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清末民初的中国，有自由（下）

——共识在线第30期文字实录


　　放权的过程不能收，收的话人家会反的

　　主持人：孙中山在同盟会开始革命前后，有很多的立宪派转向革命派。

　　张鸣：不是倒向革命派，是立宪派参加革命，有的是联手，比如湖南的谭廷闿，但并不一定都是和同盟会联手。

　　主持人：立宪派为什么参与革命，立宪推行不下去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吗？

　　张鸣：他们一方面是立宪请愿，他们希望马上立宪，因为当时是十二年的预备期，觉得太长了，怕最后事情就黄了。当时摄政王妥协说要九年，但还是让预备立宪，还是没答应。再就是这期间当家的满人亲贵收权，都是你们几个亲贵：摄政王当家的时候25岁，请愿的时候也就是26、27岁，他的六弟载洵23岁左右，七弟载涛19岁，这三个人什么经验都没有，把大权都揽在手里，所有机会都尽可能让满人干，把汉人排挤，这样大家很失望，张謇是很温和的大资本家，他出北京以后从来没进北京，看到这个事情就去北京劝，但是也没用，所以后来他也革命了。他们所说的立宪也好，新政也好，改革也好，就是一个放权的过程，不能收，收的话人家会反的。

　　主持人：他的初衷是不是参加了革命之后，把清朝的命革了，还推行立宪？

　　张鸣：立宪肯定是要搞的，但是找不到君主了。辛亥革命之后谈判的时候也有方案说还是要搞君主立宪，袁世凯说我们还要让清朝去干，但是不给它实权，这边所有人都不同意，因为它已经失信了。那谁来当皇帝？说给朱元璋后代，但谁是朱元璋后代，但太多了。说找孔子后代，这很明确，但是孔子后代不干，谁能干？谁也干不了，那就没皇帝，找不到皇帝了，只好就袁世凯去当了。袁世凯其实不太情愿。

　　从另一方面来讲，当时立宪派觉得君主立宪不成，是因为没有经过后面的事。他不知道后面的事，觉得说不定我们弄个美国制度也行，美国制度在当时是最先进的，最有朝气，拿过来也行，大家也觉得可以，也没觉得怎么样。因为新政时期，很多事都是袁世凯干的，大家觉得袁世凯很能干，也是公认的，很多人就是觉得这个人没什么学问，但是有时候一想，他们说当头儿的不一定要很有学问，能干就行。

　　主持人：民国开始逐渐地有很多推崇共和的人提出学贯中西，但是从1929年开始，胡适、陈序经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全盘西化”，您怎么看？

　　张鸣：中国后来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是两个轨道都在走，全盘西化的人也是这样，包括胡适的全盘西化，他们也是要开窗户。胡适他们回国以后做的都是中国学问，他对中国学问是有全部的爱好的，但只是提出要引进学理而已，把自由主义的风尚和为人处事、生活形态引进来而已，并不是说要真的把中国文化全部都搞掉。对全盘西化的理解，我不认为是破旧立新的过程。至于说保守主义者可能连这些东西也受不了，反而不喜欢这种自由主义的态度，他们可能最反的是激进主义。在西化过程中尤其五四以后很多人是激进主义态度，说要把传统拔掉，比如，把中医废掉，然后废旧立新，把汉字干掉，把它罗马化--采用这样的方式，很激进的方式。提倡废汉字是钱玄同的意思，不是胡适的意思，胡适只是说白话文而已，并不是说就搞掉了，他是改良的方案，里面就有一个去旧鼎新的过程。保守主义最反激进主义路线，钱穆他们都是这样。我觉得各种路径的改造可以并存，并不是说谁非得就是对，谁非得就是错，大家讨论，这可能是比较好的路径。但是如果搞政治上是否正确，你死我活，你是我非，这就错了。实际上他们一直在做中国的学问，搞国库，如果他们不这么搞的话，研究中国的思想、文化、文学、艺术以及历史的学问永远也继承不了，永远是过去那一套。

