常之深刻,《红楼梦》很多地方都继承了《金瓶梅》的传统。沈先生是非常用功的,可是他没有任何学历,当过兵,后来到大学里教书,还成了教授,所以往往受学院派的白眼,从刘文典先生到钱钟书先生都是这样。记得有个同学跟我讲,刘文典先生在课堂上公开说:“沈从文居然也评教授了……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可惜我们现在看过去的人总是带着谅解的眼光,只看到融洽的一面,没有看到他们彼此之间相互看不起的那一面,没有能把人与人之间的一些矛盾真正揭示出来。

  我听说刘文典是清朝末年同盟会的,和孙中山一起在日本搞过革命,非常老资格,而且完全是旧文人放浪形骸的习气,一身破长衫上油迹斑斑,扣子有的扣,有的不扣,一副邋遢的样子。有件事情我想是真的。北伐的时候刘文典是安徽大学校长,蒋介石到了安徽请当地的名流见面。蒋介石是很注重仪表的一个人,可是刘文典挺干瘪的一个老头,还戴着副眼镜,蒋介石看他其貌不扬,就问:“你就是刘文典吗?”他回了一句:“你就是蒋介石吗?”一下把蒋介石给惹恼了。西南联大的时候刘先生大概是年纪最大的,而且派头大,几乎大部分时间都不来上课。比如有一年教温李诗,讲晚唐诗人温庭筠、李商隐,是门很偏僻的课,可是他十堂课总有七八堂都不来。偶尔高兴了来上一堂,讲的时候随便骂人,然后下次课他又不来了。按说这是不应该的,当时像他这样的再找不出第二个,可他就这个作风。后来因为出了点事,据说是接受了什么人赠的烟土,学校把他给解聘了,他就去了云南大学。抗战胜利以后,其他人都走了,刘文典却留在云南不出来,第一,云土好,刘文典吸鸦片烟,这在联大绝无仅有;第二,云腿好,他喜欢吃云南的火腿,所以他不走,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二云居士”。解放后他做了政协委员,1957年也戴了右派帽子。云南大学老学长李埏教授多年前给我讲了一个刘文典的故事挺好笑。反右时有人揭发刘文典,说他有一首黑诗,就拿出来念。诗的前面有一段序,说他有一个姬人非常可爱,明媚窈窕,温存体贴,可惜短命死矣,他晚上十分感伤睡不着觉,于是写诗怀念她。那诗写得确实缠绵悱恻、哀婉动人,怎么成黑诗了呢?揭发者说,刘文典根本就没这么个姬人,实际上这首诗怀念的是他那杆烟枪,解放后不准抽大烟,他就只好怀念他那杆烟枪。

  闻一多的诗经、楚辞,还有朱自清的课我也去听,不过朱自清先生讲课较为平淡。外文系卞之琳先生属于晚一辈的教师,作为诗人、作家当时就非常有名了,可在学校里还不是正教授。卞先生是江苏海门人,口音非常之重,我有一个同班同学上了一年卞先生的英文,回来就说:“卞先生的课,英文我听不懂,中文我也听不懂。”这个我非常理解,因为我趴着窗户听过他的课,他那中文实在是难懂,不过一个人说话是不是清楚和他的学识没有关系,这是两回事。我们一年级学英文都去听潘家洵的课,潘先生五四的时候就翻译了易卜生全集,教我们的时候总有五十来岁了。因为潘先生的专业课是语音学,所以他的发音非常标准,而且说得又慢又清楚,几乎每一个字都能听进去,所以我们都喜欢跑去听他的课。