　　蒋介石也想独裁，但他没这个能力

　　主持人：还有人觉得蒋介石当政的时候，他的统治方式在形式上看起来不是独裁，而在实际上却是独裁的。

　　张鸣：蒋介石的确是独裁，但是他限于能力有限，独裁的程度是比较低的。因为国民党内是一个庞大的派系网络，他只是一派而已，他在国民党的资历比较浅，靠跟孙中山攀亲，通过孙中山的威信，比汪精卫、胡汉民差远了，当时汪精卫、胡汉民他们叱咤风云的时候他还只是混子，所以他党内很难摆平，他的想法经常被推翻，所以他的独裁有限，因为他没有这个能力，他倒是想独裁，强人都是想别人遵从自己的意思。另外，国民党有一个欧化的结构，要不断吸纳欧化的人，就是受过外国教育的人，比如胡适、蔡元培他们这些人，这些人都是欧化的人，蒋介石特别烦五四，但是感觉他们的力量很大，比如蔡元培、胡适、傅斯年这些人，无法把他们铲平，到了台湾都是这样。不像老毛，不高兴就把你灭了，但是蒋介石做不到，所以他始终不可能把党内思想统一、权威统一。到台湾才勉强，在大陆的时候根本做不到。

　　主持人：您觉得他做不到是因为他的权力受限吗？

　　张鸣：一是权力有限，二是制度限制，国民党是一个宪政框架在这儿放着，这个框架阻碍了你这么做。

　　主持人：跟他个人有没有关系？比如说他的政治手腕。

　　张鸣：你也可以说他没有那么黑、那么狠，这应该是优点，那么黑、那么狠有什么好处呢？中国有一个不好的习惯，说要黑一点、狠一点，我觉得这是很不好的价值观，实际上不黑不狠的人才值得称赞。

　　主持人：再往前追的话，在帝制的时候也是很讲究宽厚。作为皇帝，大家好像比较喜欢宅心仁厚的皇帝？

　　张鸣：宅心仁厚的皇帝也很重要，大家需要这种政治面貌，但从明朝以后，这个变化是有的，皇帝的权威升高，皇帝的厚黑程度提高得到认可，这是有的。因为元朝是少数民族统治，可能比较野蛮一点，到了明朝，朱元璋是草根出身的人，就继承了文化负面东西多一点，所以明朝这个迹象比较重，到清朝的时候皇帝的一些限制就没有了，明清以后君主专制程度提高了。

　　孙中山和义和团都是暴力

　　主持人：曾经有人说加入同盟会，孙中山前前后后组织过多个不同的政党，他曾经邀请入党的要下跪，向他宣誓忠诚，但是黄兴反对，但是反对无效。有这个事儿吗？

　　张鸣：不是下跪，是同盟会转为中华革命党的时候。辛亥革命以后同盟会变成国民党，国民党貌似很厉害了，二次革命被袁世凯打趴下了，孙中山觉得失败原因就是党派分散了，所以重新搞了中华革命党，所有革命党人要向他宣誓，按手印，向他个人宣誓效忠，不是下跪，下跪大家更不干了。后来中华革命党变成小团体了，黄兴一直没有效忠中华革命党。从他搞中华革命党以后，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在中国都没有什么动静，后来不行，就把中华革命党解散了，悄然恢复到国民党，这也没有一个过程，中华革命党是无疾而终，再不要求人家这么干了，就算了。实际上孙中山有帮会倾向和集权倾向，当年搞兴中会的时候加入过洪门。组织秘密的、纪律严明的、忠于一个领袖的团体的确行动能力比较强，搞阴谋是容易一点，但是搞民主肯定不行。

　　主持人：您刚刚提到兴中会和洪门，在名称上受到国民同盟会的影响，国民同盟会、兴中会、洪门、义和团对孙中山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

　　张鸣：日本的影响很大，包括开始的时候他们的党徽、组织、服装都是受日本影响很大的，很多成员都是日本留学出来的。日本又是一个导师性的（国家），当时中国是学日本，毋庸讳言，近代是学日本，我们的现代化比人家晚了一截，这没什么可说的。日本人也愿意帮孙中山，孙中山脸皮厚，去就是要钱，人家也给他。今天要两千元，明天要五百美金，都是钱，他老是要钱，人家都给。包括黑龙会对他都有影响，日本也有民主的形象、有帮会的倾向也有军国主义的倾向，这些倾向在国民党身上都有体现，国民党也曾经想搞军国主义。日本人比较喜欢王阳明，王阳明在日本了不得，本来中国只有心学，没有阳明学的概念，日本有阳明学，我们把日本阳明学转过来，在中国也讲阳明学，尤其对国民党影响很大，要比对清朝的影响大。立宪党人也是受日本人的很大影响。至于义和团没有什么影响，他曾经在义和团期间，想在那边搞事，想搞起义，但是是在义和团之后孙中山的革命党才得到同情，以前在内地完全是没戏的，大家觉得你是一帮浑蛋。清朝在义和团的事情之后民心大失，因为朝廷一开始想过维新变法，后来不搞了，向后转，又利用义和团，后来发现它不行了，又把它抛弃了。最先剿灭义和团的是清军，一反一复，当时的老百姓觉得你不守信誉，这是很大的事情，清朝的威信一下坠到谷底，所以国民党受到同情。义和团本身对孙中山的革命党没有什么影响。

　　主持人：有人说孙中山还是要用暴力解决问题的想法跟义和团有关系。

　　张鸣：用暴力解决问题的想法多了，中国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想法，改朝换代都是这样，跟义和团有什么关系？而且义和团并没有想夺取政权，只是想帮忙，当然是以群众暴力的形式出现的。一般的改朝换代不是群众暴力，而义和团是动员起来大家都干，就像搞红卫兵一样，这是它的特殊性，但是孙中山的暴力跟义和团有什么关系？反正都是暴力。

　　洪门是帮会，国内的是两大分支，一个是青帮，一个是红帮，分为天地会、哥老会、三合会、三点会等等，都是红的，四川有袍哥，都是一个系统的，但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组织，都是各搞各的，甚至一个省都统一不起来。海外洪门也是各搞各的，因为是从内地移民过去的，所以把这个组织也带过去了，其实就是一些脱离土地的农民在寻求自我保护，寻求团结互助，一开始它不是反清复明，只因为清政府不允许这种草根的组织出现，而且搞不清楚它是怎么回事就镇压，一镇压就把性质变了，老镇压，就越来越邪，越来越反政府，所有人都想利用他，维新派想搞起义的时候也找他们，革命党也找他们，孙中山后来也利用洪门，后来海外洪门和孙中山闹翻了，因为一旦利用完了就不管了，所以洪门后来奉陈炯明为头儿，特别恨孙中山。

　　主持人：孙中山最开始革命的时候口号里也是有反清复明的？

　　张鸣：没有，帮会那时候没有反清复明，后来为了美化自己，写洪门三百年历史的时候有开始瞎编，一开始说什么少林寺等等，就是编故事，其实都是瞎扯。

　　主持人：孙中山有很好美好光辉的一面，但是也有一些有问题的事情，比如他那时候搞暗杀。

　　张鸣：你说孙中山光辉，他是第一个反清团体的首领，发动反清起义，第一任民国大总统，还要国共合作，从正面来讲都是后来人承认的。但是他在民国的时候评价不是很高，包括个人品行问题。他个人品行当然也不是太好，至少比汪精卫差，汪精卫无论是他的爱情、婚姻、操守都很好，长得又帅，所以大家都觉得很好。孙中山不行，孙中山差一点，但是他有他的特点，他很能演说，很能说服人，很多人跟孙中山谈了半天就被孙中山说服了，但是出门一想就觉得不对了。他是一个符号性的人物。

　　主持人：军阀混战的时候，在国内要站住脚要当将军或者督军，手里都要有实权，掌握军队，但是孙中山那时候长期在海外筹集资金，支持国内革命事业，他为什么在党内威信还能这么高？

　　张鸣：第一就是他能找到钱，国民党的同盟会期间他最能搞到钱，是大金主，海外大部分华人是两广和福建去的，只有同乡才能搞到钱，所以他才能搞到钱，黄兴就不行，黄兴是湖南人，湖南人在海外很少，基本搞不到钱。再就是他革命最早。第三是他能说服人，所以肯定他是第一号领袖。后来两湖的人也自己干了，辛亥革命就是他们自己干的，我也不要你的钱了，我自己搞钱。他们自己在这儿干，所以孙中山也不太清楚。

　　主持人：那时候孙中山在海外一心一意筹款？

　　张鸣：孙中山筹款都在广东、两广搞起义，不在两湖或者江浙搞，所以两湖和江浙的人都不太满意，所以都自己搞，比如徐锡麟、秋瑾他们起义都是自己搞的，两湖的辛亥革命也是他们自己搞的。