  钱钟书名气大,我也跑去听。他的课基本都用英文讲,偶尔加一句中文,不过他有时有点玄虚,不是很清楚明白地讲出来,而是提示你,要靠你自己去体会,所以非得很聪明的人才能够跟上他,笨的就对不上话了。当年清华四大导师里我赶上了陈寅恪,他教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不过那时候我还是工学院一年级的学生,没有资格选这种专业课。陈先生的课正式上的人很少,大概七八个人,但是陈先生名气大,大家都知道他是泰斗,所以经常有人趴到窗户外面听,我也夹在其中。上课了,陈先生夹一个包进来,然后打开书,可是他基本不看,因为他对那些材料都历历如数家珍,张口就是引什么什么古书中的哪一段,原话是什么什么。如果按照解放后的标准来说,他的那种教课方式是不够格的,没有任何教学大纲,完全是信口讲,但在解放前允许这种讲法。陈先生说话有口音,讲得不是很精彩,不是靠口才取胜的那种教师,而且他讲的那些东西太专门了,引的古书我们都没看过,所以完全不懂。陈先生第二年就走了,本来是去英国任牛津大学的讲座,因为德国刚占领了法国,马上就要打过海,英国岌岌可危,只好滞留在香港。

  五、图书馆不是藏珍楼

  联大有个大图书馆,每个系也有自己的图书馆,这在战争期间是很难得的。所有图书馆全部开架,学生可以自由进书库,愿意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待一整天也没人管。有的书看着名字不错就拿出来翻翻,如果觉得没意思,又给搁回去,有的非常感兴趣就借出来,如同浸泡在书的海洋里,那享受真是美好极了。解放后我在历史研究所工作了三十年,做了研究员也不能进书库,要看书的话得在外边填条,然后交给图书馆管理员去拿。有一次我跟管书库的人商量,我只查一个材料,但不知道在哪本书里,你让我进去翻一下,不必来回填条换书,太麻烦了。其实那时候我年纪挺大了,都五十多岁了,他“恩准”我进去查书,还拿个手电筒,紧盯在我屁股后面,似乎唯恐我在里面偷书,或者搞破坏。这种监视让我觉得异常尴尬,很不舒服。现在的国家图书馆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许多馆室不能入库,先在外面填条,限借三本,也许只给你找出一本来,翻翻可能还不是你想要的。得,这半天等于瞎耽误工夫,翻了一本没用的书,时间就报废了。

  我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碰见过一个美籍华人居密,她是国民党的元老、司法院院长居正的女儿。她说她去南京找材料,借书麻烦极了,借档案就更麻烦,结果待了七个月,所看到的内容抵不上在美国图书馆看一个月。我深有同感。我们手续太麻烦了,如果书库能随便进,就跟逛书店一样,左翻一本右翻一本,那一天能看多少?虽然不是所有书都仔细看,可是信息量就非常大了,需要哪本可以再看哪本。如果不能进书库,借什么书得填条请他给你拿,一天又能看多少?我觉得这跟我们的指导观念有关。图书馆的作用是什么?应该是尽最大的可能把书让大家看到。可是按照我们现在的观点,图书是国家的财富,我们要尽量地把它保护好,越翻越烂怎么成?所以就千方百计地尽量少让人看,或者不让人看,这在无形之中,使我们国家在吸收知识方面落后了。图书馆是为传播知识设立的,着眼点不应当是建多少高楼、收藏多少图书,而应当是怎么才能让这些书流通,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如果这一点不考虑的话,图书馆变成了藏珍楼,唯恐被人家摸坏了,这就失掉了它最初的意义了。

  我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的图书馆。按理说我是一个外国人,也没有介绍信,什么证件都没有,可并没有人查问,书库照样可以进。图书馆从清晨开到夜半,只要你有精力,可以从早干到晚,而且它的条件非常好,里面有沙发,旁边就是小吃店,累了饿了可以歇一阵再继续,那你一天能收获多少?而且里面那些关于中国的书,包括港台的书、大陆出版的书,报刊、杂志,几乎都有。可是我们这里呢?国外的书看不到,港台的书也看不到。我在历史所的时候,借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期刊,得写个申请让党委特批,谁愿意去找那麻烦?这等于我们在思想上自我封闭了。别人的都不看,关起门来就看自己的那一点,好比一个足球队整天关起门来自己练,人家怎么打法你都不知道,这种球队出去能打得赢吗?既然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先天就比资本主义优越,他都不怕你,你为什么怕他呢?

  我们那时候有好几条路径可以提高英文,一个是跑到外文系图书馆借英文小说。记得有个同学问我:“你看了多少本?”我说看了二十本吧,他说:“二十本不够,得三十本。”后来我们发现,读英文小说不要看英美人写的,而要看其他国家的作品翻译成英文的,比如法国人大仲马、小仲马、莫泊桑的,或者俄国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那些作品被翻译成英文就容易得多。还有一条路,就是看英文杂志。联大有个杂志阅览室,国内国外的期刊杂志总有两三百种的样子,没事了就可以到里面翻一翻,跟逛书店一样,可以吸收很多东西。其中我有兴趣,而且现在还记得很清楚的,比如Apollo,关于美术史的,里面插图非常精彩——其实学校里没有美术史的专业课,可那种杂志阅览室里也有。还有一本杂志,名字是Etude,是法文的音乐史杂志,介绍很多古典音乐。有一篇文章给我印象很深,讲Schubert(舒伯特)的歌Erlknig(《魔王》),那是一个德国民间的传说。一个小孩病得很重,父亲抱着他骑马去看医生,晚上风吹得很紧的时候,忽然有一个魔王出现勾引那个小孩,后来那个小孩就死了。这个歌我在北京就知道,是歌德的诗,可是一直没找着,看见那本杂志上有,赶紧抄了下来。这些条件后来就再没享受过了。我在历史所那么多年,牌子也是“中国科学院”,按理说条件应当很丰富,结果反倒不如联大的时候。

  那时候英国领事馆离学校不远,领事馆里的阅览室可以随便进,一般只有三四个读者,而且阅览室的人挺殷勤,还给你倒一杯茶。1939年秋天,就在我离开贵阳的前两天,希特勒进攻波兰,二战开始了。英国领事馆里有各种英文的报纸杂志,当时我们对战局也很关心,常过去翻看。有一份London Illustrated News(《伦敦画报》)报道战局,有很多照片。1940年6月,法国投降,希特勒占领了巴黎,戴高乐跑到英国继续打仗,叫作“自由法国”(后来叫作“战斗法国”)。其实戴高乐在法国地位并不很高,原是陆军部一个局长级的人物,不过他提出一个新的战术观念很有名,认为未来作战主要是机械化的机动战,而不是像一次大战那样打壕堑战,挖个深沟,拥有机关枪把守敌人就过不来。二战时大规模使用坦克,可以到处跑,所以打的是运动战。德国打败法国以后有个“海狮计划”,准备过海打英国,先是大规模地轰炸,每天都是几千架飞机,连续轰炸了三个月,伦敦的居民都住在地铁里,那些情形《伦敦画报》上都有,有照片也有图画。当时英国只有八百架战斗机,数量上远远少于德国,可都是当时最先进的,一种喷火式spitfire,一种飓风式hurricane,性能非常优越。而且英国还有一种秘密武器是雷达,在“大不列颠之战”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所以德国终于没有能过海。这些都是我从领事馆的阅览室里看到的,一方面增加了实事知识,另一方面,不自觉地就吸收了许多现代报刊的应用英文。

  六、茶馆听吹牛,里根挂二牌

  我们那时候的生活条件极差,尤其教师就更艰苦了。以前那些名教授,比如冯友兰,战前一个月的工资有四五百大洋,在北京可以买一座四合院,战争爆发以后便每况愈下。从前都是用硬币,比如银元,上边有袁世凯或孙中山的头像,再比如铜板,不过都很麻烦,稍微多一点就很重,很累赘,而且非常脏。1935年,国民党政府请英国的专家李兹?罗斯来中国进行币制改革,改用法币(即法定的货币),由中央政府的银行统一发行纸币,全国通行。这当然比硬币优越,一开始很有用,而且打仗要用钱,钱从哪里来?票子一印就出来,所以国民党当局采取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印票子。可是老那么掏窟窿怎么受得了?1935年到1937年,国民党进行改革确实也在着力,因为知道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包括币制改革也是备战,但你不能一味地靠这一种办法。从1937年打仗到1938年、1939年,物价显著上涨,结果通货膨胀,导致整个经济崩溃,最后连吃饭都很困难了。