　　主持人：那他们的资金来源呢？

　　张鸣：他们比较窘迫，比孙中山钱少，辛亥革命起义的时候，刘公是襄阳大富商，留学日本，很有钱，他说要捐官，家里就给他们五千两银子。当时，革命党人费了很大劲整不到钱，突然来了一个人，很有钱，就先给他派了一个美女谈恋爱，最后美女也笑纳了，钱也给了他们，给了他们五千块钱，他们就有钱了，就买枪、子弹、弹药，制作旗子。后来他们的头儿，炮一响就跑了，把花名册丢了，被清政府捡走了，第二天就按图索骥抓人了，起义的士兵也不知道那个花名册有谁，所以大家就都干了。后来写历史的时候就写成是精心策划的，实际不是。这些人是平时做了（思想）工作的，里面有真的革命党，也有的根本不是，都是一块喝过酒，也说过一些话，真要是落什么罪名他们也都完了，所以他们就干了。其实也不是都干了，也就四分之一的人干了。关键是那个领导是清政府的头儿，炮一响就跑了。

　　主持人：暗杀的事情请您聊一聊。

　　张鸣：当时是两条路并行的，一个方面就是暗杀，他们是英雄史观很强烈的，说我不是要唤醒民众或者做动员工作教育你们，那是立宪派的事情，立宪派忙于启蒙教育，他们不屑于干这个事情。我们只要几个人起义了，干成了，大家就会跟着走，要不然就把头儿干掉。暗杀最著名的就是汪精卫暗杀摄政王的事件。

　　为了暗杀，革命党搞到了诺贝尔黄色火药，威力巨大，运到北京，陈璧君当时是拿着外国护照，弄一个照相馆掩护，安上炸药和引线，经过多方测量，发现摄政王每天沿固定路线上朝，他们就头天晚上在桥底下埋火药。那天晚上有一个居民跑肚子，有公共厕所又不想去，就跑到沟里方便，一蹲下，看到那个桥下影影绰绰，就提上裤子跑去报告了，这样就事发了，警察一来他们就跑了，大罐子就扔那儿了，警察取出一点，试了一下，发现非常厉害。汪精卫是准备要死的，因为引线是用电话线摇把子，不能太远，他们在那儿掘了一个坑，那个一炸，他自己也必死，好不容易争到这个位置。哥们儿当时确实是革命青年，临死前陈璧君说跟他睡一觉，他还没睡。后来按物找人，以人找人，蹲坑找人，这个铁罐子，一看是当地打的，就找这个铁罐子哪个铁匠铺，铁匠铺说是有这个人，说什么模样，画出来，按这个模样再找人，找照相馆，把汪精卫和另外一个炸弹专家给抓了，剩下的人都撤了。抓住之后，当时内务部尚书是肃亲王耆善和章宗祥审讯，看这两个人特别仗义，而且不怕死，特别有学问，很年轻，长得又帅，觉得很可惜，就没有杀。后来他们还搞过很多次暗杀。俄国也是这样，暗杀是英雄主义的行为，几个人拿手枪和炸弹，非常勇敢。

　　主持人：反而很崇尚这种行为。

　　张鸣：汪精卫那个时候在北京关押，很多人觉得了不得，女孩子特别想见他一面，特别了不得的。

　　当时军阀战争还是相当文明的

　　主持人：您曾经写傅作义守涿州的故事，当时著名的四场守城战役还有刘玉春守武昌、蒋士杰守信阳、杨虎城守西安。

　　张鸣：那个时候攻城手段有限，威力不够，所以如果城墙足够坚固的话就可以守。刘玉春是一支孤军，虽然当时武昌的城墙是最高最难攻的，刘玉春守城也没有希望，因为吴佩孚大势已去。吴佩孚这次失败是彻底失败，他以前失败过一次，后来他东山再起，但是东山再起的时候已经没有时间了，吴佩孚要有足够时间练兵才能成气候，他没有时间练兵。但是刘玉春是个例外，吴佩孚慧眼识珠把他提拔出来的，所以刘玉春特别感激，一定要守，大概扛了一个多月，这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他当时孤军守了一个多月，把他抓了以后，一派人就说他是反革命，要枪毙，因为当时国共合作了。还有一派就是老式军人，觉得他了不起，不能杀，各为其主罢了，所以后来把他放了。这个人还是很了不得的。

　　蒋士杰守信阳是抗击国民军，国民军是冯玉祥、傅作义他们系统的，信阳是个不大的城，国民军火力也不够，攻不下来，也是几次拉锯、几次反复。蒋士杰的部队都是大烟鬼，如果抽足大烟的话很厉害的。打大烟鬼军队得找到一个窍门，得找到抽烟的规律，后来张国焘的部队为什么能打败湘军，就是因为摸到了他抽烟的规律，抽烟的时候打，因为抽足烟根本打不过他。攻城的时候国民军不懂，几个月也没攻下来。后来也是协商才投降的。

　　杨虎城是打刘镇华，杨虎城是国民军系列的，是冯玉祥系列的，冯玉祥那时候被打败了，就溜到俄国去取经了。韩复榘他们就假装投降投到阎锡山部下，杨虎城就不肯投降，但是又弱，怎么办呢？只好守城。攻了三个月，城里饿死的人非常多。现在不可能有这个情况了。那个时候攻城主要靠炸药炸，守城的只要事先感觉好在哪儿能炸，就事先准备好，堵住就能把握住，或者事先挖洞，往里面浇开水和油，他们都干过。守城靠这个的话攻城就有难度，但是如果我能用炮把这个墙轰平了你就没戏了，就无法守了。后来抗战时期，重炮引进之后基本没有这种好事了，谁都守不住了，但是当时军阀混战，战斗力比较低。

　　主持人：炮也是德国先造的。

　　张鸣：后来自己也造炮，但是炮的威力没有那么大，准头也没有那么强，那时候炮兵是个技术兵种，需要有一个过程，北伐时代，俄国部队先到冯玉祥部队，发现中国军人很怪，炮是有了，但是他们不会用这个仪器，不会测。俄国人说这个炮你可以不看目标就打的，可以用仪器标尺测量，比如打几个地标标好了就可以打，但是中国军不会，他们就现教，这是一个过程，中国人对现代化武器有一个逐步熟悉的过程，但是当时还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才出现这么多守城英雄。

　　主持人：您讲傅作义守城的故事里也说其实攻城里已经有飞机了。

　　张鸣：奉军当时是最有钱的，所以有飞机、大炮、坦克车等等，全都用上了，但基本都不行，因为买的都是过时的。装甲车也不行，毒气弹也过期了，都用上了，都不行。军阀混战中很少有人用这个东西，当年这些老军阀打得还是比较文明，他们有老道德，毒气弹打得也不是你死我活。干吗玩命打？再就是双方之间家属不能动，不能要挟人家，打完之后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一般很少枪毙俘虏的，打得比较文明。用毒气弹还是第一次，而且被人骂得很惨。

　　主持人：当时还有停战，把城里居民都遣散了。

　　张鸣：对，他们是尽可能不伤及无辜，现在回过来看是相当文明的。那时候（战争）力度不大，真有人愿意看热闹。成都第一次巷战，这些老百姓搬板凳出来坐着，像看足球一样地看。

　　主持人：四次比较著名的守城战争中，疏散百姓的只有傅作义这一次吗？

　　张鸣：对。当时刘镇华的军队比较混蛋，刘是河南人，他们有一个地域纷争问题，河南人和陕西人是世仇，我也不知道怎么形成的，他们之间很早就有矛盾。两边人就有仇恨，所以对老百姓伤害很大，如果允许把老百姓放出来的话可能损伤没有那么大。所以刘镇华名声很不好。

　　主持人：您认为当时打仗还有君子遗风，这是什么原因？

　　张鸣：这也不好说他们怎么想的，第一次是有旧道德，他们认为我们都是绅士。因为清朝以前的武人是被人看不起的，好人不当兵的。但是清末有一个变化，都是绅士去弃文从武，拯救国家，后来新式军阀很多都是绅士变的，都是绅士去学习军事，他们是士大夫。再就是他们还是认为自己是民国，是共和国，双方之间的敌意不是那么深，虽然是打仗，但都是奉命而为，今天我打你，明天说不定我们就是朋友了，互相联合，都是为利益，双方之间从官到民没有什么敌意，不像后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你死我活，那时候没有这个概念，今天你们赢了，你们是主攻，我们先打，明天说不定就联合打别人去了，所以就用不着这么狠。