  吃也差,穿也差,住也差,一间茅草棚的宿舍上下通铺住四十人,颇有点类似我们上世纪七十年代五七干校的宿舍。不过打仗的时候生活不安定,有的人休学,有个别有点钱的人在外边自己租个小房子,还有的是根本就在外边工作,比如有人在外县教书,到考试的时候才回来,所以宿舍里往往住不满,但也有二三十人,很挤。我同宿舍里有位同学,是后来有了名的作家,叫汪曾祺。他和我同级,年纪差不多,都十八九岁,只能算是小青年,可那时候他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的蓝布长衫,扣子只扣两个,趿拉着一双布鞋不提后跟,经常说笑话,还抽烟,很颓废的那种样子,完全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派头。北大历史系的汪已经是助教了,也是这种作风。

  不过好在不要钱,上学、吃住都不要钱,学生每个月靠“贷金”吃饭,而且不用还,这和今天大不一样。假如那个时候要学费的话,我相信绝大部分学生都上不了学,不但我们上不了,就是再大的名人也上不了学,包括杨振宁。那时候教授钱太少了,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数学系主任,他一大家人,饭都不够吃的还上什么学?当年的艰难时世,恐怕是今天难以想像的。

  前边提到过,幸福最重要的就在于对未来的美好的希望,一是你觉得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一是你觉得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那时候也挺有意思,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生活非常之艰苦,可是士气却没有受影响,并没有失败主义的情绪流行,总是乐观的、天真的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而且胜利以后会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一个民主的、和平的、自由的世界,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最幸福之所在。

  联大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背井离乡,寒暑假也回不了家,一年四季都在校园里,而且因为穷困,吃喝玩乐的事情少有可能,只好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学习,休息时就在草地里晒晒太阳,或者聊聊天。昆明大西门外有一条凤翥街,街上有几十个茶馆,大家没事就到茶馆喝碗茶。其实喝什么无所谓的,很便宜,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一毛钱了,无非就是茶叶兑开水,有的人是真拿本书在那儿用功,但大部分人是去聊天,海阔天空说什么的都有。最记得有一次,我看见物理系比我们高一班的两位才子,杨振宁和黄昆,正在那高谈阔论。其实我们也没有来往,不过他们是全校有名的学生,谁都知道的。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了,黄昆又问以为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一副很不屑地样子,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这是我亲耳听到的,而且直到现在印象都很深,当时我就想:“年纪轻轻怎么能这么狂妄?居然敢骂当代物理学界的大宗师,还骂得个一钱不值?!用这么大不敬的语气,也太出格了。”不过后来我想,年轻人大概需要有这种气魄才可能超越前人。

  在昆明的时候时常看看电影,而且也不贵,一个月总可以看上两三次,昆明七年我大概看了总得有两百多场。当时有一家南屏电影院是新建的,设备很新,影片也都是最新的。记得每次演电影前先放一段国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大家起立,屏幕上依次放映国父孙中山、国家主席林森以及蒋介石委员长的像,接下来才是看电影。电影分为几种,一种是时事性的纪录片,比如隆美尔和蒙哥马利在北非的沙漠之战,再比如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片子也是马上就公映了。那次使我们非常惊讶的,就是罗斯福的衰老不堪。那年罗斯福才六十二岁,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应该是一个正当年的时期,可他简直衰老的不得了,简直就是九十二岁,和不久之前判若两人。果然,看了那片子以后没几天他就脑溢血,一下就死了。另一种是故事片,很多都是描写二战的,像《卡萨布兰卡》(当时叫《北非谍影》)、《魂断蓝桥》,再比如《东京上空三十秒》,那是顶新的片子,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第二年春天美国就炸了东京,电影里演的就是那次轰炸。还有一部电影讲二战海战的,看了以后我才知道,那些潜水艇里的人要时常照日光灯,补充一些紫外线。另一种就是文艺片,比如《简爱》、《乱世佳人》,还有音乐片,像讲斯特劳斯的《翠堤春晓》,音乐非常好,我看了三遍,可有的同学看了五六遍,里边的好几个歌我们都会唱。《葡萄春满》(New Wine),讲的是舒伯特的一生。还有《一曲难忘》(A Song To Remember),写肖邦的。演肖邦老师的是Paul Muni,演乔治?桑的是Merle Oberon,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演员,那个片子我也看了好几遍,就是喜欢听他的音乐。后来Merle Oberon和Laurence Olivier合演了《呼啸山庄》,Laurence Olivier和Joan Fontaine合演了《蝴蝶梦》(Rebecca),都是当时有名的片子。

  那时候的好片子非常多,里根的电影我看了几部。当时他是个二流演员,用京剧的行话来讲,是“挂二牌”的,当然还有“挂三牌”的,那就更不重要了。当时有个英国的著名演员叫Eroll Flynn,演了许多战争武打片,其中有一部叫《绝望的旅程》,里根就在里边给Eroll Flynn配戏。

  据说当时担任电影片中译名工作的是吴宓老师,不知确否,不过从某些片名来看,如《卿何薄命》、《魂归离天》(两辞皆出自《红楼梦》)之类,很像是吴先生的风格。附带说一点,当时的电影没有配音,有些同学就是去学英语的。我作为历史系的学生,也从电影里认识了一些具体的古代生活情况,如Laurence Olivier(奥利维尔)、Vivien Leigh(费雯丽)主演的Trafalgar(特拉法加)海战,Norma Shearer演的Marie Antoinette(中译名为《绝代艳后》,即法国路易十六的王后),这些文娱生活丰富了我们的知识。

  七、兼职做教师

  从1939年到1944年,对我是最困难的几年。抗战前在北京做中学生的时候,学校里一天吃三顿饭,一个月才花五块多钱,质量不错,而且可以敞开吃,1938年我在长沙上学的时候也是五块多钱,至少都是细粮。可是到1939年就不行了,物价飞涨,学校里吃饭虽然不要钱,可是非常之差,有点像我们上世纪六十年代三年困难期间吃不饱的光景。人的胃口毕竟有限,粮食定量就意味着限制你的口粮,西南联大的时候虽然没有定量,可大家都过去抢,不一会儿工夫就没有了。一直到1942年,我在外面可以找个零星工作兼差了,才算好一些。

  1943年读了研究生以后,我就在中学里做兼职教师,每月工资已是数千,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七八百元钱,每顿饭都自己花钱在中学里买,总算能吃饱一点了,只要不养家活口,生活还算过得去。昆明中学有好几十个,比较缺教师,几乎全让联大学生包办了,有的学生迫于生计,平时在外县兼课,到了考试才回来。年轻人精力充沛,而且可以“杀价钱”,工资压得比较低,加之联大学生的水平比当地高一些,所以学校里也愿意用。

  我们做研究生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不做中学教师,只有工学院的例外,他们可以下工厂,修公路、修铁路,或者修汽车,除此以外,我想大多数同学都在兼课,包括鼎鼎大名的杨振宁。杨振宁在联大附中教书,他的爱人杜致礼就是他班上的学生,后来他出国了,王浩就接手在那里教。当时不但是学生教,连联大的老师也在中学里兼职。我在好几个中学教过书,求实中学、五华中学、龙渊中学、昆华女中,教国文,教英文,也教过历史、地理,研究生的三年里基本没间断过。在五华中学教中文的时候,朱自清先生也在那里教一班,我教另一班,他的威望、名气比我大得多了,本来就是名教授和文学家,当然应当比我高明得多,所以我并不觉得泄气。闻一多先生也在昆明的中学里教书,学校当局知道闻先生是有名的诗人,所以给他的工资特别高,还特别给他一间房子,虽然现在看来也不觉得怎样,不过在当时就非常了不起了。

  八、恋爱?