　　主持人：都是留有余地的。

　　张鸣：对，明天合作怎么办？

　　民国恰恰拥有我们缺少的自由

　　主持人：您最后再给我们解读一下您觉得真正的民国精神是什么？

　　张鸣：我不认为有什么民国精神，民国有自由，北洋时期自由度很大，国民党时期虽然有点压抑，但是基本大家还是自由的，心灵和思想很自由，政府或者权力对这个范围限制不多，这样人们的精神状态不一样。清朝的时候精神自由比较少，又因为是少数民族统治，压抑得比较厉害，但是一旦放了以后，大家的精神追求会迸发出很多能量，当然可能会做一些坏事。那个时候流氓土匪好像也想很精彩，干了一些事，像杜月笙这样的都很精彩，有些艺术家比如梅兰芳、尚小云他们都很精彩，这个时代就是特有的，下一个时代就没有了，唱戏的就可以奔着我的戏来，不想别的，不用想着会不会把我抓起来，只要把我的活干好了就行；那些流氓想，我不能老干坏事，得干点漂亮的事，我就可以参加慈善，干点仗义的事，就可以让人显得很多样性；搞文化的人只要把自己的东西干好，办杂志的就好好办杂志，教书的就好好教书，请你的人就多，你的价值就高了，文章也是如此。沈从文这样的刚到北京混的时候没有名气，都没有饭吃，后来他写了一封信给郁达夫，郁达夫一看这个小子很不错，就看他去了，他在北京冬天的凉炕上，捂着被子都快冻死了。郁达夫就带他去吃饭，给他点钱，他就立足了，就可以写文章了。国民党到台湾都是这样，流浪儿一支笔，偷几张稿纸，投稿就中了，几天下来不仅可以养活自己，也可以养活自己的弟弟妹妹。你有才华就有人要你，社会很重视这个东西。尽管逃难，大家也都要看点副刊，要有文学，文学本身就能换来钱，社会重视精神产品，重视人的自由灵魂。他会得到周围人的重视，就可以靠这个东西来谋生，混得越来越好。沈从文也没上过大学，什么也不是，后来还当了教授，现在根本做不到。沈从文的课讲得非常枯燥，但就是小说写得好，人家就要你。当然你留洋回来也行，但是你得有点本事，我到大学干不好了，不一定丢人，中学干不好去大学也无所谓，这个学校不舒服我转到另一个学校，转身就走，没什么羁绊。

　　这样的环境才可能出人才，人都是这样的，要有自由的灵魂。每个人都很有个性，有些个性可能有的人看着很不舒服，但是个性能够发挥的时候才有创造力，才能把他的创造力发挥出来，所以文化很灿烂，这点是很可贵的，是我们后来恰恰缺少的东西。你说民国精神，这个不是全体民国人的精神，但是民国恰恰有这个东西，不管怎么战乱破坏，只要有这个东西就不一样。西南联大，什么设备都没有，就一个草棚子大学，但是出了这么多人（才），就是因为学问是人创造的，精神产品是人创造出来的，只要人有这个精神就可以干出这个事来。也不是说那个时候就没有内部斗争和蝇营狗苟的事，都有，但是我们现在是只有蝇营狗苟，没有了创造精神和自由灵魂，这就完蛋了。不能说那个时候也有这种事，那个时候就啥也不是，不是的，那个时候也有这样的事，但是人家有另外的更好的东西，可贵在这个东西上。

　　主持人：您刚刚说的这些，跟美国精神相似吗？

　　张鸣：自由都是一样的，我觉得不是说美国不美国的，中国的知识分子自由精神就有士大夫精神和士大夫气质，王国维、陈寅恪这样的人都是美国精神吗，陈寅恪还去过美国，王国维还没去过，你说他的精神不自由吗，实际他是很守旧的，但他也是很自由的。只要你有学问就可以干，环境允许你这样，这样才可能有文化的辉煌。

　　主持人：最后请张老师给共识网和中国的年轻人说几句寄语。

　　张鸣：追求自由是人的天性，不管现在有没有自由，我们要争取有一个自由的环境，让我们的灵魂能够在这个环境中自由地飞翔。

　　张鸣，共识网 2013-07-04