  在恋爱婚姻的问题上,老一辈人和我们当时的年轻一代有很大不同。五四的那一辈人一方面是维新的,比如钱玄同,他的名字就是“疑古玄同”之意,对古代根本是怀疑的,可另一方面,他们的旧学根底都非常深,其中也包括了旧的思想。所以他们的婚姻大多是家庭包办,后来又讲婚姻自由、个性解放,对家庭包办的婚姻不满意,就另外找人结合。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胡适。胡适的婚姻是家庭包办的,虽然后来也另外有人,除了韦莲司可能还有别人,但他不愿意伤他母亲的心,始终保持着和江冬秀的婚姻。这是中国旧的伦理传统。郭沫若、鲁迅都是这样,虽然在外面又有了新的婚姻,原来包办的夫人还在,算是家庭成员。

  到了我们那一代,学校里没有规定学生不可以结婚,不过事实上不可能结婚。书还没念完,自己生活不能自立,怎么维持家庭?“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子谁个不善怀春?这是我们人性中之至神至圣。”(郭沫若译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序言)但我们那时候真正谈恋爱的人毕竟是少数,结婚的更是少有,总以为那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一般都是参加了工作,到二十五六岁,甚至三十多岁才结婚,而且很少有人在毕业以前就谈恋爱,女同学结婚的就更少了,或者结婚了就中断学业,做家庭主妇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有一本小说很流行,叫《青春之歌》,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至少我觉得那本书写得很不符合当时的情况。小说写“一二九”运动,写北大的女生,那时候北大女生才四五十人,就在马神庙的北大五斋,我两个姐姐都住在那里,我去过好多次,所以那四五十个女生我至少认识一半以上,可是没听说谁是结过婚的。男同学里也很少有人结婚,除非是从偏远地区或农村里来的,城市里长大的大都没结婚。可是书里写林道静不但结婚了,还和人同居,而且还换了人,那在当时简直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哪有女同学随便跟人同居的?后来我在联大见到有学生同居,大都是东北的。那时候东北已经被日本占领了,国破家亡,那些同学流亡在关内,自己没有安身的地方,所以两个人就找一个公寓住下来。可这是很少有的,一般的都不这样。一个人写小说,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经验写在里边,所以那些情节就显得太虚假,完全不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况。

  九、“天人交感”下人生观的转变

  我做研究生第一年读的是哲学,可是不久得了肺病,一犯起来就吐血,身体非常虚弱。那时候肺病非常普遍,大概很多人都有,不过没有检查出来,因为不犯病的时候和正常人一样。如果我不吐血,我也不会知道自己有肺病,也许是别人传染给我的,也许我还传染别人,这都不知道,没有隔离,也没有药,等于自生自灭。

  后来我才知道,吐血好像也并不那么严重。细菌把血管咬破了,所以就吐血,如果一个人失血不很多的话,没那么严重,吐血而死往往并不是因为失血,一般都是因为窒息,血出来的时候把气管给堵住了,那时是非常难过的,我很有体会。而且我得肺病还有个特殊经验,只要天气一变,比如忽然风雷交作,我就感到气闷压迫,开始吐血。有位同学跟我开玩笑,说:“你这是‘天人交感’。”《资治通鉴》里有一段故事,武则天的时候屡兴大狱,抓起人来就用酷刑。有一个人在监狱里受了很重的刑,结果出来以后能够预报天气。别人问他:“怎么会这么灵?”他说不是他灵,而是他的伤一变天就立刻有预感,所以预言非常准确。我想这是对的,我当时也是这种经验,天一变就能感觉到。

  我的遭遇还算不错,终于挺过来了,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幸运。物理系一个同学叫张崇域,他物理念得是最好的,后来还做了研究生。我相信如果他一直活下来的话,现在也该是物理学大家了,也会是诺贝尔级的,可是不幸后来得了肺病,毕业不久就死了,非常可惜。化学系有个小胖子叫陆钟荣,也是读得非常优秀,我们一起上过德文,毕业的时候得了肺病,眼看着他一天天消瘦下去,真是骨瘦如柴瘦得不得了,后来死了,实在太可惜了。他们那么年轻有才,如果给一个条件能够活下来的话,我想一定非常有成绩,可惜很早就去世了。

  毕业以后我念了三年研究生,起先受王浩的影响一起念了哲学,不过我没有念完,一是因为生病,半年没有上课,二是又受王浩的影响,放弃了哲学。王浩本科是学数学的,哲学念得也非常好,他认为,学哲学只有两条路走,一条路是从自然科学入手,特别是从数理科学入手,不然只能走伦理说教的路,比如孔孟之道,仁者爱人,但这些不是哲学,真正讲哲学一定要从自然科学入手。另一条路,就是得到一点哲学的熏陶,从哲学的背景改行搞文学。他这一点说得非常有理,西方的大哲学家大多是科学家出身,像近代的笛卡儿、莱布尼茨,当代的怀特海、罗素,还有列宁批判过的马赫、彭加勒,都是第一流的科学家。王浩是学数学的,当然可以搞“真正的哲学”,我没自然科学的基础,念了一年工科远远不够,心想还是不要学哲学了,学也学不好的。那时我正病重,于是找来一些文学书排遣,特别是英国浪漫派,雪莱、拜伦、济慈的诗歌给了我很大的影响。

  西方的诗歌和中国诗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往往都是长篇大论,一首诗就是一小本书,发挥一套完整的人生哲学,这在中国诗里很少见。英国十九世纪有两个重要诗人,Browning(勃朗宁)和Tennyson(丁尼生),一般的评价是Browning比Tennyson更高明,可我当时的感受是,Browning的诗歌虽然气势雄浑,但缺少人生境界的深度,在这一点上,Tennyson似乎更胜一筹,也更加让我着迷。Tennyson中年的时候写了一首长诗《怀念》(In Memoriam),怀念他死去的朋友,写得非常感人,系统地发挥了自己的人生哲学以及宗教信仰,而他之打动我的,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寄托,用陈寅恪先生的话讲,就是“畅论天人之际”。再比如,Tennyson八十三岁去世,他的最后一首诗Crossing the Bar几乎每个选本上都有,诗的大意是,那天早上他出港的时候赶上大雾,船出不去,直到中午雾气散尽才驶离港口,Tennyson联想到自己八十多岁了,人生快要走到尽头,驶离此岸的港湾,跨过人生的界线,之后,就可以见到“我的舵手”(即上帝),“I hope to see my pilot face to face when I have crost the bar”。这些诗我读过之后非常感动,而且非常欣赏这种人生观,觉得这才符合我的胃口,所以第二年又转到外文系念文学去了。

  我在外文系的第一位导师是吴宓先生,后来他去四川了,由美国人Robert Winter做我的导师。不过后来我也没有念好,因为我主要的兴趣不是文学研究,只是那些诗对我的思想有启发,觉着非常有会于心。我一直都这样认为,精神上的追求和享受,本身就是目的,不能太功利,比如念这个对我没多大用处,拿不到博士学位,也找不着好工作,那我就不干了。当然这样想也不算错,但那是另外一种作风。从中学开始,很多年我都不大用功,这大概与我自由散漫的习惯有关系,也可以说跟自己的人生观有关系。在我看来,读书最大的乐趣在于自己精神上的满足,这比什么都重要,而不在于是不是得到一种世俗的荣誉。假如不是很有兴趣,又要付出很大的牺牲,我觉得犯不上,或者说,太功利就丧失了自己的生命,反而得不偿失。

  1945年至1946年,正是我做研究生第三年,“一二·一”民主运动非常热烈,课也停了,学校里也乱,静不下心来读书写论文。1946年联大宣告结束,清华、北大回北京,本来我应该跟着回北京再写一篇论文,我想写一篇论叔本华,因为叔本华虽然是哲学家,可他走的是文学的路,我很有感触。可是姐姐写信说母亲随她在台湾病得厉害,以为快要不行了,我就去看她,等到可以回来的时候内战又打了起来,北上无望,所以研究生念了三年,最后也没有拿到学位。

  何兆武,《上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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